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两岁时，伊娃出生；4岁时，弟弟卡尔也到人间了，他们出生的情形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我懂事起，已有一大堆小希尔顿在家里围着妈妈，每天早晚一起咿咿呀呀地祷告。
每出生一个新生儿，总会有两件兴奋事发生：其一是受洗，那是一项很美的仪式，母亲穿上那件小心地保存在香香的盒子中的长袍，为嚎叫大哭的婴儿行洗礼；其二便是新建一间房子。
给我取的教名是唐拉德（即外祖父的名字）·尼科逊（一位道奇堡老家庭医生的名字）。可是，从一开始，别人就叫我“唐尼”；当然，有人生气后不会这样叫的。
为庆祝我的诞生父亲所盖的房子不算大，但是，它有一扇玻璃窗，是从老远的圣路易运来的，当时可算得上奢侈品。
8岁的时候，又一个弟弟米里安加入；至此，我们共添建了5间房子，称得上是最大家庭了。房间都铺着地毯，这样可以使我们在祷告中注意力集中。
我7～8岁那年（由于圣诞节兴起，岁数的增加总是比别人晚），由费莉丝领着我去上学。每天早晨，她都会悄悄地到店里为我拿一条白色的干净手帕，可到晚，我一定把它丢在什么地方了。
由于村里仅有6家美国家庭，因此，学校里讲课是西班牙语和英语并行的。记忆中，我们总和那些说西班牙话的同学比赛，看是他们学习英语快，还是我们学习西班牙语快。
对于学校的其他事，我几乎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学校设置的四个年级我糊里糊涂地全读完了。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卡尔长大足以跟在我后面去上学时，我常带着他和另一个西班牙混血儿一块逃学，跑到学校后面山上的灌溉水渠中玩水。
有一次，我们正在沟渠中玩得起劲，爸爸骑马经过离渠30英尺远的地方，可是他假装没看见我们，因为，只要我不“逃工”，偶尔逃次学，他并不为此大惊小怪。不过，要是换成妈妈，我们可就惨了。
除了房子渐渐增多外，我们的生意也日渐兴隆。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镇中央。有我们的五金店铺沿着道路两旁而设。父亲依旧不断地接收订单，向外发货，交易范围和影响达到半个新墨西哥地方。
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畜栏、马圈等，我的工作也日渐加重，在我还未上学，就已经有了一份工作。还记得一天早晨，太阳刚露面，爸爸便出现在房门口，拿了一把簇新的草耙，大约有我身高的2倍，我小心翼翼地瞅着它。
“你可以到畜栏工作了。”父亲用愉快的语调告诉我。
“是在祷告以后。”一个温柔但坚定的声音从父亲身边传来。
时光就这样流逝着。
那条里奥格兰河，对圣·安东尼奥的孩子们来说，作用可太少太少了。只有春天到来后，我们可以欣赏洪水的雄壮波澜，可是，还没到河边，已经被母亲们叱喝回来；其他季节，河水少得实在可怜，连鱼的影子也难以见到。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可看、可玩的事来点辍我的童年，格斯向来不反对我们去玩，但先得把工作做完。我的宝贝玩伴——奇哥，便是他送给我的。格斯教我学骑马时，先让我坐在篱笆上，再跨到奇哥背上，由于那时我还大小，够不着马背，等我抓稳缰绳坐好了，爸爸一拍马屁股，小马便放蹄向前奔去。爸爸说：“到乡下去玩玩吧！”我们会放心地游戏于郊区灌木林中，闻花香听鸟语，做着童年的梦想，或是到陌生地去探险，好几次痛快得差点忘了回家。可妈妈焦急地在家多念了两大段玫瑰经，为此，费莉丝曾一本正经地指责我，她说：“唐尼，象你做事这样不经心，白让妈妈急得半死，不知将来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为自己的粗心很懊悔，因为我对母亲非常爱，让她担心是我最不愿意的事，可是，有时候还是玩过时辰，让妈妈为我祈祷。我想，做母亲的真不简单，不过，我从未听到母亲有过抱怨。
那段时间，不但我让母亲操心，而且曾惹恼了我的音乐教师。
这是位淑女，奉父亲之命每星期从沙卡洛坐马车到我们家来一次，替许多小希尔顿进行文明教育。
费莉丝和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对钢琴的技巧稍有基础，但是，伊娃，从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才艺，并要求学习小提琴。
为此父亲兴奋不己，也要求我们多学些乐器，不能仅限于钢琴一样，于是，我便选择了喇叭，不久，它和伊娃的小提琴一同从圣路易运来。
伊娃的才华几乎是马上外露，而我却无这天分，一个月后，那个音乐老师对格斯说：“唐拉德一辈子也学不会吹喇叭的。”
“胡说！”格斯极不高兴地吼道，“他只是需要多练习罢了。”
“不——可——能。”我的音乐老师再次向格斯肯定。
我不得不承认那位音乐教师具有的诚实美德，日后，我又乖乖地吹了几年喇叭，可最终还吹不出个名堂。
那阵子最叫人兴奋的事，恐怕算是星期天上教堂了。母亲在23岁结婚以前，她从未到一里以外的地方去做弥撒。嫁到圣·安东尼奥唯一感到失望的就是这儿没有神父。
裴尔瑟神父远在圣·马歇尔。沙卡洛虽然有神父，可是，也得驱车走11英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这是十分不便的。
每一个月裴尔瑟神父到圣·安东尼奥来刁次。他是位相当矮瘦的比利时人，富有幽默感，带有浓厚的乡音和碧蓝色的眼睛。他远从法国来到这个贫穷落后的教区，不但要适应这儿的风俗习惯，还要适应这儿的两种语言。
据神父说，起初，有一段时间他徒步到各个教区传播福音，后来进步到骑马，从圣·安东尼奥去照顾他失散的羔羊（圣经中那耶自称是牧羊人，故此处把他教区的信徒比喻为羔羊）。最后，他终于能乘火车在他的教区来往了。不过，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是乘着火车来回跑，颇受铁路工人的尊敬。
每当他坐着星期六的火车到达圣·安东尼奥的时候，都会在城里引起一阵较大的骚动。所有教区民众都拥挤到车站，努力争取招待他夜宿的荣幸；而这份荣幸，一般都会落在妈妈身上。母亲的这番胜利是不会招来许多反感的，因为在镇上生活的教徒中母亲扮演着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原来，在母亲还未到圣·安东尼奥以前，教堂内的风琴，只能是充数的装饰品而已。而母亲为它赋予了生命，使它再度产生出优美的声音。现在，每星期六弥撒时，由母亲来担任司琴，她使古老的风琴发出动人的音律。
裴尔瑟神父能到我们家中做客，父亲和母亲一样欢迎。尤其是这比利时神父的机智的幽默很受父亲的欣赏；而裴尔瑟神父好象也挺乐意听父亲讲述在他还未到此工作以前，墨西哥地方的一些小趣事。
父亲常讲的一个传奇故事是一位神父在黔驴技穷之时，怎样利用赌博的方法为主教赢得了2000块银圆来筹建大教堂。父亲讲述这个故事时，还自称是唯一知道这段野史的人。
我并不知道妈妈是否欣赏这个故事，我可非常喜欢的，不管父亲重讲多少遍，我总象着魔似的，听得趣味十足。
另外父亲还常讲一个有关主教与大教堂的故事，据说主教曾向一位犹太籍商人贷了一笔钱来兴建教堂。可是，到偿还的日子，主教还未筹到钱。于是犹太商人提出条件——只要让他在教堂人口处用刀子刻上一个小字，他可把债务一笔勾销。主教只好凭信心答应了这个奇怪的请求。结果，这位犹太商人刻的是日约中希伯来文的“耶和华”三个字母。
因为父亲每次讲起这个故事，母亲都不曾阻止，所以我知道母亲对这个故事也是很感兴趣。不过，即使如此，能将裴尔瑟神父邀请到家中吃住这一机会，实在是其他的人难以办到的。神父不来镇上的时候，我们就去他那儿。这对我们小孩来说，的确是再也兴奋不过的事了。
我们全家人都坐在马车上，跟着神父的足迹，或是到圣·马歇尔，或者到迦太基去。母亲戴起插羽毛的美丽帽子坐到马车最前面，怀里还抱着一个，我们其他几个就稳坐在里面的后座上。
母亲在一生中，什么都可以不做，就是不能不去教堂做弥撒。
对我来说，除了上教堂、逃学外，也欢喜和木匠查尔斯·希斯莱聊天，或与镇上的铁匠兼牙医卡尔话家常。卡尔什么都懂，从换马蹄到拔牙，他曾为我弟弟动过一次手术。据他说，他用换马蹄的工具替人拔牙。我并未去亲身经历，所以也没有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我很少闹牙疼，因此并不经常在卡尔的工作房内逗留，闻那种炼铁的高热味或是听他敲砧的声音。不过我对卡尔诅咒人非常喜欢听，我认为在这方面他很有天才，因为他的字眼比任何人都要多。
令我不幸的是，这种英雄崇拜在一次偶然发生的事件中被终止了。那是一次在晚餐桌上说露了嘴，母亲大为发火，父亲也停下切牛排的工作，瞪了我一眼，嘟哝到：“你离那个铁匠远点！”以后，除了有母亲陪着，我再也不能去那儿了。
除老卡尔外，我对另一个德州佬也很崇拜。不知是他养的蜜蜂太温柔，还是他的皮太厚了，他从未受过蜂螫的苦痛。孩提时代的我，对他这点本事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我也认为他要比我其他成年的朋友聪明，不论我对他说什么荒唐古怪的想法，他一点也不打断我，也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听我讲述。
每隔一个夏天，我们由母亲领着去道奇堡玩一次，看看外祖父和外祖母。南部的夏天是闷热难受，而这次旅行，我们坐的总是头等车箱的卧铺，舒适清爽，所以可算得上夏天的一大快乐事。
在道奇堡，我们都得守规矩，不能乱来。外祖父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好在外祖母的脾气非常温和可爱，对我们非常周到地照料，我们算是也能玩得开心。
对费莉丝来说，这趟旅程还要工作，他要帮着妈妈照顾我们。尽管她每次都尽职尽责，但我依然有法子溜出她的监视范围，玩个痛快。但有一次很不幸，我从屋顶上摔下来，伤了我的胳臂。
然而幸运的是尼克逊医生就住在外祖父家隔壁，而我恰好落在他家前面的院子里，所以我得到及时抢救，在母亲知道时，已经夹上了夹板，绑好三角巾了。
一般地这样旅行格斯参加不了，因为他还要在家中料理生意，不过有时他可以陪我们坐一程火车。
同父亲一起旅行，简直象带了一班马戏团。可妈妈认为在车里，就该双腿交叉，乖乖地坐下来欣赏沿途的风光，更主要的是，不能和陌生人攀谈。
爸爸的作为却完全相反，他富有生意人的健谈特色，和每一个人都讲话，活泼乱跳地在旅客间穿梭。就好象是久已熟悉的老朋友，介绍妈妈给每个陌生人；而且抱着我们转来转去，给年老人欣赏。等他好不容易下车了，妈妈这才松一口气，整整衣裙，安稳地坐在椅子上，不时提醒我们不要和陌生人聊天。
曾有一次，母亲悄悄告诉费莉丝说：“我觉得，和你爸爸一起去旅行，就象是和某位总统候选人在一起一样，总记着随时争取更多人的选票。”
但是，我了解妈妈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父亲是个精力充沛、能使人兴奋愉快的人物，其实妈妈就喜欢爸爸这一长处。
对于父亲，还有值得一提的事是：他向来抗拒不了游行的诱感。不论多远的地方，只要被他听到有游行的消息，届时他肯定在场，一马当先走到队伍前面。他既不撑旗，也不愿去压轴，只是走在队伍最前列，领导游行活动。
遇到这种场合妈妈也是很高兴的，可是她表现出来的仅是一种含蓄的偷悦。尤其她乐于参加正统仪式；在那种老式的穿着礼服的社交场合，更能反映出她如鱼得水。
我们在圣·安东尼奥常有一些社交活动。
由五六个家庭便可组成这种社交圈子。他们原来是跟随“马克西米连皇帝”的高贵人士。在1864年法国人把马克西米连扶植为皇帝，可好景不长，在1865年，马克吃了败仗，被墨西哥人处决了，他手下的喽罗也便四处逃命。有的跑到新墨西哥来，建立自己的家园，过着这样唯我独尊的生活。
每每这些人结婚、受洗或举行宗教庆典，我们便穿上最好的衣服，挤在一辆马车上，全家出动，不管路程远近，都玩个痛快。有些时候，可以一连玩几天。
在这个时候，母亲的围裙不再出现了，而换上使我们目瞪口呆的时髦装扮。母亲身为圣·安东尼奥最大商店的老板娘，她的穿着应该是走在时代最前列。
对我们孩子来说，婚礼意味着要痛快地玩玩并有丰盛的食物可吃。我则对舞蹈特别着迷，凝神地望着一对对绅士淑女风度翩翩婆姿起舞，我还常梦想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位绅士，从容不迫地向身旁可爱的女伴恳请下一支舞。这时，我己到了罗曼蒂克的年纪了。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我的罗曼蒂克中断了好长时间，那是我们家第一次真正悲伤的遭遇，仅2岁的朱里安竟然夭折了！
母亲长跪在她心爱的教堂里，父亲逃避到极其偏远的山区进行他的交易。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失去了笑声与快乐。婴儿的啼哭声不再有了，也没蹒跚的小腿跟在母亲后面。每天下午放学后，我总不自觉地赶回家陪着妈妈。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我努力地去工作而忘掉沮丧。
在弥漫悲伤气氛的房子中，时间象凝结了一般，过得极其缓慢。
我主动帮父亲清理店中物品，时不时也会做一两笔交易。当父亲从山中回来时，我要他给我一小块地，借着不断地锄草、播种、灌溉来打发这段沉重的日子。那块地并没有使我发财，可是，我的成绩不错，玉米和青豆都长得很好。
收割以后，我象送信的邮差沿街挨户叫卖。如果运气不好绕完一圈还卖不完，妈妈便会及时地出现在门口，说她做饭正好需要那么多菜。所以那阵子，我们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玉米和青豆。
时间确实是最好的疗伤剂，渐渐地，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欢笑。可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直到第二年春天，露丝玛丽诞生后，摇篮里终于又有“东西”了，“家”的味道重新浓浓地围绕着我们。
可惜，这份温馨没享受多久，他们就决定让我独个负笈从师，外出求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