但是我们在工作、学习、待人接物中，却常常依从情绪的摆布，头脑一发热(情绪上来了)，什么蠢事都敢做，什么蠢事都做得出来。比如，因一句无甚利害的话，我们便可能与人打斗，甚至拼命(诗人莱蒙托夫、普希金与人决斗死亡，便是此类情绪所为)；又如，我们因别人给我们的一点假仁假义，而心肠软，犯根本性的错误(西楚霸王项羽在鸿门宴上耳软、心软，以致放走死敌刘邦，最终痛失天下，便是这种柔弱心肠的情绪所为)；还有很多因情绪的浮躁、简单、不理智等而犯的过错，大则失国失天下，小则误人误己误事情。事后冷静下来，自己也会感到后悔。
因此，如果想要取得卓越的工作成就，就先要学会控制情绪，会自控的人才能实现他控。
做领导绝不情绪决策
所谓情绪决策就是指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不够理智与冷静，而是从一时冲动、个人喜好等来决策。这是做领导最忌讳的一点，也是情商不高的表现。
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种了一棵15年的老枣树，不料秋天的一场暴风雨把这棵树连根拔起。全家人又重新栽好它，可惜冬天一到，枣树不仅树叶掉得精光，连树皮也一块一块地脱落，好像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父亲刚好想弄些柴火，就把它锯断了。
到了春天，他惊异地发现，树桩上又萌发了一圈嫩芽，新绿新绿的。于是他很后悔地说：“我以为这棵树死了，但现在才知道，它还活着，早知道我真不该锯掉它。”
我们不要在情绪不佳的时候做出消极的决策，更不要在得出这种结论后进行任何重大的行动。因为人在情绪不稳定时做出结论，多半会在日后付出惨重的代价。企业家背负着整个企业的命运，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更应该想办法冷静下来，在冷静下来之前，不要做任何重要的决定，这才是明智的。
但依然有的领导喜欢一生气就拍板“就这么定了！”，须知这背后隐藏着多么大的隐患。
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首先必须认真考虑决策所依赖的事实依据。事实是指决策对象客观存在的情况，包括决策者对这种情况的客观了解和认识。事实是决策的基本依据，而领导个人的喜恶与情绪绝不能替代实际情况。在决策中，只有把决策对象的客观存在情况搞清楚，才能真正找到目标与现状的差距，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否则，如果事实不清楚，或者在对事实的认识和了解中掺进了个人偏见，不管是说得过好还是过坏，都会使决策失去基本依据，造成决策从根本上的失误。这种情况在实际中并不少见。
古时候，在现今山东省邹县一带曾有一个名为邾的小国。这个国家的将士所穿的战袍，一直用帛为原料。
因为用帛缝制的战袍不结实，所以邾国有个名叫公息忌的臣属向邾君建议说：“做战袍还是以丝绳作原料为好，战袍耐用的关键之一在于缝制必须严实。虽然用帛缝制的战袍从外观上看也很严实，但是由于帛本身不大结实，我们只需一半的力气就可以把它撕开。如果我们先把丝绳织成布，再用丝绳布制作战袍，即使你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撕它，也不能把它撕破。”
邾君觉得公息忌的话很有道理，但是担心一时找不到这种原料，因此对公息忌说：“缝制战袍的人上哪儿去弄那么多的丝绳布呢？”
公息忌回答说：“只要说是国君想用丝绳布，老百姓还有生产不出来的道理吗？”邾君看到改变邾国多年沿用的以帛做战袍的传统并不困难，于是说了一声：“好，就按你的想法去办吧!”随后邾君下令全国各地的官府立即督促工匠改用丝绳布做战袍。
公息忌知道邾君的政令很快就要在各地施行起来，所以叫自己家里的人动手去搓丝绳。那些因为公息忌在君王面前露了脸而妒忌他的人，看到公息忌家里的人又走在别人前面搓起丝绳来了，于是借故到处中伤他说：“公息忌之所以要大家用丝绳布制作战袍，原来是因为他家里的人都擅长制作丝绳的缘故!”
邾君听了这种说法以后很不高兴。他马上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各地立即停止丝绳布的生产，还是按老规矩用帛做战袍。
邾君没有看到决策后的效果，仅以一些流言蜚语来决定政策的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
判断一个领导的言行是否正确，不能以某领导自己的好恶为标准，而应该看一看它是否符合全公司的整体利益，以及是否具有卓越的市场价值。
或许我们能够从伟大领袖邓小平身上，学习到作为一个卓越领导者应具备的冷静头脑。
1989年是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一年，在这一年，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种种情况表明，似乎共产主义要被资本主义代替，所以西方政治家在这一年忙得不亦乐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得意忘形地叫嚷：“在过去的一年，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摆脱了共产主义统治，而跨入了民主政体的门槛。”也许是巧合，1989年中国也是风波骤起，搅乱了改革和发展的步伐。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美国对中国的状况肯定不满意。它急忙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中断了与中国的高层接触和一些大的经济技术合作项口，试图使中国屈服。
中国没有变，中国没有软，中国也没有乱。这使西方很惊奇。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专稿说：“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曾认为，中国在‘六·四’后，经济有崩溃的危险，国内外投资会下降，经济改革进程会后退，劳动力大军会感到不满和不合作。”“但这些情况一个也没有发生。”
当时，面对严峻的形势，是仍然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是集中力量开展“阶级斗争”？国际国内都在关心中国会不会改变，会不会倒退回去。
邓小平的意志是坚定的，危难时刻方能显出伟人本色。
他在关键时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冷静地提出处理问题的方针和策略。
他指出：“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是要出现的。”“苏联动乱我看也不可避免。”“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
“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
针对西方国家对华态度，邓小平冷静地指出：“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
多么清醒而睿智的判断，没有冷静的分析，就不会有正确的决策。因此，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者，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遇到多么危急的情况，都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决策。
成功管理你的上级
一个人出生到成熟，甚至是死亡，都有自己的上级——不同阶段的上级也不同，一个高情商的人会主动寻求管理上司的方法。
做学生时，老师就是你的上级；走出校门，做了普通的职员，部门主管是你的上司；拼命努力，做了主管，经理是你的上级……
许多人都爱挖空心思地琢磨怎样管理下属，却不费点精神想想怎样管理我们上级。这确实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对上级的不了解将直接导致你晋升无望。
情商的高低在管理上级的问题上可见高下。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在军事上最倚重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军事天才朱可夫，另一个则是苏军大本营的总参谋长华西里耶夫斯基。
斯大林在晚年逐渐变得独裁，“唯我独尊”的个性使他不允许有人比他高明，更难以接受下属的不同意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这种过分的“自我尊严”曾使红军大吃苦头，遭到了巨大损失和重创。一度提出正确建议的朱可夫曾被斯大林一怒之下赶出了大本营。
但有一人例外，他就是华西里耶夫斯基，他往往能使斯大林在不知不觉中采纳他正确的作战计划，从而发挥着杰出的作用。
华西里耶夫斯基的进言妙招之一，使是潜移默化地在休息中施加影响。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华西里耶夫斯基喜欢同斯大林谈天说地地“闲聊”，并且往往还会“不经意”地“随便”说说军事问题，既非郑重其事地大谈特谈，也不是讲得头头是道。由于受了启发，等华西里耶夫斯基走后，斯大林往往会想到一个好计划。过不多久，斯大林就会在军事会议上宣布这一计划。
华西里耶夫斯基在和斯大林交谈时有时会有意识地犯一些错误，给斯大林充分的机会去纠正错误，表明其英明，然后把自己最有价值的想法含混地讲给斯大林，由斯大林形成完整的战略计划公开“发表”。斯大林的许多重要决策就是这样产生的。
朱可夫的失宠与华西里耶夫斯基的得宠不得不说是个关于管理上级能力的差别。
朱可夫与华西里耶夫斯基的差别显然不在“智商”上，要知道既然被称为“军事天才”，就不是一个笨脑袋可以达到的，但朱可夫的情商在此显得不够应付斯大林的个性。关于管理上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要的目的是要了解你的上级的目标、压力。这样你可以得心应手地与他交谈，因为你知晓他的希望与动力。
上司的长处和弱点。了解这些可以帮助你适应他的领导风格与相处模式。比如一个喜爱追求细节的上司，你给他的报告就可不厌其烦地细议，因为他要的就是追求细节。反之，一个性格喜爱关注大局的上级，他大概欣赏的是三言两语把问题讲清楚的下属。
了解上司的领导风格。要清楚地知晓你的上司爱听口头汇报，还是喜欢一个人花时间看报告，这也很有必要。
了解上司的性格特征与兴趣爱好。这样便于你和他的沟通，使之能够有效交谈，同时容易寻找出共同的交谈话题。
管理上级是门大学问，当然远不止以上几方面，如果你是个有心人，自然会发现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