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提，我才想起，这一轮职称刚刚评完，我的职称是讲师，而Z君被破格升为副教授……我说：“哪回评职称，不是狼多肉少，领导能想着往我头上洒上一点甘露，就有观世音菩萨之心了，我哪会再让领导为难。”
他真的不悦了：“谈问题就谈问题，不要贫嘴。我知道Z君被破格升为副教授，你未能升上，心里一定不痛快……”系主任真的误会了，我赶紧说：“我打扰你，真不是为职称，而是为去美国读书的事。该办的手续都办了，现在就卡在与学校签合同这一关上，我实在没辙了。”他哦了一声。
这一年里，下来了106号文件，规定凡硕士研究生，不得再自费出国留学。实在需要出国留学的，只能以自费公派名义。所谓自费，便是国家不会给一文钱，在外的一切全靠你自谋出路。所谓公派，便是指尽管你自己出的钱，你仍是公家的人，你还得回来，为此文件里规定了这样一条，离国前，必需在原单位签下归国保证书，并交上一笔保证金（该款按国家对出国者已付出的培养费计算）。倘若你学成归国了，这钱就退还你，反之，不说你也明白……
“自费公派”，字面上解，虽别别扭扭，但这一招——把人抵押给了钱，或者说把钱抵押给了人，却让我眼看要功亏一篑。按我的学历，至少得付5万元人民币。当时我的工资只有100多元，父母均是中学老师。找遍伯伯、叔叔、七大姑、八大姨来，也找不到一个官商，用手就这么往空气里一捣腾，也能捣出一把钱来。系主任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已经9点了：“我去扶母亲上床，你稍等一会儿。”
我打量着他的书房兼卧室，空间不大，一切却井然有序，明净有韵，散发出一种古刹远寺里的怡然感，颇像是出自于一位贤明而又典雅的女主人的调理之下。可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个单身汉……他又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烟缸：“忘记你吸烟了，你抽吧。”
他在藤椅里坐下，双手宽松地放在两沿上，眼睛里注满了清澄：“你就别瞒我了，人活一辈子总会有沮丧的事。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妻子提出离婚，一子一女也随了她，几乎一夜之间毁了一个家。好像伍子胥，我也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你说我沮丧不？后来守寡的母亲从乡下赶来，从此一直跟着我，我去农场劳改，她也去农场；我获‘改正’回城，她也跟着回城。现在她老人家快活到期颐之年了，我也能吃能睡能干。就此想想，世上的事再风诡云谲，不过就这么两条：总有不公平，不是张三轮着，就是李四挨上；总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你能不能不走？”
我竭力控制住心头涌起的一股温热，恍若在把一根快化了的冰棍，急匆匆地往嘴里塞：“如果为了我个人，我可以不走，我为的是我的专业……”
他想了一会儿：“那好，我不拦你。我听说外系也有一个硕士毕业的老师要出国留学，交不了钱，结果他的导师给他写了一张担保书，他才走成了。这样吧，我也给你写份担保书……”
我感觉自己真卑鄙得可以，在拿一根看不见的绳索，往他的脖子上套，心一下虚了：“这担保书可不能写，万一……”
他笑了，被圈圈的皱纹包藏的眼睛里，别有一番饱经世事沧桑的锐利：“没有什么万一，到时你回国了，这钱无须交。到时你不想回来，这区区几万元钱，能难倒我，还能难倒你一个海外学人？……”
到了美国，按这所大学的规矩，对文科研究生一律不给奖学金，得靠自己去打工。从第二学年起，如成绩优异者，可以在经济上获得资助。这意思是如果系里有5个助教名额，那你的成绩必须进入前5名。倘若你是第6名，也当上了助教，这只意味着在前5名里，有一个研究生自己交得起学费，不想去挣助教的这份辛苦钱。在美国的大学里，其实并没有助教这个层次，但教授们总有些活儿要人帮着干，雇个专人来工薪不菲，且找个合适的人也不容易。交给研究生干，既大可放心，酬金也比在外面雇个人来要便宜。美国佬也精灵，说起来资助了你，实际上是让你为他打工，看起来给了你钱，实际上你却为他省下了钱。
第一年，我拼死拼活，终于以各门功课全A的成绩，得到了一个助教的名额。其中有一门课是理论数学，我在国内学起来很吃力，可在这里却像牲畜吃了激肥素似的，成绩一下蹭蹭地上去了。数学系的中国学生就更不用提了，成绩分平时作业和考试两部分，前者占总分的30%，他们可以潇洒得不要这30%。该系的助教名额是11个，考试结果出来后，一个也参加竞争的美国学生，鼻子都气歪了：中国人没来之前，我助教年年有份，现在中国人来了，我没戏了，甭说前10名，就是前20名，也全是中国人！
这事如果发生在国内，我看十有八九会炒成一件官司：怎么中国人的钱都给了洋人？这不是吃里扒外吗？俨然涉及到了民族感情与民族自尊。但在美国，没有谁会去受理这类“情感官司”，即便是当事者本人，鼻子歪了多少英寸，依然得回来多少英寸。依我看，美国佬更精明在，一旦制定了公平竞争的规则，就从不去触动这个规则。
这里的哲学系，分析哲学占统治地位，不管你学的是哲学的哪个分支，统统离不开数理逻辑和现代符号逻辑。不管是上课，写论文，要确立个什么观点，都得经过这两项逻辑的大量论证。即便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教授，我第一次去听他的课，见黑板上一大堆满天大雪似的数字，形形色色宛如抄自天书的深奥符号，我还以为自己进错了门，闯进了数学系的教室。罗纳德教授更是近年来美国分析哲学领域里的一匹黑马，在他眼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数字和符号组成的，哪怕是一场山呼海啸的海湾战争，大街上走过来的一位美丽如云锦的姑娘，或者校园的夜空里，不时如童话一样漫过的萤火虫……
康德有个被称之为人类认知上的“哥白尼革命”的全新观点，他以为时间、空间，并非物质世界的属性，乃是人类感知的方式，如同水倒进了壶，水的形状将被壶塑造一样，时间、空间也是被人类的心灵之壶给塑造的。我之所以对康德抱有浓厚的兴趣，首先便是被这雄视千古、把玩寰宇的大襟界所震慑！我感到，古往今来，所有诗人的想象力，在这个大瑰丽的想象面前，都显得苍白了……
罗纳德给我在纸上画了两根坐标，一根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一根是洛克·柏克莱和休姆的经验主义。然后，他要我在两根坐标之间，推导出康德的思维历程。光这件活，我干了两个多月，在这之中，我感觉不到康德那份创造的才情与想象的快乐，我像在用数字的锯条拉扯他，用符号的利刃解剖他，我变成了一个长年在水银灯下做手术的大夫，缜密而又枯燥，敏锐而又麻木。
真让我对在美国从事哲学研究的前景，感到了怀疑的，是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系里碰到了多日未见的罗纳德，一双眼睛红红的，让人想起原子弹爆炸后升起的蘑菇云。平日里总干净、挺刮得连一只小虫也挂不住的衬衫，揉皱不堪，好像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客串了一个酒徒回来……他说：“我已经几个晚上没有睡觉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正要找你哩，你说说什么叫死？”
我松了一口气，说：“一个人死不死，大概医生最有发言权……”
“NO，NO，我要的不是医学定义，而是哲学定义。”
“也许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失去了反应，这就叫死？”
“植物人失去了反应，可人还活着，这不能叫死。”
“那就这么讲，主观世界不但对客观世界失去了反应，而且自身也变成了客观世界……”
“N0，NO，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而言，这就是客观世界。而且，一个人死了，那墓地上会长出小草、小花来，这不又成了生？”
我像是说上了一段拗口的绕口令，被人拖进了一座总也走不出去的迷宫。罗纳德却穷追不舍，他拉我到一块小黑板前，又画了一个垂直的坐标，一根线上写的是生，另一根线上写的是再生，他指指中间的那块空白，颇为神秘地说：“我告诉你，死就在这里面的一点上，我们一定要将这点找出来……”
如果我不曾涉及分析哲学，罗纳德又不是我的导师，此刻，我真会以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可哲学弄到了这个份上，如此繁琐化、细末化、程式化，究竟能对人类思想的积淀与发展，起到多大作用呢？过了几天，一个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都很知名的数学家、美籍华人王教授，应邀来我校数学系作学术报告。我知道他早年搞哲学，并看过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有关著作。后来他改行了，由逻辑、数理逻辑，直到现在研究的计算机人工智能。我也去听了这个报告，令我兴奋的是，一场报告听下来，并非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是处于一种似懂非懂、欲明未明的状态。趁着这股兴奋劲儿，在几个学生提出了专业问题之后，我不禁问：“王先生，你是学哲学出身的，当年也小有名气，可后来为什么改行了呢？”
王先生四下看了看：“在座的没有学哲学的吧？”
好似台风中心倒是安全的，王先生没有注意到本人已是一脸的尴尬，幸好在场的中国学生里，也没有谁“出卖”我。
“那我就斗胆说了，我以为，凡是在美国学哲学的，大概都是这里有问题——”他用手指点点自己的脑门——“总会冒出些稀奇古怪的念头。我打小也这样，等到要上大学了，好像没有哪个系能解决这些问题，唯一能神聊海侃这些问题的，就是哲学系了。如果我父亲是洛克菲勒，或是杜邦，那我可能会在哲学里泡一辈子，这的确是一块超凡脱俗的好地方。但我是个两袖清风来美国闯荡的中国人，生活逼迫我不得不放弃了这块好地方……”
台下一片哄堂大笑。
王先生讲得不无道理。在未开始写博士毕业论文之前，我一气向社会上发了三十几封求职信，但每一封回信里都是“SORRY”。我终于断定，一个哲学博士想在美国找份工作，概率基本为0。之所以基本，不是绝对，哲学博士们尚有两个去处，一个是类似国内社科院这样的研究机构，但在美国它们寥若晨星；一个是大学的哲学系，可与国内比起来，也远没有后者的臃肿。一次，我告诉罗纳德，我母校哲学系里有97名教职工，他吓得差点由椅子上滚去了地下，这里全系只有15个人，系行政事务这一摊子，全由莎朗太太一个人包揽了……能进这两个地方的机会，几乎等于在美国看到熊猫的机会。即便“熊猫”真出现了，它们怡然地啃着竹子，你也得陶然地咽下全美教授、研究员里最低的年薪。
美国肯定是个大度的国家，只要你无需纳税人的钱，你尽管去苦思冥想，胡说八道；美国肯定又是个吝惜的国家，至少比中国要吝惜，在国内，一个哲学教授和一个法律或者外语教授的基本工资是一样的，可在这里，如果你要花纳税人的钱，你就得为自己形而上的天马行空，付出形而下的某些代价。
毕业论文实在写不下去了，我是用计算机写作的，每个键敲下去，溅在心里的都是一缕苦涩。屏幕上那一排排密密麻麻、排列齐整的数字、符号，刚刚还像一支浩浩荡荡出征的大军，突然眼前一片模糊，它们四下溃散了，犹如一支哗变了的队伍。屏幕又发出令我眼球生痛的道道光刺，好像在冷眼与讥讽这场征战的始作俑者……
我将哲学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可结果呢？也许不但在中国，在美国，也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哲学都走到了穷途末路，不会再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时代了，不会再有康德、黑格尔时代了，那时人类的精神原野无比壮阔，原野上思想的长风无比恢弘，清晨有霞光磅礴，夜晚有星汉灿烂。可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疆域已经拓展去了月球之时，人类的精神原野，因耸起一片片意识形态的水泥森林而破碎，因扬卷一团团物欲的黄沙而缩减，思想不是被关在铁笼里难产，就是在汉白玉砌成的宫殿里养尊处优。哲学家们也变得卑微起来，他们失去了一对高翔的翅膀，只能像紧贴着地面的公鸡、母鸡，要不在莫名其妙的时候打鸣，要不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下蛋……
在这个哲学博士无异于傻瓜博士的年代里，我还坐下来写什么博士论文呢？
或许，我可以回国。回国倒不是为着收回系主任写的那份担保书，具有抵押性质的106号文件，只执行了一年，便寿终正寝了。回国为的是实践罗纳德爱国主义的教诲。我感觉罗纳德是这样一位教授，在哲学的小屋里，他时犯迷糊，尽管这是一种自得其乐的迷糊；可一旦走出了小屋，在许多事情上，他比不少自以为清楚的人们更清楚……
一次，我和他在酒吧里碰上了，两人一起喝开了啤酒，不知怎的，聊起了日本人。他告诉我，50年代时，学校里最多的外国学生是日本人，以学理工科为主。二战时，美国的工业几乎都在造坦克、飞机，但大学的科研仍正常运转，开发出一大批民用工业的成果，战后，美国急需大批的工程师，将这些成果应用到工业的各部门中来，那满眼皆是的工作机会，对日本留学生来说，犹如雨后的大森林里可随处采撷的蘑菇。但95%以上的日本人回国了，留下来的多是中国人、印度人。因此在当今美国工业界50岁以上的高技术人才里，要找日本人不容易，可要找中国人、印度人，便如同要在美国的大城市里要找中国城、印度城，你就是走错了路，七绕八绕，也会绕到它的脚下。现在来美国的日本留学生，更是这样了，他们像候鸟一样，来美国栖落一阵，由这个枝头飞到那个枝头，一双滴溜转的小眼睛，笃悠悠地打量一圈后，到时便飞回了那个岛国……
罗纳德动弹不已的绿眼珠，在略显淡蓝的镜片上，打了一个个跳跃不已的光斑：
我在二战的电影里看到，当时日本军队使的三八大盖，又长又重，几乎可以用做镢头刨地了，可50年过去，日本人的丰田、本田、五十铃、三菱……像甲壳虫一样爬满了世界的大街小巷；日本人的索尼、东芝、松下、日立……好像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妖魅，鼓惑得多少美国人掏钱出来，将它们请回家里，并帮着轰然一声推倒了美国的电子工业！战后，日本人不是靠着武器，而是靠着一股团队精神征服这个世界的。我就奇怪，中国、印度的经济现在还大大落后于日本，现在在美国留下来的外国留学生里，却还是中国人、印度人最多，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回去，抓紧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呢？
可我回去能干嘛呢？还做一头弹琴的牛，一个去编排故事和笑话的小品演员？还去参加那些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俨然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评定职称？如果这些也能算是“爱国主义”，那爱国主义便轻薄似酒足饭饱之后嘴里含着的一根牙签。
或许，我应该留下来。我老婆和我同时到的美国，因为那场风波，我们提前拿了绿卡。可留下来干嘛呢？再回过头去打工？在美国，即便打再粗的活，也能赚够吃饭的钱，养一个家也不是难事。可这样混下去，十有八九，最后准混进中国城里，开起一家杂货铺，等别人先称我“阿哥”，后称我“阿伯”，当鸡皮鹤发、齿动牙摇之时，回顾起这一生来，我这个国内名牌大学毕业、飘洋过海拿了硕士又读博士的知识分子，也混得忒惨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