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头
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浪漫派那些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诗人、艺术家中，巴尔扎克好似一位找错地址的不速之客，他魁梧、健壮，举止笨拙，说话粗声大气，毫无优雅风度可言。他的艺术风格和他的体貌不相上下，即使在他的天才被承认以后也很少在这方面受到批评界的赞扬。巴尔扎克的气质，正如罗丹为他塑的雕像：粗糙、笨重，然而深邃、豪壮，具有震撼人心的气势和威力。巴尔扎克的作品仿佛是由天才的巨斧砍劈而成：生气勃勃，出神入化，只是还没来得及细细打磨。
其实巴尔扎克并非对艺术漫不经心。他宁肯损失一半收入，也要上十遍地修改校样。但他的注意力似乎全部用于尽可能准确和完整地表达他那过分充溢的思想，顾不上把词句锤炼得更加清新、洗练。这个缺点在其他国家读者眼里倒不算十分严重，因为文字经过翻译，原文的优点往往难以尽传，缺点也可以显得不那么突出。可是在他本国的，特别是同时代的批评家看来，文体的粗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足以抹煞其他方面的一切优点。巴尔扎克久久不能获得公正的评价，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作家们似乎更善于识别真正的创作才能。不管他们最初对巴尔扎克的印象如何，最后毕竟不能不意识到这位大师非凡的力量。戈蒂耶第一个站出来热烈赞扬巴尔扎克的天才，乔治桑不止一次对这位与她风格迥异的作家表示诚挚的赞赏。波德莱尔简直为他着迷，福楼拜和左拉对他表示仰慕，雨果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说：“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属于头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的才智是惊人的，不同凡响的，成就不是眼下说得尽的。……”[1]甚至对文体十分苛求的法朗士也承认“他是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2]。而且“从塑造形象和深度来说，没有人能比得上巴尔扎克”[3]。一个在文体上有明显缺陷的作家，竟然博得法国这些第一流的艺术家的激赏（这里我们姑且不提伟大的歌德、高尔基等外国名作家对巴尔扎克的评价），至少说明他必定具有某种独到的功力，不仅能弥补自己某些修养上的不足，还能使他的作品产生不寻常的艺术效果。
巴尔扎克的头脑是个无所不包的世界，他观察一切，剖析一切，他探寻各种事物的因果关系以及它们彼此间的联系，各种杂乱无章的社会现象渐渐在他头脑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无法将这些现象割裂开来：他描述某一现象，必定联想到与此相关的种种现象；他刻画一个人物，必定同时回顾这个人物的过去，预测他的未来。他对“真实”的追求，使他试图在作品中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人类心灵的全部复杂性。他以法国社会的“秘书”自诩，决心完成一部当代法国社会的“风俗史”。因而他作为艺术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如何把这个庞大的社会纳入小说的狭小框架，如何使现实世界复杂纷纭的面貌井然有序地从整体上得到再现。巴尔扎克深深感到，以往的艺术法则不够用了，必须作新的开拓。为此他想到将自己的全部作品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一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4]；为此他试图创造一种高度凝练的艺术风格，如果这种风格稍显滞重，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让小说承受了太重的负担。巴尔扎克的艺术是一种高浓度的艺术。一个以消遣为目的的读者也许会感到他的小说累赘不堪，而一个勤于思索的读者却可能发现，对于作品的负荷量来说，甚至有理由称赞他的简洁明快。巴尔扎克认为艺术就是“凝练的自然”，“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容量惊人地集中最大量的思想”。[5]他顽强地在形式与内容的矛盾中挣扎，终于创造出一系列带有巴尔扎克特殊印记的杰作。《高老头》（1834）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如果说以外省一个家庭的悲剧为背景的另一杰作《欧也妮·葛朗台》（1833）还不足以显示巴尔扎克的全部才华，那么《高老头》则可以说充分表现了作家驾驭素材和提炼生活的能力。
《高老头》全书译成中文不到十八万字，而其视野之广，人物形象之多姿多彩，简直够得上一幅全景画卷。从拉丁区与圣马尔索城关之间贫穷寒酸的小街陋巷，到圣日耳曼区富丽堂皇的贵族府邸，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巴黎社会：一个给了两个女儿每人每年四万法郎入息的父亲，自己却穷死在塞纳河左岸[6]的阁楼上；两个女儿一个当了伯爵夫人，一个当了银行家太太，而每年只剩下几百法郎生活费的老父亲还得千方百计筹钱为她们还债；满头鲜花，打扮得像天仙般的贵妇人，头天晚上在舞会上风头十足，第二天早上却在放印子钱的干瘪老头面前赔笑脸；浑身珠宝的银行家太太，为了摆脱困境竟不得不在赌台上碰运气。气概非凡、才情过人的宫廷贵妇，敌不过二十万年息陪嫁的竞争，不得不悄然隐退；纯洁无辜的少女，由于父兄要建立长子世袭财产而被逐出家门。外省来的大学生榨干母亲、妹妹的私蓄，为的是置办一套时髦行头到上流社会去闯出路……巴黎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物，带着各自独特的风貌，在这部小说中组成了一个喧闹的、活动着的、真实的社会。这里有贪婪势利的老板娘，有献身科学的大学生，有苦役犯帮口里神通广大的秘密头领，有吃了一辈子公事饭而成为机器人的退休公务员，还有来路不明、工于心计的老小姐……这么广阔的画面，这么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通过一个贫穷的贵族青年做桥梁，竟天衣无缝地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虽则头绪纷繁，读来却感到紧凑而集中，每个细节，每个人物都紧扣主题，丝毫不给人支离破碎之感。
《高老头》的主题是什么？作者本人并未作明确的交代，在本书第二版序言中，巴尔扎克表示“不可要求读者一开始就能统观和猜透作品的意图，这种意图连作者自己也只是在某些时候约摸看见”。但是作者的故弄玄虚并不妨碍我们看出：虽然小说以《高老头》命名，虽然高老头和他两个女儿的故事是作者用心铺陈的主要典型事件，但高老头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高老头的悲剧也不是本书的主题。如果作者只着眼于描述父亲的溺爱和女儿的不孝，那么小说的趣味便流于平庸了，书中与主题无关的枝节也太多了。事实上，本书真正的主人公是拉斯蒂涅，真正的主题是拉斯蒂涅的学习社会。作者以令人惊叹的巧妙构思，部署了拉斯蒂涅所处的典型环境，让他从四面八方，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到同样的教育，终于使这个来自外省的青年丧失了天真，逐步为这腐败的社会所同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作者把本书编入以青年人的“入世之初”为中心题材的“私人生活场景”。而且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一个细节、一个人物是多余的了，一切的人物和事件都和拉斯蒂涅的性格演变构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
显而易见，这样的构思远不止是为了刻画拉斯蒂涅这个人物，而是通过这个人物的经历和思想性格的发展，来概括社会生活中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普遍现象，来记录法国当代社会风俗的特征。
有些人认为巴尔扎克醉心于冗繁琐屑的细节描写。殊不知他匠心独运之处首先在于概括和集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正是他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
拉斯蒂涅是《人间喜剧》中刻画得最成功的典型之一。《高老头》中对他入世之初这一段思想历程的描写，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人物塑造最精彩的篇章。拉斯蒂涅是当时纷纷从外省涌入巴黎寻出路的无数青年中的一个，而且是他们当中取得成功的少数幸运儿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心理状态和性格发展都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特征，反映了一个以金钱为主宰的充满竞争角逐的社会的种种必然现象。拉斯蒂涅并无非凡的才具，却有足够的机灵。他一旦窥见社会的真相，懂得了致富的秘密，一旦抛弃了妨碍一个人走上“成功”之路的天真、正直和良心，就能够在这个社会中畅行无阻。后来此人果然飞黄腾达，有钱有势，成为国务秘书，当了部长。不过，这部小说里，他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他怀着兴家立业、光耀门庭的雄心，从外省来到巴黎。由于贫穷他不得不住在破旧、寒酸的伏盖公寓，凭着出身又可以出入于金碧辉煌的贵族府邸。一边是锱铢必较的贪婪、吝啬；一边是风雅阔绰的奢侈享乐。两个社会的对比太鲜明了，初出茅庐的青年不可能不受到强烈的刺激。他正像伏脱冷所形容的那样，“嘴里吃着伏盖妈妈的起码饭菜，心里爱着圣日耳曼区的山珍海味，睡的是破床，想的是高堂大厦”。最初他还想用功，靠学问谋求财富；偏偏面前摆着一个脓包波阿雷，明白告诉他，循规蹈矩只能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年轻人当时涉世不深，良心尚未泯灭，看见巴黎社会骇人听闻的罪恶，难免感到恐怖和恶心，第一次从母亲和妹子那里搜括积蓄时，还有点儿心惊肉跳、神魂不定。随着他一步步深入到社会的脏腑，日益认清了社会的真相，他的是非善恶之心便渐渐淡薄，自私的欲望则愈来愈强烈了，最后终于抱定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决心，投入了巴黎社会的残酷格斗。
在拉斯蒂涅思想性格的发展中，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三个人：鲍赛昂夫人，伏脱冷，还有那个被女儿榨干了财产，然后像柠檬皮一样被扔出门外的高老头。
鲍赛昂夫人在圣日耳曼区是傲视群伦的人物，一旦情场失意，整个上流社会便拥来欣赏她的痛苦，连最好的“朋友”也不放弃奚落她的机会。鲍赛昂夫人悲愤之余，向表弟道出了上流社会的“真理”：
……您越没有心肝，就越能步步高升。您心狠手辣，人家就怕你。您得把男男女女都当做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便扔下，这样您就能达到欲望的巅峰。……倘若女人觉得您聪明、有才干，男人也会相信，只要您自己不露马脚。那时您就什么都能如愿以偿，到哪儿都能畅行无阻。您会发现，社会是骗子和受骗人的集合体。
鲍赛昂夫人的失意与隐退，使拉斯蒂涅看到了金钱的威力，也看到了爱情、友谊的虚伪。一切都是虚情假意，只有金钱才是真实的、无敌的。
伏脱冷是《人间喜剧》中另一个刻画得极其成功的“典型”，他是苦役犯帮口里的要人，是他们足智多谋的军师和后台。他和官府作对，可并不是为了替天行道；他劫夺有钱人的财产，也不是为了扶弱济贫。他只是不甘心屈从社会分配给他的命运，千方百计要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一份权益。用合法手段得不到的东西，他便用非法的手段去攫取。他并不代表正义，只是对社会的非正义有极透彻的了解。他是人间的撒旦，既邪恶又合理。巴尔扎克不曾把他写成正面人物，却赋予他一种反叛的美。此人最后终于与官府同流合污，在《烟花女荣辱记》中成为警厅的密探头子。这是《人间喜剧》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到处扮演靡非斯特的角色。他看准了拉斯蒂涅心中的欲望，布好了陷阱引他上钩，于是找机会和他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把年轻人面临的竞争和可能选择的前途作了再透彻不过的分析，其结论是：
您知道这里的人是怎么闯前程的？不是靠天才的光芒，便是靠腐蚀的手腕。不像炮弹一样轰进这人群，就得像瘟疫般钻进去。诚实正派毫无用处。……人生就是这样，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想捞油水就不能怕弄脏手，只要事后洗干净就行，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道德仅此而已。……
看见拉斯蒂涅在欲望和良心之间犹豫不决，伏脱冷为他算了一笔细账：证明要在巴黎当个公子哥儿，一年起码得开销二万五千法郎，要想很快地张罗这样大一笔钱财，怎么可能清清白白做人呢？他知道拉斯蒂涅在圣日耳曼区尝过了富贵的滋味，发财的欲望已经在心里扎了根，拿稳了年轻人早晚要和良心告别，于是劝告他：“有朝一日，您干的事会比这还糟糕。……戴着手套满嘴漂亮话的人，杀人不见血，……我现在建议您做的，和将来您要做的，差别只在于见血不见血。……”
伏脱冷给拉斯蒂涅撕开了法律和道德的帷幕，让他看到法律和道德对有钱人全无效力，惟有财产才是金科玉律：“一旦成功，便不再会有人问我的来历，我就是四百万先生，美国公民。”所谓道德，所谓法律，不过是百万富翁们的工具而已：“这里凡是坐车的都是正人君子，凭着两条腿走路的就是小人。你不幸扒窃了一点什么东西，就给拉到法院广场上去示众，让人拿你当把戏看。若是偷了一百万，交际场中就说你功德无量，你们花三千万养着警察局和法院为的就是维持这种道德。”
伏脱冷这些赤裸裸的语言，比鲍赛昂夫人文文雅雅讲出的那番道理更透彻地揭露了社会的真相，拉斯蒂涅听了不觉吓得胆战心惊，可又暗暗承认他讲的全是真情实理，他挣扎着想要规规矩矩用功，将来好挣一笔清白的财产，同时却情不自禁听从伏脱冷的劝告去和维克托莉小姐调情。
高老头之死对拉斯蒂涅说来是最深刻的一课，也是全书情节的高潮。这幕惨剧再形象不过地印证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7]被女儿们榨干了财产的老者，奄奄一息地躺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不停地呼唤女儿的名字，可是两个女儿一个也不来，老人想起当初女儿出嫁时，他给了她们每人八十万法郎做嫁妆，女儿女婿把他当财神，谁也不敢怠慢他。人们恭恭敬敬地瞧着他，“就像恭恭敬敬地看着钱一样。”可如今他已经一无所有了，谁也不再把他放在心上。老头儿一辈子把两个女儿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贵重，临死总算睁开了眼：
唉！如果我有钱，如果我留着财产，没有给她们，她们便会来，会来亲吻我的脸！……钱能给人一切，甚至女儿。啊！我的钱，我的钱在哪里？要是我身后还能留下金银财宝，她们就会来救护我，照料我；我就能听到她们的声音，看到她们了。……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应该紧紧攥住儿女的缰绳，像对付劣马一样。……
可怜的父亲在破床上一会儿呼唤，一会儿咒骂，甚至要派人去告诉女儿，说他还有几百万家财留给她们，因为“她们为了贪心还是肯来的”。……
老人咽气了。女儿女婿一个也不来料理后事。大学生典当了怀表，总算勉强使伯爵夫人和男爵夫人的老父亲能够入殓下葬。两户富贵人家却只派来两辆漆着爵徽的空车，随着灵柩到公墓。
经历了这样的现实，对社会还能存什么幻想呢？拉斯蒂涅在自己周围看见的，只是人世的残酷和人心的堕落：多少人为了金钱而犯罪，多少人由于贪欲而出卖人格和良心，葡萄牙大贵人阿瞿达为了二十万法郎年息的陪嫁出卖爱情，维克托莉的父亲为了致富而谋财害命，伏脱冷为了攫取一笔资本而引诱拉斯蒂涅参与杀人勾当，老小姐米旭诺为了三千法郎出卖伏脱冷……金钱的魔力、无止境的享乐的欲望，摧毁了一切人类的感情，毒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使人变得连禽兽也不如。父亲把全部财产和感情都奉献给女儿，女儿们却只在缺钱时想起父亲。明明知道父亲已被榨干了，女儿为了情人的债务，竟会算计到老父亲赖以活命的最后一笔存款，为了一件金银铺绣的舞衫，竟逼得父亲卖掉最后的餐具；明明知道父亲快咽气了，女儿心中盘算的却只是如何到巴黎名门贵胄的舞会上去出风头，哪怕踩着父亲的身体走过去也在所不惜。好不容易为父亲流下了几滴眼泪，一想到哭泣会使自己变得难看，眼泪便干了。……这些，就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全部溺爱所得到的报偿。从今以后，还有什么感情是值得留恋的呢？拉斯蒂涅眼见鲍赛昂夫人由于追求忠贞的爱情，不得不隐居乡野，高老头沉溺于父爱，最后几乎暴尸街头，心中不禁感慨万端。从此更加意识到，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埋葬自己的感情和良心，如果不能下决心走苦学成才的道路，就得全盘接受伏脱冷和鲍赛昂夫人传授给他的那套哲理。他埋葬了高老头，同时也埋葬了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他从公墓高处远眺巴黎，欲火炎炎的眼睛射向他不胜向往的上流社会，气概非凡地说了句“现在咱们来较量较量吧！”便以全新的姿态投入了战斗。
拉斯蒂涅是《人间喜剧》中机灵善变、青云直上的人物典型。作家却不是一开始就让他以老奸巨猾的面貌亮相，而是让他怀着外省青年的几分童心登场，在巴黎社会中逐步完成他的教育。这样的构思，不仅符合生活的逻辑，也体现了作家的艺术匠心。通过拉斯蒂涅这一段社会经历和性格发展，作家出色地勾画了这个以金钱为杠杆的巴黎社会的全貌，集中了社会上诸色人等在生活中积累的全部经验与哲理，剖析了发生这种种惨剧的社会根由。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视野最广，也最有洞察力的风俗画家，他能够透过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一下子抓住客观事物的整体和实质，而且运用惊人的技巧和天才的构思把这一切都纳入他的作品的小小框架。人物、事件是那么纷繁，情节却紧凑、集中；思想那么充溢、丰富，表达却明快和凝练。
巴尔扎克的作品，好比他自己所说的那面“把事物集中的镜子”[8]，多少纷纭复杂、变幻无常的现象，都能在这小小的镜面上反映出来。由于这镜子反映事物是那么集中、那么强烈，使“上流社会”的丑恶暴露得那么触目惊心，当时不知给作家招来了多少非议、责难。巴尔扎克不得不在本书第一段就开宗明义作如下声明：“……这部悲剧并非杜撰，也不是小说。一切都是真情实事，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心里发现其中的某些成分。”可见作者描写这些人物和事件，并不是为了骇世惊俗，而是着意于剖析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高老头的故事凄惨么？的确凄惨，凄惨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作家申言，作为小说依据的那件事情比小说中的描写还要凄惨得多：“可怜的父亲在咽气以前空喊了二十来小时，要些水喝，可是没有一个人来救助他，两个女儿，一个参加舞会，一个正在剧院，虽然父亲病危，她们不是不知道。”[9]这样的事实，写出来简直没有人肯相信，为了稍稍冲淡悲惨的气氛，巴尔扎克安排了两个见义勇为的大学生守候在老人床前，又平添了伯爵夫人在父亲床前忏悔的一段描写。作家只是通过拉斯蒂涅的嘴告诉读者：“不管别人说上流社会怎样坏，你相信就是，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金银珠宝掩盖下的丑恶。”
巴尔扎克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并不是把两个女儿写成天下绝无仅有的恶妇，她们为了情人、为了虚荣搜括父亲，和刚开始学步的拉斯蒂涅搜括母亲和妹妹，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她们受欲望支配，给父亲带来种种痛苦，可她们自己也没有得到快乐。在巴尔扎克笔下，婚姻不过是一种交易，因而绝大部分婚姻毫无幸福可言，雷斯托夫人和纽沁根夫人虽然各有八十万法郎做陪嫁，实际上自己并无支配财产的权利。这类女子为了虚荣，为了情人，为了自己的穿着打扮、日常开销，不知要使多少心计，耍多少手段，有的因丈夫供不起她们挥霍便出卖自己，有的不惜让儿女挨饿，对父母敲骨吸髓，好搜括些零钱做衣衫。……作家这样的描写看来是为两个不孝的女儿作了某种程度的开脱，其实是把她们写得更加接近普遍存在的事实，从而使她们的形象更加具有典型意义。
应当承认，巴尔扎克在这部作品里，不仅在构思、剪裁上体现了大师手笔的宏大气魄，在典型塑造上见出其观察剖析生活的深刻细致，而且在写作技巧上也显示了多方面的才能。
巴尔扎克在《拜尔先生研究》一文中曾谈道：“我不相信十七、十八世纪文学的严峻方法描绘得了现代社会。在我看来，把戏剧成分、形象、画面、描写、对话引入现代文学是势在必行的。”
在十九世纪以前，法国的小说无论是自传体、书信体、叙述体、对话体，都没有完全摆脱故事的格局，总给人一种单调的、平面的印象。从巴尔扎克开始，小说有了立体感。他将戏剧、史诗、绘画、造型等多种艺术成分熔于一炉，把叙事、描写、塑造、抒情、对话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小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使现实世界的万千姿态都能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
巴尔扎克并不擅长戏剧，但从《高老头》故事的布局和情节的推进，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多么善于使自己的叙述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从高老头在伏盖公寓三迁居室入手，描写高老头如何在三年之中从一个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膳宿费的备受尊敬的高里奥先生，下降为一个每月付四十五法郎的遭人白眼的高老头。一下子就引起了读者对这个人物的好奇；接着是两位贵妇的四次来访在伏盖公寓引起的轰动和猜测，更进一步给这个人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再接下去是大学生在雷斯托伯爵府的奇遇和探本求源，这才一步步把谜底揭开。经过这一番曲折，再加叙事过程中穿插了对两种社会环境的细节描写，这幕惨剧的背景便惊心动魄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了。
对于高老头的一生，作者用笔十分节省，而对他所居住的环境，却不惜大施笔墨。对伏盖公寓的描写，具体而微，连墙上的石灰，食器上的裂缝也不放过。在一般读者看来，冗繁的细节描写令人感到沉闷，对情节是一种累赘。而在作者心目中，某些情境对故事的进展，人物性格的演变至关重要，值得用绘画的手法细细描绘，如果读者对伏盖公寓的贫穷寒酸没有深刻的印象，怎能使之与圣日耳曼区的奢侈豪华形成强烈的对比，进而又怎能理解这样的对比对青年人的腐蚀作用？所以某些似乎与主要情节线索关系不大的细节，从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效果来考虑，却是不可少的。尽管这一艺术手法的运用有时流于繁琐，但不能否认作家在这方面的才能几乎达到了能以文字代替绘画的水平，通过他的描述，读者眼前会浮现出一个清晰完整的画面，从布局、形态到色彩，都与真实的画面相差无几。
巴尔扎克是举世公认的塑造人物的大师，其最大艺术特长就是刻画形象，他笔下的人物，无论主次，个个栩栩如生，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他善于选择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和语言，表现人物的身份与个性。同样的意思，从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嘴里讲出来，语气、词汇却全然不同。鲍赛昂夫人出身名门，举手投足都有大家风范，即使满心凄苦地向上流社会告别，也能脸上挂着微笑，安详静穆，丝毫不露痛苦的痕迹。伏脱冷闯荡江湖，一言一行都有绿林好汉的气派。被捕一场，写得有声有色，从暴怒到冷静，“仿佛一口锅炉贮满足以推倒一座大山的蒸汽，一眨眼之间被一滴冷水化解得无影无踪”，把这个苦役犯的精明干练、足智多谋，刻画得超群绝伦。
伏盖公寓的众房客虽然大都着墨不多，但也各有特点，举止谈吐都脱不开多年形成的习惯和职业、身份的影响。伏盖太太并不是书中的重要人物，但这个形象从头到脚都透着吝啬、贪婪和势利，连她的房屋和陈设也处处体现女主人的性格。由于这一形象的成功，才把高老头在伏盖公寓里地位的一落千丈表现得分外强烈。资产阶级社会中以“财”取人的状况，也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之，巴尔扎克为小说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使小说获得了空前未有的表现力。他的艺术气魄宏伟，生气勃勃，和现实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却比现实更加集中、凝练和强烈。他叙事生动，描写逼真，对话个性鲜明。他的语言虽然有时欠锤炼，不够严整，用词的过火、夸张常常令人瞠目结舌。但他笔锋犀利大胆，刻画形象特点突出，发表议论痛快淋漓，往往能产生一般谨严的文体家所达不到的强烈效果，使读者从中得到另一种满足。
著名的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说得好：“巴尔扎克虽是个拙劣的文体家，却是一个最上流的作家。”[10]
艾珉
写于一九八九年
二〇〇一年八月修改
谨以此书献给若夫华·圣伊莱尔[11]，以示本人对其业绩及才华的敬佩之忱。
德·巴尔扎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