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和资本是一对即紧密相连又相对独立的概念。资产是指一个国家、一个个人或一个企业所拥有的全部财富。而资本则是专门用来进行广义商品交换的那一部分财富，所以资本是资产的一个子集，并通常以货币来表示。这两者之间可以通过广义商品交换进行相互转化，比如人们可以付出货币买入商品房，从而增加资产减少资本。也可以卖出房子获得货币，从而减少资产增加资本。
对个人来说是这样，对国家来说也同样如此。正如土地和房产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资产一样，领土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产。国家是由领土、国民、政府三大要素组成的。国家首先是个地理名词，因为无土就无国。
对于这一点犹太人的感触肯定是最深的，所以以色列领土虽小，却是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国民是领土的所有者和保护者，他们是国家和领土的主人。
政府是受国民委托，组织和领导国民保卫和建设国家和领土的上层建筑。而语言、文化、种族、民族、血缘关系等要素，则从属于国民属性的范畴。
显然领土是国家构成的首要条件，国家必须拥有领土，这样一来领土主权的归属和边界划分就成为了国家的头等大事。在国际法还未形成前，领土主权的归属和边界划分主要是由战争来决定的。
领地这一概念在动物界很普遍，正如一头成年的雄狮会在大草原上拼杀出一块领地，并用狮吼和尿液宣示主权一样，身为高级动物的人类也需要各自的领地。
人类在从原始社会进化到奴隶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并由氏族进化到部落，推举出了各自的部落首领。部落拥有自己的农田、活动区域，形成了等级制度。随着部落人口的增加，就出现了扩大各自势力范围的趋势。
势力范围是一个部落的管控地区，后来势力范围便进化为了领土，部落进化为了国家，首领进化为了帝王或君主。领土概念正式形成，并成为了国家的象征。
但是领土的法律概念在农牧时代定义模糊，特别是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界的地区更是难以界定。在现代地理学形成以前，很难精确地划分各个国家实际的领土边界。
这个问题在农牧业时代可以得过且过，但是当人类进入了工业化、全球化、资本化时代后，就变得越来越尖锐起来。于是引爆了一串串连绵不断的战争，直至近百年来各国的领土疆界才逐渐清晰了。
翁伟昂渐渐理解了为什么在资本时代，领土激发起了人类无限的欲望。那是因为领土可以进化为广义商品，既可以直接进行商品交换，而且还可以生产和衍生出无数的广义商品。
比如近代以来，割地赔款就成为了中国的家常便饭。因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领土被迫转化为了广义商品，与赔款一起用于支付战败的成本。而在热兵器时代，战争的成败又往往取决于工业水平和对资本的掌控。
翁伟昂意识到近代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却常常被忽略，那就是没有掌控资本之道。不过左宗棠和胡雪岩成功的借到洋款收付了XJ，却是一个特例。这也是西方资本通过租界渗透到中国后，对中国产生的历史影响之一。
西方世界进入工业化、资本化时代以后，战争和军火生意已经成为了一个大买卖。借钱打仗和买卖军火，促进了金融和军工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并衍生出了大量的广义商品。
西方国家借钱打仗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托国家信用发行国债直接融资，另一种就是向大银行借款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好处是融资成本低，而间接融资则要付出高昂的还本付息成本，战争融资的利率更是高得惊人。
对于当年的左宗棠来说，发行国债筹措军费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这需要国家和国民有这个意识，另一方面也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做后盾。可是当时中国的银行业还处于钱庄时代，所以通过向洋人的大银行借款间接融资，就成为了唯一的办法。
拿到了准借洋款的圣旨后胡雪岩心情大好，他绕道天津乘海轮回到了上海。
一回到上海，胡雪岩就成为了上海外滩租界里的红人。找他提供贷款和军火的洋人银行家、军火商络绎不绝。最后胡雪岩和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RB的正金银行签订了巨额贷款合同。随后又与德国军火商签订了购买德国新式武器、弹药及军需装备的大宗贸易合同。
当这些新式德国军火源源不断的运抵兰州后，左宗棠的西征军一时间军威大振、判若两军。
光绪二年（1876年）春天，左宗棠率领全新德式装备的西征军再次进军XJ。
在德制重炮面前，昔日嚣张的土城子不堪一击，在一轮猛烈的饱和炮击后就土崩瓦解了。
西征军暂时放下阿古柏主力集结的南疆，避实就虚横扫北疆。一路势如破竹，仅用了大半年的功夫，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的领土。随后留下了部分军队守卫北疆，主力则回师南疆，准备将阿古柏关门打狗。
侵占了准噶尔西部的沙俄军队，受到德制装备的清朝守军的钳制，不敢贸然出兵，只能眼睁睁看着左宗棠回师南疆。
捷报传来，举国振奋，无人不佩服左宗棠数年厉兵秣马、谋借洋款，打造出来的这六万人的虎狼之师。
如果没有资本，哪来的洋枪洋炮？如果没有洋枪洋炮，又何谈收复XJ？
当胡雪岩在上海忙于调度资本和军火物资时，左宗棠正率领西征军突袭库尔勒。因为他得到了密报，沙俄驻伊犁统帅考夫曼，趁清军收复北疆之时，悄悄派出一支俄军占领了苏约克山口以西的多个据点，建立了俄军与阿古柏七城之国之间的一条通道。
随后派出俄国特别代表团赶到库尔勒，准备逼迫阿古柏签订“俄阿边界条约”，妄图通过阿古柏承认俄军占领伊犁的既成事实，逼迫清政府割让伊犁。如果这个条约签订，会使清政府在外交上处于被动。
阿古柏在库尔勒经营多年，城堡修得十分坚固，军需物资充足。俄国特别代表团刚刚赶到这儿与病中的阿古柏谈判，左宗棠的西征军就神兵天降，发起了攻击。
德制野炮、加农炮，发射出阵阵炮弹，一时间地动山摇。俄国特别代表团见势不妙仓皇而逃，阿古柏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光绪三年（1877年），俄国扶植阿古柏之子帕克胡里在喀什称汗，继续与清政府对抗。左宗棠再一次率军亲征，一举攻克喀什。帕克胡里下令放火焚城，裹挟大批中国边民和牲畜逃往俄国境内。另一路清军收复和田，处决了叛军首领金相印。至此左宗棠收复了XJ除伊犁外的全部领土。
左宗棠深知能有此功，胡雪岩功不可没，向朝廷申请表彰胡雪岩的功绩时说：“XJ底定，援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但是密告胡雪岩“奸商谋利”的奏折也上到了两宫皇太后那里，朝廷不得不派官员赴上海调查。
原来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而利息差不多占到了贷款本金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行动似乎又是值得的。
银子没了可以赚，可是领土如果没了，可就万事皆空了。朝廷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装模作样查了一番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军事行动固然是资本之道之一，但是更高端的资本之道还有外交谈判。随后开始的中俄伊犁谈判，印证了这一点。
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78年6月22日），清朝政府派盛京将军、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沙皇俄国谈判收复伊犁事宜，但是没有想到崇厚却是一个大草包。
崇厚在天津教案中被免去了三口通商大臣的官职，随后出使法国赔礼道歉。在完成了这一外交使命后衣锦荣归、备受恩宠，不但没有因为天津教案影响前程，而且还捞足了政治资本。
在两宫皇太后眼中，崇厚是个不负厚望的外交人才，又是可以信任的八旗子弟，所以不仅宫中大事找他商量，还让他接替去世的兄长崇实担任盛京将军要职，可没成想崇厚此次出使俄国却闯下了大祸。
当年崇厚接旨后，根本不去花费心思研究XJ及伊犁形势。他那八旗公子哥儿的习性，令他出发之前只顾着参加连日的饯行酒宴。
更重要的是崇厚本该走陆路途经XJ，这样既可以考察伊犁实情，又可以了解西北边陲的形势，听取左宗棠的建言，避免外交失误。但是崇厚却执意要走海路，经欧洲直接抵达俄国都城圣彼得堡。
因此崇厚在对XJ及伊犁前线实情一无所知，在根本认识不到伊犁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情况下，就匆匆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