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过去，海南“慰安妇”幸存者陈连村依旧痛苦万分，久久不能平静，她是共产党抗日独立队队员。一次，她和几个姐妹在为部队筹集粮食的时候，被几个日本兵抓到日军军营。一个日本军官见林爱兰长得漂亮，就要娶她做老婆，她死也不从。那个日本军官就把她的双手绑起来，吊在屋梁上毒打，并用木棍打断了她的腿。从那以后，她就不能正常行走了。在日本军营里，她每天都要遭到日本兵的轮奸和摧残。后来一个在日军军营里做苦力的中国老人因非常同情她们，眼看她们再不出去就要被折磨死了，就在一个夜晚，趁据点里日军倾巢出动下乡“扫荡”，在据点围墙上打了一个洞，让她们逃了出来。
林爱兰逃回家后，因为残疾，又因为进过日本人的“窑子”，被抓之前已准备结婚的未婚夫不要她了，此后也没有人再愿意娶她。后来她收养了一个女孩，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生活非常艰难。再后来，因为她参加过革命，落实了政策，现在靠政府补贴生活。她用颤抖的手拿出刚刚荣获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章抚摸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当年所有被迫沦为“慰安妇”的海南妇女，除了被强暴，还要做劳工，很多“慰安妇”在双重摧残下致死致残，幸存的大多疾病缠身。
随着寻访的深入，我的心灵被一次次震撼。这些“慰安妇”幸存者都有讲不完的血泪史。
2005年国庆前，我踏上了这片红土地，山西境内。在寻访的路上，司机向我讲起了乡里曾被日军糟蹋过的受害妇女“盖山西”的悲惨故事：
“盖山西”真名叫侯冬娥，听村里的老人讲，她年轻时长得太漂亮了，十里八乡没有哪个姑娘敢和她比美，人们就给她取了这个“盖山西”的外号，意思是她的漂亮盖住了整个山西的女人。
当时，侯冬娥的丈夫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战去了，在村子里她还挺光荣的。这时日军侵占了西潘乡，一个汉奸为了讨好炮楼里外号叫“毛驴”的队长，就带着鬼子把“盖山西”抓进了炮楼，献给“毛驴”。“毛驴”见到这么漂亮的女人，就变着法子奸淫。“毛驴”自己糟蹋够了，就把侯冬娥赏给了自己手下的20多名士兵。冬娥更惨了，这些人一哄而上，没日没夜地轮奸她。没过几天，冬娥就被抬回来了。过了十多天，可怜的冬娥才醒过来，她想看看自己的女儿，但出生才3个月的女儿在她被抓去后没几天就饿死了。
几个月后，在母亲的照顾下，冬娥竟然慢慢地好了起来。不久，炮楼里的日本兵听说侯冬娥还活着，又把她抓了进去。60多天后，冬娥又被糟蹋得奄奄一息，日本兵就叫汉奸带信让她家里拿500块大洋赎人。家里向所有的亲戚和邻居都借遍了才凑了400多块大洋，通过村里维持会会长讲情，冬娥才被放出来。
侯冬娥回来后再也没被抓进炮楼了，但在我们这里，进过日本“窑子”的女人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四五年后，她丈夫退伍回来，知道她的事后，没多久就和她离婚了。后来，她又两次改嫁，但再也不能生小孩了。她后来真可怜，平时走路都不敢抬头，整天好像做错了事一样。乡里人看到她就会在背后说三道四，有的还把她的事当作“黄段子”讲。我年轻的时候也讲过，现在想起来还真后悔……
当天我见到了刘面换、邢三妮两位老人，她们和侯冬娥有着同样的悲惨命运。
晚上，我住在离西潘乡20多公里的西烟镇。旅馆老板把我带到了李贵民家。
1992年，李贵民在无意中得知祖母的干姐妹万爱花当年被日军抓到炮楼充当“慰安妇”的事后，非常愤怒。在后来的十几年间，李贵民在本县先后寻访到30多位当年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他一直为这些老人奔走呐喊。为帮这些老人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他到处求人援助。在他的多年努力下，现在这些老人的生活基本有了保障。
在李贵民的帮助下，我先后见到了盂县14位“慰安妇”幸存者。这些老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是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把她们和历史联系在了一起。她们冲破重重束缚，一个接一个勇敢地站了出来，并坚毅地跨出国门，用被日军摧残而多病瘦弱的身躯，义正词严地要求日本政府认罪并赔偿损失。她们的精神令世人感动。
到达沁县的第三天，我终于见到了张德英，他又陪同我见了3位受害老人。最后，我在沁县见到了7位首次公开自己经历的受害老人。
2006年底，远在沁县的张德英来电告知，在武乡县又发现了10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但我一直没能马上成行。在200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再次踏上了这片红土地，来到武乡县。
武乡县是沁县的邻县，在这里，我见到了跟盂县、沁县“慰安妇”有着相同悲惨命运的6位受害妇女，6位受害者都是初次公开惨痛的经历，以前从没有向外界透露过。她们面对镜头，都有点紧张。最后，我还见到了3位曾经被日军抓到据点的老人，她们否认了过去的经历，但张德英的本子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她们曾被日军强暴的口述经历。多少年来，她们把过去遭受的耻辱埋藏在心里。我非常理解和尊重她们，因而没把她们的名字写出来，为的是让她们平静地生活，安度晚年。
第二次山西之行，我还见到了上次在沁县没能见到的“慰安妇”幸存者李金鱼、刘凤孩。至此，我在山西共寻访到30多位“慰安妇”幸存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是中国、朝鲜、韩国三国。在国内，我见到了所有现在活着并公开自己过去经历的受害者。同时寻访异国的受害幸存者也是我的一大夙愿。
2006年10月，正准备到日本进行学术研讨的韩奎良教授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亲自驾车陪同我去寻访韩国幸存“慰安妇”。
在韩国京畿道光州市郊一个寂静的小山村里，坐落着一个不大的院落，这就是韩国著名的“分享之家”。它始建于1995年12月，资金来自韩国佛教界人士和国民的捐款，是为本国“慰安妇”幸存者建立的生活之家。
在“分享之家”居住的9位老太太中，李玉善、朴玉莲、文必基、池石伊、裴春姬、金淑兰6人当时都是被骗到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的，她们都会说汉语，所以我和她们没有语言交流的困难。
据韩教授介绍，现在韩国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有100多人，但愿意来这里居住的只有10多位（目前幸存的只有9位老人）。但在韩国，不愿来“分享之家”的老太太同样能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2007年冬的一天，我从媒体上看到南京有一位“慰安妇”雷桂英勇敢地站了出来，就立即赶往南京，见到了雷桂英。此后不到半年，这个“活证人”就离开了人世。
在雷桂英离世后不久，家住江苏如皋市白蒲镇杨家园的周粉英在媒体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在家人的一再鼓励下，终于愿意公开自己屈辱的“慰安妇”经历。2008年6月，我见到了这位双目失明、90岁高龄的老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国内及韩国能见到的“慰安妇”，我几乎都见了。在随后的几年，我也多次去看望这些老人，但让我感到伤心的是，这些老人一个又一个离开了人世。我想在另一个世界，她们的灵魂还是得不到安宁，因为她们还没等来侵略者的谢罪。
2014年，在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还有一年之际，我突然有了一个冲动，想再次登门拜访每一位“慰安妇”幸存者，向她们问个安，再尽点微薄之力。我很快做好了计划，并列出了一个又一个“慰安妇”的名单，名单中又增加了一些新发现的“慰安妇”的名字。
2014年6月28日，我与昆明作家瑞秋及她的女儿在广西桂林荔浦县会合，一起去看望韦绍兰、何玉珍老人。韦绍兰老人曾经与何玉珍一样是被关押在马岭沙子岭慰安所的“慰安妇”。
何玉珍已经不能站立，她的腰弯曲超过90度。她几乎失去所有记忆，她的表情告诉我们，过去的屈辱史似乎与她无关。如今她唯一会做的事是将子女送过来的饭往嘴里送。11月26日，我得到了老人去世的消息。
韦绍兰，坐在老人旁边是她69岁的儿子罗善学，他是韦绍兰被日军强暴后生下的孩子。许多国内外媒体都来采访过韦绍兰，但很多记者是冲着她的日本人儿子来的。因为在有的媒体看来，采访“慰安妇”不稀奇，但采访一个“慰安妇”和她的日本儿子，这是很抢人眼球的新闻。
我在沁县、武乡见到的15名“慰安妇”中，有一半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令我高兴的是，我见到了骈焕英、李兰孩等8名新发现的“慰安妇”。
接着我又来到了盂县，该县我曾见过的“慰安妇”，目前只剩下张先兔一人。老人依然住在10年前我第一次来过的老房子里，她的老伴、曾被日军吓出终身发抖病的丈夫则在5年前去世。而她刚住院20多天后回来，已有20多天吃不下东西、喘不上气来。老人断断续续地重复着一句，我这么老，怎么还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