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自己的人生经历，最初还是我的孩子们提出的建议。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他们经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活上刚刚起步的青年男女，他们还会像您当初那样做事吗？”他们还会问：“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还有什么是固定不变、持久存在的呢？”
有些人一直希望我讲一讲华尔街职业生涯，对他们的意图，我是这样想的——他们希望能从我这里发现一条致富的捷径，一种成功的魔法。
还有一些人，他们仿佛更关心我对威尔逊到艾森豪威尔这七任总统的看法和评价，因为我对他们非常熟悉。
另外，还有一些人让我总结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缔结和平期间的经历。说实话，他们的要求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试图从我的观察和观点中找到解决今天世界生存问题的答案。
事实上，我从20世纪30年代末就开始撰写回忆录，但因为拖延而没有完稿。在希特勒称霸欧洲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国家备战，为国家争取最佳的战争保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全力以赴投身其中，组织动员战争资源，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同时还要尽力避免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犯错误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依然在为解决战争遗留下的诸多困难寻找方法，为国际核能的控制等问题寻找答案。
因为这些职责的原因，我没有时间用来写作回忆录，但却给我又提供了更多的材料。正是这些经历，又使我从更新的角度观察和思考。所以，已经写完的东西也有了修改的必要。
我最初的想法是等自传完成后再出版，但对于一部跨越南北战争、战后重建、原子弹研制成功漫长历史的自传来说，要将它压缩进一部书稿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回忆录的发表，最好的时机就是趁着自己尚在人世。这样，谁对回忆录中的内容有异议，就可以和作者当面切磋。
现在，我已经87岁了，时日无多，希望在不久之后，就能出版最后一卷。为此，我正在积极写作中。
在我的回忆录中，可能更多提及的是我的个性和人格形成阶段的经历，这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在长大成人后，孩提时代的烙印并不会随着时光消散。成年人在解决各种问题时的方法，都会留下孩提时的烙印，相差不会太远。
小时候，我是个胆小腼腆的孩子，在社交场合总有一种恐惧感。我总是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经常发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赌博发生了兴趣。现在，我在观看赛马、球赛和拳击赛时，还会像年轻时那样感到紧张刺激，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看到别人在做事，看到别人的成功，我就希望自己也尝试着去做。在自己努力后，才会领悟到应该怎样对自己的情感加以掌控，认识到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好，而将无力做好的事情留待别人去完成。
对于这样的成长经历，要说有什么“关键因素”，我认为，就是为了让自己得到严格的自我审视和评价，要为此做出系统的努力。当我对自己有了认识时，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
事实上，我在华尔街和商界的经历，也是我在人性方面接受教育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管是在证券交易所还是在其他交易中遇到的问题，差不多都是怎样将关于某个形势的众多客观事实与随之产生的人类心理因素小心地分离开。离开华尔街后，我开始涉足公共事务，这时，我发现在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同样永恒的谜——怎样能让我们周围的事物性质和人类的天性达到一个平衡。
毫无疑问，人类天性的变化要比外部环境的变化慢得多。对于新生事物，一些人总要抱着老皇历，固守过去，尽管你苦口婆心相劝，他们依然认为必须遵守惯例。还有一些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一切都是没有价值的，好像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全新的方法，必须要用试错法加以反复检验。
为了对自己加以有效的治理，必须摒弃这两种极端的做法。真正的问题在于明白，什么时候要遵循古老的真理，什么时候应该采用创新的方法。在回忆录中，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也就是我的行动哲学。一直以来，我都在设法根据我的行动哲学，随时准备冒险做新的尝试，同时又采取措施避免过去的错误，让这二者融合在一起。
我所做的一切可能会遭到非议和责难，但我愿意叙说自己曾经的错误和失败。因为，根据我的观察，错误和失败给人的教育意义要远远大于成功。
在准备这一卷回忆录的材料时，我得到了哈罗德·爱泼斯坦、萨缪尔·卢贝尔和赫伯特·斯沃普几位朋友的鼎力相助，在此我深表谢意。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莱施尔的编辑建议也是很有价值的，对此我致以深切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