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的新闻似乎在几周里对多塞特中学毫无触动；然后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在学生大会上，W·奥尔科特·克内德勒用最为严肃的口吻宣布了一套新的“战时守则”。他没有确切说明其中包含了些什么内容，除了社区服务的任务将有所增加，饮食将更为简朴，还有就是在防空警报演习时必须把窗口的灯火统统熄灭，但他用一种牺牲精神来渲染了它的色彩。“我们国家在打仗，”他说，“所以我们的表现应该与之相符。”
在《多塞特纪事报》的校友动向栏内，有关参军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甚至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牺牲者：38级的一个校友战死于太平洋。
“大块头”哈罗德·泰勒，体育部主任，设计建立了一门他一定要称之为“突击队训练”的课程，上课地点在食堂后面的树林里。在早春时节就布置好了场地，最高三个年级的每个学生每天都必须在那里通过一次。首先，你跳进一个深陷的散兵坑，再慢慢爬出来，然后是一面你必须翻过去的高高的木墙（有些孩子轻松地就过去了，有些不得不哆哆嗦嗦地用手抓着或用腋窝夹着，直到一只脚踏着了顶点，还有些会趁大块头不注意偷偷从旁边绕过去）。有绳梯要爬，有双杠要过，终点还有一条上面装着软铁丝网的低隧道，你必须像一条蛇一般爬过去。
大块头泰勒会站在起点线的旁边，他是个矮小结实、一本正经的人，孩子们称他为“肌肉男”，吹口哨命令两人一组的学生开始。口哨静静地吊在他运动衫外的皮带上，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会把双手捧在嘴前做出个杯形，喊着诸如“你们这些小家伙以为这就叫吃苦，等你们到部队里就知道了”。
罗伯特·德里斯科尔，英语助理教师和学校里的纪律监督员，有时会出来站在他身旁看孩子们训练。
“你觉得他们掌握要领了吗，大块头？”一天下午他问。
“有些孩子掌握了，”泰勒说。“有几个可以的，但大多数还在那里吊儿郎当。”
“是嘛，总得花点时间的。”
除了脱掉眼镜后眼睛看上去吓人以外，罗伯特·德里斯科尔身上的一切都显得极为协调。他那头浓密的卷发如果顺其自然的话也许很难控制，所以他总是剪得很短。他的脸型狭窄，下巴宽大，嘴型可以称得上好看。
做一个预科学校的老师就是他曾有过的全部梦想。他在迪尔菲尔德的学生时代就有了这份雄心（他在那里创造了两项田径比赛的纪录，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打破），而且到了塔弗茨也未曾动摇。他在新泽西的一所小规模的学校里开始了职业生涯，这所学校在大萧条时期倒闭了；之后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卖起了保险，直到1937年，他听到在一个叫多塞特中学的地方有个叫克内德勒的新任校长在招募教员。克内德勒据说是该校十二年里的第四任校长——这听上去可不太好——不过这所学校的其他方面还是很有希望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有挑战的：况且，他会有什么损失呢？
他没有什么损失，如今他觉得已经得到了许多。四十岁时，他成了多塞特的教职员中最受尊敬和欢迎的人。他和妻子被孩子们亲昵地叫做“老爹”和“老妈”，他为此开心地考虑一辈子都不挪窝了。
“不，不，”大块头泰勒在叫喊。“你们必须撞击那面墙。你们不能像小妞似的慢吞吞地爬上去，你们要撞击。”不过那时一对五年级学生漂亮地翻过了墙，墙在冲击下抖动着，接着他们又嘻嘻哈哈地冲向下一个目标，大块头的脸上露出了庄重而又满意的笑容。
“好了，”罗伯特·德里斯科尔说，“再见，大块头。”
“再见，鲍勃。”大块头转身看着德里斯科尔走开，另两个孩子趁机绕过了那面墙。湿答答的口哨静静地贴在他的下巴上，他羡慕地看着德里斯科尔的花呢夹克，它就像贴身的第二层皮肤一般包裹住他的肩膀，没有一丝褶皱或臃肿。无论大块头泰勒在三折镜里如何镇定自若，无论他和那个改服装的小矮子如何争吵，他就是没法让自己的大衣看上去如此合身。
罗伯特·德里斯科尔常常安慰自己说多塞特中学是一所好学校；即便如此，也还是能从鸡蛋里挑出点骨头来：要是它更像一所真正的学校就好了。在这里，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似乎裹着一层虚幻的东西——教师和学生都是——你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
比如说，有谁听说过哪所学校不组织校队和其他学校比赛的？那不正是预科学校的精华所在吗？但因为在一位脾气乖戾的老太婆订下的校章里有一项偏执的规定（当然啰，那是又一桩事情：有谁听说过哪所学校的校章是由一个疯老婆子制定的？），这里成了一座孤岛。他们专注于校内的体育活动。鹰队每个礼拜和海狸队比赛，这就是全部。到了橄榄球季节，因为没有足够的球员来组织一支常规球队，他们就玩六人赛——一个中卫、两个边锋、三个后卫。那是一种速战速决式的比赛，有时看上去非常精彩，但那也是一种敷衍了事的比赛，触地得分多得简直不像话。
孩子们对这种事的态度基本都算很好的；他们在鹰队或海狸队里努力培养出一种荣誉和忠诚感，每当晚饭后公布成绩，他们那由衷的欢呼声都会从食堂的大墙里传出来；但是德里斯科尔，在喧闹的欢呼声中搅拌着咖啡，常常会这么想：不，不，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对的。
他能做的一切——每个人能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在未来能有所进展和改善。这里当然有一所真正的学校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这里有“硬件设备”；为此你必须感谢那个老太婆。此时他沿着食堂的一角走去，再次觉得，就像他常常觉得的，这里也许是整个校园里的一个最佳观景点。你能从这里看到校园的全景，看到可爱的“科茨沃尔德”建筑上的精美檐壁。开始是一小簇奇异的低矮建筑，招待所和邮局在这里，再往前越过一个长形的、一本正经的大礼堂，就到了校长办公室，然后转过一条宽敞的石板路就到了三号楼的拱门，这里就是四方院的后部；在那条弯道的另一侧，有一片很大的草坪，草坪后面就是气派的校长家。
还有别的风景。每当他从哈特福德开车回来都会被校园的美景所感动，就好像是头一回看见似的：你绕过一个巨大的水塔往前开就看得见它了，就在宽广的红色车道的三百码正前方。那儿是一号楼，拱门上方有一个小型的方塔，在远处的右侧树林里，可以隐约看见一些更小的建筑，似乎在向你保证你能在那儿发现一些别的好东西。
还有些时候，在猎鸭子季节，当他步履蹒跚地走回家吃早饭，爬上二号楼下面一道树木葱茏的陡坡，他会肘下夹着把裂开的猎枪停下脚步，怀疑这里会不会是整个校园里最壮观的风景——二号楼那高大闪光的柱石，全部都是石块建筑，隐约浮现在迷离的晨雾中，如一座中世纪的堡垒。
偶尔，在温暖的星期天午后，他会带上一摞绘图纸来到草地上，希望用炭笔来表达出几分他对这个地方的感觉。他对自己的要求向来不高——拱门上的光影嬉戏，比方说，或者是一排渐渐缩小的石板尖顶上的天窗，或者是一个烟囱顶和树木边的屋檐的组合——不过即使他老婆会说其中的某些素描画得“很美”，他也知道这些画都是蹩脚的货色。一个挚爱之地的气质是难以捉摸的，就像一个挚爱的人——在很久以前，他也曾想捕捉过，在他和玛吉新婚燕尔之时。他为她那张青春甜美的脸画了许多炭笔素描，还为她画了更多青春甜美得令人心疼的裸体画，尽管她红着脸表示反对。不过他最后把这些画统统丢弃了。
他走过大礼堂时，礼堂厚重的门开了，有十多个人走了出来。都是他不认识的人——全都穿着黑色的西服，有几个还拿着公文包——他停了下来，退到道路的边上，准备好万一有人朝他微笑的话他也回别人一个微笑，不过他们看也没看他就径直走了过去。直到他看见W·奥尔科特·克内德勒和最后几个人说着话走出来，才意识到这是一次理事会议。他们将会匆匆地穿过三号楼的拱门，走出去，穿过四方院，走向停在一号楼前面的车子；他们手握着多塞特中学的命运，各自去往哈特福德、波士顿和纽约。
他等在那里，直到克内德勒与最后一位理事握完手；然后才走到他跟前问：“怎么样，奥尔科特？”
“哦，不妙啊，鲍勃。”克内德勒的脸由于刚才竭力保持正式的笑容，现在还显得紧张。“形势很严峻，但比我担心的要好一些。”当他的眼睛终于慢慢聚焦在德里斯科尔身上时，他意识到理事会已经结束，就慢慢地放松了下来。“比我担心的好一些，”他再次说道，“也许从某种角度来说比我胆敢希望的还要好一些。你有时间吗，鲍勃？愿意来我办公室吗？”
克内德勒在他那张大书桌后坐定，转身打开后面的橡木墙上的一道门，里面是一个小小的食橱，他从中拿出一个上面盛着一瓶雪莉酒和几个杯子的托盘。
“……经营亏损，”他说道。“鲍勃，听他们谈论经营亏损你不知道我有多厌烦。这些人只想谈这个。别人会以为我们是在办一家工厂呢。好吧；干杯。”他抿了一口雪莉酒，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的吸水纸上。“当然啰，我们的经营亏损确实值得警惕，但我一直在跟他们解释还是有补救措施的。我觉得通过今天下午的会议我多少达到了一些目的。我告诉他们……”
德里斯科尔靠在椅背上，舌尖上享受着温暖愉快的雪莉酒，让克内德勒的话从他的耳边飘过。奥尔科特·克内德勒绝不是一个“受人敬爱的”校长角色；没人喜欢他。部分原因是他几乎一半时间都不在学校里，而是在追随未来的多塞特男生的家长们寄来的问询信的路上，“要招徕生意，”在员工大会上他喜欢这么说。不过，即使他整天待在学校里，他也许也不能让别人对他产生多少感情：他是个冷淡的人，一个转弯抹角的人，一个爱说话、爱笑的公关型男人，孩子们叫他“老酒瓶”，因为他看上去高大且脆弱，高腰肥臀。也许像那种身材的人在一所男校里是不可能有希望获得欢迎的。他妻子也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的事业：她也许曾经是个活泼的漂亮姑娘，可现在她的脸已经永远陷落在了一种僵硬的微笑里，好像在许多地方注射了奴佛卡因[6]似的。别的教师妻子说你即使认识她多年也不会听到她说过什么话，除了“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你知道，又是胡珀太太，”克内德勒说道，“永远，永远都是胡珀太太。即使在她死后，她的校章也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成为学校发展上的绊脚石，更别说她还和我们在一起，她在十英里外，只会使事情更糟。她现在不是八十二就是八十四了，任何一位有资质的医生都会把她现在的状态称为衰老。她不讲道理，太不讲道理，有时我不得不说她似乎把所有的理事都捏在了掌心里。无论关于什么事，校章都在各个方面把我们堵得死死的。是啊，”——说到这儿他一口吞掉了杯子里的雪莉酒，然后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几乎在各个方面。我明白当财务形势变得足够严峻时，有些问题就可以被提出来了。我想我今天在服装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非常棒的进攻。”
“噢？”
“哦，我现在还不能保证什么，但如果明年我们能告诉他们以后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不是很好吗？不用穿校服，晚上不用穿西服戴硬领？”
“是啊，那当然，”德里斯科尔说着，把他的空酒杯放到桌子上。“不过我还在想——你知道——我还在想主要问题是校际的体育比赛。”
“在这个问题上你绝不是孤军奋战的，”克内德勒说。“我同意你的观点，而且无论我走到哪儿都会听到同样的话。是的。”他站起来，德里斯科尔也随即站了起来，克内德勒绕过桌子伸出了手。他握手的劲道出奇的大；他应该是在上门推销的时候学到了用力地握手是成功的保障。“是的，”他再次说道，一边把客人送到门口。“我们还是能办到的，鲍勃。一样一样来。”
德里斯科尔出来了，又沿着树林往家走。他刚爬上通向三号楼拱门的小道，就有一群更大的孩子从后面跑上来，冲到了他前面。他们是刚从突击队训练回来的，一个个气喘吁吁、哈哈大笑。其中之一是拉里·盖恩斯，他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和德里斯科尔并排走。
“还没有完成那个训练吗，老爹？”
“我在等克内德勒先生，拉里。我都准备好了，只等他了。”
“哇，那将是多难得的风景啊，”拉里·盖恩斯说。“看你们俩一起撞那面墙。听着，你保证训练的时候一定让我知道，好吗？我要去弄一架照相机来。”
“拉里，他们今年让你做鹰队的首垒吗？”
“我不知道；我想也许会让我去参加田径赛。”
“好的，”德里斯科尔说。“好的。”
“你会再教一英里赛跑吗？”
“希望会的。”
“好的。因为我真的想试试一英里跑。”
“是嘛，好的；那很好呀。”
“好的。”
他们俩都意识到说了太多遍的“好的”，于是都傻傻地笑了一笑，低头看着脚下的石板路。此时他们走进拱门的浓荫里停了下来，拉里把体重都压在穿着破跑鞋的一只脚上，两只大拇指勾在牛仔裤上。“呃，”他抬起头微笑着，最后说道。“再见，先生。”
孩子们叫德里斯科尔“老爹”，但也叫他“先生”；他必须承认他喜欢这样。在走进四方院时，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在和拉里·盖恩斯说过一番话后，他会脸红尴尬，同时也觉得开心。那孩子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呢？是啊，他首先是个优等生，还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不是伟大的，不是人们所谓的天才运动员，不过对于多塞特在未来也许会派上场的橄榄球校队来说已经足够好了（如果他还能做个一英里赛跑的好手，不也很好吗？）——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明年会被选入学生会，而且几乎肯定能当上主席，也就是所有学生组织中的最高职务。不过即使你说出了以上的所有事情，你也只不过是形容了拉里·盖恩斯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别的内容呢。他是那么好的一个孩子。校园政治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别的孩子都喜欢他，愿意给他投票；他几乎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关心周到。他还是——好吧，如果大声说出来也许听上去会觉得可笑，但他确实是校园里最英俊的一个孩子。看着他那张神采奕奕的脸，你会像看一个美丽姑娘般觉得害羞。
在一天里的这个时刻，四方院里到处都是孩子们；他们正跑回宿舍去洗澡。他们中有的人会隔开老远和人打招呼，他们那模糊的喊声、嘲笑声和责骂声会回荡着一直飘进树林。
二号楼二楼是年龄小的孩子们——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的宿舍。每当德里斯科尔看着那排特别的窗户，总会搅起一股不安的情绪。他的独子鲍比，以令人头晕的速度已经长到了十三岁，如今作为二年级生就住在那里。鲍比超重，牙齿也需要矫正；更糟的是，他似乎喜欢扮演傻子的角色，就是别的孩子会认为很傻很无聊的那种。一年级时玛吉坚持要让他住在家里，也许这是一个错误：他还没有学会该如何表现得体；如何把握好自己；如何与别的孩子相处。
不过，还有很多时间。有许多孩子会经历一个懵懂的年纪。鲍比会成长、改变、发展，同时德里斯科尔知道为他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把这种担心挂在脸上，问题只会变得更复杂。
再说，这个下午实在太美好了，一年里的这个季节实在太美了，不该浪费在为任何事担心上。他继续往前走，嘴里还留着克内德勒的雪莉酒那股微妙的、烟熏般的滋味，心里还揣着拉里·盖恩斯给他的微笑祝福。此时玛吉一定已经从哈特福德回来了；她会把买回来的东西都摊在客厅里。（“你真的喜欢吗，鲍勃？我真的觉得很便宜，因为我是折扣价买的，我觉得它会很配的……”）她一边说一边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一脸购物归来后的幸福表情。她会用一根手指不经意地撩一撩眉头的一丝短发，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小动作，有时会使他涌起一股柔情而觉得嗓子疼。
玛吉身上最出色的一点就是她还是一个姑娘。哦，她很成熟，也有责任感，反正她这个年龄的女人身上该有的东西她都有，但她还保持着那份羞涩的、清爽的、青春的感觉。即使他们已经结婚了那么多年，他依然把她看成为一个姑娘，尤其是当他们在床上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他感觉她和以前一样身材苗条、皮肤紧致；还因为她那小小的肩膀、狭窄的后背和瘦削的四肢看上去几乎就像个姑娘，甚至像个少女，于是当她转身让他搂住她时——尤其是在她慢慢转过身来，噘着小嘴，漂亮的脸蛋上露出了魅惑的欲望——总会有一种甜蜜的惊喜随之而来，在她献上一对成熟丰满的乳房的时候，接着是一片令每一位成熟女性都为之骄傲的肥美的密林，一直延伸至她的大腿根。成熟的性感从天真烂漫中升腾而出——那就是他在很久以前愚蠢地用炭笔反复尝试想要捕捉的气质；他在做新郎的时候，心里装满了这样的希望，希望能有一个最终的权威、一个裁判官、一个上帝，那样他就能走上前去问他：“你是说这个绝妙的美人归我了吗？你是说我可以拥有这样一个美人吗？”
现在只有下午五点。他将会回家去对她买下的一切表示赞许，在她说话的时候他会微笑点头，他会为他们倒上一杯酒；接着，他会久久地、狠狠地看着她，然后走过去亲她的嘴。她今天穿了件蓝色的针织裙，所以他知道在他抚摸她的后背时这种特别的面料会使他的手感多么柔滑；那感觉就像性爱本身。也许她会笑着躲开他，但他知道她喜欢在下午干那事——他们在很久前就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下午甚至比晚上感觉还好——他会把她拉上楼去，和她做爱。他会在那里一次次地拥有她，窗外的大树会摇曳着新叶，发出婆娑的声音，她会不停地喊“哦，鲍勃；哦，鲍勃……”，天空会从蓝到红再到黑，他们会错过晚饭时间，但他们俩都不在乎。
鲍比四仰八叉地躺在客厅沙发上，吃着棉花糖。这就是他走进房间后头一眼看见的景象，他说道：“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待在宿舍里？”
“哇，天哪，老爸，我只是……”
“别对我说什么‘哇，天哪，老爸’，”德里斯科尔说。他被自己的严厉口吻吓住了，但他停不下来。“如果你想要融入到二年级的集体里去，你就必须待在二年级的集体里。你必须……”
“鲍勃！”
直到那时他才注意到玛吉也在房间里。她站在一张堆满了百货商店里的包装盒的椅子前，脸上突然露出生气的神情。“我不要看到你朝着他吼，”她说。
“我没有吼；我只是说他应该待在宿舍里，他和我一样清楚这点，你也是。他不该再住在这里的，玛吉。”
她没有提高嗓门——她几乎从来不会提高嗓门——说道：“请你冷静下来好吗？你能克制一点吗？他回来是因为我叫他回来的，为了让他试试我在镇上买来的几条牛仔裤和几件衬衫。明白了；你不觉得自己很傻吗？”
他觉得；他当然觉得很傻，而且也没有办法一笑了之。但他也没有准备好要道歉，所以他只能说：“好吧；好吧。”过了会儿，他问道：“有信件吗？”
“没多少。都在台子上。”
只有账单和一本杂志，不过翻一翻它们至少让他有点事可干。
有时候，德里斯科尔会像其他人一样看他的儿子，努力使自己相信其实鲍比并不是真正的胖子，牙齿和牙箍也没有真正破坏他的嘴型，他的脸上有智慧、幽默和勇敢的迹象，但现在不是那样的时刻。鲍比笨重地趴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他的眼神处于放空状态，气鼓鼓的嘴唇上沾着一层薄薄的糖霜。
德里斯科尔转过身去，不好意思地看着他老婆。“你——今天是一个人开车去的吗？”他问道。“还是和艾丽丝一起去的呢？”
“和艾丽丝一起去的。我们在德雷克吃的午饭。”她在叠着纸袋子，把纸盒子弄平，她的声音虽然听上去有些疲惫，但似乎已经不生他的气了。她从来不会长时间生气；事实上，她还是一个姑娘，生气从来都不符合她的身份。“我买了跟你说过的沙发套，”她说着。“还有几条裙子——有一条我想退回去。哦，我也为你看了看雨衣，不过实在是太贵了。”
“没关系，”他安抚她。“我的雨衣又没坏。”
所以，局面终于变成像他计划好的回家场面一样好。当她把商店包装盒拿出去时，他跟着她走到厨房里，注意到她蓝裙子上每一条变化的曲线，尽力保持着良好的情绪。“我觉得有点想来一杯马提尼，”他说。“你要吗？我们还有杜松子酒吗？”
“应该没有了。”
柜子里没有一点酒了，除了暗绿色的瓶子里还剩下的一点点已经干掉了的苦艾酒。“哦，”他说。“好吧，没关系。”他走到冰箱那儿找啤酒，但啤酒也没有了。
过了会儿，他走到厨房台面上的滴水板旁，然后跳了上去，一只脚荡在那里。“你知道，”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这条裙子。我一直很喜欢。”
“哦？”她没有抬头看他的眼睛，而是低头看着裙子。“呃，”她说，“它已经和上帝一样陈旧了。”
在他们回到客厅时，鲍比已经从沙发上下来了；他远远地站在墙角，保持着距离，玩着一只守场员的手套。他反复把拳头打进手套中的接球凹陷处，然后两腿分开站立，沿着左肩往前眯着眼，手套和假想的球贴近胸口，模仿得很像一个真正的投球手，在盯着首垒上的某个人。在他九岁、十岁和十一岁的时候，他会一连几小时玩这个游戏，沉迷在幻想中，有时还能听见他在低声地自言自语。
不过如今他似乎对此很快就会厌倦。他把手套放回楼梯下的柜子里，玛吉把他的许多东西都放在这张柜子里，然后走过地毯向她走来。“嘿，妈，”他说。“我可以在这儿洗个澡吗？”
这句话激怒了德里斯科尔。几天后，甚至几小时后，他就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有多天真，但在此时此刻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遏制住他的怒火。
“不，”他说。“不，这不行。你去收拾好你的东西，马上去，然后就回你的宿舍里去，和别的孩子一起洗澡。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在别的孩子面前脱光衣服的话，这实在没有一点叫人奇怪的，而且也很令人遗憾，不过也许这是下次你想整天躺着大吃棉花糖时该好好考虑的一个问题。”
鲍比的眼睛似乎模糊了起来。他就站在那儿，承受着父亲的责备；而玛吉，在壁炉那儿，这次看上去没有生气。其实更糟：她看上去伤心——目瞪口呆地，等待着痛苦爆发——此时的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老。
德里斯科尔坐下来，摘掉了眼镜，用手指慢慢地狠狠地揉了揉眼睛。过了会儿，他说：“对不起，玛吉。”可她一言不发。
鲍比手臂上挂着叠好的崭新的牛仔裤和衬衫，走到前门那里。他打开门，德里斯科尔温柔地喊道：“鲍比？”
那孩子转过身来，但他们没有好好地互相看一眼。
“对不起，儿子，”德里斯科尔说。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他一只手拿着手电筒一只手拿着块记事板出了门，去做他的例行巡视。德里斯科尔安慰自己说情况还不算最糟。他已经设法和玛吉讲和了——不是以他喜欢的方式，但他现在想来那是一场很不错的谈话。唯一不幸的部分发生在结束时，她说她太累了，不能等他回来了。
“噢？怎么会的？”
“你什么意思，什么‘怎么会的’？我累了，就是这样。”
到了早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肯定会这样的——时间会搞定一切的。
他的夜巡几乎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异常的情况：他会沿着四方院按逆时针方向前进，在每一个楼梯平台上都有一个舍监在等着对他说“一切都好，老爹”或“一切都好，先生”。他们中有些人值得信赖，有些人不值得——就比如，他从没对三号楼二楼的麦肯齐感到完全满意过；麦肯齐的脸上有一种不太可靠的神情，让人感觉原本就不该选他当舍监的——不过总体来说，巡视是一段和平满意的时光。
今晚也是如此：所有的宿舍都绝对平安无事，他发现自己在四号楼拱门旁站了很长时间，摆弄着他的手电筒，考虑着如何好好地打发睡觉前的一两个小时。
四号楼只有一半用于宿舍——学校里还没有足够多的新生来把它填满——不过现在另一半地方被用做厨房帮手们的住房，自从汽油短缺使他们无法当天从哈特福德打来回起。他们共有六到八个人，穿着污迹斑斑的白棉衫，看上去憔悴孤独。早晨，别人还没起床他们就已经在干活了，不过你能看到他们在黄昏时走回家，孤零零地，疲惫地迈着慢吞吞的步子，手里拿着自己卷的布尔·达勒姆香烟。德里斯科尔起初对这个四号楼的布局有点不安——孩子们确实会把住在那样一个地方的生活给浪漫化——而这种不安的情绪也一定很普遍，因为这个营地用沉重的木板墙和锁具与学校里的其余部分隔绝了，不过没有必要为此担心的。孩子们表现得就像厨房帮工根本不存在似的，而厨房帮工从来只关心他们自己。有时候德里斯科尔会琢磨他们是怎么看这个地方的，在他们穿着短裤蜷着身子坐在楼上的床铺上看向外面的四方院，用纸袋里的瓶装廉价老酒让自己入眠的时候。
好吧，这世界就是滑稽；从没人说它不滑稽。现在，他又走了起来，开始觉得有了一丝因期待而来的兴奋感，因为他想到现在去德雷伯家喝一杯还不算太晚。
白天里，四号楼后面的那块沙地是校园里唯一一个单调的地方。疯老婆子胡珀原本计划把学校造得像现在的两倍那么大，第二个四方院的设施就计划要造在这里的，部分地基已经铺好。那些未完成的部分，就像一条低矮、漫长的古代废墟；它们破坏了你的对称感；它们破坏了去医务室的路上的景观，或者是去科技楼和去德雷伯家的路上。在晚上，如果你不小心，可能就会撞在一堆乱石上。
远处，德雷伯家的厨房窗子上闪着灯光——很好，他们还没睡——德里斯科尔想了一会明天他准备在学校里教些什么。“哦，就是‘汤米这个’和‘汤米那个’，[7]”他一边走一边用低沉的声音背诵着，“还有‘汤米，待在外面’，不过，等到运兵舰在涨潮时起航，就会有‘一列阿特金斯的专列’……”今年他带领五年级学生阅读了许多英国诗人的作品，首先从多恩开始；整个秋冬季节他们都在乏味的诗歌中昏昏度过，这些诗歌要读出来都得费老大的劲，更别说理解了，不过现在已是春天；他们早已进入十九世纪，明天他就会给他们介绍吉卜林。“然后就是‘汤米这个’和‘汤米那个’，还有‘汤米，你的灵魂怎么了’。不过，等到战鼓声隆隆响起，就会有‘一条英雄们组成的细红线’。”
他知道他们会喜欢这诗的。哦，为他们的心灵祝福，他知道他们会喜欢的，他也知道他们会喜欢他的高声朗诵。而且，这首诗对现在的他们还不止一点点合适：他们自己的兵舰很快也将起航；隆隆的战鼓将为他们敲响。
杰克·德雷伯一个人坐在厨房里一张鲜艳的桌子前。德里斯科尔按下门铃时透过厨房的玻璃门看见了他；然后他看见他抬起头来，微微一笑，接着就像做慢动作一般站起来往前走。“哈罗，鲍勃，”他说。“欢迎你大驾光临。请进。”
“我知道现在很晚了，”德里斯科尔说。“我只是顺便过来看看，要是你还没睡的话。艾丽丝上床了吗？”
“不，她——出去了，”德雷伯说。“拉一张凳子过来。这儿，我给你倒一杯酒。”
当德里斯科尔从放在他面前的高脚杯里呷了一小口威士忌，他已经很清楚德雷伯一定已经在这儿喝了一段时间了。他并没有真的喝醉，不过他已经喝到了那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程度，不论多么疯癫的想法，只要进入了他的大脑，他都能脱口而出。
“……不，但是说真的，”他说。“说真的，鲍勃，你从来没有想到过吗，在我们体内蕴藏着一股多么强大而且纯粹的性能量？尤其是在晚上的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如果宿舍的大石墙坍下来我们会看见什么：一百二十五个孩子都在手淫。”
德里斯科尔笑了起来——真是滑稽——不过当德雷伯的声音再次响起，准备开始讲第二个笑话时，他朝着厨房那头阴暗的门厅瞥了一眼，然后又迅速转过头来，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说声“嘘——嘘”。
米莉森特·德雷伯进来了，她七岁大，用手罩住眼睛遮挡光线。她那头浓密棕黄的头发因为刚从床上爬起来而乱蓬蓬的；她穿着一条看上去像崭新的棉睡袍，手里拿着一只很旧的玩具动物，看起来不是一条狗就是一头熊。
杰克的脸色和声音似乎一下子都清醒起来。“哦，”他说。“哈啰，小宝贝。”
“爹地？妈咪说如果我们醒了可以每人吃一块饼干。”
“好吧，那么，你去拿一块好了。你能拿到吗？”
“能。”
“杰夫也醒了吗？”
“醒了。”
“那么你就拿两块好了。我们是不是在这儿说得太响了？”
“没关系，”她说，“反正我们都会醒的。”
德雷伯看着她走进了厨房。接着他说：“哇。这条睡袍真的很好看嘛。是妈咪今天在哈特福德买的吗？和德里斯科尔太太一起去买的？”
“是的。还有一条粉红的和一条蓝色的。”
等她要回到房间里去的时候，他从桌子前微微转身，说道：“来抱一个好吗？”
她给了他一个熊抱，两条手臂都伸出来勾住他的脖子，两只手都翻转来抓着玩具和饼干。看着杰克·德雷伯残疾的手搂住她的背，德里斯科尔的眼睛和喉咙突然涌起一股甜蜜的痛楚。他希望自己也有个女儿。
她走掉了，德雷伯坐在那儿盯着他的酒看了会儿；然后他抬起头看见德里斯科尔的杯子空了。“再倒一杯吧，鲍勃，”他说。“等一下，我去给你拿点冰块。”他吃力地想要站起来。
“不用了，真的，”德里斯科尔说，“我该回家了。”
“好好坐着。”
“好吧，行，再来一杯。不过，老天爷啊，还是我去拿冰吧，杰克。”
“好好坐着，我说了。”他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在发火。他走到冰箱那儿，又补了一句：“我还是能做点什么的。”德里斯科尔满怀歉意地坐在那儿，听着水池里冰盒的咔嗒声，还有热水浇在上面的嘶嘶声。要掌握如何和一个残疾人打交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讲到哪儿了？”德雷伯重新坐回到桌子前问。“哦，是的。性能量。我们体内充满着的性能量。”他长长地喝了口酒。“好吧，老兄，我并没有告诉你什么你不知道的新鲜事，或者没听说过的，或者没猜过的，但事实是我们这儿还藏着一个贼眉鼠目的混账小矮子，他的性能量简直无边无际，我们当然不该公开他的身份，但他的名字就叫法国他妈的拉普拉德。”
“我不懂你的意思，”德里斯科尔说。
“你不懂？为什么不懂？这里所有人好像都懂的，就连三年级的孩子们都懂的——你该看看这些小兔崽子们每天都是用怎样的眼神来看我的。行了，德里斯科尔，动动脑子吧。你认为她今晚会他妈的在哪儿呢？你认为她从去年春天开始每晚都他妈的待在哪儿呢？那时我太笨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该死的事情。”
德里斯科尔被一小股怀疑的潮水淹没了——艾丽丝·德雷伯？法国佬拉普拉德？——而最糟糕的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恐怕自己都脸红了。“哦，杰克，”他最后说道，“我不知道你在经受这种事情。”
此时德雷伯看上去很惨，也许是在后悔自己泄露了这个秘密。“是啊，是的，这确实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他说。“有时我想我还是死了的好。”
“你不是这么想的。你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在德里斯科尔与德雷伯夫妇初识的时候，他在脑子里偷偷地算了一道小小的数学题，现在他又在算了，只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杰克在二十九岁时得了脊髓灰质炎，就是他婚后的第一年。他现在三十八，米莉森特七岁，杰夫五岁，这证明他这毛病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殖系统。
接着他就面对了一个似乎意义深远的道德问题：他该把这个告诉玛吉吗？他想到也许玛吉早已知道了此事，于是决定守口如瓶——这种事还是秘而不宣比较好。她和艾丽丝在开车去哈特福德的途中就可以详详细细地谈这事，或者在德雷克旅馆吃鸡肉色拉的时候，也许玛吉决定不告诉他。好吧，但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听着，杰克，”他说着，身体向他那边倾去，如果不是担心德雷伯的手臂也许会很瘦的话，他就会紧紧捉住它了。“听着：我对女人的了解并不比你多，但你不能因为这种事而把自己给毁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现在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谢谢你，老朋友，”德雷伯用平板的声音说，“可你误会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小心地照顾着我自己。我们残疾人都这样。”
食堂里只有一半的地方摆着饭桌；另一半，在食堂的另一头，是作为开集体大会使用的。每天午饭碗碟被收走后，桌上的一只小铃铛一摇，教师和学生们就都站起来，胀着肚子往一排排的折叠式钢椅那里挪动，椅子正对着墙壁前面的一个讲台。教师们坐在后面，孩子们从六年级开始依次往前坐，最小的坐最前面。只要克内德勒在校，总是由他来发表当天的讲话——他不在的时候就由另几个老师代替——他喜欢在讲话时搞点小花样出来：他开始会说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把大事情留到最后。在没有什么大事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如此，他会努力把他最后的发言弄得听上去好像比它实际的意义更重要；有时候，为了改变节奏，他也会在最后来上一段笑料，但他往往会事先就偷偷地笑一笑，从而破坏了笑话的效果。
四月的一个礼拜一，他的表演已接近高潮，从他在讲台上的举止来看，大家都知道今天又是极其普通的一天：没有大事发生，没有滑稽的事情，也许就连克内德勒也拿这么平凡的一天无能为力了。
“三个礼拜前，”他说，“我宣布了要举行一场作文比赛，题目是‘战时的美国’，由斯通博士当裁判，获得一等奖的将在《多塞特纪事报》做编辑。这场比赛现在已经有了结果，我这里有获胜者的名单。一等奖获得者是四年级的威廉·格罗夫。”
鼓掌声不是很热烈，但威廉·格罗夫还是很惊讶，他根本没想到会有什么掌声。他弓着背坐在椅子上，坚决不露出微笑，也不朝两边看。他如此专注于自己的表现，以至于没有听见二等奖和三等奖得主的名字，不过他注意到他们都是更高年级的学生。
等他站起来，面向通道，准备和别的学生一起走出食堂时，他发现自己有了一种陌生的新能力，可以从外部看见他自己，就好像透过一个二十尺外的摄像机。他可以观察自己的举止——大衣紧缩着，因为一只手插在口袋里，背脊微微伸展，下巴翘起——那台摄像机一直跟着他，穿过食堂，来到室外的阳光里。
他知道应该快点回宿舍去，因为今天是社区服务日，而不是运动日；他整个下午都将穿着工作服，和三四个孩子一起坐在一辆小货车里到处转悠，在一个怏怏不乐的学校雇工的指导下清理绿化、搬运垃圾，此时那辆货车一定已经在等他们了。但他还是慢吞吞的，为了那架幽灵似的摄像机他必须笃悠悠地走回三号楼去，接下来发生在那里的事也像是电影里的一幕。拉里·盖恩斯在楼梯上赶到了他的前面，然后又回过头来，给了他一个终生难忘的微笑，说道：“干得漂亮，吉卜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