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踏上人生旅途的。
在众多作家中，我最喜爱鲁迅、巴金、曹禺、艾青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品启发了我，自己也提笔学习写作。1943年冬，我的一篇作文入选校刊，铅字印出，时年十三岁。接下来的五年时间，我写了近百篇习作，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分别发表在成都、重庆和自贡等地的报刊上。1948年后，我全身心投入学生运动，迎接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暂时停笔。
1955年，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我因为青少年时期的习作受到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运动”结束后，我的思想被搞乱了。我认为自己长期在共青团从事学生工作，很少接触工农兵大众，不熟悉他们火热的斗争，写作难与时代同步。按所谓的阶级分析，我把自己定位为“小资产阶级”。既然小资产阶级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动笔。只是在一九五九年，“奉命”与人合写过报告文学《刘文学》。
“文革”中，我发誓再也不写任何作品。
重新提笔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得到解放。巴金老人建议我六十岁以后再写，因为身任公职，不便畅所欲言。1992年，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当时，老伴生病，我以照顾她的生活为主，不敢有什么“宏伟”计划，只能有时间就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可长可短。这些文章的总题目叫“我的人生”。
回想自己人生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也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我没有按时间顺序写，作品独立成篇：好处是写作起来比较灵活，缺点是某些内容难免重复。
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经历，于人于己于事，务求真实，不对事实做任何加工。这是我恪守的原则，不越雷池一步。如有误差，一经发现，尽快更正。
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我将继续这方面的探索。
向巴老学习，我力求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写于2001年春
修改于2010年、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