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是一位旧式的爱国者,他的爱国与忠君是联系在一起的。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现实威胁,翁同龢属于主战派。他主张,即使和谈,也必须讲究原则,决不可屈从侵略者。
光绪八年(1882年)9月李鸿章同法国代表正式议订《中法简明条约》(草约)十三款,承认法国控制越南。翁同龢见到文本后,大为气愤,坚决反对批准草约,主张做战争准备。他对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行为十分赞赏,主张政府予以援助,授予刘永福顶戴。光绪十年(1884年)3月5日法国侵略军攻占北宁,翁同龢在军机会议上再次大声疾呼,速请边将出战,筹兵添饷,但奕无动于衷,仍不作出坚决抵抗的决定,翁同龢拂袖而起。4月,因法军攻占镇南关,西太后将奕为首的军机全班人马罢免,翁同龢仍回毓庆宫做皇帝老师。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朝鲜问题交涉发生后,清政府因购船艇,以及军队的开拔,新军的招募编练,沿海设防,共约需银八百万两。如此庞大的军事费用,一下子全部落到了户部头上。翁同龢为筹措战费,四处奔波,力尽艰难,几乎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然而,令他苦恼的是,自中日战争爆发,尽管前线战事激烈,国家财政困难,西太后的万寿庆典筹备活动依旧紧锣密鼓地进行,各部院衙门咸以庆典经费不敷支用,三天两头地向户部伸手要钱,这使翁同龢和其他户部堂官感到非常棘手难办。
而此时,西太后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大肆挥霍国家钱财操办自己的六十大寿,同样引起正直官僚的不满。七月底,内阁学士文廷式、御史安维峻等三十多人联衔呈奏,要求光绪帝下令停止太后万寿庆典筹备活动,集中全力对付日本侵略者。八月初,以内阁学士李文田为首,南、上两书房四十多名翰林编修再次联衔上奏,以“预防倭奸混入”为名,要求“停办点景”。翁同龢认为这些奏疏的要求“入情入理”,“持论极正”。在舆论的推动下,翁同龢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思考之后,终于鼓起了勇气,于八月十四日同其他户部堂官联衔,以户部名义上了一道公折,折中陈述了筹款为难情形,请求停止万寿庆典“工作”。光绪帝完全赞成翁师傅此举,并对翁师傅的勇气表示钦佩。
在光绪帝的授意下,南、上两书房的志锐、丁立钧、洪良晶、高燮曾等一批官员也纷纷上奏,呼吁停止庆典工程,移祝寿费为战费。在舆论的压力下,西太后只得作罢,但由此对光绪帝、翁同龢记恨于心。
更使西太后大为恼火的是,自中日朝鲜问题发生以来,光绪帝“惟翁之言是听”,而每次召见臣工之前,必先在书房内同翁同龢单独促膝独对,书房简直成了师生两人“密笏”谋划之地,这是西太后绝对不能允许的。她不顾残酷的战争形势,决定立即对光绪帝和翁同龢进行报复。借口光绪帝宠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宣谕降为贵人。以珍妃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下令内务府予以“扑杀”。
西太后的上述倒行逆施活动引起了一部分官僚的不满。御史高燮曾上疏指责西太后归政后不应干预皇上办事。紧接着御史安维峻也上书,斥责西太后主和误国、恋权不放。西太后大怒:这真是反了天了!而此时的翁同龢呢,却对上书官员大力维护,西太后一怒之下,下令裁撤毓庆宫书房,想把翁同龢从皇帝身边赶走。后来还是光绪帝请重新复出的恭亲王奕出面向西太后恳求,而西太后也“感到”自己一时“所论太猛”,目前还未到剪除翁同龢的时候,最后才勉强同意保留汉书房,但满文、洋文即行“裁撤”。
十月十二日,西太后在仪鸾殿单独召见翁同龢。对翁同龢来说,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召见。为了安抚翁同龢因裁撤书房引起的“惊悸”和“不安”,西太后仍假惺惺地向他表示“信赖如初”。翁同龢感激涕零。西太后又“深情”地追忆同治亲政后母子不和以及拥立光绪时的困难情形,翁同龢听后“不禁泪下如糜”,慈禧也神色怆然,一个劲地褒奖他,说他忠实可靠。慈禧是很善于玩弄政治权术的,其实她早已失去了像当年那样对翁的信任。随着帝后权力斗争的发展,慈禧对他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无法容忍,一待时机成熟和斗争需要,随时随地将他裁抑,逐出政坛。
慈禧一生“万事如意”,可逢到“万寿”良辰偏不能让她称心。这次正当西太后全神贯注准备大庆其“万寿”时,却“迎来”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十年后,章太炎在西太后七十“万寿”前夕做成如下一副对联: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可谓生动、形象地鞭挞了西太后专权祸国的丑恶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