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学习外语的事，真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因为，坦白地说，我在这方面至今心里发虚。我的英语只能说是大致过关。别的外语也曾学过一些，但是都已还给老师了。
我小时候，从小学三四年级起便开始学英语，但我看那没有多少用。到五六年级时，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我父亲九死一生逃回上海。他失业在家，无事可做，便想起给我补习英语。我记得他买来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梅特林克的英译The Bluebird（《青鸟》）。那是个童话剧，文字生动浅显，大概是我第一个勉强从外文读懂的文学作品了。想不到从此开始，结上了与外文、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也想不到几十年后，我有机会译出梅特林克的另一个剧本《圣安东尼显灵记》。此剧还蒙施蛰存老先生看中，收入了他所编的一本《外国短剧选》。
小时候，我弟弟读的是林语堂编的开明书店英语课本，内容生动，还收有一些英语歌谣，如：“Baa，baa，black sheep，have you any wool？Yes，sir，yes，sir，three bags full。”[3]我听他念，也就记住了。里面小孩的问话声调一点点提高，老羊的回答则越来越低沉，让我觉得挺有趣。这大概就是自己与英语诗歌的最初接触了。这里的音调抑扬顿挫与韵律美（如头上三个“b”音和两个尾韵）开启了我对英诗这一方面的感性认识。此外，我母亲在苏州教会中学上过学，会唱一些英语歌曲。家里来了客人，常会聚在钢琴前唱上一首“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my bonnie is over the sea”[4]或是“In the gloaming，Oh my darling，when the lights are dim and low”[5]，等等。这对我来说，也许既是音乐上，又是英语听觉效果方面的启蒙课吧。反正接下去那句“softly come and softly go”[6]是很让我迷醉的，虽然当时我不可能明白，“softly”是“轻轻地”的意思，但那声音本身听着就觉得非常温柔了。至于今天的儿童不断听到从电器里发出的哀鸣“Love，oh love，oh careless love”[7]，日后在外语学习上会受到什么影响，那就不是我所能料到的了。就我自己而言，如果说小时学外语有什么收获，我想无非就是在语言直接感觉与艺术敏感上多少得到一些启发与磨炼。除此之外，再想得到更多的什么，恐怕也只是一种奢望了。
接着，我进入中学。我之所以对英语课有一种亲切感，一方面是成绩还算可以，另一方面是那位女老师人很温和（也许应该说是“温柔”），使我不忍心因我功课不好而使她感到不开心。我记得有一次举办英语演讲比赛，我自以为能拿到第一，结果只得到第三名。这使我伤心得号啕大哭，这位朱老师把我揽在身边，好言好语地劝慰。高中时一位陆老师也能像同辈朋友那样对待我们，上课时见我们困倦便会穿插讲一个与英语有关的笑话。例如，问我们“Don't you see？”（看到了吗？）发音像不像上海话里的骂人话“大屈死”？于是学生哄堂大笑，睡意全消。我在这两位态度特好的老师教诲下，取得了中等偏上的成绩，这是至今都要感激他们的。
在高中时我开始编译些小东西，向上海的晚报副刊投稿。多投几次后也蒙采用了。虽然得到的稿酬微不足道——扣掉领稿费时用的车资也只够买一只三角包的花生米，但这样的经历还是给我带来刺激与欢乐。这使我进入大学后继续在这一条路上往前走。从大三时起，我和两位中学同学合译的两本书相继出版。这就“奠定”了我后来所走的外国文学编辑、翻译与研究的道路。
我在大学里念的是新闻系，赵敏恒先生教过我“英语报刊选读”。赵先生免费发给学生他买来的英语刊物。我记得念过一篇Why People Snore（《人们为什么打鼾？》），是典型的Readers'Digest（《读者文摘》）风格的美国科学小品。赵先生清华外文系毕业，做过路透社记者，外语水平自然很高。我有一次问他翻译中遇到的一个问题“regiment colour”，原以为他总要看看上下文的，怎知他连眼睛都不眨便告诉我，是“团旗”之意。另一位先生伦敦大学新闻系出身，但有一次竟把“thanks to”（由于）解释成“谢谢”，遭到外文系来听课的一位女生的以提问形式表达的诘难，使我们新闻系的学生感到脸上无光。
蒋孔阳先生当时也在新闻系教书，当然，不是教英文。他对我说过他是怎样攻克英语这一关的。他曾从头到尾细细啃读过托马斯·卡莱尔[8]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全书啃完，他的英语水平也明显提高了一大截。我想，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新闻系的外语课没得好上了，我便尽量多选外文系的课。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算是科班出身。因此，前些年复旦外语系曾托人约我去“讲学”，我近乡情怯，婉言谢辞了。
我的英语水平后来有所提高，现在揣摩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念了俄语。通过对两种外语的比较，许多以前模模糊糊的英语句法、词法上的一些问题，顿时变得很清楚明白了，连整个人也好像变聪明了些。另外一个原因更为重要，那就是通过做编辑工作，我向上级、同级乃至下级学习，向供稿的专家与一般的投稿者学习。学了一年一年又一年，直到退休。前辈如萧乾、朱海观、罗书肆在我改过的稿子上再加工，使我知道，哪些地方改错了，哪些地方本可不改，哪些地方应该改我却没看出来。这对于我，都是在上课，在做作业。当然，外面的译者更是我的老师了。我经手发过稿的译者的名字，几乎能构成一部近代翻译史：周作人、傅雷、邵洵美、董秋斯、叶君健、丽尼、卞之琳、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吴兴华以及杨宪益、冯亦代、杨绛、李赋宁、屠岸、绿原……实在难以一一列举。这些先生的译作，我都经手过也就是用心学习过。看得多，眼界自然有所提高。这样，即使自己手低难以追随名家，比起在井底称王称霸的青蛙，总多多少少要占些优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