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翁伟昂捧起《资本论》再次阅读时，当他看到在作者的位置上写着的马克思的名字时，他就总是觉得在马克思的名字之后，其实隐藏着恩格斯的名字。因为《资本论》是由马克思奠基，并由恩格斯最终完成的巨著。在再版第一卷，出版第二、三卷的过程中，恩格斯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那是由于他的无私和与马克思的伟大友谊。后来翁伟昂才知道有这样看法的远远不止他一个人，因为列宁在纪念恩格斯逝世时早就指出，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这是替他的战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而在这座纪念碑上，恩格斯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而翁伟昂所最为关注的则是，在这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巨著中，他们两人的思想有哪些异同，他们关于资本的研究又有着那些发展变化。
翁伟昂注意到，《资本论》从1867年出版第一卷，到第三卷于1894年和1895年分两册出版，这之间经历了长达28年的时间。28年的时间，对于个人来说显然已经足够漫长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了，但是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却不会因为马克思停止了思考而停下来。十九世纪后期，西方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发展变化，并且正在酝酿着新的一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跃。
就在1867年《资本论》出版前的1859年，同样是在马克思正生活着的伦敦，一部对人类有着深远影响，并为我们当今世界所普遍接受的学术巨著出版了，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在这部书中达尔文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他的观点震惊了科学界和整个世界。达尔文在该书中，重点阐述并论证了高等生物是由低等生物逐渐演变而来的进化论思想，并且首次提出了以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为基础的物种进化学说。
翁伟昂通过阅读马克思的传记了解到，马克思和达尔文这两位同时代的学界泰斗保持着书信联系。马克思曾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赠送给了达尔文，达尔文则给马克思写了回信。马克思在《物种起源》出版后的第二年就阅读了这部巨著，并曾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但是此后马克思对进化论的观点显得有点微妙，然而达尔文的学说对恩格斯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恩格斯直截了当的将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换、细胞学说，并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而更为有趣的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的理论探索。
在1848至1849年席卷欧洲的大革命运动失败后，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陷入了低潮。当马克思流亡到英国伦敦时，他不会想到这个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会成为他永远的家。此后他在伦敦流亡侨居了三十多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和长眠在了那里。
虽然马克思一生的中老年阶段都在伦敦度过，但是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关注并积极参与着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政治运动。并且热切期待着埋葬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来临，就像今天金融市场里的空头基金一样。因此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成为了马克思中老年阶段研究工作的重点，这与他青年时代对于革命的热衷有所区别。
其实在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恩格斯开始得更早，这肯定是由于他的商人经历。但当马克思表现出了对经济问题的强烈兴趣和巨大热情后，恩格斯就回避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当大革命失败后，恩格斯策略性的重返家族公司，在曼彻斯特度过了二十年的商业生涯。在那段时间里，恩格斯既是马克思的资助者，又像是马克思的投资人。如果不是恩格斯的资助和压力，天知道《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还要拖上多少时间。
马克思在艰难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对付贫困地折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痈疖所带来的身体痛苦，为此他不得不服用大量药物。1866年初在恩格斯的压力之下，马克思终于答应在写出其他部分之前先完成第一卷的出版。翁伟昂在阅读传记时，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当1867年4月，马克思带着《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去德国时，策略地告诉恩格斯他的衣服和手表还在当铺里。恩格斯给他寄去了7张5英镑的半截，另外的半截按照约定，等接到马克思说手稿已安全到达的电报后立即寄出。
马克思定期把校样送交恩格斯并征求他的意见，这意味着马克思从来不给恩格斯看他的手稿，直到他逝世时一直如此。就像几乎所有的读者一样，恩格斯也认为第一卷写得比较抽象，所以他好心地建议马克思多加一些小标题。尽管如此，第一卷从出版开始就一直有着不好理解，很难读懂的名声。但是更令翁伟昂惊讶的是，在此后直到马克思逝世的16年时间里，《资本论》的第二、三卷既未完成，更未出版。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这部《资本论》，在马克思去世前，远远没有完成写作。
其实在马克思晚年长达16年的时间里，马克思是完全有条件完成并出版第二卷，甚至第三卷的。他生活在当时全世界最发达、最繁华、最时髦的城市伦敦，并且在恩格斯的资助下，他的生活条件也已经大大改善了。
1864年马克思一家，移居到了伦敦梅特兰公园路一所相当大的房子里，当时的门牌号是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燕妮形容那套房子好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宫殿，对我来说这是一座异常宽敞、昂贵的房子。”
马克思的三个女儿也都长大了。就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马克思也希望他的女儿们，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
《资本论》第一卷，没有能够在短时间内赢得后来才享有得巨大成功。尽管恩格斯作为《资本论》第一卷最为勤勉的评论者，匿名写作了七篇风格不同的评论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但是第一版发行的一千册仍然用了四年才销售完成。马克思抱怨说《资本论》第一卷的稿酬，还不够支付他写作过程中消费掉的雪茄烟。
就像几乎所有的创业者那样，马克思也曾经有过宣布破产，以规避债权人的想法。但是他非常幸运，因为每当他要绝望的时刻，恩格斯都承担起了他的最后支付人的角色。
1868年底，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变得无法忍受，恩格斯严厉地写信质问马克思，他需要多少钱才能一次性的清偿全部债务，还要马克思回答如果给他每年350英镑的开支是否够用。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马克思的状况令他心烦意乱，恩格斯早早地从他的家族公司里套现走人，来到了让他操碎了心的马克思身旁。
翁伟昂觉得，仅就《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和出版而言，恩格斯的到来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促进作用。马克思更多的热情，用于指导国际工人协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具体工作上。相对于第二、三卷的写作和出版，他似乎更热衷于修订第一卷，并将第一卷翻译为多国文字出版。
1871年底，在《资本论》第一版出版四年后，出版商告诉马克思第一版已经快卖完了，请他准备第二版。或许是为了避免艰涩难懂的问题，他们改变了出版策略，计划以十二个独立的小册子单独发行。马克思为此忙了一年半的时间，并对第一章作了重大改动。
《资本论》原著用德文写作、德文出版，而《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是1872年出版的俄文译本。这个俄文译本先后由两位译者共同完成。他们本来并不看好这个译本，因为他们感到这本书如此艰涩，而且几乎不能理解。但是他们错了，俄文版比其他任何版本都卖得成功，被俄国革命者们热情地传来传去。把《资本论》翻译成法文的计划早在1867年就有了，但是翻译者们一个个的放弃了，直到1875年法文第一分册才终于得以发行。
在法文版完成之前，马克思收到了出版商的督促信，要求出版《资本论》的第二卷。1876年恩格斯曾保证说第二卷的工作将重新开始，而马克思只是模糊地希望第二卷能在1879年底完成。这时距离第一卷的出版，已经有十年时间了。可是到了1879年，当马克思得知政治形势的恶化，将可能妨碍他的第二卷在德国出版的消息时，他似乎是欢迎这个坏消息的。翁伟昂总是觉得，马克思其实是在有意拖延第二卷的出版，因为这会让他不得不接着面对第三卷的写作和出版。
翁伟昂意识到，晚年的马克思似乎陷入到了理论的困惑之中了。正如马克思自己坦率承认的那样：“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量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了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