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钰走上典礼台时，翁伟昂望着她穿着短裙和高跟鞋的身影，竟然有点想入非非、神不守舍起来。“女人啊！果然是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他在心里嘀咕道。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电子科技行业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杨柳吐绿，春光明媚。在这充满勃勃生机的季节，在这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南海之滨，在这即将跨入21世纪，迎来千禧年的特殊一年，我们红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珠海软件开发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了！此时，我们感受到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的各位领导和远道而来的合作伙伴们，对红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片盛情。为此，我代表红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全体员工，向莅临今天挂牌典礼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电子科技行业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现在有请红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翁伟昂先生致辞。”
当翁伟昂在恍惚中听到了李钰请自己致辞时，猛地从那想入非非、神不守舍中清醒了过来。他本能地站起身来，向典礼台走去。他已经多年没当领导了，竟然有点紧张起来。但是他毕竟是曾经当过领导的人，所以当他站在典礼台前时，仿佛在这一瞬间，他又回到了十年前。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关心下，在各位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下，在各位专家的悉心指导下，在各位同事的紧密配合下，我们红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珠海软件开发中心，终于正式挂牌成立了。这在红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即将重组为红宣高科股份公司，并开启IPO进程的特殊阶段，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我真诚地感谢相关政府部门、证监会、保荐人和各位股东对我公司的重视和信任!真诚地感谢我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我公司重组和上市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感谢你们给了我们公司和我本人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将秉持博采众长、合作共赢的理念，力争为我国电子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相信有各位领导和专家的悉心点拨，以及广大同仁的热情参与和鼎力支持，我们一定会实现预期目标，一定会取得IPO上市工作的圆满成功!
最后，祝各位领导、专家和同仁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情愉快，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翁伟昂在掌声中结束了他的致辞，当他环顾会场时，他的目光仿佛在人群中找寻着什么。“她们会知道这一切吗？”他又回想起了江春敏和卫芸分别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样想到。
志得意满和往事不可追，这两种强烈的感觉在翁伟昂的心头冲撞，然而更使他感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还是他的世界观。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但是这句圣人言对他来说完全不成立。在他三十而立的那一年，他放弃了他曾拥有的一切，冲出了那个小城故事。十年后，到了他本应四十而不惑的这一年，他的心中却充满了疑惑。
四十而惑，这正是翁伟昂那时所面临着的最大问题。所以他没有兴致继续应酬，也没有心情参加午宴，就对文幻和李钰说他要去广州办一件重要的事，请他们两人主持中午的宴会。典礼一结束，他就脱去西服，解下领带，驾车向着广州方向扬长而去了。
在这十年间，说起这类“真实的谎言”来，翁伟昂已经面不改色心不跳了，更何况他真的觉得到了必须重塑自己的世界观的时候了，他觉得他的世界观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就像人类历史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到现代，从愚昧到科学，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过程那样，这显然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进化论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表述。大到星球、星云，小到分子、原子，再到动物界、植物界，以及人类社会莫不如此。
在宇宙中体积较大的星球会吞噬掉周围的天体，或是用引力俘获较小的天体，使其围绕着自己旋转。在大自然中动物们依赖食物链生存和繁衍，因而必须为了生存繁衍而竞争残杀，这就是丛林法则，所以翁伟昂觉得自己已经是进化论者了。
当他尝试用进化论的观点去重塑自己的世界观时，他渐渐洞悉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脉络。很显然，当原始人学会了使用工具和生产劳动，走上了文明的进化道路之后，这条文明之路并不平坦，充满着血腥、暴力、斗争和博弈。
当人类最终进化到了大自然的食物链顶端，并且掌握了通过生产劳动和发明创造改造自然的能力后，人类与动物界以及自然环境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大问题了，于是人类社会内部的战争就成为了人类社会进化的主题。
在这十年的孤苦生活中，翁伟昂读书无数，正是有浩瀚的书海相伴，他才挺过了这么多的凄风苦雨。他发现对人类历史而言，战争曾经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主要形式，所以一部人类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
人类战争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当人类自相残杀的方式进化为了战争行为以后首先在氏族部落之间进行，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又逐步发展为了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并最终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比如在中国远古的传说中，炎帝和黄帝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他们是起源于SX省渭河流域的两个血缘关系相近的部落首领，后来两个部落之间发生了战争，在阪泉之战中黄帝打败了炎帝，此后两个部落渐渐融合为了华夏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被称为汉人，并繁衍融合为了现代的汉族。可见战争虽然是残酷的，但在人类历史上却扮演着推动人类社会进化的角色。
战争促使了国家的出现，所以从国家这一人类上层建筑的主要形式出现的第一天起，国家就具有了战争职能。人类国家间战争最初是为了赤裸裸的抢劫而进行的，目的是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食物等天然资源，或者是为了抢夺妇女和奴隶。
后来随着人类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出现，商品交换和货币也相继出现，并转化为了最初的农牧业资本。这时国家间的战争也不再那么赤裸裸了，渐渐地多了一些技术含量，对资本和工业资源及市场的争夺，渐渐成为了国家间战争的主要目标。
战争的经济目的从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就一直存在着，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这种经济目的的考量，越来越成为人类战争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与部落之间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到了奴隶社会以后，奴隶制君主之间进行战争的目的，已经进化为了争夺奴隶、抢劫财宝和兼并土地。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封建制君主进行战争的目的，则进化为了吞并对方的国家，占有对方的资源，并通过统治对方的人民以实现永久剥削的目的。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类战争主要使用原始的武器，所以在军事上被称为冷兵器时代。
当中国的五大发明三大商品传入西方后，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浪潮的推动下，迅速进化到了工业化时代。当人类开启了工业化时代以后，西方列强发动殖民战争的目的，已经进化为了通过扩张势力范围抢夺工业原材料资源，并通过占领市场倾销工业产品这一新的阶段了，随之而来的则是工业条件下越来越惨烈的热兵器战争。所幸的是当人类间的战争行为越来越残酷时，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资本的进化和博弈开始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这终于使人类文明的进程，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翁伟昂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古老的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清皇朝的和谈大臣被迫和来自英国的洋人，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时，就鸣响了古代中国衰落的悲歌。昔日的天朝上国，不得不承受一段被世界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历史。但也就是从那时起，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开启了悲壮曲折的抗争和探索之路。然而这个伟大复兴，又将是一个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
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时的大英帝国，工业革命已经进入到了后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将还陶醉在手工业辉煌中的大清帝国远远甩在了身后。
在资本驱动下高速转动的大机器生产，其生产效率远远超越了中国庞大而落后的手工业生产。当西方世界的工业商品被源源不断地从一座座工厂里生产出来之后，必然需要寻找越来越庞大的海外市场。就这样在战争和资本的循环冲击下，全球化运动将世界各国的距离越拉越近，世界版图也被不断地改写。
当西方世界正在进行着这样一场正在改变人类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时，东方的大清帝国还在昏昏欲睡。在十八世纪末还占据着世界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三分之一，并在国际贸易中数百年来一直处于顺差地位的中国，必然会成为了世界列强垂涎已久、耿耿于怀的扩张和征服的目标。
当1851年，大英帝国女王维多利亚在伦敦海德公园为第一届万国工业博览会剪彩，来自世界二十多个率先开启工业化进程国家的工商界、政界的代表人物聚集在一起，展示了上万种工业商品和进步成果时，维多利亚女王以万国博览会的形式取代了喜欢搞万国朝贡的中国皇帝，而享受着至高无上的荣耀。此时的英国已经取代了衰落的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法国、普鲁士等国也奋起直追、紧随其后。可是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击的清朝政府和中国各界并未觉醒，还是沉睡在昔日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
自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秦王朝就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模式。此后的二千年虽然也有过分分合合，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灵魂中了。可是这个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又使中国人容易产生盲目自信、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惰性，完全没有把欧洲的那些茸尔小国放在眼里。
虽然翁伟昂也深受大一统国家观念的熏陶，但他还是研究了那些茸尔小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强大的原因。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使得中国的国家形成要比欧洲坚固的多，因此国家形式变化较少。而欧洲的茸尔小国林立，就使得欧洲的国家形式多样化和法治化。
虽然古代中国也曾经出现过法家学说，但是在漫长的封建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孔道佛思想。虽然经历了多次的外族入侵和改朝换代，但所有的最高统治者都维护着中国大一统的国体，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除了中华文明的兼收并畜、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外，也许就是中国所处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了。
翁伟昂认识到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二字并不是来自于中国帝王们的狂妄，而确实是来自于地理优势所带来的地缘政治优势。
欧亚大陆是一个完整的大陆，地中海地区和以中国、印度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占据着欧亚大陆的左右两端。这两个人类文明的发源地通过辽阔的欧亚内陆地区连接了起来，从而使这两个人类文明能够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被海洋隔绝在美洲大陆和各个海岛上的印第安人和土著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只能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缓慢进化。
在东亚地区诞生了中国，在地中海地区则诞生了罗马帝国，但这两个国家的命运却完全不同。中国绵延数千年而滔滔不绝，而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再也无法复原了，根本原因就在于地理条件上。
中国的东南部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在西北部则是茫茫的戈壁荒滩。在人类还未开始远洋航行的冷兵器时代，这一天然的地理条件使中国占尽了优势。
由于东南部漫长的海岸线是天然的防线，在长达数千年的冷兵器历史中，中国的统治者们不用担心来自于海上的威胁，所以可以致全力于西北方向对游牧民族的军事防守上，并苦心经营冷兵器时代的防守绝技——万里长城。
翁伟昂觉得中国历朝历代对长城的修建和防守，使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城池，所以古代中国就像是由万里长城和漫长海岸线围合而成的一个巨大的农耕城市国家。
显然在这样一个半天然、半人工的闭合圈里，想不形成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都难。再反观罗马帝国的版图，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翁伟昂在研究过罗马帝国的历史和地中海的地图后认识到，虽然罗马帝国在其最强盛时将地中海变为了帝国的内海，但其外围没有任何天然的战略屏障，更没有修筑万里长城的自然条件。
这就使得罗马帝国在抵御游牧民族的冲击时首尾不能兼顾，天长日久、年复一年必然精疲力竭。而地中海作为其内海有利也有弊，利的是商业，弊的是专制统治。
地中海的开放性使得欧洲人民民风强悍，商业习惯又使欧洲人民颇有权力意识，内外交困之下罗马帝国的崩溃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地中海的开放性地理结构，使发育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天然就蕴含着民主的基因，这必然决定了这一地区国家的进化，将要走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的道路。
虽然不搞西方那一套的说法给翁伟昂的脑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为了建立完整的世界观，他还是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的历史，这使他了解到西方国家的历史开始于古希腊。
地中海的地理开放性，使古希腊从一开始起就形成了城邦民主体制，这些城邦国家一直延续到被强大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为止。
在希腊城邦时代，社会上的自由人会被授予公民权力，这为西方社会播种下了民主的基因。相比之下，罗马帝国没有采取直接民主，而是由君主体制发展为了共和体制，由罗马贵族掌控的元老院享有国家最高权力。
罗马帝国的崩溃使得帝国土地被贵族们分割，这就使得欧洲国家的权力被封建化。这些贵族扮演着领主的角色，人民需要向领主宣示效忠以获得土地和政治权力，这样每一个领主所拥有的土地，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个小的诸侯国了。
这就形成了中世纪欧洲国家，由封建诸侯和国王组成的不稳定的国家结构。国王虽然是形式上的政府首脑，但却没有绝对的权力像他们的中国同行那样，进行中央集权统治，这种情况使得国王们的决策必须得到领土内每个领主的同意。
更麻烦的是，罗马天主教会总是打着上帝的旗号与国王们争权夺利，可这恰好给了资本在夹缝中成长壮大的机遇。当资本的力量壮大到能够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时，国家的游戏规则就被彻底改变了。资本的进化与博弈必然使其争夺国家的权力，而一旦国家权力被资本化后，资本的进化与博弈又会在国家间竞争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翁伟昂认识到，由于人类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不同，人类各国对于国家概念的理解也有很大的不同。国家和个人是两个相互依存的概念，国家依其大小不同而由数量不等的个人组成，而人类作为群居性动物，其每个成员都必须从属于国家，对国家高度依存。
当西方世界率先进化到了民主国家阶段以后，与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相比，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已经从人身依附进化为了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国家需要众多的个人支持而存在，而众多的个人又需要国家的组织和保护。
维系着国家和个人关系的两大要素是法律和资产。法律决定了国家的上层建筑，资产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基础。这就引出了所有制问题。
以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的优点是可以集中国家资源办大事，同时也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原则。缺点首先是容易造成贪污腐败，因为存在着公私界线的划分问题和利益的诱惑，所以古往今来还没有那一种制度能够彻底杜绝贪污腐败的发生。
其次则是与贪污腐败相比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也许影响更大的一个缺点，那就是低效。长期以来如何激发公有制体制的活力都是一个大问题，道德说教的效果很难评价，再说道德说教也是有成本的。而如何使公有制体制跟上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环境也是一个大问题。
公有制体制下事前审批、事后审计、责任追究的体制，从防范贪污腐败的角度讲是必须的，但又肯定会带来效率降低，防贪防腐成本高昂的问题。
私有制的缺点很明显，贪婪和唯利是图是私有制的硬伤，但私有制的优点也同样明显，那就是私有制更符合动物精神，可动物精神恰恰是人类精神的基础和核心。
就像所有的生命形式一样，生存和繁衍始终是生命的主题，而生存和繁衍本身就为私有制的存在提供了伦理上的依据。所以在私有制下贪污腐败的问题会被淡化，因为公与私的界线很容易划清，公有财产的诱惑力也会相对下降。低效的问题迎刃而解，不会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意外收获则是人类的创新能力被大大地激发了，社会生产成本也会显著下降。
曾经有过公有制身份，如今在下海潮中已经成为了一位民营企业家的翁伟昂觉得，绝对地否定公有制或是私有制都是不可能的，折中的方法是将两者的优点相结合，并对两者的缺点加以限制。这就要求一个国家的总资本，能够在国家和个人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和流动。
第六章解构与重建
在解构自己旧的世界观，并为自己重建新的世界观的过程中，翁伟昂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西方世界的那些蕞尔小国们，确实是在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核心环节上超越了大一统的中国，因为他们在国家和个人间创立了一种新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进化形式——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家也好，资本家也罢，经营企业都是以赢利为经营目的的。现代企业的出现是人类商品文明资本化的必然结果，因为现代企业的出现填补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空白。
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虽然需要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但这个变化是长期的、渐进的，不可能跟着市场变来变去。而个人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个人一方面力量渺小，另一方面人数众多、需求各异，这就客观上需要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形成企业组织，为国家和个人创造财富，满足人类生存、繁衍和文明进化的需要。
西方世界的崛起，正是由于其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在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关键环节上找到了完美的进化方式，从而征服了世界。这个完美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进化方式，就是近代西方社会出现的契约化、法治化的现代企业制度。
而古代中国的衰落，也正是由于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缺失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核心环节，因而一步步地走向了深渊，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
每每想到这里，翁伟昂就不禁扼腕叹息。因为在博览群书中他发现，在西方推行殖民主义的最初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其实并不是受害者而是受益者。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参与西方的殖民扩张，但却在与西方殖民者的商业贸易中赚取了大量的白银。这在西方殖民扩张初期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那些西方殖民者冒着生命危险开辟出来的一条条新航线所梦想通向的，正是那时候这些洋人们心中的天堂：中国和印度。
虽然中国和印度有的是好东西，可那时候这些洋人们还穷得叮咚响，既拿不出像样的商品进行交换，也拿不出多少黄金白银进行购买。虽然这些洋人们有抢劫的传统，但这个办法对付印度人还可以，而要对付冷兵器时代的天朝上国中国，在最初的二、三百年时间里他们还想都不敢想。
好在那些洋人们在开辟通向中国和印度的新航线时，一不小心发现了新大陆，随后又在这个被命名为美洲的新大陆上抢劫了大量黄金，特别是不久之后又发现了大量高品位的银矿，再加上殖民美洲后所奴役的大量土著劳动力和从非洲强迫贩运来的一船船非洲黑奴，这些生产要素都使西方殖民者们可以以低廉的成本开采出大量的白银。
腰包突然鼓起来的这些洋人们的大量白银在美洲和欧洲是买不到好东西的，更别提非洲了，而印度也不需要，因为这些洋人们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印度给殖民了。但要想殖民中国，在最初的年代这些洋人们还真不敢想。
这样一来要想得到中国的好东西就只能买了，于是一船船的美洲白银被运往了中国，随后这些美洲白银交换回了中国以丝绸、陶瓷、茶叶为核心的众多商品，又一船船地被运往了欧洲。
所以翁伟昂不得不承认，在殖民时代初期的几百年时间里，古代中国并不全是受害者，而事实上是部分的受益者。正是由于通过与那些殖民者们进行国际贸易所赚取来的滚滚白银，才使白银资源匮乏的中国能够在历史上建立长期的银本位制，因为那时候世界上大部分的白银都被中国人赚走了。不过这滚滚而来的白银在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侵略者。
基于契约精神的现代企业制度发轫于西方世界，并在英国走向了成熟，这一制度由于充分保障了资本的利益，从而促使英国迅速的完成了工业化革命，并助力英国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可是在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后，他们碰上了两个硬骨头：一个是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另一个就是古老的大清帝国了。
有点颠覆翁伟昂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是，他们当年高呼着要打倒的那个国家，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反抗殖民统治，并且首次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国家。
在18世纪中叶，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已经渐渐出现了裂痕。彪悍的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意愿越来越强，最终萌生了独立的念头。
1773年，反对英国殖民者倾销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终于引暴了北美人民的独立运动。1774年，来自北美13个州的代表聚集在费城，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希望能与英国和平解决问题。
身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领袖，英国国王当然坚持殖民地必须无条件臣服于英国，并接受处分。可是翅膀已经长硬了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顿点燃了战火，北美独立战争爆发。
1776年5月，在费城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上，北美人民坚定了战争与独立的决心，并于7月4日签署了著名的《独立宣言》，以此为契机美国正式立国，此日即被美国作为了国庆纪念日。
这一年是清朝的乾隆四十一年。那时还沉浸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中的大清君臣们不会想到，在那遥远的地方一个完全新型的国家出现了，而且这个国家没有统治者，更不要说皇帝了。
帝国主义英国妄图以武力剿灭新生美国的独立运动。美国人民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奋起反抗。好在得道多助，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了美国人民这一边。关键的时候，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那个年代英国的死对头法国，向美国人民伸出了援手。
1778年2月，美国和法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法国正式承认美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相继参战了对英国的作战。1781年的约克城战役大捷后，美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约克城战役后，除了海上尚有几次交战和陆上的零星战斗外，北美大陆战事已基本停止。
1787年，在费城举行的联邦会议上华盛顿被推举为总统，他们确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原则，即中央权力是一般性的，必须有审慎的规定和说明，全国性政府必须有税收、铸造货币、调整商业、宣战及缔结条约的权力。但是为了防止中央政府权力过大，又采取了孟德斯鸠的均权政治学说，即中央政府中设置三个平等合作与制衡的部门，即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相互调和制衡，不使任何一权占据统治地位，俗称“三权分立”。
1812年，心有不甘的英国再度入侵年青的美国，史称第二次独立战争。为了保护民主和自由的果实，倔强的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再次击败了世界头号强国，至此美国立国已成定局。
翁伟昂在学校学习历史时，老师们都是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分开讲授的，所以他以前并没有觉得美国立国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可是系统地研究了中外历史后他才恍然大悟到，俗话说柿子得挑软的捏，正是在彪悍的美国牛仔那边死了心，所以深受打击的日不落大英帝国，才将殖民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东方。
这时无法用合法贸易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国家资本，开始打起了非法鸦片贸易的主意。其实早在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殖民主义国家级鸦片贸易的序幕。
东印度公司虽然看起来是一个股份公司，但实际上扮演了英国国家资本的角色。早在1600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就授予了该公司皇家特许状，实际上这个皇家特许状给予了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这有点像大型垄断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多次颁布禁烟诏谕，但东印度公司通过英国鸦片商人向清朝缉私官吏行贿而使鸦片走私贸易发展极快。
短短几十年间，中英贸易的天平被迅速逆转，大量白银开始从中国流出，更可怕的是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鸦片这种毒品的流毒之深，让钦差大臣林则徐发出了“几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的惊叹。
1839年6月，虎门外滩上销毁走私鸦片的浓烟飘荡了二十多天，所以一年之后珠江口外的海面上，出现了四十多艘英国军舰。报复性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
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王朝，早已经没有了1644年入关时八旗骑兵的威风八面，更何况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一场彻底的热兵器战争。曾经发明了火药的中国人，不得不以血肉之躯和鸟枪长矛去应战英国工业革命装备出来的坚船铁甲和洋枪洋炮。
可是徒有八十万之众的冷兵器清军已经变成了软柿子，其战斗力远远不如由牛仔组成的美国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只有七千人的热兵器英军，自然是屡战屡败、丧权辱国。
当英军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从珠江口打到天津之时，堂堂的直隶总督只能从废弃的仓库内拣出几尊明朝时的火炮备用。
面对空前严重的国家危难和社会矛盾，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了对国家和民族出路的艰难探索，然而道光皇帝的态度却耐人寻味。鸦片战争的第二年，道光皇帝就将主持虎门销烟，力主抗英的林则徐罢免并发配XJ伊犁。
悲愤的林则徐在踏上发配之路前，将自己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交给了挚友魏源。林则徐因而被称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源不辱使命，一年后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扩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世界的著作《海国图志》。在这部书中，魏源第一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图强的呼吁。
然而人类进化到了工业时代后，就算想向外国人学习，也不是像学习“胡服骑射”时那么简单了。最为关键的是到了工业时代以后，游牧民族的民风彪悍和骑马射箭功夫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国家资本的竞争和博弈已经成为了国与国之间角力的主战场，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引起腐朽的清政府的危机感，还是在天朝上国的愚蒙中得过且过。
满清八旗，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靠骑马射箭功夫打下江山的游牧民族，奏响了人类农牧时代终结的挽歌。而安享了近二百年和平时光的大清子民们，上上下下也都处于麻木状态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越拉越大了。
1850年，二十岁的咸丰皇帝登上了皇位，可是无论才智还是运气他都不比他老爸强多少。清王朝腐败日深、天灾连年，咸丰皇帝登基还不到一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就爆发了。心灰意冷的咸丰皇帝开始沉湎于床笫之事，在众多的后宫佳丽身上寻求着身心的安慰和满足。这使他的身体迅速亏空，以至于终其一生也没能看到太平天国起义的覆灭。
太平天国起义历时十四年，影响波及十八个省，使清政府元气大伤。而在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了掠夺性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并攻占了广州。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后向北京进犯。被誉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历经一百五十年修建而成，荟萃了世界园林艺术的精华，也在这次英法联军的劫掠中，毁于烧了三天三夜的一场大火。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彻底摧毁了中国士大夫阶层残留的上国尊严，不但在中国近代史上烙上了深深的伤痕，而且也将更多的有识之士震醒了。在内外交困之下，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自救开始了。从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起点，以军事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出现了。西式海陆军开始筹建，新式学堂开始举办，洋务运动一时风生云起。
让翁伟昂感到可惜的是这场自强求富运动，只是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没有触及腐朽的上层建筑领域。更没有触及到西方列强崛起的核心领域，即货币转化为资本。他们从各个方面向洋人们学习，唯独忘记了学习洋人们的现代银行体系。在没有新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洋务运动事实上只是将有限的国家资本进行了重新分配。所以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面子工程罢了，看起来豪华的北洋水师只是外强中干而已，所以仅仅三十多年之后，清王朝的中兴之梦就成为了回光返照。
北洋水师是清王朝洋务派举全国之力打造的号称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被洋务派们视为洋务运动的得意之作。曾被国人寄予御敌于海上的自强希望，可最终留给中国人的却是无限的凄凉和屈辱。因为在大清王朝的洋务运动正风声云起时，时常被中国人遗忘在大海里的那个小小的岛国却后发先至了。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和RB两国都同时面对着来自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于是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各自的改革图强运动。然而在这场竞争中，曾经的老师最终输给了过去的学生。在明治维新之后RB最终实现了独立富强的改革目标，而中国却治标不治本，最终输掉了这场自强求富的改革竞赛。
翁伟昂在深入探究了中日两国的改革历程后发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进行了军事、教育和经济领域的部分改革，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和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RB则自上而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几支举全国之力，花费巨额白银通过购买外国战舰方式组成的豪华舰队，恰恰说明了中国工业水平的落后。这一方面导致了大量白银外流，另一方面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1888年以后，由于户部“减省开支”，导致海军舰队经费大幅减少，而当时正是世界海军技术突飞猛进之时，但北洋水师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已经多年未购置新舰，应该进行的维修更新工程也未进行。原有的战舰已经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火力都落后于RB海军，而一场热兵器时代的海战考验的是两国的综合国力，所以北洋海军主力战舰覆没并不是偶然的。慈禧老佛爷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固然不对，可是海军主力战舰和武器系统只能买不能造，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
反观RB，十九世纪时的RB已经有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出现了被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明治维新以后RB引进西方先进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税收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了具有国家中央银行职能的RB银行，为RB国家资本的超越奠定了基础，这一切都说明RB明治维新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中国的洋务运动。
1894年9月17日，历时五个小时的海战之后，北洋水师损失惨重，RB取得了黄海制海权。1895年年初，日军攻占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甲午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洋务运动也彻底失败了。
甲午战争的战败无疑使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举全国之力搞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不但无法挑战金发碧眼的洋人，事到如今竟连当年的倭寇都打不过了，于是在迷茫和悲愤中的中国人又开始了新的抗争和探索，并形成了两条虽然目标一致，但抗争的方式和手段却截然不同的探索之路。
翁伟昂断断续续地梳理着他头脑中的思绪，不知不觉中已经驾车驶入了广州TH区。他沿着黄埔大道行驶到了码头，一边等待着渡轮，一边思考着近代史中的一个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希望在这世纪沉浮中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研究，去探寻未来世界的演变。
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是跨世纪、跨千年的一代人，又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个历史转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十九世纪的人类历史紧密地联系着。
往返大河两岸的渡轮抵达后，翁伟昂发动了汽车驶上了渡轮。渡轮向着对岸缓缓驶去。他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望着大河两岸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和一片片低矮陈旧的棚户区，一种沧桑感不禁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他回想着前天在孙中山先生故居中参观的情景，而他此行到黄埔军校旧址参观，也是希望在追寻近代广东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去回答他四十而惑的内心疑问。
在这个独自游览、独立思考的过程中，翁伟昂觉得在他重塑自己的世界观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已经渐渐成为了他重新看待和分析这个现实世界的两个工具了，这使他四十而惑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虽然他的心中还有太多的疑惑，但也只能留待未来去解答了。
对于正处于下海潮中的翁伟昂来说，眼前还有太多的具体事务需要他去处理，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他去面对和克服。所以他不可能在这里久留，当他走出了黄埔军校旧址，了却了此行的心愿后，就开车向着市区驶去。
他打算在广州住上一晚，在享用完晚餐后，好好地洗个澡，美美地睡上一觉。明天上午他必须赶回特区，十年来他就是这样一路奔波，为了明天的辉煌，他又将要投入到艰辛的下海创业的旅途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