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京城之后，翁伟昂一下飞机就约了王真吃饭详谈。也就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王真才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给他了这个面子。
如今的王真已经是正厅级干部了。在这京城里这个级别虽然无足轻重，但是王真可是部委里的正厅级，再加上他是高干子女出身，世居京城，这个分量就更重了。由于实行审批制，所以翁伟昂在这盘根错节中，如果没有他这位京官同学地指点与疏通是万万不行的。
想想十几年前他在西江市宴请王真这位京城来客时，自己已经是副处级了，他的心里就多少有点失落。如果他一直在体制里熬下去的话，凭他的学历和能力，这十几年下来，他也早就是正厅级了吧？没准都已经是省委常委了！
然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不想后悔，后悔了也没用。他只是和王真以及他的老同学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而已。虽然“道不同”，但是在这个普遍联系的市场经济中，却必须“相为谋”。而且为了“天将降大任于”他这个“斯人也”的使命，他必须得拿出跑步前进的劲头来才行。
几天下来，在王真的疏通和翁伟昂跑步前进的劲头下，他的“大任”已经有了眉目，这终于使他可以松一口气了，于是就想满足一下自己到京城这几天来，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心愿。
原来这几天翁伟昂只要一闲下来，脑海里就总是浮现出他在来京城的飞机上做的那个梦。那个梦里的情景那么得清晰，就仿佛他亲身经历过的一样。于是他的心里就突然冒出来了这个心愿，那就是想到恭王府去看一看。
恭王府位于XC区，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1852年恭亲王奕訢成为了这个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称也由此得来。恭王府历经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所以就有了“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翁伟昂在京城上大学时就听王真说过，在***、谷牧两代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下，恭王府将要腾退修缮然后对公众开放。八十年代初的恭王府旧址，是个被8个单位割据，数百户居民聚居的大杂院。后来翁伟昂毕业离京后，就再也没有关心过这个事情。
在宴请王真和王真聊起了他在飞机上做的那个梦时，他顺便问起了修复恭王府的事。王真告诉他说，那些单位居民早就搬迁了。1988年恭王府花园就对外开放参观，但是要完成恭王府府邸的修缮工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这要花大量的钱，而且还要修旧如旧。慢工出细活，所以恭王府的府邸直到现在还没有对外开放。
尽管如此翁伟昂还是决心要去恭王府花园看一看，因为那里可不是只出过恭亲王一位大人物，最初建设那个传奇地方的可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和珅。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在乾隆皇帝面前红得发紫的文华殿大学士和珅，相中了这块四周萦水，遥接西山，而且又离“皇上家”不远的风水宝地，遂以高价购买下这里的多处房产。开始在这东依前海，背靠后海的位置修建了豪华宅第，时称“和第”。
可是好景不长。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在位六十年，禅位后又继续训政三年，当了三年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归天。实际行使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长寿的皇帝。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皇帝驾崩的次日，嘉庆皇帝就褫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
抄了“和第”后，估计和珅贪腐的全部财富约值白银八亿两，大约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的财政收入，所以民间就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同年正月十八（1799年2月22日），和珅被“赐令自尽”。而“和第”，则被赐予了“爱豪宅不爱江山”的嘉庆胞弟，庆亲王永璘所有。
咸丰初年，内务府把庆王府从永璘后裔的手中收回。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帝将这处豪宅赐给了恭亲王奕?，这就是今天的恭王府了。
当翁伟昂来到位于风水宝地什刹海地区的恭王府花园时，不禁想象起了当年占地6万多平方米的府邸和花园的堂皇庄重、优美繁华。
当年在这王府、贝勒府扎堆的什刹海地区，恭王府以其富丽堂皇而被称作“城中第一佳山水”，更因其堪比故宫的府邸建制而声名显赫。
若是在以前，翁伟昂那阶级斗争的潜意识，一定会将恭王府的奢靡批个体无完肤，但是在他追寻过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后，却对恭亲王的认识就比较客观了。因为正是恭亲王奕?，推动了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洋务运动。而当时领导中国开始了对外交往工作的，就是奕?主持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翁伟昂游览恭王府花园时正值盛夏，走了一阵后就全身大汗淋漓了。再加上这几天在跑步前进的节奏下，疏通各路关系不免有些身心俱疲，头有点犯困，于是就在恭王府花园里的一处茶室坐下来，打算休息一会。
他要了一碗大碗茶，喝了半碗，就靠在高背藤椅上一边乘凉，一边小睡了过去。于是他的意识流又驾驭起了脑海里的时光机，穿越到了130多年前的晚清时代。
他仿佛看到了当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位于北京城东华门外东堂子胡同，与神机营衙门毗邻，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设立的，专门处理洋务，类似于今天的外交部，但是要比外交部的权力大得多。而神机营是明朝永乐年间创建的京军三大营之一，也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火器部队，担负着“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任，是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
神机营是当时的军队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为了能够保证长时间持续射击，通常使用“轮射”战术。清代沿明制，设火器营常备于紫禁城，皇帝巡行时扈从。鸦片战争后建立的神机营俗称洋枪队，是一支装备洋枪、洋炮的近代化军队。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入口处是一座四柱三楹的琉璃瓦大牌坊，牌坊的匾额上有“中外禔福”四个大字，坊下有鹿角栅栏，白天开晚上合。牌坊的对面是一面大照壁，一般衙门的二门分左中右三扇，高官显贵走中门，侍卫仆人走两侧，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二门则是三间敞厅，不设中门，为的是方便各国公使和随员一同出入，大堂和司堂飞檐斗拱、翘角吻兽、琉璃瓦绿，比六部衙门略显气派和现代。当年李鸿章在拜谒过两宫皇太后的第二天，就遵懿旨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拜谒恭亲王奕。
恭亲王奕时年三十五岁，早早地就硕身玉立在台阶上迎候李鸿章。奕的下巴刮得光溜溜的，显得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他足踏簇新的厚底乌靴，头戴织玉草缨枪大帽，帽子上镶有一颗红宝石和五颗东珠，帽后拖着一支翠森森的三眼花翎。这东珠在满语里被称为“塔娜”，清朝将产自于东北地区的珍珠称为东珠，用于区别产自于南方的南珠。东珠产于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流域，其质地圆润硕大，色泽晶莹透澈，得之不易，弥足珍贵。
清朝统治者们将东珠视为珍宝，用以镶嵌在表示权利和尊荣的冠服饰物上。皇后、皇太后的冬朝冠，缀饰的东珠与珍珠约300颗，冠顶东珠13颗，珍珠51颗。余如耳饰、朝珠等，也用东珠镶嵌，以表示身份并显现皇家的权威。
身为皇室宗亲和掌权大臣，恭亲王奕的服饰和举止自然都出类拔萃。他穿着的石青色官服缀着五爪团龙补子，两肩各绣着一团行龙，由于不留胡须，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份儒雅干练，显得既高贵，又有朝气。
李鸿章看到恭亲王在此迎候，连忙快步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行了参拜大礼，朗声说道：“在下李鸿章参见恭王殿下。”
恭亲王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一面将他扶起，一面从头到脚仔细打量。只见李鸿章长身鹤立，胸前垂着半尺胡须，由于常年带兵风吹日晒，脸色略呈古铜色，双眸中透着精明。
大清疆土幅员辽阔，中央大臣和封疆大吏几年都难得一见，全国的联络沟通全靠驿传奏折。通政司的两千多个驿站，七万多个驿卒忙忙碌碌，无论天寒地冻还是酷暑骄阳，每天都得把成捆的谕旨和邸报发向全国各地，再把各地官员的奏折公牍传至朝廷。恭亲王笑道：
“阁下建功社稷，功勋卓著威名远扬。本王读了你许多奏折，却是只见其字不见其人，今日幸会，见阁下果然是一表人才。”
“王爷代天子治国，替两宫皇太后分忧，是我朝当轴宰辅。鸿章每次接到谕旨，都知道筹划提调皆出自王爷之手。王爷理政井井有条，鸿章敬佩得五体投地。”尽管李鸿章比恭亲王年长十岁，但在位高权重的恭亲王面前他的分寸把握得很好。
恭亲王与李鸿章联袂步入堂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堂屋是五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南面是光明透亮的支摘窗，窗下有花梨木马鞍式条案，上面摆满了卷宗，条案旁有两张花梨木官椅，北面墙上开着六扇花格子纱窗，窗下围着一圈棕色牛皮面维多利亚式洋沙发，东壁有四座紫檀木书架，旁边立着一个四尺高的大地球仪，西壁有两架文杏十景橱窗，橱窗内陈放着精致的瓷器古玩，橱窗旁有一座西洋大自鸣钟，地上铺着五彩波斯地毯，可谓是中西合璧，富丽堂皇。恭亲王亲自给李鸿章到了一杯龙井茶，全然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落座之后对李鸿章说道：
“李大人，你我二人虽是初次见面，却已神交多年。同治三年（1864年）我领衔上奏朝廷，力主师洋人之技，制洋人之器，培育西学以图自强。我记得那份奏折就附有阁下致朝廷的大函，函中的惊人之语本王记忆犹新‘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阁下一语切中时弊，令人深思啊！”
李鸿章惊讶于恭亲王竟能将他几年前写的奏折中的句子背下来，感叹道：
“王爷天资聪颖、博闻强记，鸿章受宠若惊。那几行文字，鸿章本人都不能记得一清二楚了。”
“向泰西各国学习是当务之急。中国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所以朝野愚昧，上下浑蒙，殊不知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直至泰西各国兵戎压境，才知道自己是个泥足巨人，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他们一味指责朝廷丧权辱国，却不知朝廷在列强面前也是不得不委曲求全、左右逢源。以中国现在的实力与列强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其辱。”
李鸿章顺着恭亲王的话附和道：“王爷所言极是。下官也确实以为，中国正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列强环伺，孤掌难鸣，万不能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所以应趁敉平捻寇之后的承平之时，中外相安之际，推行和戎外交，同时抓紧时间兴办洋务、富国强兵。”
恭亲王点了点头赞道：“说得对，自咸丰七年（1857年）时起，我就奉皇兄之命天天与洋人打交道。依我看，泰西各国之所以强，强就强在轮船、兵工、机械、铁路等洋器之上。曾国藩、左宗棠，还有你和丁宝帧等疆臣都主张兴办洋务，师洋人之长技以制洋，但是朝廷里的大臣们可不这样想啊！尤其是皇亲国戚，大都抱着祖宗陈规不肯放，以为祖宗之法乃万古不变之法。他们不但恨洋人，而且恨洋务，说我这是要以夷变夏。别看我是皇室宗亲金枝玉叶位居当轴，可推行起洋务来也是阻力重重，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皇室宗亲里就有人骂我是‘鬼子六’。前两年总税务司赫德给朝廷递了一份说贴，名为《局外旁观论》（1865年）。建言我朝参酌各国公法推行新政，在水陆舟车、工织器具、邮政电传、银钱钱庄、军械兵法等方面效法泰西各国。去年英国公使威妥玛也写了一份说贴，叫作《新议论略》（1866年）。劝我朝借助洋人之力，在沿海各省修筑铁路架设飞报（电报），开办西医院、洋学堂，兴办五金开采煤矿，如果款项不足，可以向泰西各国银行借贷。这位英国公使还对我说，各国代谋工商事宜，不仅于我朝无损反而有益。虽然对各国也有益，但对我朝却有大益，可以说是互利互惠。我朝若能允许各国商人来华谋求商业，投资建厂，定能保我朝之富平。这富平一保，自主之权自然可以永保不移。可这两篇说贴均出自洋人之手，所以朝廷中就有人疑神疑鬼，总认为洋人们心怀鬼胎、另有图谋（阴谋论）。”
恭亲王说的这两篇说贴，朝廷都曾经抄发六部和外省疆臣，要求文武百官参酌建言。李鸿章也曾读过这两篇说贴，深有感触就写了一份师洋人之技以图自强的条陈，可后来剿捻的军情紧急，就顾不上这个议题了。此时听到恭亲王重提这两篇说贴，他很感兴趣，可在皇亲国戚和朝廷大臣们都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他也不便贸然表态，就明知故问道：“恭王可知廷臣们都有何议论？”
“还不是大都认为洋人们居心叵测，表面上阳托友好之名，暗地里阴怀侵略之计。尤其是老七，铁嘴钢牙，执意反对。可我到认为洋人洋务有可取之处，华洋通款互市是大势所趋。筑铁路、架飞线、开矿业、办西学，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李鸿章听到恭亲王这么说时立即谨慎了起来，因为恭亲王说的这位老七可不是平常人家的老七，那可是皇家的老七。这位皇家的老七，就是在晚清历史中赫赫有名的醇郡王奕譞。
说醇郡王奕譞赫赫有名，并不是因为他做出了恭亲王那样的业绩，而是他独特的个人历史。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的异母弟弟。更关键的是他的大福晋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这就使他嫡生的第二个儿子成为了后来的光绪皇帝，而他庶生的第五子摄政王载沣的儿子，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1850年2月咸丰皇帝登基时，十岁的奕譞按例封为“醇郡王”。在咸丰年间奕譞在政治上并不突出，但咸丰帝驾崩后，奕譞积极配合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并亲自捉拿了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再加上他娶了慈禧太后之妹为嫡福晋，所以慈禧太后开始重用奕譞。
“七王爷有何高见？”李鸿章小心翼翼地问道。
恭亲王快人快语、口若悬河地说道：“老七说，修筑铁路必然需要大量征用农田，迁移臣民们的祖坟，引发民怨，破坏风水。而架设飞报，上天入地，横冲直闯，地脉断绝，还得添购打报机，这有利于洋人传递消息，却使我朝的六百里快递相形见绌。洋人们的商轮兵船和工厂全都要烧煤，可中国绅民们大都就地取材，以木制炭烧柴取暖，大兴土木筑铁路千里运煤，实乃为洋人谋利，中国无利可图。至于办西学，老七倒没说什么，可是朝廷里科举出身的官员们却议论纷纷，都知道八股文无用，却宁愿抱残守缺。你我都认为章句小楷用处有限，但这科举是中国历朝抡才取士的规制，无数莘莘学子都指望着这一条路步入仕途。不废是抱残守缺，废又困难重重，发一道谕旨容易，可这天下的秀才举人们立马就会到各地的学政衙门滋事。说句不中听的话，这章句小楷八股文，就像小脚女人的缠足布，又臭又长。依我看，这八股文和缠足都是你们汉人的陋习。我们满洲女人自古以来就不缠足。缠足女的小脚伤其天形，兽蹄般的难看，可这千百年来你们汉人的文人墨客却恬不知耻赋诗夸耀，说什么‘起来玉笋尖尖嫩，放下金莲步步娇’，听说还有什么‘品莲’的龌龊事。”
李鸿章的脸色不知不觉地红了起来，因为他的夫人也是缠足女，但奕是王爷权臣，哪管他的脸色，只顾着自己说得痛快：
“所以顺治二年，朝廷下谕旨严禁缠足，康熙元年再下诏，违者罪其父母。结果闹得物议沸腾，朝廷总不能把缠足女的父母都送进大牢吧？谕旨形同虚设，这就叫法不责众啊！结果康熙七年不得不颁旨免禁。科举制、圣贤书可比缠足陋习难缠多了，两朝先皇煌煌圣谕都废不了缠足陋习，现如今一道谕旨就能废的了科举？”
李鸿章正发愁如何作答时，好在恭亲王又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赫德就是洋人，也是我的朋友。我信任他，所以奏请他出任我朝的总税务司，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顾问。就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说我将大清海关交给洋人管理，无异于让洋人管着中国人的钱包。可是这总税务司是我朝最有效率的衙门，而且也是最清廉的衙门。大清有十五个海关，洋人出任了十四个海关税务司，关税收入都是年年长。只有这个粤海关是我大清的官员出任海关税务司，每年只上交朝廷一笔固定税款，其他的都进了私人的腰包。所以我准备把粤海关也交给洋人料理，免得税官们再在关税上揩油。
我朝的王公大臣们虽然满口的仁义道德，可是做起事来却是只讲利不讲义，宁可去做损人不利己的蠢事。洋人做事讲契约，虽然谈判时铢锱必较，但是做起事来言必行、行必果，既讲利己又讲利人。威妥玛的说贴《新议论略》讲的就是互利互惠，把洋人之利放在中国之利中，把中国之利放在洋人之利中。皇兄在世时最恨洋人，平定太平军时江苏巡抚奏请借用洋将管带常胜军，可皇兄断然不肯让洋人掌控中国军队，就是因为不肯将洋人之利放在中国之利中。皇兄大行后，我主理军机处，立马借用洋将，结果怎样？前几年华尔战死沙场，还有一百多洋勇为朝廷效力殒命，你奏请为华尔建祠堂，为洋勇刻碑，我转呈两宫皇太后也允准了。华尔和洋勇是雇佣军，为银子打仗，却为朝廷出了大力，这就叫寓洋人之利于我朝。”
恭亲王侃侃而谈，乍听起来都是在粉饰洋人贬低同胞，也难怪皇亲宗室里有人骂他是“鬼子六”，恭亲王的头脑里确实有很多被皇室宗亲和士大夫们视为歪理邪说的思想，但李鸿章明白这恰恰是恭亲王的过人之处，因为他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方风起云涌的年代。恭亲王反复提起的那位大名鼎鼎的总税务司赫德，其实也是李鸿章的朋友，这个英国人成为了中国十九世纪东西方文明既冲突博弈，又学习交流的典型代表。
第二十八章资本的进化与博弈
在中国的十九世纪，大清帝国的海关其实是一个被逼出来的机构。自明朝以来，中国政府执行的就是“片木不得下海”的闭关锁国政策，所以不需要海关，也没有多少外贸的税收。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被迫开辟，自然就有了设立关卡的必要，英国人提出由他们来管理来往之外商、外贸，所收得的税金用来支付战争赔款。朝廷官员一听就乐了，反正都是外国人的钱，收进来再付出去，好像是无损帝国的买卖，于是就有了让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
1846年，在上海外滩（现在的外滩汉口路）出现了一个用铸铁栅栏围起来的大院子。门口盖了一个中国式的牌楼，上写“江海北关”，专门办理外国商人的进出口税务。1858年，朝廷又准奏在广州设立了第二个海关。赫德是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他19岁时就从英国来到了中国。先在宁波、广州领事馆当翻译，后来被聘为广州新关的副税务司。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为人自制、沉着、圆通，又熟悉官场礼节和中国士大夫的习气，因此深得清朝大臣们的好感。他跟当时最重要的掌权大臣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相从甚密。
1863年，28岁的赫德被任命为中国的总税务司，并在这个职位上一口气干了漫长的45年（1908年离开中国，职务保留至其去世）。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不平等条约和赔款，还有对外贸易的扩大。同时也给了大清帝国朝廷一个意外的惊喜，原本不起眼的海关居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在英国人赫德地治理下，成为了大清帝国最重要的经济机构和财政来源之一。在赫德上任的时候，总税务司署所辖新关已达14处，几乎遍及所有的通商城市，雇佣洋员400人，华员约千人，已是一个庞大的行政部门了。海关税收在1861年达到496万两，1871年为1121万两，到1902年已达到3000万两，是清朝中央政府最稳定、可靠的财源。
在建关的前5年，海关就为清政府偿还了《北京条约》规定的1600万两英法赔款。在战乱时期，海关为朝廷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支持。太平天国战乱时期，赫德甚至亲身参与了对常州的攻城战役。他跟李鸿章并肩骑马站在高坡上，目睹了戈登的“常胜军”攻进了城门。
那时候的中国海关在名义上虽然归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但实际上从人事到运作管理，全部操于赫德之手。海关主权的旁落，看起来是清政府最突出的无能证明，也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耻辱记录。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委靡腐败的晚清行政体系中，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却也是最有秩序和效率的一个政府机构。他引进了整套的英国行政管理体系，无论行政组织、人事管理，还是征税章程都置于一个严格、统一的体系之内，海关的财务制度也是由英国财政部官员协助制定的，数十年里很少发生舞弊行为。海关各部门的主管人员，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的还是博士、硕士。
清朝官员的俸禄很低，所以官员的主要收入都是依靠职权滥取于民，因而形成了无数的官场陋习和潜规则，而那时的中国海关实行西方的公务员薪金制度，待遇很高，但不能额外支取费用。很多评论指责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力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并不完全准确。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在行使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中国海关成为了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政府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为清朝中央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赫德管理中国海关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们对中国海关运行的扰乱。
可以说从那个年代起，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农牧文明，就不得不对来自于西方的工业文明打开了大门。与东方农牧文明以自然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不同，来自于西方的工业文明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基础，而这两种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东方农牧文明的进化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所以进化的速度很慢。而西方工业文明的进化是以资本为基础的，所以进化得很快。人类进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生死博弈的过程，资本的进化也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博弈。进化必然带来博弈，而博弈又促进了进化，并且决定着进化的方向。然而这个过程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总是美好的，因为既然有博弈，那么就必然会有成功和失败，而成功者又必然是少数。
“我带你看一样东西。”恭亲王的一句话打断了李鸿章的思绪，恭亲王将茶杯放在桌上，说罢起身引领李鸿章进了侧厅。只见侧厅的长案上放着一只皮箱。恭亲王打开了箱盖，露出了两台用各种线圈铜钮连接在一起的打报机。恭亲王指着这两台洋机器对李鸿章说道：“这是同文馆的一位洋教习送来的，叫铁线传书打报机（莫尔斯电报机）。洋人们就靠着这种机器万里传书一瞬可达，可咱中国人声光化电的学识有限，都想象不出来这么一架离奇古怪的玩意儿就能把书信发送到万里之外。所以洋人们为了在中国架飞线电报，可费了老鼻子劲，最后只能哀叹咱中国官员的声光化电学识，连洋人小孩子的水平都不如。洋教习说，这个打报机是一个名叫莫尔斯的洋人，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发明的，按说也已经三十多年了。泰西各国早就有了飞线电报，到如今就连倭国都有了，可唯独咱们中国没有。据说英国已经把水线（海底电缆）接到了新加坡和香港，法国竟然把水线接到了咱们的藩属国越南的顺化，俄国也把旱线架到了乌里雅苏台。我决意效仿泰西各国，架飞线通电报，若中国财力不足，就让洋人们来投资。李大人，你有何高见？”
李鸿章又接到了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一方面重视商业的洋人们亟欲在中国架飞线、开矿业、办工厂谋利，由于这些事都涉及中国主权和各方利益，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而抱残守缺、死要面子的“饱学之士”和既得利益者们，又大都认为洋人们心怀觊觎，所以举国上下一片抵制之声；另一方面恭亲王位居中枢，常年与各国公使们打交道，确实比国人们更了解东西方风起云涌的现实，再加上恭亲王身为皇室宗亲和当朝同治皇帝的亲叔叔的身份，说起话来无所顾忌，因而他必须谨慎作答：
“鸿章才疏学浅，也未曾亲眼见识过铁路。只听赫德与戈登等洋人谈起过，一列火轮车可以牵引运送数千担的货物，且日行千里，远比畜力优越。但是本朝确实没有能够修筑铁路的工匠，眼下内乱初平，朝廷财力有限，确实得从长计议。中国农家数千年来，都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商贾大都只是经营小本生意，投资铁路需要募集巨额资本，岂是我朝的那些小商小贩们能够承担的起得。泰西各国都是重商之国，资本充沛，机制商品量大价廉，而铁路最适合于贩运机制商品，所以得大利者必然是洋人。至于飞线电报如何使用，鸿章也不得而知，若匆匆操持，自然得从泰西各国聘请洋匠，这事权仍然会落在洋人手中。朝廷派员随同蒲安臣出使欧美，不妨让他们沿路考察，写成说贴，送朝廷和疆臣们议决，然后再办不迟。鸿章到以为开采五金矿藏是当务之急，几年前曾国藩大人和下官奏请朝廷兴办江南机器总局和金陵制造局，效仿洋人生产枪炮子药。可如今沪、宁二局所需铜铁煤炭均购自海外，万里贩运损耗高、花费大。鸿章以为中国地大物博，泰西各国地下蕴藏五金煤炭，中国地下也必然有。如若就近开采，既可解沪、宁二局的燃眉之急，亦可使百姓立业、藏富于民。至于开西医办西学，鸿章以为都可先行先试。但凡引进洋人资本，必然涉及我朝利权，而我朝财力有限，利权又盘根错节，还请王爷与朝廷权衡利弊。总而言之，鸿章以为师洋人之长技，补中华之短绌，必定是利大于弊。”
恭亲王听到李鸿章这样说，略略有点失望，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朝闭关锁国太久，眼下确实没有通洋务，懂铁路飞报的人才。我授美国公使蒲安臣秉权大臣之权出使欧美也是迫不得已，派志刚和孙家谷随同前往也是赶鸭子上架。无论是用赫德，还是用蒲安臣，都只是权宜之计，迟早都得用中国人。但是臣民们不知朝廷和本王的苦衷，诽议云云、谤言纷纷，而我只能咬紧牙关，纵然是落下骂名也得过了这一个个的关啊！”
说到这里，恭亲王奕的眼眶稍稍湿润，声音也有点哽咽，他心底的委屈不知不觉中流露了出来。李鸿章心中不忍，连忙说道：
“朝廷既然允许列强公使驻京，那么我朝也理应向泰西各国派驻公使才对。”
恭亲王掏出手帕，擦去眼角的泪水，答道：
“本王何尝不想啊！但朝廷大臣们可不这样想，再说两宫皇太后也不同意，都说泱泱中华历来是万国朝觐之邦，哪有向夷国派驻公使的道理。岂不是华夷倒置、乾坤倒悬，既坏了祖宗成法又向洋人卑躬屈膝，混乱礼仪风俗，有损儒士清白。有些饱学之士还搬出来了二十三史，说中国史书记载的使节只有苏武、班超、富弼、洪浩这四人。班超通西域，建功立业是仅有的一个。苏武出使匈奴，持节受辱十九年。富弼两次出使契丹，受到了百般刁难。洪浩出使金国，被质留了十五年。虽然都青史留名，可也是潦倒悲壮啊。所以王公大臣士大夫们都以出使列国为凶险之事，仿佛是受到了罪责被流放到蛮夷之地一般。再说就算派去了，能不能不辱使命还真说不准。”
李鸿章听罢不禁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多年来坐镇上海和与洋人打交道的听闻让他明白，外面的那个世界生机勃勃、日新月异，中国与列强之间国力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可这朝廷中的王公大臣“饱学之士”们却抱残守缺、迂腐固执，而莘莘学子和黎民百姓们还浑浑噩噩，整天盘算忙碌着自己的小日子。以至于像恭亲王这样励精图治的皇室宗亲、掌权大臣，都有苦难言、步履维艰。他虽然原助恭亲王一臂之力，可是又不能不顾及恭亲王与两宫皇太后，以及七王爷之间微妙的关系，所以恭亲王与他畅谈洋务，反而使他不得不越发谨慎起来。
“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都是朝廷花了大价钱的，如今办得怎样？”恭亲王突然问道。
“江南制造总局由丁日昌督办，韩殿甲总办。花费了六万两银子从美国购进制器之器，又收购了上海的美商铁厂，目前已经初具规模。现设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铸铜厂、熟铁厂，轮船厂，翻译馆也在筹办之中。金陵制造局由英国人马格里总办，马格里精通器械，曾在常胜军中效力，已能生产前膛枪、劈山炮和枪子、炮子。此次淮军剿捻所用的军械子药都由沪、宁两局供给，但是所用铜铁煤等各项工料均购自海外，再加上生产制造均由洋匠主持，所以花了大银子。中国现在有了制器之器，但是尚缺制器之人。”李鸿章答道。
“淮军西式兵法、军器精良、战绩彪炳，令旗营和绿营大开眼界，领军大臣们吵吵嚷嚷，都想办机器局。但朝廷库银捉肘，我思忖着先在天津再办一局，专为旗营和绿营供应枪炮子药。届时还要烦请你推荐精通洋务的能员出任津局总办，并从沪、宁二局抽调一批精明强干的工匠。”
“鸿章谨遵王爷之命，为朝廷效力。”
“你是功名鼎盛的疆臣，见过大世面，又刚拜谒过两宫皇太后，这阵子京城里的王公大臣们正对你刮目相看。你难得来京，就多待些日子，给他们开导开导，让他们长长见识，他们的脑子都快生锈了。”
“鸿章怎敢开导王公大臣们，臣不过是顺应天时，更得朝廷鼎力提携，不敢贪功。”
恭亲王笑道：“你别看这些王公大臣们一个个装模作样，不过是草包多能员少而已。旗人自称奴才，汉人称臣，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可这二百多年来旗人汉人都被皇上宠坏了，现在是奴多才少啊，尽是些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之辈，难得可堪大用之才。旗人我就不说了，可如今这绿营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朝廷以绿营为骨干，先后派遣了四十万绿营兵作战。在往后的大小平叛中，绿营也是我军中的主力。可到了乾隆爷阅兵时，所见已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到了此次镇压太平军之时，绿营上阵一触即溃，朝廷幸得湘军和淮军勇猛，所以本王决意裁减绿营，余者渐次装备西式兵器，习西式兵法。”
恭亲王是龙子龙孙掌权大臣，言辞间透着皇族的傲慢和少许轻狂。李鸿章不好附会，只是静静地听着，因为这恭亲王提到的绿营，是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清军入关以后，清廷为了弥补满军八旗兵力的不足，遂招降明军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残部组建起来的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兵，渐渐的成为了清军正规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营完全由汉人充役，以步兵为主，也有部分骑兵和水军，到了嘉庆年间全国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
清朝沿袭“世兵制”，父死则子继。当时的八旗兵以旗人（军户）世代充任，凡族人男丁“人尽为兵”，“三丁抽一”，留家者为余丁。绿营兵则一人当兵，全家编入军籍，父在子为余丁，父死由子替补，世代以当兵为业，军籍由兵部统管，不入民册。到了清朝中后期，由于长期未经战事，加上绿营内部的贪污腐化、徇私舞弊，绿营兵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到了太平天国起义时，绿营兵遇到战事一触即溃，这才给了曾国藩的湘军和他的淮军以机会，也才有了他今天的地位，所以他实在不好表态。
恭亲王走到大地球仪旁，轻轻转动地球仪，说道：“中国向泰西各国学习是个大题目啊！就说这个地球仪吧，洋人发明了经线和纬线，绘出的地图各个港口都可以精确标注。可咱们的老祖宗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派上大用场，绘出来的地图找不到港口的具体方位，只得利用山形、水势和星辰来标注。直到现在，很多饱学之士都不相信地球是圆的啊。”
这时镀金大自鸣钟发出了悦耳的钟声，恭亲王掏出怀表对了对，然后对李鸿章说道：
“李大人，待会我要见俄国公使，改日请你到我府上品尝满汉全席，咱们再叙一下。”
听到恭亲王这样说，李鸿章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了恭王府的奢华景象。他知道那大名鼎鼎的恭王府位于北京前海，原为乾隆帝宠臣和珅的私宅。和珅因犯贪污罪于嘉庆年间被抄家处死后，此处私宅便赠给了嘉庆皇帝的弟弟永璘作为府邸。咸丰帝登基后，恭亲王就成为了这个宅子的主人。他知道恭王府富丽堂皇，在京城仅次于紫禁城。能够到恭王府做客，一来是他的荣耀，二来也是开开眼，顺便琢磨一下他老家合肥的府邸应该怎么重建，这剿灭捻军之后，也该惦记一下自个的事情了，于是拱手道：
“谢王爷。王爷俯瞰天下，所言都是大智大慧，鸿章受益匪浅，改天再到王爷府上拜见，在下先告退了。”
李鸿章辞别恭亲王，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来后擦了擦汗。此时他的内心中，早已经没有了“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气。
拜谒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的经历告诉他，推行洋务在中国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而是一条暗流涌动、危机四伏、荆棘丛生的漫长险途。一方面推行洋务在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东方大国中，必然阻力重重，触动各方利益；另一方面这个洋务也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事物，这个洋务本身就处于日新月异的巨变之中。
在上海的阅历使李鸿章感受到了世界的巨变，可这皇城里的人，除了恭亲王外又有几个人能够感受到呢？而皇帝年幼，两宫皇太后又深居宫中，这孤儿寡母不但要治理这么个泱泱大国，又得平衡和提防着各方势力，又如何能够尽心尽力地推行洋务呢？
正当这个曾经鼎盛一时的东方农牧业文明帝国，在推行洋务的道路上蹒跚而行时，西方世界正风起云涌。在英国伦敦，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在资本和科学知识推动下的西方工业文明，又将掀起第二轮工业革命。与此同时美国在结束了南北战争后，走上了国内重建之路，RB也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从而将这个古老的、自以为是的东方农牧业帝国越甩越远。
不知不觉中翁伟昂已经醒来了，他将剩下的半碗大碗茶一口气喝完后，在恭王府花园里一边游览，一边想着心事。
他觉得此次来京的使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但是在继续北上，到东北寻找姚姬，还是直接返回特区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思忖再三，最终对自己说道：“还是先回特区吧，也该去看看她们了。”
翁伟昂在从恭王府花园出来时，看到大门口的小贩在叫卖木刻的福字。那个小贩口若悬河地用京腔吆喝说，这个木刻的福字是金丝楠木的，挂在家里既可以求财又可以辟邪。翁伟昂不知道金丝楠木的真假，但是看到那个桃心形的福字上下用红绳编了挂钩和穗子，看起来很是喜庆，于是就掏钱买了一个。一方面留个纪念，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确实要来点求财辟邪了。虽然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他现在已经有点不得不相信命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