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先天就营养不足，偏偏后来又饥寒交迫。
中国的国有企业们，真是一个个苦命媳妇。
“大跃进”的狂热刚刚平静，经济整顿稍有起色，一场更大的灾难訇然而至，让人猝不及防。从“以钢为纲”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表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又走进了一条更加危险的黑胡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从战争的较量中体会到了经济实力的份量，都在拼命地发展经济。
世界钢铁业在此时期的发展更为快捷。冶炼工艺更加成熟，钢材质量更加精密，高炉、转炉向大型化发展，且全部实现自动化控制。另外，全连铸、全连轧和冷轧涂镀等尖端技术的创新更是一日千里……
韩国的浦项钢铁公司，始建于1968年，短短十五年时间便成为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年产达2500万吨。而创建于世纪初期的我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公司——鞍钢的年产量，只有500万吨。
日本的新日铁公司也是20世纪60年代挂牌，不到十年就已稳居世界第一，比我们十大钢铁基地的总产量还要多。
别人的世界在一天天地美丽起来。
我们呢？
我们正在紧闭国门，大搞阶级斗争。
口号声，欢呼声，高音喇叭，红皮宝书，文攻武卫，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宋江批黑猫白猫，国家主席成了叛徒，知识分子被剃了阴阳头，半夜里突然一阵锣鼓响，原来是电台里刚刚播发了伟大领袖的一句最高指示……
中华民族，就这样再次错过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遇！
6 阵痛的城
时代的狂风中，邯钢只是一片瑟瑟的叶子。
工人不上班了，火车停开了，言语木讷的人一个个变成口若悬河的演说家。钢城的夜成了锣鼓的世界、灯光的海洋。
到处是“造反、造反”“夺权、夺权”的喊叫声。
忽然有一天，几个人闯进邯钢党委书记樊新泰的办公室，宣布要收缴公章。
樊问：“有没有市委的文件？”
造反派耻笑：“市委算个屁，他们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说着，就把他推进了一间小黑屋。
坐在散发着霉味的稻草地铺上，邯钢党委书记抬头一看，里面全是50年代进厂的老“右派”和老干部。
面面相觑。
● 钢铁杀人
钢铁能制造机械，也能制造枪炮，能惠人，也能杀人。
当人类变得疯狂无情时，钢铁也就成了最凶残的武器。
1967年，邯钢一片混乱。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造反派已经全面夺权。五月以后，又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七、八月以后，形势更趋严重，逐渐向武斗升级。两派都武装割据地盘，持枪警卫站岗。
更让人震惊的是，一些心灵手巧、技艺精良的机修车间工人竟用本厂的钢铁材料，自制出了手枪、长枪和土炮。
刚开始，枪口的靶子是喇叭。
那时候，两派都在树上和线杆上架起高音喇叭，宣传自己，攻击对方，整天整夜嗡嗡不绝。为了扑灭对方的嚣张气焰，造反派互相用枪对射喇叭。可怜的喇叭们成了派性斗争的出气筒，一个个被打成蜂窝。但这些喑哑的嗓子，仍在疯狂地叫喊着……
随着斗争向残酷和血腥深化，枪口最终瞄准了人。
1967年9月6日，邯钢生活区一个15岁男孩在造反派总部对面的房顶上玩耍，被认为是对方的密探。
枪声响了，一声惨叫过后，小男孩头颅炸裂。猩红的血液溅满房顶，顺着房檐淅淅流下，像下雨，血雨。
天真的孩子，首先成为这幕悲剧的祭品。
但，鲜血并没有引起惊醒，反而更激起人性本能的仇恨。
血淋淋的武装冲突终于升级了。1967年10月的一天傍晚，“市联派”纠集了几十条枪，用厚钢板焊成圆壳，罩在几辆推土机上，制成一辆辆土坦克，装满炸药，向“地总派”总部“红旗楼”发起总攻。一时间，枪声大作，喊声阵阵。子弹射在钢板上，溅起明亮的火星。
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市联派”依靠钢板的保护，终于攻克“红旗楼”。
这次战斗中，1人毙亡，39人受伤。
邯钢展览馆馆长裴金龙说，那时候，天天有枪声响起，子弹射在门框上、墙壁上，留下一个个黑洞洞的弹孔。生活区里的人晚上睡觉都紧贴着墙壁。工人上下班都要结伴，天一黑，谁也不敢出门。更有的人把钢板焊在门窗上，防备子弹穿过来。
哦，可怕的钢铁！
● 朱绍章之死
提起朱绍章，现在的邯钢人还不住地扼腕叹息。
那是一个多么优秀的钢铁技术专家啊，可惜陨落在了那场混乱中。
朱绍章，苏州人，中等的个头，俊秀的面庞，1952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冶金系，分配到北京钢铁设计院。他对钢铁有一种天生的热爱，在钢铁设计方面更是慧心灵犀，进院刚三年就担任炼钢科科长。1957年反右时，由于言语不慎，被戴上“帽子”。1958年，他被确定送往北大荒劳改，刚要上火车，又接到紧急通知，转运邯郸。邯钢上马了。
在邯钢的熔炉里，落魄的朱绍章又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十几座高炉的设计、土建都融铸了他的心血。高炉炉壳需要钢板，而全国奇缺。他住在工地的一个席棚里，夜以继日地试验，终于发明了一种独特配方：用耐热混凝土替代钢板。此发明一出，震惊全国，解决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钢板危机。邯钢下马后，他没有离开。二次上马后，他又主持了转炉及配套设备的设计，尤其在设计轧机产品孔型时，更是费尽心机。当第一根圆钢和角钢滑下轧机时，他高兴地哭了。
滚烫的时代没有承认他的真诚，冰冷的钢铁却认可了他的付出。
但好景不长，政治的沙暴再次汹涌，他又被赶进了牛棚。
当蘸水的皮鞭狠狠地抽向他的后背时，他终于明白，自己原本就是被钉在另册里的人。
交待反党言行！交待唯生产力论！交待资产阶级思想！说！说！
鞭声如雨，血肉飞溅。
最不能让他忍受的是，折磨他的刑具竟然是本厂的圆钢、槽钢和角钢。这些大都是他用满腔热情全部智慧亲手设计的啊，现在却也成了罪恶的帮凶！
造反派逼着他跪在角钢上，用细细的圆钢猛烈抽打他。双膝被钢棱剐得血肉模糊，身上被圆钢打得肋骨断裂。他凄惨地哀叫着。
这个时候，人变成了野兽，钢铁也变成了屠具。
他的心在滴血，他彻底绝望了。
刘建田老人说，那时候，朱绍章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刘抗日时期当过武工队队长，曾化装成特务进入保定城侦察，此时竟真的被打成了特务。他被关在隔壁的黑屋里，每天夜里都能听到朱的哀嚎声。
……
196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朱绍章实在受刑不过，趁造反派睡觉的间隙，从后窗钻出来，跑到火车站，抱紧钢轨，被列车辗碎。
临死，还拥抱着他痴爱的钢铁！
申伯贤、刘荣荃也是两位1958年进厂的钢铁工程师。
他们在国民党时期均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到美国深造。这段经历开阔了他们的钢铁视野，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两个文弱的书生被打得趴在墙壁上，恨不得嵌进砖缝里……
王本是邯钢技校老师，造反派用烧红的钢板在他身上烙烫。一天晚上，一个造反派喝醉酒，光着膀子抽他，血溅满墙。第二天，打开小屋又要审讯他时，却找不到人了。几天后，有人在滏阳河里发现一具腐烂膨胀的尸体。
还有一名刘姓工程师，舅舅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不知怎么被人揭发了，他自知难逃磨难，便直接跳进铁水灌，融入那1400多度的钢铁里，化成了一缕轻烟。
……
钢城的天空逝去了一双双明慧的眼睛。
据载，邯钢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自杀者25人，致伤致残者306人。
走在20世纪80年代温煦的阳光里，回味那场梦魇，樊新泰老人百感交集。
他是“文革”初期的邯钢党委书记，也是受折磨最厉害的邯钢领导人。他被打得内脏出血，拉到医院后，胃被切除五分之四。平反后，他也成了残疾，原本魁梧的身躯变成了干巴老头，不足50公斤。由于胃功能衰竭，医生嘱他少食多餐。
他口袋里常常装着饼干和花生，边走路，边咀嚼，咀嚼着那个苦涩的时代。时时想到痛处，便会满嘴酸楚，“哇”地一下，把胃里的嚼物全部吐出来……
● “打倒刘汉章！”
两座破旧的3吨地坑式空气侧吹转炉，一个不配套的25吨化铁炉，还有两部天车，一群从农村来的青年工人……
这就是炼钢车间的全部。
在那个特殊岁月里，炼钢车间主持全面工作的第一副主任刘汉章就在这个偏僻角落里默默地和伙计们冶炼着钢——那个凝聚着亿万人殷殷热望的碳铁化合物。
炼钢转炉还是1855年英国人贝塞麦最初发明时期的模样。空气侧吹，容量小，冶炼时间长，炉龄短，三天就要换衬。但他并不嫌弃。在他眼中，那是全部的生命和惟一的宝贝。
只是，落后的设备，给刘汉章和伙计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苦累。
最苦最累的要数打炉衬了。在烧红的铁板上把沥青和白云石炒熟，浓浓的黄烟中，工人们要快速装上排子车运进炉内，然后再趁热钻进炉中用空气锤砸实。炉内无排烟设备，温度高达60多度，而且黄烟中饱含的硫化氢对皮肤和内脏具有强烈刺激，时间长了，满脸疙瘩，层层蜕皮……
另一项苦差事就是砌底板。浇注钢水的底板是一次性使用，每次出完钢锭后，必须用耐火砖重砌汤道。一米深的地坑里，余热滚烫灼热，工人要穿上厚厚的木板鞋。夏天时，经常有人晕倒在里面，出来时鞋底也被烧糊了。
苦点累点儿，刘汉章不怕，难以承受的是心理的疲惫。
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一来，车间成立了革委会，他被下放到最危险的化铁炉前去改造。奇怪的是，他车间主任的职位却保留了下来，改造之余还要安排生产。原来，造反派只想抓革命不想促生产，没人愿意忍受这份儿苦，也没人像他那样熟悉炼钢。
他，成了一个单纯的炼钢机器。
但他的心弦仍然紧紧，总感觉有一场风暴正在到来。
风暴终于来了。
1968年冬的一天，革委会莫名其妙地召开全体工人大会。刘汉章走进会场时，猛然感到气氛不对，会场上贴满了打倒他的大字报，书记和厂里来的几个造反派头头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忽地意识到钻进了人家的圈套，但为时已晚。几个造反派冲上前去不由分说，连推带拉，把他揪到台上，按住他的头，强行戴上一顶两米多高的白帽，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当权派刘汉章”。
那是在邯钢生活区的篮球场上，一向勤勤恳恳干活的刘汉章，遭遇了平生的第一次奇耻大辱。
造反派开始煽动：“厂里的生产大权谁掌握？是地主，刘汉章家是地主成分……”
大家这才想起他的成份，但他也是苦孩子出身啊，他一天连着上两个班，连节假日也没有，新工作服、劳保靴也顾不得领取，干活比我们还卖力呢。
“……他不抓革命，犯了方向性错误，把工人往黑路上领……”
帽子是用钢筋焊制的，足有十几公斤重。刘汉章的头硬挺着，虽然脸上平静如水，但心里在悄悄地滴血。
造反派开始喊口号：“打倒刘汉章！……”
混乱中有人用拳头砸他，用脚踹他……
批判会收场后，刘汉章揉了揉被铁帽挤压得肿胀欲裂的头，整了整被撕裂的衣服，瘸着腿，噙着满眼酸泪又回到了车间。来时化铁炉正结瘤，他还没有处理干净呢，耽误时间可是要出大事的。
这次批判会虽然只开了半个小时，却给刘汉章的心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当天晚上，他没有回家，躺在冰冷的小屋里，抚摸着浑身青伤，心里一片死寂。他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完全的怀疑，国家形势这样乱，自己还这样傻呆呆地炼钢，真是太可笑了。
极度的苦恼和耻辱中，他想到了死。
采访中，我反复询问他当时的感受。刘汉章肯定地承认，当时确实想一死了之。他说当时自己太痴迷钢铁了，除了炼钢，真不知道还能干什么，而现实又那样无情地破灭了他的全部梦想。
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以看出，当时的刘血气方刚，还不够成熟。也许从那以后，他才逐渐成熟起来，他才真正地认识到人生的多艰多险，认识到困难的客观性和体味到战胜困难的过程本身就是真正的人生。
事实的确如此，在以后的岁月里，刘汉章遇到的困难要比那时艰巨得多，复杂得多。但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他从未想到过轻生，从未想到过退缩！
但刘汉章就是刘汉章，他的本性是一头默默受苦默默干活的牛。虽然吃不饱，虽然挨皮鞭，但还要照常拉车，拚命拉车。
牛的本能。
这就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
批斗会的第二天，刘汉章钻出了小屋。他抬头看了看天上昏黄的太阳，又恢复了常态。坐在粉尘弥漫的炉台上，他又开始盘算起未来的日子。虽然他不知道未来的形势如何，但他知道中国不能没有钢铁。
那时，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设想：把眼前的两座3吨空气侧吹转炉改成6吨转炉，而后再改成氧气顶吹转炉，而后再滚动扩大……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这套思路就是未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滚动发展之路。他更没有想到，20年后，一个巨大的辉煌在等待着他！
而那时，刘汉章的心上爬满了悲伤，脸上挂满了泪水。
虽然漫天阴霾，虽然造反有理，但大部分邯钢人仍在默默地坚守各自岗位，顶着种种阻力，为国家生产着钢铁。
1968年冬天的一个雪夜，高炉出铁了，装罐后要立刻运到铸铁机上。可火车司机偏偏是造反派，不肯开火车。6个铁水罐怔怔地停在寒风中。时间一长，铁水就会凝固。这时候，老工人何秀峰挺身而出，带着上百名工人合力推火车。
火车慢慢地启动了，向着1500米外的铸铁机慢慢驶去。
大家吼叫着，那声音，是生命深处的呐喊，震得大地直颤抖……
1970年，邯钢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工程。
此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要在邯邢地区建设一个大型钢铁基地。
无论从战备和政治角度考虑，邯钢的扩建都是势在必行。
这一年，省指示邯郸市成立了7011指挥部，专门负责指挥邯钢的扩建工程。
3月27日，刘汉章的炼钢车间首战告捷，两座3吨空气侧吹转炉改为6吨转炉；
4月，钢球轧机建成投产；
7月1日，全省最大的高炉——620m 3高炉建成；
9月，4台24m 2烧结机动工；
11月，两座15吨氧气顶吹转炉和2300中板轧机相继破土……
这一年，邯钢因工死亡8个，重伤24人。
虽然热闹里伴随着悲泣，红火中流淌着泪水，毕竟邯郸冶金的薪火没有熄灭！邯钢，在幽暗的夜路上执着地前行着。
何处是黎明，只有天知道。
但不管怎样，邯钢人坚信明天的存在！坚信道路的存在！
7 郝田役来了
1973年3月5日上午，一辆黑色的“嗄斯69”型吉普车停在邯钢办公楼前，一个矮矮的身穿黑棉袄的驼背老头走下来。他抬起深沉的双眼，看了看钢城阴沉的天空，悄悄地走了进去。
他是郝田役。
他是省委派来的新任邯钢党的核心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
对这座钢城，他是太熟悉了。1958年，他是邯郸市委第一书记，亲自部署了邯钢的上马。后来他调任省计委主任，又升任主抓工业的副省长，对邯钢的情况更是熟稔于心。“文革”开始了，他被打倒在地。审查几年后，又把他解放了。但省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问他到哪儿去，他说：“去邯钢吧。”于是，55岁的他就来了。
来之前，他就预感到面临的将是一场复杂的战斗。
当时，“文革”已经七个年头了，但“革命”气氛仍是如潮似涌。
郝田役看了看厂区墙上凌乱的大字报，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
● “我是省委派来的！”
郝田役进厂的第二天，厂里就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造反派之间互相串联鼓动，生产形势一下子处于半瘫痪状态。
郝田役把双方代表叫到办公室，锐利的目光刺向他们。
双方都开始告状，纷纷向郝讨说法。
“你们都喊着革命，革谁的命？”郝田役厉声问道。
“现在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省委是不是共产党？”
“我是省委派来的！”
两派都不吭声了。
“都好好生产，谁搞生产我就支持谁。”
中央对造反行动采取支持态度，各地也大多是造反派掌权。几年来，邯钢内部造反派双方连连争斗，多有死伤，互有血案，势不两立。所以，在当时情况下，郝田役是不能也不可能处理这类问题的。他明白，目前的形势对造反派是轻不得重不得打不得护不得，只有维持现状，控制升级，逐步消化，把一切热情集中到生产上。
所以，他采取简单又直接的办法，把各路造反派头头的名字写在本本上，每天晚上，个别谈话，常常谈到午夜二三点。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声色俱厉地谈形势，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引导他们各自罢兵。
造反派们慑于郝田役的威望，逐渐减少了“革命”行动。
但仍有个别顽固的造反派暗中活动，试图把形势进一步搞乱，揪出几个老干部。郝田役是一个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他决心用政治的手腕与这些小丑们过过招儿。
当时最响亮的政治口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抓革命，促生产”。郝田役决定巧借这个口号对造反派进行“造反”。
一天，他发现一个猖狂的造反派头头上班时间在厂里搞串联，搞煽动演讲，便厉声喝住。那个头头还想狡辩，郝大声说：“你这是破坏生产，破坏大好形势，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着便通知该分厂召开职工大会，对“阶级斗争新动向”进行批判。职工们和反对派见郝田役动真格，便都认真揭露，把这个头头贪污公款、生活糜烂的事情全说了出来。
郝田役穷追不舍，不依不饶，威吓要送公安局治罪。
这个造反派彻底吓软了，跪在郝的门口苦苦告饶。郝田役看火候已到，这才喝令他回去反省，听候审查。
郝田役此招一出，造反派们气焰顿消，偃旗息鼓。
还有一次，一个造反派开着汽车拉着几个人在厂里来回串连。工人举报后，郝不顾年老体弱，跑到路中间，伸手拦住了汽车。他喝令造反派司机交出驾驶证，然后掏出钢笔，在上面写道：“此证作废！郝田役。”
很快，这个司机就被调往车间去了。
还有一个故事十分离奇，笔者无从考证其真伪，却十分形象地表现了郝田役泼辣无忌的工作作风：有一个负责房产分配的造反派干部爱喝酒，工人想分房，必须送好酒。一位1958年进厂的老劳模没有房子，找了多次仍没着落，便去向郝诉苦。郝不露声色地说，那你就给他送好酒。
老劳模说没钱买酒。郝出主意，用茅台酒瓶装上尿水，送给造反派，看结果如何。老劳模果真照办。
造反派干部见礼眼开，未辨真伪，竟批准分房。事后，郝田役抓住这件事，对造反派干部进行严厉批评，撤职查办。
此事在钢城传为笑谈。
郝田役是省级干部，德高望重又公正无私。造反派们无话可说，只能气得牙根发痒，寻机报复。
郝田役住在厂部院里的一个二层小楼上，后窗便成了造反派们报复的目标。夜里，不时有砖石斜飞过来，砸碎玻璃。有一次，郝正在看报，一块碎石竟投落了他的眼镜。郝田役不急不恼，只是吩咐把窗户封闭一下。
工人们用圆钢焊了一个细密的网罩，固定在后窗上。
钢铁，实实在在地保护了郝田役的安全。
躺在钢铁的壁垒里，倾听着造反派们投掷的砖石声，像敲鼓，像弹琴，郝田役从容地认真地思索着邯钢的明天……
他依然如故地整肃着病痛中的邯钢！
渐渐地，砖石声少了。
渐渐地，邯钢的局势平静了。
为了稳定局势，郝田役又调来一些刚刚落实政策的老干部和周围各县的县委书记，担任关键岗位的基层领导。
邯钢的天空，透出了清新的蔚蓝色……
● “先干起来再说！”
郝田役做过省计委主任。他对邯钢的设计就是一个大钢铁城。
为了这一设想，年近六十的郝田役真是煞费苦心。
上任伊始，他就着手改进管理体制和机构，将邯郸钢铁厂改名为邯郸钢铁总厂，车间改为分厂，在总厂机关设置处室，分厂和总厂实行两级核算和分级管理。为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郝田役让不受重视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各技术部门负责人。
别人对他说，这些人的问题还没有说清，怎么能让他们当领导呢？
郝田役一瞪眼说，我的问题省里也没有结论，我不是也出来了吗？
当时，京、石等地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正在从牛棚里解放出来，郝田役抓住这个机会，大量搜罗人才。唐钢原党委书记兼厂长戴明予、国家建委冶金局原高级工程师石启荣、省冶金厅原高级工程师魏亚等，都于此时来到邯钢。这些人都为邯钢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又都成为国家高级干部。
1974年，郝田役听说东北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冶金建筑力量十分雄厚，国家出于战备需要，计划要内迁一部分人。他通过各种关系，先后调来三百多名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后来，这些人都成了邯钢的骨干。
一时间，郝田役麾下人才济济，将星如云。
生产秩序捋顺了，人才有了，郝田役决心大搞建设了。
从1974年开始，他集中人力物力对全厂9座高炉中的7座进行中修。接着，2300中板轧机、1800KVA矽铁电炉、4台24m 2烧结机、650中型轧机等相继建成。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将1号255m 3高炉改造成了294m 3高炉，并建起了4万平方米家属楼……
邯钢的建设工地上，又荡起了高亢的号子。
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资金，而邯钢又处于亏损状态，怎么办？
郝田役在省里做领导多年，他决心舍下老面子，向各方求援。
当时，从邯郸到石家庄全是低等级公路，路面狭窄，坑坑洼洼。郝田役乘坐一辆吉普车，艰难地向石家庄驶去。每趟来回需要十多个小时，有时一周要跑三四趟。长期的颠簸，老头儿的双腿全肿了。在石家庄的办公楼里，他实在走不动了，只得让司机背着上下楼。
老头儿的精神撼动了省城。没多长时间，就跑来建设资金850万。
郝田役说，我老了，干不了几年了，抓紧干点儿实事。
郝田役在邯钢的苦心受到了中央高层的注意，当时正是邓小平二次复出主政时期。不久，他便调任国家大型钢铁企业包钢第一书记，之后，再升任天津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
● 黑脸岳岐峰
坐在北京万寿路某高干楼里，刚卸任的黑龙江省委书记岳岐峰向我说起了邯钢。他伸出右手，说，这是邯钢的留念。
手背上，是一片白花花的疤痕。
岳岐峰与邯钢，别有一番情缘。
邯钢上马时，他是邯郸市冶金局党委书记，亲手参与了设计和建设。“文革”开始后，他被打倒。造反派为了让他尝尝工人阶级的铁拳，把他拉到邯钢批斗。邯钢的造反派真是非同寻常，用钢棍和铁板焊了个重达20公斤的大帽子和大牌子，戴在头上，挂在脖子上。批斗时，他被打得眉骨开裂，血流满脸，当场昏倒。从此以后，他一提邯钢，心里就颤抖。没想到，命运偏偏把他与邯钢连在了一起。
1975年底，郝田役离任，岳岐峰接任邯钢党委第一书记，独自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
岳岐峰面前的困难仍是一座座山。郝田役设计的不少工程刚刚开始，纷乱的形势刚刚有所稳定，如果厂内再起风波，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但岳岐峰是一个洞察时势的政治家。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他选择了实干。他知道，只有自己带头苦干，大局才能稳定，造反派们才能无话可说，工程项目才能尽早完工。于是，他上任的当天就扛着铁锤，走上了工地。
邯钢的老人们都记得，岳岐峰干活可不是做样子，而是实实在在地流汗。除了开会以外，老岳经常泡在火热的工地上，喊着号子，与年轻人一起搞比赛。渴了，就对着水管喝凉水；累了，就光着上身躺在风扇下喘息；饿了，就拿着饭盒与工人们一起去排队买饭。
一次，3号高炉人手少，老岳到炉台当临时炉前工。打铁口时，铁水喷溅，他躲闪不及，红红的铁水一下子溅到手背上，皮肉立时被烧焦了。
老岳患有痔疮，不能干重活。可他干活偏偏又不惜力。在邯钢的日子里，他几乎每隔几天就要犯一次痔疮，裤子都是血渍，疼得坐卧不安。后来，老伴给他买了个脸盆，拿了一堆中药，让他在办公室里每天浸洗。
可怜的大厂长，经常关着门，偷偷在办公室里洗痔疮。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岳岐峰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上任不久，周恩来去世，国内局势发生恶劣变化。接着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厂里的造反派又开始寻衅滋事。及至毛泽东去世前后，厂里更是风急浪高。为了应付随时恶化的形势，他将总厂领导分成三个班子：一个对付闹事，一个处理日常工作，一个指挥生产，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生产不能停。
一天晚上，几个造反派到总调度室闹事，推打值班人员。不可开交的时候，老岳提着一柄大铁锤赶到。劝说无效后，老岳虎脸暴怒，晃着铁锤吼道：“这是指挥中心，砸死你们不负法律责任！”
造反派一看老岳气得脸都黑了，惊慌而逃。
那一阵子，老岳的情绪败坏到了极点。他为邯钢的未来担忧，也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
采访时，当年的一位老司机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
老岳本来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可那一阵子却整天铁青着脸，不言不语，连司机也很少说话。久而久之，司机形成了习惯，只管开车，不多言语。一天晚上，老岳要去市委开会。他拉开车门后，忽然想起还有一个文件忘在了办公桌上，便又关上车门上楼去了。司机以为他上了车，加油门就走了。到市委后，司机没听到他下车声音，以为他睡着了，便想叫醒他，可回头一看，老岳没在车上。司机吓得满头大汗，赶紧再回厂去。离老远见老岳还在门口站着。再次上车后，司机原想他会雷霆震怒，不想却风平浪静，仍在默默地想事，一声不语……
岳岐峰离开邯钢时，邯钢已形成年产生铁和钢双60万吨的框架。
他对笔者说：“那时的邯钢就像个克郎猪，骨架子已经搭起来了，只要添加饲料，就能长肥。”
的确，岳岐峰1977年2月离任，当年邯钢就实现赢利，彻底结束了连续十一年的亏损。
岳岐峰离开邯钢后，到邯郸市任第一书记，接着又先后任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辽宁省省长、黑龙江省委书记。成为中国当代政坛上赫赫有名的实干家。
8 戴明予时代
邯钢复兴的真正转折点实实在在应该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2月1日，这次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会后仅一个月，邯钢就宣布正式取消了“革委会”建制。
2月5日开始，邯钢召开了一次为期12天的极其重要的会议，厂长戴明予代表总厂宣布：“邯钢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具备，往后的工作重点是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
我是电话采访戴明予的，他已离休，住在海边的秦皇岛。我只能通过声音和想象去揣摩他的相貌。
他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
不少研究邯钢史的专家都承认，在邯钢的发展历史上，有过一段“戴明予时代”，在这个时期里，邯钢踏上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戴明予是一个特别的厂长。
上任会上，他就宣布：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息，不准加班加点。这在大力提倡“义务劳动”、“过革命化节日”的形势下不啻是个惊世之举。但老戴自有他的理论：“加班加点是无能的表现”“说明你工作时间没干好”。从此以后，邯钢人多年来没有星期天节假日疲于奔命高度紧张的日子远去了。
老戴是个钢铁通，对下属的要求近乎苛刻。打电话让分厂厂长汇报工作，严格按约定时间，不能迟到，更不能早来。如果发现在门口早早等着，他就会愤然作色。汇报时，绝不能照本宣科，要完全凭记忆凭理解。
高高的个头，胖胖的身躯，微微有些谢顶，不沾烟酒，不多言语，一生坎坷的戴厂长别无嗜好，眯着那双阅尽沧桑的眼睛，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这座钢城里。每天早晨8时的生产调度会，是老戴上任后首先恢复的一个铁规定。也是各分厂厂长们最紧张的时刻，必须用最简短语言把昨天的生产情况汇报一遍，没有废话，干脆利索。老戴坐在主席上，剑一样的眼光盯着大家。有问题，面对面协调，马上拍板。没问题，三言两语，各回岗位，十足的军事化作风。
他说，邯钢不是手工作坊，不是乡镇企业，我们应该有大工业意识，形成一个高效、便捷的机制。一切按规定来，一切按标准办！
老戴的一切努力就是三个字：正规化！
老戴的正规是真正的正规。
大冬天里，生活区的暖气管道冻裂了，调度会上责成一位副厂长修缮。不想副厂长行动迟缓，第二天仍没有完工。老戴勃然大怒，命令副厂长马上赶往现场，不完工不得回办公室。弄得这位副厂长好不狼狈。
对人严，对自己更严。老戴夫人在邯钢小学当校长，有一次要去石家庄开会，正赶上老戴也去省厅办事，便想搭他的车，不想被一口回绝。妻子说，你一个人在车上，我搭个便车也不影响你工作。老戴说车是厂领导的工作专车，你没有资格，你还是坐火车去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老戴的正规就是那个时代最正规的正规！
他要逐步扭转传统的管理模式，为邯钢营造一派大企业气象，把邯钢导入大企业轨道。
戴明予可谓用心良苦！
1940年，河南新蔡人戴明予从开封一中肄业到延安参加工作。1949年，年仅25岁便担任唐钢党委副书记，从此步入钢铁世界。1953年，他担任唐钢厂长时刚刚29岁。“文革”开始后，他被打倒，受到非人折磨。1974年，他受郝田役邀请来到邯钢。
对钢铁生产工艺的熟稔和精通，使戴明予在邯钢的工作举重若轻。当时，摆在他面前的矛盾十分明显，邯钢的铁、钢、材比例不协调。1978年，生铁产量60万吨、钢只有27万吨、钢材产量仅17.9万吨。
必须设备配套，调整结构，缩小钢、铁、材比例！
老戴是个火性子，他看中焦点后，便立即付诸行动。先是投资新上了一台400小型轧机，1979年11月试生产后，到1980年5月1日便超过设计水平。1980年2月，花费500多万元从大连购买的400/250轧机的安装动工了，开工时正值春节期间，天寒地冻。为赶工期，必须先进行土方工程。站在料峭的寒风里，老戴脱掉棉衣拿起铁锨就干了起来。不到五个月，第一批圆钢走下轧机。
轧机仍然不够。正在这时，老戴听说上海有一台400/300/280线材轧机，本来由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由于当时两国失好，中国暂停援助，现闲置港口。老戴得到消息后，迅速派人到上海联系购买，可上海方面做不了主。老戴又亲自跑到北京。冶金部说此事涉及国际影响，也不敢答应。没有办法，老戴住在北京，只好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最后，国务院领导特别批准，以600万元转卖邯钢。
这套线材轧机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轧机，生产能力为12万吨。老戴马不停蹄，不到年底，即告完工。
三套轧机上马投产后，邯钢的轧钢能力达到40万吨。
与此同时，戴明予以一炼钢为试点，大力支持该分厂厂长刘汉章进行转炉改造。短短两年时间，两座6吨空气侧吹转炉便全改成8吨氧气顶吹转炉，产量一下子翻了五番。
钢产量上去了，轧机配套了。老戴紧接着又大抓钢材品种。他先后组织了焊条钢、5号角钢、6.3号角钢、小圆钢、20锰硅、25锰硅、自行车带钢及拔丝钢等钢种的试炼试轧和批量生产……
邯钢产品开始走向全国！
戴明予思想超前，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市场的作用。当时，国家已允许有少量的市场调节，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之外可以承揽来料加工。老戴看中这个机会，针对本厂轧机吃不饱的现实，大力组织厂外来料加工，仅1980年就组织了10.3万吨，增利达1300多万元。
老戴还是邯钢第一个重视销售的厂长。在产品按计划销往国内市场的同时，他把目光瞄准了国外市场，要赚外国人的钱。他通过外贸部门的多种关系，组织产品出口。1980年，邯钢向日、韩及东南亚地区出口生铁2.2万吨，60方坯2519吨，为国家创外汇334.5万美元；1981年更出口生铁、钢坯、钢材、焦炭等7.3万吨，创外汇1341.8万美元。
乍暖还寒时，这需要怎样的目光和胆气！
戴明予最大的贡献是在全省第一家与冶金局签订了意义重大的第一轮承包合同。这招妙棋为邯钢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1979年底，省政府决定对冶金系统实行分配关系的改革，打破原来“利润统统上交，亏损国家补贴”的老办法，由冶金局出面与各企业签订一期五年的合同。合同有两种，一是实行利润递增包干，二是实行利润分成。由企业任选。
实行利润递增包干，邯钢五年要上交1.35亿元，超收归已，减收自理；实行利润分成，多收多分，少收少分，旱涝保收。
前一种方案风险太大，五年上交1.35亿，第一年需上交2000万，而去年全厂的利润才1057万，天知道明年能完成多少，搞不好连工人工资、机器折旧都可能赔进去。如果那样，自己将成为邯钢的千古罪人。第二种方案不失稳妥，但分成较少。
别的企业都纷纷选择第二种方案，可戴明予不甘心。
戴明予是个经过大风浪的领导人。他清楚，第一种方案虽然风险极大，却又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根据邯钢目前态势，只要情况正常，肯定会有数额相当大的留利。如果这样，邯钢将可以利用这部分资金进行更大规模的技改扩建，发展步伐将会大大加快。
老戴对邯钢的实力信心满满。他知道经过几年发展，邯钢已具备了深厚的潜力。这种潜力一旦发挥出来，将创造一个惊人奇迹。但谁又能保证未来几年国内国外形势不会改变呢？谁又敢去冒这个天大的风险呢？
那几天的戴明予是最沉重的戴明予，他和财务处长李华甫夜以继日地翻阅近几年的账表，找基层工人座谈，从挖掘设备潜力到降低产品成本，从原材料投入到能源消耗，比较、计算、测试，先后拿出上百套方案。
经过几天几夜的深思熟虑，最终，戴明予决定拼一把！
1979年11月21日上午，戴明予用颤抖的手在这个事关邯钢命运的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多少年后，人们愈加叹服戴明予当初的决择。
在以后的五年里，果真如戴明予所料，邯钢人抓住了这次绝好的历史机遇，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奇迹。
在这五年里，邯钢不仅完成了上交1.35亿元的任务，还多交了650万元，最令人可喜的是，邯钢竟然实现留利1.5亿元。
1.5个亿，这在80年代初期该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资金！有了这1.5个亿，邯钢进行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设备配套，从而走上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的道路。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邯钢开始走向辉煌！
笔者在邯钢采访刘汉章时，他感慨地说，戴明予是邯钢走向丰盛期的关键人物！
1982年3月，戴明予调任秦皇岛市市委书记。
这时，他身后的钢城已是春芽吐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