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懵了，“我什么时候有过狂躁症？”
“三年前。”
“三年前我很健康。”我简直难以置信，“没有过任何不适！”笑话，我要是有狂躁症怎么可能给Bauer先生当飞行员！
“请你先冷静。”他抬着双手，不断地压下，希望借由肢体语言让我平静些，“三年前你曾因为进入王武先生的家中盗窃而被警方抓捕，这件事想必你还记得。”
“说起这个！”我更加激动，“是他要求我去取走我送过他的礼物，那根本就是他对我的诬陷！”
“但你非法进入别人的家里是真相，而Bauer·Lisa及她的两位朋友作证你供述的时间里，你们并没有聊过相关问题。”
“后面不是找到咖啡厅侍者了吗？”
“是找到了，但他的话不能够作为决定性的证据。”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表现得丝毫不清楚，或许是心理医生提出了相关建议，但将你释放的主要原因，是你的私人医生出具了你的狂躁症病例，而且也专程测试过。”
我呆了，“我知道那个测试。”
“结果是你的确有狂躁症，程度还不轻。”
“天哪！”我受不了了，“任何人被莫名其妙地抓进监狱都会狂躁啊！而且我根本没有找过什么私人医生！”
“平静一点，这件案子已经结束了。”
我快气死了，却觉得身体不太舒服而没强忍着没有发飙。
当时那件案子是Lisa他们黑我，原因可能是我哥哥利用朋友关系收拾了Finn。Finn叫我到他家去取我送他的礼物，说他的钥匙丢了，门用改锥一撬就开。
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又幼稚，而且对他余情未了，完全不觉得Finn会往死里整我，傻呵呵地去开门，然后就被赶来的警察逮住，Finn他们又坚持说没有说过这种话，我完全说不清。
后来警察把我放了，说找到了证人。当时我情绪当然非常激动，被收押了三周出来时对这件事完全不想再提，觉得自己又没罪，被放出来才正常，更没有细问过。
我也不想吓到警察，只好沉默。
警察也歇了一会儿，喝了口咖啡，继续说：“同样情况的案件还有第二起，你曾殴打Bauer·Lisa小姐，致使其左手臂骨折。你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的原因，也是因为狂躁症。”
“这是我的错。”天知道我只掰了一下，她当时好像也没什么事，怎么送到医院就说骨折，“但当时警方也只告诉我是因为证人的缘故。”
“不，人是会说谎的，一个证人永远不可能改变指控，而且他后来还成为了你的丈夫。”警察说：“是因为你的病情，对证人和受害人的话进行参考，依据其他法律条文，最终才做出了只让你赔偿，不提出诉讼的决定。”
“我真的没有病。”我问：“为什么第二次不对我测试？”
“因为你已经有了足够的病例和证人，他们说你经常服用药物，偶尔非常易怒。你的律师认为，即使你在测试时没有疾病，也不能用作对于精神疾病的判定。”
“我的律师？”我懂了。
“是。”
“所以警方已经两次留下我的底，认定我有狂躁症，现在即使到了法庭上，我的话也不能作为证词，对吗？”
“前提是你没有发病的迹象。”
我这种脾气，只要有人激怒我，分分钟就是狂躁症重度。
“那么……我的工作，如果我还想继续做飞行员……”
“恐怕不行。”他无奈地说：“古瑞特先生，想必您也认识，他曾试图申报飞行员名单，但使用你的提议被拒绝。”
我突然有点想哭。
怎么搞了这么久，在警察这有黑历史的会是我？
“不要难过，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从个人感情的角度更加相信你。”他说：“而且你想说的话也可以让别人去说，但我有一件私人的事想拜托你。”
“什么事？”
“如果可以，我需要一些证据。”他说：“虽然法庭要求的取证手段必须合法，但我至少可以让我的上司理解我的怀疑，从而私下展开调查，直到我们拿到合法渠道的证据，这样就可以对他进行起诉。”
从黑警员的办公室出来后，我依然很想哭。
当初Finn跟我分手，我觉得我完了，天都塌了。
后来跟繁盛结婚时，我发现了真相，觉得这辈子没有哪天比那天更痛苦。
然而之前的一切都没有今天这么可怕。
没错，是可怕，而不仅仅是痛苦。
我在我哥哥的保险箱里发现了繁盛的白刀子，这意味着他的死与他们家族有莫大的关系。而他们正好做的就是杀人勾当。
我还发现原来我早就变成了一个狂躁症患者，早就失去了飞行员资格。
难怪我自认成绩还不错，投出去的简历却总是石沉大海。
难怪伟大先生始终都在找借口拖延。
而我无论在Bauer先生还是繁盛这边，飞机都是自用，而且他们两个都有权有势，有最好的律师替我找理由。
但如果我想飞民航，根本就不可能。
这两件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程度并不比我肚子里的孩子轻，然而就在这一夜之间，全都破碎了。
我觉得自己被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以前总是看不起自杀的人，觉得他们太脆弱，大好的人生，永远都不会断绝希望。然而今天我才理解，人生中总有那么一刻，绝望到让人禁不住地想死去。
我不知道门外有没有可恨的人在等我，也就不想从警察局出去。
坐在休息室，直到一位女警察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我问她借了公用电话，脑子一片空白，失去了所有决断力。先是本能地拨了我父母的号码，拨到最后一位时突然清醒着放弃。
握着话筒，觉得自己很寂寞。
我不敢把这种消息告诉我爸爸妈妈，他们不会怪我，只会难过。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承受得了。
其实我更想打给韩千树，告诉他，我那天没有跟他赌一把，是我这一生中最错的决定。
终于，我下定了决心，拨通了他的电话。
不知是幸或者不幸，他没有关机。
很久之后，他接了起来，我没等他说话，就说：“韩千树……”
他愣了一下，问：“徐妍？”
“嗯。”
他没说话。
我也想不到话来说。
就这样沉默着，直到他再次开口，“是不是有事找我？”
“我……”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我……”
他的语气紧绷起来，“出了什么事？”
“我哥哥……算了。”我现在真的跟狂躁症患者差不多，头脑一片凌乱，完全不能冷静，“我喜欢你。”
“徐妍，你？”
“我爱你。”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巨大的轻松，“我爱你！如果有下辈子……我还爱你！”
“我也是。”他急匆匆地问：“你在哪里？”
“我说完了。”
“等等，你在哪里！”他那边一阵窸窣，命令：“别挂电话，你在哪里？在柏林哪里？这是谁的电话？”
我挂上电话。
很快它又响起来。
我拔掉了电话线。
这时，那位让我使用电话的女警官走了过来，重新插上了电话线，说：“请不要擅自拔掉电话线。”
我点了点头。
“您是繁夫人对吗，”她又说：“您丈夫已经来接您了。”
“谢谢。”
“您也可以多呆一会儿。”她温柔地说。
“谢谢。”
她出去了，临走前给我倒了一杯咖啡。
我站得有点累了，拿着咖啡杯，到附近的椅子上坐下来。
四周静静的，窗外的天已经黑了。
我从皮包里翻出手枪，检查了一下子弹，然后打开了保险。
到这一刻，我依然明白自己这个举动既不负责任又没出息。但我原来有这么懦弱。
全都停止吧。
我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死。
至于孩子，算了吧，不能幸福，生出来只是受苦。
跟我一起死了吧。
我想来想去还是打太阳穴。
这样死相能稍微美丽点。
下定了决心，扣动手指。
就在这时，我的手腕突然被人握住。
手枪被甩到了墙上，四周突然传来很多声音。
痛，迅猛地从肚子蔓延到了全身。
我看到腿上溢出了浓稠的献血。在去医院的路上，心满意足地想：孩子没有了，这是今天唯一的好事。
被抢救时，我一直保持着半梦半醒的状态。打过麻药后，感觉不到痛，只觉得像做了一场怪梦似得，看着头顶的无影灯。
一出来我就知道，孩子被医生保住了。
我躺到了病房里，一时间还不能动，看着护士把我的手脚全都用绷带绑到了床上，似乎已经预料到我此刻最想做什么。
护士们手脚很快，整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
她们出去后，繁盛在床边坐了下来，装模作样地拽了拽我身上的被，说：“你先休息一下，明天我对你解释这几件事，好不好？”
“你现在解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