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在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上吃咖喱香肠，足足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位于新市广场。广场在港口区，铺着卵石，风大、肮脏。广场上还立着几株矮小寒酸的树、一间公厕、三家小摊。许多高中孩子常在那里出没，喝着那种用塑料杯装着的阿尔及利亚红酒。往西，一片灰绿，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玻璃大楼，再过去就是圣米迦勒教堂了。每天下午，教堂的尖塔就在广场上拉出一条影子。二次大战时，这一区几乎被炸弹夷平，只剩下零星几条还算完整的街道。布吕德街就是其中之一。我有个婶婶就住在那条街上。小时候我经常去看她，但私底下老爸总是不准我去。这个街区过去俗称“小莫斯科”，不用走多远，就是红灯区了。
后来我去汉堡，总会到那个区，走走那些街巷，经过我婶婶住的那栋楼（她已去世多年），最终再来到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尝尝她的咖喱香肠——这也是我走这一趟的真正原因。
“嗨唷！没什么特别的事吧？”布绿克太太总会这么说，仿佛我们昨天才刚见过似的。
她在一只大号的铸铁平底锅前忙碌着。香味不时就从她的窄篷架下飘散出来。篷子是用一块灰绿色军用帆布搭的，布满小洞，近乎斑驳，所以上面又盖了一片塑料布。
“这里没什么新鲜事啦。”布绿克太太说。她一边从滚油里捞着薯条，一边告诉我这段时间，谁又搬走了、谁又去世了。这个那个我都不认识的名字不是得了心脏病、疱疹、糖尿病晚期，就是早已躺在郊外的墓园中。布绿克太太则一直住在婶婶当年住的那间公寓里。
“看。”她伸出两手，慢慢翻转过来，关节都长了瘤。“痛风。眼睛也快不行啦。明年，”每年她都会这么说，“我就要收摊啦，永远收摊啦。”这时她会用一只木夹子，从罐子里夹出几片酸黄瓜。“你年轻的时候就爱吃酸黄瓜了。”可她从没收过我酸黄瓜的钱。“你怎么可能在慕尼黑那种地方活下来呢？”她问。
“那里也有小吃摊呀。”
她要听的就是这句话——仿佛这已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仪式——然后她会说：“是——喔——可那里也卖咖喱香肠吗？”
“没。嗯，至少没这么好吃。”
“看吧！”她一边说，一边在平底锅里撒了些咖喱粉，把一条小牛肉香肠剪成几块放进锅里，然后补上一句：“南德白香肠，可怕，还有甜芥末！简直倒尽胃口，对吧？”她会假装在颤抖，“恶……”，然后在锅里挤些番茄酱，将这些佐料拌一拌，再多撒些黑胡椒，最后才把煎好的香肠放在折好的纸盘上。“哪！这才是真材实料的东西。这风帮了不少忙。在这种冷风下，人们要的就是热乎乎的东西。”
她的摊子位于下风处。盖在摊子上的塑料布曾被风吹破，不时就有一阵强风扫翻广场上某张散置的圆锥型塑料桌，这种圆锥型桌子看起来就像是冰淇淋甜筒。你可以站在这里吃肉丸，当然，还有那口味独特的咖喱香肠。
“我要收摊啦，永远地收摊啦。”
每次她都会这么说，然而我知道来年我还是会再见到她的。但有一年，她的摊子真的不见了。
后来我就再也没回过汉堡，甚至也很少想起布绿克太太，除了偶尔在柏林或卡塞尔的小吃摊上，或者，偶尔会碰到的情况是，一群人争论着咖喱香肠的确实起源时，我才会再一次想到她。大多数人——事实上几乎是所有人——都认定咖喱香肠，是某个柏林人在一九五〇年代发明的。每次有人提到这点，我就总要说，其实咖喱香肠真正的起源地是在汉堡，发明人是布绿克太太，而发明的时间要比一九五〇年代不知早了多少。
大多数人都对咖喱香肠是被发明出来的表示怀疑。至少不会是一个人的杰作。各种神话、故事、传说不断地流传着。是谁发明蒸肉丸的？食物的发明难道不是一种集体成就吗？新的菜式往往是在意外的情况下诞生的。就拿德式蒸肉丸来说吧：你有几片剩面包、一些肉屑，想用它们来填饱肚子，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它们和在一起，捣碎搅成泥。德国人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四处皆然——你只要看看各邦如何用不同的方言来说同样一个“肉丸”就知道了。
“也许吧，”我说，“但是咖喱香肠完全不同，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了：它把最远的东方和最近的西方结合在一起，咖喱和香肠。这种组合，就是一种发明，而发明的人正是那位布绿克太太，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四〇年代中期吧。”
我还记得，我坐在布吕德街上婶婶家的厨房里。住在公寓最顶层阁楼的布绿克太太，也一起坐在这间漆有象牙色壁面的昏暗厨房里。布绿克太太告诉我们，光顾她的小吃摊的有黑市贩子、码头工人、水手、行骗的混混、妓女和皮条客——简直难以相信这些人在一起所发生的事！全是真的。布绿克太太一直说，这就是咖喱香肠带来的：它让你的舌头放松，也让你饱经世面。
我至今还记得这些，于是我开始调查。我问了一些亲戚和朋友。还记得布绿克太太吗？有些人依然清楚地记得她。还有她的小吃摊。她发明了咖喱香肠？怎么发明的？这却没有半个人知道。
即使像我老妈这种，任何小事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人，也完全没听说过布绿克太太发明咖喱香肠这回事。倒是那橡树子咖啡——那可是她在战后人们一无所有的那段日子里，长期实验的结晶。那也是她在战后刚开始摆摊时卖的热饮。老妈甚至还记得橡树子咖啡的配方：采几颗橡树子，将它们放在烤箱里烤干，拔掉杯状壳斗，然后把子磨碎、烘焙，再混入一般的代用咖啡就成了。这种咖啡喝起来有些苦。妈还强调说，长时间喝橡树子咖啡的人，最后都会丧失味觉。橡树子咖啡甚至还会使舌头麻痹，以至于在那个闹粮荒的一九四七年冬天，长期饮用橡树子咖啡的人甚至可以把木屑拌在面粉里烤成面包，还说烤出来的面包吃起来，就和用最上等的面粉烤出来的一样好吃。
然后是关于布绿克先生的传闻。“布绿克太太结过婚吗？”“曾经，但她把他踢出家门了。”
“为什么？”
妈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一天早上，我去了布吕德街。那栋老公寓已被翻新了。布绿克太太的名字，不出所料，并没有列在门口的电铃上。以前那个凹陷的木头阶梯已经被贴有铜条的新楼梯取代。楼梯间的自动灯不但明亮，还让我有足够的时间爬到最顶楼。在过去，那灯在爬到第三十六阶时就熄了。小时候，我们得趁灯还亮着时一路直冲上楼，才到得了布绿克太太住的顶楼。
我穿过这个区里的那些窄小、没有半棵树的街。这里曾是水手和码头工人所住的地方。这个离市中心不远的区域里已经没有旧房子了，它们全被重建成高级的大楼。乳品店、杂货店、外国货商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精品店、美容沙龙，甚至还有艺术画廊。
只有茨威格先生的小文具店仍在那里。在店外窄小的橱窗内，一个戴着印度遮阳帽、拿着烟斗的人，站在雪茄和小卷烟盒堆中。
我问茨威格先生，布绿克太太是否还健在。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可能住在哪里？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他用一种怀疑、令人紧张的口气问我。“这家店早已被租出去了。”
为了证明我年轻时就认识他，我说他曾经——一九四八年左右吧——他曾经爬上一棵树。那树是这整个区里唯一没在战时被夜袭的炸弹烧掉，或被后来的人砍回家烧的树。那是棵榆树。一只被狗追急了的猫，一爬就爬到高高的树上，下不来了。那只猫在树上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仍下不来。曾经当过工程兵的茨威格先生，在众人关注的眼神下，爬上了那棵树准备救猫。没想到那猫竟然又往上爬，一逃就逃到树顶，可怜的茨威格先生爬得太高，也跟着一起进退维谷。最后只好叫来消防车，用云梯把茨威格先生和猫一起救下来。茨威格先生静静地听完我的故事，转过头来把他左眼的假眼球拿下来，用条手帕擦了擦。“啊，那些过去的日子。”他一边说，一边把眼球装回去，顺便用那条手帕擤了擤鼻涕。他说，“没错，当我发现我爬得那么高的时候，我呆住了。从上面看下去，我再也无法判断距离了。”
他是这栋建筑物里的最后一位老房客了。新来的房东两个月前给了他一份房租调涨的通知，租金高得吓人，茨威格先生根本负担不起。“如果不是因为房租，我还会继续住在这里的——话说回来，我明年就要满八十岁啦。一旦你老了，你就只好接受人们对待你的方式。你说什么？政府给的养老金？喔，是啊。钱少得可怜，饿不死，不过也吃不饱。这店很快就要变成一家酒馆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要经营唱片店什么的。布绿克太太？不不不，她早搬走啦。而且她大概也早就死掉了吧。”
但我最后还是找到布绿克太太了。她现在正坐在一扇窗边，编着她的毛衣。百叶窗透出些许阳光，房间里充满着燃油和地板蜡的味道，还有沧桑的感觉。楼下靠近接待柜台的走廊上，坐着许多老妇人，夹杂几位老先生。他们就这样坐在走廊的两侧，穿了外面包了毛绒的拖鞋，许多人戴着手镯，还不停地把视线投向我身上，仿佛他们一直在等着我的到来似的。布绿克太太住在二四三号房。我先去了汉堡的户政厅，那里的人给了我她的地址，于是我才找到位于汉堡西南，一个名叫哈尔堡的小城里的这家养老院。
一开始我根本认不出她来。上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现在她的头发只剩薄薄的一层。她的鼻子似乎变得更大了些，下颚也是。过去那双水蓝色的明亮眼睛，现在也变得有点混浊了。不过她手指关节上那些突起来的东西，倒是全都消失了。
她说她还清楚地记得我。“你还年轻的时候常来我这里，还记得吗？在我的厨房里，你坐在你希尔德婶婶的旁边。后来你长大了一点，就比较常来我的小吃摊。”她问我能不能让她摸摸我的脸。于是她把她的毛衣放到一边。我可以感觉到她的手，在我的脸上很轻快地摸索着，还有她那细腻、柔软的掌心。“痛风没了，可是我再也看不到啦。仿佛是上帝拿视力和痛风交换似的。你的胡子没啦？你也不再留长发了。”她头抬了一下，看了看我——其实不是在看我，她的视线其实是在我的身后，好像我背后还有个人似的。“前几天有个人就站在那，”她说，“他一直想向我强迫推销些杂志什么的。我当然什么都没买。”
当我开始试着要说点什么的时候，她回神过来，直视着我的双眼。其实我只是想问：我一直记得她在战后发明了咖喱香肠，是真的吗？
“咖喱香肠？不是！”她说。“我只不过开了家小吃摊而已。”
有那么一刻我想着，也许根本就不应该跟她提这问题的。那样我至少还可以继续编造一个混合着美味与我童年的故事。那么，在这次的拜访后，我想我会继续照我想象的样子来说那故事吧。
她笑了，仿佛看出我的窘境，甚至是我并没有刻意隐藏的失望。
“其实是真的，”她说，“但是没有人相信我说的。每次我讲起这段故事，他们都只会笑我，说我疯了。最近我再也不下楼啦。”她说。“没错，我发明了咖喱香肠。”
“怎么发明的？”
“喔，这故事可长着呢。”她回答。“你得花点时间来听才行。”
“我可以听。”
“那就等你下次来吧，”她说，“下次来的时候，带块蛋糕来如何。我们可以煮点咖啡来喝。”
我一共去了哈尔堡七次，闻了七次地板蜡、消毒药水和厨房的油烟味，陪她度过了七个欧洲冬日极短的白昼午后。她总是直呼我的名字。而我，也许是因为习惯了，总是称她布绿克太太。
“你不再期待些什么，然后你也失去了视力。”吃了七次蛋糕、七块又大又甜的蛋糕切块，那是上等的芝士蛋糕，上面还铺了层打成泡沫状的奶油。也见了七次这个名叫胡果的年轻人。他用照顾老人的社会役代替当兵，偶尔对我们的交谈发出点异议，还会帮布绿克太太拿她所要的粉红色降血压药。我耐心地等了七次，看着她编毛衣，看她熟练而平稳地拿针编织。毛衣是为她的曾孙织的，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毛衣的前摆已经成型了。旁边还放了件小号的编织样品和一堆毛线。说这是件瞎子所做的毛衣，我还真无法相信。有时我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全瞎了，不过每次我怀疑的时候，她又会开始一边笨拙地找着她的衣针，一边继续说她的故事。有些时候她会突然停下来，不说话专心地数着她已经编了几针，或是摸摸毛衣的边，抓起另一团毛线球——有时她会同时用两种甚至好几种不同色的线来织——然后慢慢地、准确地将针穿入。她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完全专心的，但她的眼神总是放在我的身后，不疾不徐。她会跟我说些重要的或意外发生的事件，那些人或那些事情可以和咖喱香肠的发明扯上边。这些人事物包括：一位海军士官，一块纯银制的马术勋章，两百张松鼠的毛皮，二十四立方米的原木，一位喜欢喝威士忌的女香肠工厂老板，一位英国的后勤官，一位有着红色和金色头发的英国美女，三大瓶番茄酱，我老爸，氯仿，一个可笑的梦，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她告诉我的，都是些片片断断的故事，每次都在快说到结局时吊一下我的胃口，偶尔还会突然跳回过去已经讲过的事，或是跳到之后才要讲的。所以，下面这些，是我重新整理、挑选、排列、组织，串起来的故事。
我的故事要从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二十九日开始，那是个星期天。汉堡天气：多云、干燥，气温介于摄氏一点九到八点九度之间。
两点，希特勒宣布与爱娃·布劳恩结婚。由手下博尔曼和文宣旗手戈培尔做见证。
三点半，希特勒口述他的政治遗嘱，海军上将邓尼茨被任命为希特勒的接班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
五点半，英国部队横渡易北河，占领汉堡东南方的阿尔特伦堡镇。
汉堡是个要塞，决不弃守，直到最后一人倒下为止。防御工事筑起，民兵被征召上前线，医院里的伤兵英雄们都被抓出来上阵，直到最后、最最后、最最最后一名壮丁被送上战场为止。布雷默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原来的职务是在挪威奥斯陆的海军指挥部大楼里管理航海图。自一九四四年的春天以来，他在那里一直是个不可少的人物，一直到他请假回德国中部的不伦瑞克市为止。那是他家所在，他和他的妻子聚了几天。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他才刚满周岁的孩子。婴孩牙牙学语叫爸爸让他高兴极了。几天后，他就得回海军指挥部的海图室报到。他搭上一辆超载的火车来到汉堡。到了汉堡，他搭上一辆陆军卡车到北方的普伦小城。然后他坐上一辆马车到基尔港，预定从那里坐船回奥斯陆。可是他刚到基尔就接到命令，将他改派到一个反坦克作战部队里。经过三天的临时训练，学会如何丢手榴弹后，他被派回汉堡，向那里的单位报到，准备在吕讷堡荒原上进行德军的最后反攻。
他大约在中午时分来到汉堡，吃掉了配给他的两片陆军面包和一小罐肝肠，然后在城里晃了晃。虽然他以前曾来过汉堡几次，但他已认不出眼前的这个城市了。一些著名建筑的正面还屹立着，再过去就只看得到圣凯瑟琳大教堂被炸得乱七八糟的尖塔了。很冷。一块从西北边来的云正要把太阳给遮起来。云的阴影慢慢盖向布雷默，他把这看成一个坏兆头。街道的两旁堆满了炸落的瓦砾、焦黑的屋梁、建筑物前断裂的石阶。有些屋前的阶梯还在，但阶梯之上便一无所有。街上几乎没有人迹：两个拉着手推车的妇人，一两辆燃煤的陆军卡车缓慢开过，还有一台改用马拉着跑的三轮机车。布雷默拉住个路人，他想知道有没有电影院。绳索大街上有一家名叫“肯诺夫”的电影院，他得先走到米勒门，才能到绳索大街。电影院门口站了些面色憔悴的妓女，露出她们的腿。今晚上映的电影是《军令如山》。售票口前排满了一长列的人。电影票是唯一用钱还买得到的东西了。
排队的时候，他不小心退后了一步，背上的大背包把站在他后面的人挤了一下。“对不起。”他说。
“没关系的。”说话的人正是我们的莲娜·布绿克太太。在粮食局上完班后，她就直接回家换了衣服。欧洲的春天傍晚依然有阳光，但阴晴不定，所以她除了裙子之外，还是套了件夹克。她在那年春天刻意把裙子缩短了一些。她有一双美腿——至少，她现在是这么觉得的。可是再过个三四年，她的年纪就不再适合穿短裙了。她腿上甚至还打了些浅褐色的粉底，让皮肤颜色太深的地方看起来浅些，还在两只小腿上分别画上一条清楚的黑线。虽然这让她在出门前花上不少时间，但看起来仿佛真的穿了一双丝袜似的。
新市广场上弥漫着一股硝烟味。米勒门附近，有栋建筑前一晚被夜袭的空投弹击中，一直到现在屋子的残骸都还在冒烟。屋前花园里树丛的叶子因为这突如其来的高热而提早变成了墨绿色，再靠近屋子一点的都枯掉了，有些则早已变成焦炭。布绿克太太走过一家名叫“海因兹”的咖啡馆，现在那里也只剩一个正面了。在这仅存的正门旁，一块牌子依然竖立着：“严禁跳摇摆舞！德意志帝国文化部。”人们早已对路旁的瓦砾视若无睹。酒吧全都关门大吉，没有人跳舞，脱衣舞就更不用说了。布绿克太太最后来到肯诺夫电影院，喘了口气。她看到售票口前大排长龙，唯一想到的，便是希望还能够占到一个位置。于是她就排到了这位海军士官的后面。
贺曼·布雷默和莲娜·布绿克因为这场电影而碰在一起，她排在他的后面。而他的背包撞到了她。那是只帆布做的背包，背包上还挂了一块收成卷状的、灰绿色但已经有点斑驳的陆军防水布。“没关系的。”因为这样的偶然，他们彼此说了些话。她把手伸进手提包要拿出钱包的时候，一串钥匙掉了出来。他弯下腰要去捡，她也弯下腰想捡，结果他们两人的头撞在了一起。并不是用力地撞，也不是很痛，但那一刻他可以感觉到她的头发，她那头柔软的、金色的头发，正轻轻地扫过他的脸。他把钥匙交给她。她最先注意到什么？他的眼睛吗？错了，是他的雀斑：他鼻子上的雀斑，还有他略带金色的头发。他的年纪几乎可以当我儿子了，她想。事实上他已经二十四岁了，但他看起来的确比那年轻得多。她一开始甚至以为他只有十九岁，或二十岁。“他看起来相当和善、细瘦，而且很饿的样子。他显得有些急躁，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他的表现是很外向的。除此之外，我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了。至少在那个时候没有。我跟他提到我上周看的电影，片名叫《浪漫的舞会之夜》。看电影是人们在那时唯一的娱乐——如果电力供应没被切断的话。”
她问他是在哪个前线部队的军官。她用了几个术语，而且还用对了。毕竟，那时的人们整天听到的也都是那些：重型编队——战舰、武装巡洋舰、重型巡洋舰，诸如此类。不过德国海军除了这些，还有那艘“欧根亲王”外，已经没剩下什么真正的重型船舰了。当时剩下的都是些轻型的小船：鱼雷舰、燃油快艇、扫雷船号等，再来就是著名的潜水艇了。
不，他说，他并不是前线的军官。他原来是在设于奥斯陆的海军指挥部的海图室工作。一九四〇年他曾在一艘驱逐舰上待过，那艘船后来在挪威北方外海沉掉了。他后来在一艘鱼雷艇待过，然后是一艘巡逻船。
他们并坐在电影院里发出吱吱响声的椅子上。室内一样很冷。她的轻装让她不免颤抖。新闻短片：笑容满面的德军正开往奥得河，准备在下一波攻击中将俄军一举驱逐。电影预告：《科尔贝格》。格耐斯拿将军和奈特贝克将军。又哭又笑的女星克丽丝蒂娜·索德邦。当预告片里的科尔贝格城正陷入一片火海时，屋外的空袭警报竟也应声响起。电影院里开了灯，闪了几下，接下来便是一片漆黑。手电筒亮起。人们急忙挤出小小的两道出口，没命地跑向绳索大街上一处大型的防空壕。她恨透了防空壕。她宁愿躲在任何一家民房的地下室里。前阵子有一处防空壕才刚被炸到入口处，里面立刻烧了起来，里面的人全都蜷缩在通风管口，烧焦的尸体小如玩具娃娃。莲娜·布绿克跑到一间标有“空袭避难室”的公寓里，布雷默就跟在后面。
避难室的管理员是个脸部肌肉不时会抽搐的老头，他让他们进来后就把那扇铁门给关上。莲娜·布绿克和布雷默一起坐在一张长板凳上。这栋公寓的房客则坐在他们对面——几个老头，三个小孩，一群女人，他们的皮箱、手提袋，还有披在他们身上的毛毯或被单。
他们瞪了莲娜和布雷默几眼：一对母子。或者：一对情侣。避难室管理员戴着钢盔，嘴里不知在嚼着什么东西，也瞪着他们看。他在想些什么？又一个中年妇女拐了一位年轻人？他们两个人的头竟然靠在一起！那女人穿的裙子还真短。大腿蛮好看的。原来她没穿袜子——当她叉着她的腿时，她出门前上的粉底被磨掉了，于是露出了真正的肉色。但她又不像是妓女——她看起来连偶尔出来拉客的生手都不像。这年头连妓女的生意都差到极点。那还用说吗，男人在前线都死光了，城里剩下的都是女人。女人于是开始主动向男人投怀送抱。
避难室管理员把手伸进他的大衣，拿出一小块黑面包来，嚼了几口，然后又瞪了莲娜·布绿克几眼。到处都是女人、小孩、老人。然后这里竟然出现了一位年轻的海军小伙子？他们两个坐在那里不知在扯些什么。他们一定是在舞会上认识的——那种私底下偷办的舞会。那还用说吗，公开的舞会早就被禁了。只要我们的父亲和孩子在前线一天，后方就没有理由从事任何娱乐。更何况他们在前线大概都死光了。每六秒钟就有一名德军阵亡。但一点点私人的愉悦是禁不掉的。一点点私人的享受，或者是想笑的冲动，这些都是禁不掉的。反正也没剩什么东西可以带给人笑的理由了。
管理员把头向前倾了些，试着偷听这对情侣在讲些什么。他听到了什么？总部、地图室、航海图？布雷默小声地解释着他的工作。航海图要仔细地卷好、收好、编号，最后再按字母顺序排列。他负责的工作就是这些，在奥斯陆，在海军指挥部，在那里工作意味着随时都要制作或比对新的航海图。
布雷默说，航海图不能有任何一点差错。每一幅图都必须是最新的。他得随时在航海图上标出巡逻舰的最新位置，但最重要的是水雷区的分布，还有就是各水道的安全出入口。只要有一点误差，祖国的船舰就有可能撞上祖国自己布的水雷——这种意外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他说实在不是他想自夸，但他的工作的确是重要无比。现在呢？自从他从不伦瑞克市结束休假后，他竟被派到这个反坦克作战部队里。“天哪，”他说，“我可是位海员呀。”她点头同意。他并没提到，他对地面作战一点经验也没有，或是说派我到那里简直是有病。他也没说到，德军在最后一刻竟要把我送上战场杀敌。他没说，不只是因为他是个男人，尤其是个军人，军人是不会这样说的。真正的原因是他觉得和一个陌生人说这话是极危险的。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密报的人依然无所不在，他们会向当局控告别人宣传失败言论。虽然，他没在她夹克上看到纳粹党徽，可是谁知道呢，人们经常把它藏在大衣底下，用围巾把它遮起来。
突然，一阵巨响从远方传来，地底下传来剧烈的震动。“港口，”她说，“他们在轰炸停有潜水艇的地下碉堡。”炸弹投掷的隆隆声响从远方传来，接着——很快地——炸弹引爆，每个人都感受到爆炸冲击的力量。地下室的紧急照明灯熄了，接着是另一波的爆炸，地面仿佛隆起了一下，整栋公寓和地下室像只船一样不停地晃着。小孩子在尖叫，连布雷默也叫了出来。莲娜·布绿克将她的手臂绕在他的肩上。“炸弹并没有掉在这公寓上，一定是击中其他的建筑物了。”
“在船上你可以看见那些飞机，你甚至可以看见它们在投弹。”他抱歉地说。“但没想到感觉竟然如此可怕。”
“你应该早已习惯了。”她说，然后放开了她的手。
避难室管理员点亮他挂在铁门上的手电筒。手电筒的微光扫过室内的每个人。大家都披着毛毯，好像外面正下着大雪似的。白色的漆块和灰尘不停地从晃动着的天花板掉下来。
一个小时后，解除警报的长鸣声响起。外面开始下起毛毛雨。街上离这间公寓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弹坑，深达三四米左右。街对面另一间公寓的顶楼正在烧着。女人从那屋内搬出一张摇摇椅、床单、一架老爷钟，还有一些花瓶。人行道上已经架起一张圆桌，上面摆着细心折好了的毛巾。燃烧着的窗帘碎片从顶楼一片片飘下来。当布雷默还在他的故乡不伦瑞克时，他被这样的景象吓住了。人们不哭不闹，甚至都没有人绝望地祷告。即使屋顶着了火，人们依然从容地搬出值钱的家当，和平时搬家没有两样。其他人在街上平静地走着，不，他们甚至根本就是冷漠的。一位老太太坐在她的摇摇椅上，旁若无人，仿佛坐在她的客厅里，但她确实是坐在屋外下着雨的街上。她的腿上还放了只鸟笼，一只小麻雀在笼里上下跳着、尖声叫着，另一只麻雀则已经静静地平躺在笼底。
莲娜·布绿克将她夹克的领子翻过来，盖在胸前。她对他说：“希望我住的地方还没被击中。”布雷默将他背包上原来用作掩护的灰绿帆布卸下来，细心地将它展开，裹在莲娜·布绿克的头和肩上。她微微掀起这防水布的一角，好让他也能一起躲进来，让他的手抱着她的腰。他们就这样紧紧靠在一起走着。雨越下越大，他们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仿佛彼此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最后他们走到了布吕德街，她所住的地方。楼梯间已经没有灯了，所以他们小心地一格格爬上阶梯，直到他最后撞上她为止。她牵着他的手前进，掏出钥匙打开她的房门，走进她的厨房。在厨房里，她点起她的煤油灯。
布绿克太太把她在织的毛衣放到一边，毫无困难地起身走向客厅的橱柜。橱柜是用打光的桦树做的，面板上还有一块上了褐色漆的铅制面板。她抓起一串吊在上面的钥匙，开了右边的门，伸手进柜子里抓出一本相簿，走回来，把相簿放在茶几上。相簿是用染得像勃艮第红酒一样红的麻绳装订起来的。“翻翻看。应该会有一张厨房的照片。”
相簿里的头几页是那种洗印房修过、还写上字的老照片，后面几页的照片就都是随便贴上的了，最后几页甚至就只是夹在里面。“里面有那位水兵的照片吗？”“没有。”她说。我翻了翻相簿：婴儿时的莲娜·布绿克坐在一张北极熊毛皮做成的地毯上，小莲娜穿着浆过的摺边洋装，着黑色洋装手捧着花去受洗的莲娜；然后是她的女儿爱蒂斯戴着一顶针织的苏格兰帽，嘴里还咬着一块橡皮圈；坐在机车上的一位小男孩；小女孩把辫子盘在两耳边，两手各抓了根用绳子绑起来的棍子，眼神盯着天空：显然上方还有个超出画框的扯铃还没掉下来呢；小男孩在圣诞树下陪着他的泰迪熊；布绿克太太坐在一台双人摩托车上，头发飘散在风中，裙子也被风吹得贴在身上，显出了两腿的曲线。
布绿克太太再度拾起她织到一半的毛衣，数着她已经打好的针数，嘴唇静静地动着。摩托车上还坐着另一个人。“他看来有点像好莱坞明星贾利·古柏。”我说。她听了笑出来，“对，是贾利没错。我老公。他身旁的人总会说：他看起来多么像贾利·古柏呀！他真的长得不错。但他也是花花公子。如果不是他屁股后面跟了一堆女人，就是他跟在女人屁股后面。算了。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最后终于找到了这张布绿克太太在厨房里的照片。她身旁还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士，有点丰满，脸上长满了雀斑。“你应该认识她吧？她也住在同一栋公寓里，克劳森太太，住楼下的，先生是开挖泥船的。”布绿克太太一边说，一边若有所思地盯着房间的墙。“照片里的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深色、圆点的洋装，领子是带蕾丝的，这洋装——”我一时想不出该怎么说。“蛮露的。”她笑了笑，又把毛衣放到桌上。“对啊。那是我先生买给我的。我最喜欢的一件洋装。”照片上还看得出她的头发是金色的、用发针固定起来，两边各夹了只玳瑁发夹。
“在那个时候，整间屋子里唯一弄得暖的地方，就是我那间厨房了。你看到那架炉子了没？”“看到了。”“在厨房的中间有一架小铁炉。炉子的排烟管有一段是弯的，然后它穿过一扇窗子直通屋外。那窗子的玻璃后来换成厚纸板了。那条管子就是用来取暖的。这炉子同时具有两种功能：取暖和煮菜。我另外还有一台煤气炉，不过那时煤气供应几乎是零，煤气表也坏了。我总是很小心地算着燃料的用量：一天两块煤砖，再加上一些从废墟里捡来的木条。你当然可以在废墟里挖宝啦，可是那时的人们要捡破烂还得要有许可证哩。”
布雷默和她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她多用了两块煤砖，那原来是明天用的配给品。没关系的，她自言自语，她希望至少今晚整个屋子都是温暖的，真正暖和的。她在炉子上放了一壶水，抓了一大把咖啡豆丢进研磨器中。明天几点前他得归队？早上五点，在火车总站。他预定从那里坐车到哈尔堡。英军已经横渡易北河，其实根本不用坐车，甚至只要行军就可以和敌人遭遇了。但他要和部队一起坐卡车到那里。厨房已经开始暖起来了。他把他的海军厚呢上衣脱掉。他的海军制服上别着两块勋章和一条二等铁十字绶带，挪威纳尔维克战役盾牌勋章，还有一块银制的、她从来没看过的勋章。德国马术勋章。那是什么勋章？是骑兵队、炮兵队，或者就只是个步兵队的勋章？但绝对不会是一个海军士官所佩戴的东西。
“我的幸运物。”他说。不论他走到哪里，只要亮出这块徽章，总会有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就像她现在笑着看他一样。不过这也让他和人交谈时永远不缺话题，不管是对上或下。寻常的奖章，像是铁十字勋章、德意志勋章、杰出荣誉奖章、骑士勋章——打了五年多的大战，每个人身上都挂满了这类东西，它们变得一点也不特别了。但是一个在海军服役的士官竟然佩着一只骑术勋章！他身旁总有人会问：你怎么会有那块东西的？而且他更是因为那块徽章而被调到海军指挥部坐办公桌的。如果他没被调到那，他可能早就和一艘巡逻舰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里了。
他在那艘巡逻舰上待了六个月，地点在新西兰的最北角。“无聊透了，”他说，“我们的任务是监控船只。那时既冷又危险。英国的飞机随时可能丢下水雷。那艘巡逻舰还是一条丹麦籍的捕鱼船改装成的。它的柴油引擎老早就坏了，整条船像极了漂流海上的诺亚方舟。那柴油引擎不时出故障，尤其在暴风雨的时候。然后浪就会冲到船上，把甲板冲洗一遍。海浪像跃起的恶魔一样，把船像个球似的从一边甩到另一边，船只能任其摆布，真他妈的要命。那时我还得进船的底舱，去跟一个工程师一起修引擎。那船的船长是个预备上尉，几乎无时不是一副烂醉如泥的样子。有一次一架轰炸机从我们上方开过，我们心里暗想，这一次它一定会丢个什么水雷下来了！但是那架飞机只挂了几颗炸弹。我用了一只二点二厘米口径的高射炮对它瞄了瞄，就把它打下来了。”
他用手指着他纽扣上别的黑白红战功绶带。他难道没注意到，她已经没在听他说话了吗？英雄事迹对她来说一向索然乏味，五年来始终如此。人们听了五年的前线捷报、五年的战情快报，五年，整整五年：然后他把他的生命全都奉献给元首、政府、祖国。
“好吧，”他说，“我想换个话题了。总而言之，当我们开回挪威中部的特隆赫姆港后，海军指挥部上将亲自登舰做了一次检阅。我们在船上列队等候。当他从军阶较高的军官一个个看过来之后，就突然停在我面前，看了我一会，然后张嘴笑了出来：‘他妈的！你是骑马渡海的吗？你做老百姓的时候是干哪行的？’‘报告长官，我是个机械工程师。’他立刻跟他手下说要把我调到奥斯陆的指挥部做文书工作，于是我才会在地图室里坐办公桌的。”
在说完这富有意义的故事后，他刻意停顿了一下。接着他描述在巡逻舰上所目睹的事物——一艘船触雷引爆，水花四溅，蒸汽机的烟囱断成两半，蒸汽机的锅炉也爆炸起火，男人在冰冷的海水里尖叫的声音，最后一个个淹死，有些还没死的穿着救生衣，继续大声呼救。最后他们终于救起两个人——也许讲两团肉更恰当，他们的腿已经整个被撞进上半截身子里了。还有那些不停地叫着但最后还是死掉的人，他想说的是，那是他第一次登船就看到的。莲娜最后把咖啡研磨器塞进他手里。她不想听到什么男人淹死、在冰冷的海水里冻死、手脚被截肢等等之类的，她现在只想要他帮她磨咖啡豆。她也不想听到什么挪威纳尔维克战役盾牌勋章。她唯一想知道的是，他是怎么得到那枚一点也不带战争味——甚至，呃，几乎可以说是迷人——的勋章。她猜想他一定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那东西了吧？或者顶多只是让几匹马多流了些汗而已？“等一下。”她说。她从他手中拿回研磨器，多放了些咖啡豆。这可是她这几个月来咖啡豆用得最多的一次。她今晚打算整夜不眠了。无妨：那是她几天前所领到的特别配给，食物和生活用品的发配量比平常多了些。万一汉堡市内开始有巷战，至少城内的居民还有足够的存粮可用。他开始搅动研磨器。她倒了两杯用梨子私酿的白兰地。后劲极强，酒精浓度至少有个百分之七十。干杯。“这会让你身子暖些。”这酒是她的一个同事送的。她在军福利社的餐厅工作，隶属在粮食局下。
“难怪你一点都不担心食物的问题。”他说。“喔，不。我怎么会不担心呢？”并不是每一天都有特别的配给可以领，而且她极难得有机会可以从餐厅里偷带点什么回家。干杯。他问，家里有收音机吗？
有的，她回答，可是有根真空管已经烧掉了，而且她一直没办法要到一根新的。再说，即使有收音机也未必能听，因为电源供应的时间很不稳定。更何况每次一开，听到的永远都是那位“镇静剂博士”的节目。镇静剂？对啊，国务秘书阿伦兹，那个永远只会带来坏消息的人。什么煤气用量又要紧缩，英国人把煤气管线炸了，但是德国人永远会发明新的烹饪方法的，例如什么小型的自制炉具之类的。“镇静剂博士”说话的时候声音永远是缓慢的、沉静的、柔和的——不，甚至是温柔的，带有安抚作用的，就像给你注射了镇静剂似的。所以人们给他取了这个绰号。电力缺乏，所以空袭警报时不再鸣喇叭，现在改用防空炮连发五声代表敌军来袭。但是镇静剂博士说，我们不会被他们击败的。但没电也意味着我们再也听不到镇静剂博士的“镇静剂”了：现在我们只能在汉堡的门口做英雄式的最后抵抗了。
他们喝了一些咖啡，又倒了一杯梨子白兰地。他饿了吗？他一定饿坏了。她想为他做点代用蟹汤。这是她自己发明的一道菜。原理有点像假的野兔汤。她一边解释一边戴上围裙。她拿了些胡萝卜和一条芹菜，再加上些许她从餐厅里带回来的新鲜番茄酱。那可是五十公斤的番茄酱，就这样突然送到餐厅里。除了萝卜和芹菜，她还从仓库里夹带了三颗马铃薯出来。现在她在炉子上放上足足一升的水准备把它煮开，然后开始削萝卜。好吧，快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得到那块马术勋章的？
他是在不莱梅上游，威悉河畔一个名叫彼得斯哈根的小城里出生的。他的父亲是名兽医，自己就养了两匹马，还教他马术。所以他年轻时便常常在乡间骑着马漫游，一直骑到威悉河岸边。每每骑到那里他就下马，心里面只想着一件事：我想快点逃离这个荒凉无趣的地方，逃得越远越好，最好是顺着威悉河的水流，一直到看到海为止。他拿到中学毕业证书后当上了技师学徒，后来他坐上了一艘开往印度的船，在上面当助理技师。德国不久后就向欧洲宣战了。一九三九年，他被征召入海军。新兵训练完后他被派到北边一个叫叙尔特的小岛，在那里有一个炮兵连。除此之外那里什么也没有，一个鸡不生蛋鸟不拉屎的地方。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清洁大炮。不过村里有个马厩，既然他反正也闲着没事做，他就报了马术测验，并且成功地拿到了那只马术勋章。后来他被调到一艘驱逐舰上，从海军下士一直升到水手长。最后待过的船便是那艘巡逻舰了。莲娜把萝卜切丁丢入炖锅中，加入芹菜和切好的马铃薯块，然后像念咒语似的念了一串字：芹菜、芹菜菜、螃蟹、蟹蟹汤。然后她把那锅煮沸的水倒入炖锅中把菜烫热，再撒入一大把盐。“喏！”她说。“现在要再滚一次，直到汤变稠为止。”
“这勋章可是我的幸运物。”他说。至少目前为止都还是如此。但也有可能因为某个将官看到了这块勋章，所以他才会被调到反坦克部队的。“他们攻击敌人的战略简直和蒙古的游牧民族没两样。简直有病。”她倒是专注于倒咖啡这件事上——那味道多香啊。她盯着滤纸上渐渐膨胀的深褐色泡沫。那些更细更白的泡沫则消失化成空气中弥漫的香味。
“你没回家看你太太吗？”
“没。我在我父母家待了几天，然后坐车到不伦瑞克。你呢？你先生呢？他在前线吗？”
“不知道，”她说，“上次见到他，几乎都是快六年前的事了。他在一九三九年战事开始的时候就被征召去了。在提尔西特市遇上一个女的。他在一个后勤基地工作。偶尔才写信回来。”
“你会想他吗？”
她能说什么呢？她其实大可以说——而且那是事实——“不”。但是布雷默会不会把这当作是调情、一种诱惑？
“不能说会也不能说不会。他开过河口渡船，后来去开长途的货柜车。不过没关系的，”她说，“不管他在哪里，他都会活得好好的。他不是什么做英雄的料。他最有可能在做的事，就是在伤兵院的护士面前用一只塑料梳子吹奏些曲子。他最拿手的事情。他用这小伎俩不知折服了多少人，而且还不只是女人而已。不过我才不在乎呢。反正政府会负责照顾我的小孩。”
“两个小孩吗？”
“是啊，一个儿子，十六岁。在防空部队里，应该是在鲁尔工业区那一带吧。我希望他一切平安。我还有个女儿，她——”她顿了一下，并没有说出口，说她已经二十了，天哪，已经二十岁了。她只说了，“她也接受了训练。”不过爱蒂斯受训成为医护助理都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现在她在汉诺威。”
“英军已经抵达那里了，”他说，“也到了我老家彼得斯哈根。对当地人来说，战争都已经结束了。”
“千万不要有什么强奸的事件才好。”
“不。英军不会这样。”
她看看他。从他的表情看来他正在沉思。他在算计着，她猜想，他在算我到底有多大年纪。那时他突然发现她年纪已经大到可以当他的妈妈了。那种表情与其说是冲着她来的，不如说是冲着她的某一部分而来的，某些外表的特质。她有些不快，转身回炉边，搅了搅那已经在滚的代用蟹汤。她尝了一口，又加了许多盐，还撒了些干的小茴香。她说：“汤马上就好了。”
他们聊过天、躲在地下室一起避难、盖着一块防水布在雨中走回家。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了。至少目前没有。
布绿克太太讲到这里的时候，她正在织着毛衣右边的一个小山丘图案。她不时抓起毛衣，慢慢数着她已经织好的针数。然后她会继续织下去。我问她当年在那家军用福利社餐厅做什么工作。厨子吗？“才怪！我可是个经理，掌管进料、采买、仓储，这类的事情。我原本是做手提袋的学徒。做些皮件什么的。不错的工作。但出师之后，我才发现我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在‘雷菲德’咖啡屋里当女服务生。”她和她先生就是在那家咖啡屋里认识的。他的本名叫韦利，不过每个人都叫他贾利。她在等他点饮料，而他说他想请她喝杯什么。她立刻说不，还问他是不是以为他自己是中国的皇帝还是什么的。“那还用说。”他说。然后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把一块纸巾包在上面，就这样开始吹起轻歌剧《微笑王国》里那段著名的“永远微笑”。咖啡屋里的人突然停止了交谈，每个人都在注视他们两个，于是她只好改口答应让他请客。“那天晚上我就怀了孕。医生说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我的输卵管原本应该是有问题的。”
“后来，在我生了第二个孩子后，我就不再去上班了。战争期间我被征召去那家福利社餐厅工作，一开始是去做记账工作。后来当俄国那边也开打了，餐厅经理被征召至前线，于是我就接了他的工作，但名义上还是他的助理。粮食局是战时的重要机构，福利社餐厅因此也跟着变得重要。餐厅的大厨是个厉害人物，几乎可说是个魔术师。他是维也纳来的，名叫霍尔卿格，原来在维也纳的时候就是个餐厅大厨了，餐厅名叫‘埃尔茨赫佐格·约翰’。任何再糟的材料到他的手里都会变成一道美食。佐料，他说，特别是香料，是一道好菜的关键。香料，对舌头来说，它们几乎可以勾起人们对天堂的回忆。”她把盘子放到桌上，从柜子里拿出熨过、浆过的斜纹布桌巾，这些桌巾至少已经两年没用过了。她又从储藏室里拿出一瓶马德拉酒。那是她三年前过四十岁生日的时候，粮食局的主管送给她的。她把开瓶塞用的钻子递给布雷默。
她在桌上摆了三支蜡烛。“三根同时点？”“对啊，”她说，“我们就别省了。”她又从储藏室里拿出一块相当于三天定量的黄油，放在他的盘子上，外加三片黑麦吐司。她把汤舀入他的盘里，撒了些欧芹。那是她在自家窗台上种的。“干杯。”她说。于是他们向对方举杯。这瓶葡萄牙产的马德拉葡萄酒味道相当甜，几乎让布雷默失去味觉。“希望你喜欢这汤，”她说，“不过你得闭上你的眼睛！”他听话地把眼睛闭上，喝了一口汤。“你说得没错，”他说，“这汤尝起来像极了真的蟹汤！”他没告诉她的是，短短六个星期前，他才刚在奥斯陆吃过真正的龙虾大餐，还配了芥末酱。这汤尝起来像极了真的蟹汤。他一边想，一边试着回忆他六周前喝过的汤的味道。他比较了这两者。也许他真的是饿昏了，他已经整整三天没吃到一餐热食了。他不能就这样把汤喝下去，他得好好品尝这汤，慢慢地吃。她的眼神有一种穿透力。是啊，这汤喝起来的确像是蟹汤，只要你把眼睛闭上。慢慢地它尝起来就像是真的了。不，这汤甚至更好喝，真正的蟹汤要比这腥得多。
她讨厌下厨。也许这得怪她的父亲，永远只是坐在餐桌前漫不经心地把食物送进嘴里。她一直想为这一景找个类比。有一天，她想起她小时候一个舅舅的农场里一只看门狗。那只狗，即使你给它一盘杂碎，它也只是机械地一口一口吃完。如果你去打扰它，它也只是低沉地吼几声，露出它的利齿，然后立刻回头继续它机械的吞咽动作。
她毫无热情地为她的先生做饭，也同样毫无热情地为自己做饭——甚至，更诚实一点，连为她的孩子做饭，她也一样地感到索然乏味。然后，战争到来，物资缺乏，少了该有的佐料和调味料，其他的女人都失去了做菜的乐趣，只有她突然对烹饪起了兴头。她喜欢用稀少的材料做菜，或者是试着用一种佐料去取代另一种的味道。于是她开始做一些物质供应还充裕时她压根儿就不会想做的菜。她说，要用少量的材料变出一道菜，你得用你的回忆去做菜。你知道那道菜的风味，但是你再也无法取得原本的佐料。那就是关键了：缺席的味道的回忆。她凑了一个词来描述那种风味：一种在回忆里才有的风味。
他们一起喝着酒。由于酒太甜，几乎快变成甜酒，他们不时又喝点梨子白兰地。“我们明天一定会宿醉的，”她说，“不过当下一切都无所谓。”“没错，”他说，“明天是明天。即使我宿醉了，明天也不会因此而变得不同。对英军的坦克也一样。”
她突然不知该如何接话。不必，她对自己说，什么都不必说。我只要轻轻地把他搂着就好。
她跟他说，《一切都将结束》那首流行歌，现在已经禁播了。为什么？理由太简单了，因为每个人都把这首歌的词改唱成：“一切都已瓦解，一切都已崩溃，希特勒领军送死，纳粹跟着败退。”
厨房现在已经暖起来了。很暖，虽然还不至于暖到要让她把夹克给脱掉，不过布雷默一定已经看到了我在照片中所看到的东西：她丰满的胸。她在他的杯里又倒了些梨子白兰地。这酒是她的餐厅同事在他所分配到的私人园圃里偷酿的。他把梨子收集在一个桶里。在这寂静的夜，汉堡城外的圣灵地碉堡里，一只八点八厘米口径高射炮划破了沉默。一发、两发——莲娜·布绿克太太算着炮数——三、四、五发。原来那是空袭警报。在电力供应中断时用来代替鸣笛的。“我们要去地下室躲着吗？”
“不要。”他说。
她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来，往前走了一步。她暗暗问自己：如果他不要呢？如果他被吓到了，如果他躲开，哪怕只是小小地退缩了一下呢？那怎么办？她走到沙发边，坐在他身旁。他们把杯里剩下的酒干完，杯子碰撞时还发出了清脆的铿声。希望我不会觉得想吐，她想着，希望我等会别吐出来。他的脸上已经一片泛红，也许她的脸也是。她已经可以听到从远方传来的迫击炮的退壳声。目前为止还没有炸弹掉下来。“如果你想的话，”她跟他说，“你可以留下来。”之后，在她寒冷的卧房里，在她那张已经五年没有另一个人跟她共享的双人床上，她对他说：“如果你真的想，你可以在这里和我一起待着。”当她说“和我一起”的时候，她的语调平常到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这只是个平凡而模糊的词，但这个词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他倚在她的枕上，用手撑着头。黑暗中，她看着他点烟的火光。他问：“平常有人会来看你吗？”“偶尔会有。不过从没有请过任何人进门。这房子在公寓的最顶层，其实平常就没什么人会爬这么多层楼来到这。万一真的有人来，你可以躲在储藏室里呀。我会把门从外面锁死。”他的脸看起来开朗了些。他们仍然可以听到远方传来的迫击炮声。英军已经停止轰炸易北河上的桥梁了。英国人要把桥尽可能地留下来。他们把攻击目标转移到港口的潜水艇上。她发现他已沉沉入睡，但烟仍在他的指间烧着。她轻轻地把它拿开，然后把它捻熄。她躺在他身边，看看他，现在他看起来像一道影子。她听到他规律的呼吸声。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肩和上臂间的弧线。
清晨四点，闹钟响了几声。他从床上跳起来。她听到他上厕所小便和洗脸的声音。他又回来了。她躺在床上，一只手撑在床上看着他。而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注意到她的目光，静静地穿上他的内裤、内衣、衬衫，最后穿上他的军裤。他在房里四处走动，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他打开储藏室的两扇门，看了看里面的两个大衣柜，又看看窗外。外面是一片漆黑，街上只有一小段路还隐隐看得到。对面的另一栋公寓要比这一栋矮些。他站着，两眼望着外面的黑暗，想着，两天前他竟被派到反坦克部队里，对敌人丢些手榴弹什么的。调他职的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士官长，身上戴了一只勇士勋章，袖子上还缝了八条绶带，也就是说他亲手干掉了八辆坦克。和他一起受训的还有一群预备军人、两个从军乐队调来的人、两个文书下士、几个军方雇员、几个水兵，另外就是一大群希特勒青年团了。“和吃奶一样容易，”那名士官长说，“要用这反坦克手榴弹投掷器，你只要镇定一点，等到对方的坦克靠近你大约五十米的时候，你就把发射筒架在你的肩上、看好你的目标、抓紧、停止呼吸，然后，咻！不过小心啊，先看好你后面有没有人，免得他被烧成像炸马铃薯一样。”
布雷默曾经对一面残壁发射过榴弹。榴弹在指定的地点炸开，墙上的砖头散落在地上。教官说：“很好，如果那是坦克的话，现在早就变成一堆废铁了。”不过坦克可不像墙一样会站在那里不动。坦克是会跑的，而且永远是成群出现的。它们可是会开火的。它们靠你越近，看起来就越像只会发出巨响、十几层楼高的钢铁怪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还得学会挖个掩护用的小战壕。教官教他们挖一种让坦克车上的人几乎察觉不到的壕沟。他教他们如何拿报纸做掩护、如何把土倒在上面，如此一来就可以欺敌。刚被挖出来的新鲜泥土永远是坦克车开火的第一目标，但这其实也可以是个声东击西的策略，可以把坦克车队引诱到一个死地上。
那教官的话只说了一半。训练课程结束，希特勒青年团的小朋友们回家之后，教官才对那些从海军调来的哥儿们说出真相。他开了一瓶丹麦酿的烈酒，酒是他从一个被撤掉的物资供应处没收来的。他一边大口喝着酒一边说，你们都不知道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是怎样的。我一个老弟就这样翘掉的。“听着啊，”他说，“你呢就坐在你挖的壕里，坦克就这样轰隆隆开过来，万一它只要转个弯，左履带卡一下，右履带卡一下，整台坦克就压进坑里啦。所以那壕沟根本就是你为自己挖的坟墓，你一旦进了坑里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坦克一步步逼进。不说啦！干杯！”他说。“敬那个钢铁送来的天堂！”
“过来这里吧。”她说，让他握着她的手。布雷默开始脱下他的军裤、衬衫、内衣，紧紧抓着那双给他握着的手，一起爬上那张歪斜不平的床。于是，海军水手长贺曼·布雷默，成了一位逃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