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这次谈判会的代表还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常胜军司令戈登。他是前来做公证人的，也就是签合同时的第三方见证人。
郜永宽等人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这次多了一个心眼，特别提出一定要戈登保证投降后兄弟们的安全，大意是说明天你们继续组织攻城，我们到时候与你们里应外合，一举拿下苏州，到时愿意跟随我们反正的兄弟，都会扎上白头巾，程总兵一定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啊？
程学启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戈登认为保证投诚人员的人身安全，本就是招安工作的基本原则，表示他愿意担保。
郜永宽虽然不大相信李鸿章和程学启，但相信眼前的这个洋总司令，因为他们听说从朝廷到李鸿章都买洋人的账。
第二天程学启组织淮军、戈登组织常胜军如约攻城，把苏州四门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郜永宽等人兑现诺言投诚献城。
一天激战下来，郜永宽发现自己一时找不到机会，谭绍光虽然反应迟钝，但大规模策反工作的持续开展，还是让他觉察到一些异常。尤其是前一天晚上郜永宽私自出城被他发现之后，苏州城已经临时加强了防范措施，郜永宽的“反正”步伐暂时遭到阻滞。
1863年12月4日，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淮军和常胜军暂时放缓了攻势，谭绍光决定“先安内，再攘外”，于是通知各门主要将领前来慕王府开会。
谭绍光此时还不知道郜永宽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再说毕竟是在自己的王府，谅他们也不敢胡来，于是大声质问郜永宽，你昨夜私自出城，到底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已经变妖，投降了清妖？
郜永宽见谭绍光既然揭穿了他的老底，干脆摊出了最后一张底牌，他说眼下苏州城破在即，李帅兵力雄壮，苏州必失无疑，他还劝谭绍光识时务者为俊杰，干脆与他们合伙献了苏州一起图个前程。
谭绍光非常愤怒，不由破口大骂，骂完之后的谭绍光扫视会场，陡然发现气氛有些怪异，其余各门守将都圆睁双眼怒视着他，看样子恨不得一口把他吃了。
谭绍光猛然醒悟，不由得又气又急，便质问与会将领是不是都已经投敌变妖了？这番义正辞严的质问，犹如一场暴风雨向八个太奸预备队员袭去，但是谭绍光没有想到，一场更为猛烈的暴风雨也即将向他席卷而来。
八个准太奸中性格暴躁出手狠毒的是汪氏兄弟，汪安钧甚至懒得多费口舌，他抽出佩刀，扑向谭绍光，一刀将其砍翻在地。
慕王卫队闻知会议室成了屠宰场，赶紧冲了进来保护上级。
汪有为见汪安钧还举着佩刀，望着血泊中的谭绍光愣在那里傻了眼，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了，赶紧抢上前去抢过佩刀，狠狠地割下谭绍光的首级，举起慕王尚在滴血的头颅，镇住了慕王府卫队。
没了谭绍光，苏州城防司令部就变成了太奸司令部，这些小兵只好随波逐流，毕竟还是保住小命要紧。
当天晚上，汪有为提着谭绍光的人头献给了李鸿章，以表示投诚献城的决心。
久攻不下的苏州竟然唾手而得，李鸿章高兴坏了，但是想起太仓被蔡元隆戏耍的那一幕，李鸿章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并不急于亲自进城，而是派了郑国魁的两营淮军作为先头部队。
郜永宽等人虽然残忍狠毒，但不傻瓜，他们见李鸿章没有进城，连程学启、李鹤章、戈登也没有一个进城，他们明白这是不信任的信号，也说明在他们眼里自己其实并不值钱。
可是太奸之路就像上了贼船，上去容易下来却难，郜永宽等人心中虽然不快，却不能再来谈什么价钱。
1863年12月5日，程学启见城内没有异样，也不是一场忽悠人的苦肉计，这才率兵进城把守各门。
铁打的苏州，就这样轻松地落入李鸿章之手。
剩下来的就是善后问题了，包括兑现的奖励与数万太奸的归属问题，尤其是太奸司令部八个人的奖励问题。
郜永宽等人见程学启根本不提事先谈好的价钱，于是也多了一个心眼，他们命令手下将士集中在城区，要等李鸿章兑现了当初的许诺，见到朝廷封赏的顶戴花翎之后才能放下武器。
李鸿章听了程学启的汇报后，一边暗骂太平军“贼性难改”，一边非常爽快地答应马上就兑现颁奖诺言。
1863年12月6日，苏州八奸献城的第二天，庆功宴在苏州隆重举行，八大太奸被安排在八个宴席上，淮军的大小将佐都来做陪，菜肴酒水非常丰盛，就餐气氛非常融洽，这些都是庆功宴上该有的场景。
李鸿章也亲自出席了庆功宴，对八大太奸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和慰问，并且嘱咐大家一定要吃饱喝足（这个提醒很重要）。
激动人心的颁奖辞刚刚说完，门外通报有客人来访，请李中堂先去见见（实在太巧了）。李鸿章作了个揖便走了，临走时还再次嘱咐大家一定要吃饱喝足（再次提醒还是很有必要）。
郜永宽等人见酒宴如此隆重，加上几个月来苏州的伙食一直较差，如今逮着好酒好菜，加上陪席的淮军将领很是热情，他们早就把戒心抛到九霄云外，只顾大快朵颐胡吃海喝，享受投降之后的第一顿美餐。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然会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顿美餐。
美酒喝到正酣处，外面突然进来一队人马。郜永宽等人吃了一惊，定睛一看，立马傻眼了。
准确地说，外面进来的是八个“礼仪先生”，每人手里托着一顶帽子——官帽，学名顶戴，通俗的名字是乌纱帽。
官帽上的红珠子散发着诱人的光芒，花翎上的图案美丽而新鲜，让郜永宽等人看得两眼发直。既有好酒好饭，还有集体颁奖，实在是大快人心！
纳王郜永宽、比王伍文贵、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八个人都乖乖地跪倒在酒桌前，匍匐在地，低下脑袋，等着颁奖典礼正式开始。
说时迟，那时快（说书里常用，但此刻绝对真实），八个健硕的“礼仪先生”不等颁奖人上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出身上的腰刀，手起刀落之间便将各自面前的脑袋砍了下来，动作干脆利落，专业流畅，一如行云流水。
这八个“礼仪先生”，原来是业务呱呱叫的专家级刽子手！
八个砍头专家将八个血淋淋的脑袋，齐刷刷地就地排成一排，八顶红灿灿的官帽也被一字儿排开，与血肉模糊的头颅咫尺相对。
不是想这个想疯了吗？临死前让你们过过瘾吧！
颁奖典礼变成了屠杀表演，庆功宴变成了鸿门宴，礼仪先生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专业屠户，世道太险恶，人心太叵测了！
八个太奸俱乐部成员还没来得及享乐，便结伴去见了阎王爷，他们到死都没机会弄明白为什么“李中堂”李大人总是再三嘱咐他们要吃饱喝足，原来是顿断头饭啊！
就算想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
你李大人也太不厚道，一顿断头饭总该让吃完吧？有良心的人都不让别人做一个饿死鬼，哪怕他再罪大恶极！
会无好会，宴无好宴，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的啊！你们能在会场杀了自己的兄弟，人家就不能在饭桌前砍了自己的“朋友”？
颁奖典礼在血花四溅中戛然而止，其实残酷的杀戮才刚刚开始，人们不是常常念叨：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擒贼只擒王，野火要燎原？
残酷的杀戮本来是有一线希望可以中止的。得知八大太奸被李鸿章快速解决以后，戈登大为恼火，一来他坚定地认为“杀降不祥”，二来他是担保人，这样一来他的诚信就成了问题。
李鸿章暗笑戈登是个洋书呆子，但他不想跟洋人发生正面冲突，赶紧一口允诺一定下不为例，就此打住。
戈登并不知道李鸿章只是敷衍自己而已，一场更大规模的杀戮早就酝酿成形了。
因为非人道的杀戮一旦开了头，就只能用更加残酷的杀戮来结尾。以雷霆手法解决了太奸司令部之后，李鸿章也就不再多费心思搞零售。日过正午，一声炮响（信号弹），批发式的杀戮正式开始，数万淮军手执钢刀洋枪，包围砍杀已经投降的太平军，苏州城内顿时血流成河。
杀到后来刽子手的手都软了，连李鸿章自己都觉得有些于心不忍，吩咐将剩下的已经放弃抵抗的太平军全部遣散，留他们一条生路。
可怜几万太平军将士，他们没有倒在与敌人正面相逢的战场，却在放下武器之后做了任人宰割的羔羊，逃出生天者，十成不满一成，实在是让人无语。
纳王郜永宽、比王伍文贵、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你们若是泉下有知，可能瞑目否？
滴血的太奸分类学
不能瞑目的太奸并不只是苏州八太奸，但是他们一定是最死不瞑目的太奸，因为他们绝对是太平天国史上人数最多、功劳最大、死得最快、下场最惨的太奸团队，堪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太奸这个职业的行业特点决定它的复杂性，也使它具备了一种特殊的价值，那就是通过分析太奸史可以更好地透视从太平天国折射出来的人性。
是时候对太平天国的太奸们做一个简单的盘点了，只要对他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就会发现一部太奸史就是一部让人不忍卒读的血泪史。
如果以天京事变为分水岭，把太奸诞生史分成上下两册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上册很薄，下册很厚。
上册中的太奸一号当属周锡能，是天父下凡审判大戏中的主角，时间是1851年12月（详情参看第一部），地点在永安。自此以后，零星的太奸活动都先后被杨秀清破获，始终没有形成气候。
在下册之中出现的太奸人数开始激增，要是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的话就比较长了，下面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把比较有影响力的重量级太奸列一个简表：
1858年11月，李昭寿，安徽滁洲（这是指叛降地点及献出的城池，下同）
1859年3月，薛之元，安徽江浦
1859年9月，韦俊（也叫韦志俊），安徽池洲
1862年7月，保王童容海，安徽广德
1863年1月，跳天福骆国忠，江苏常熟、昭文
1863年10月，奉王古隆贤，安徽石埭、太平、旌德
1863年12月，纳王郜永宽、比王伍文贵、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江苏苏州
1864年1月，会王蔡元隆（曾在太仓曾诈降过一次，这次是真降），浙江海宁
1864年2月，比王钱桂仁，杭州（在苏州曾错过投降的机会，最终还是换个地儿补上）
1864年4月，归王邓光明，浙江石门
以上只是冰山之一角，细列下去恐怕得有三四页纸，这些人的名字我们犯不着去记他们，关键是要注意下面的统计数据。
如果把太平天国投降做了太奸的领导们，按爵位做一个分类的话，共计王爵有二十九人，天将、朝将、神将、主将（地位在王爵之下）有六十四人，安、义、福、燕、豫、侯这六等爵位的共计有四十七人，合计共达一百四十人之多，其规模之盛大，频率之高发，可以毫无争议地遥居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叛徒人数排行榜榜首。
太平天国的高层领导太奸化的趋势，与以往农民起义比起来的话，也具有鲜明的“天国”特色。
历史上失败的农民起义显示，叛徒产生的高峰期一般有两个：一是创业之初，二是失败之时。
这个不难理解，万事开头难，创业之初还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动摇分子自然要多一些。濒临破产的时候，意志不坚定者也希望能够“跳槽”免祸。相反，事业发达的波峰阶段，“移情别恋”者自然会大大减少。
如果仔细与其他农民起义比对一下就会发现，太平天国的太奸化趋势在这两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前期叛徒的比例要远远少于其他农民起义，二是后期叛徒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农民起义。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太平天国特色的太奸史呢？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前期太奸特别少？
除了因为事业和前途的兴旺与否这个原因之外，考察太平天国的叛徒问题一定不能放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看过第一部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与杨秀清有很大的关系。前期最著名的太奸周锡能刚一出手就被杨秀清给收拾了，并且还被编成教材供全体军民学习，从此以后太奸之风就一直萎靡不振。
从根本上来看，虽然智审周锡能实际上起作用的是杨秀清的精明强干，但更具威摄力的则是杨秀清当时披着上帝这件威力超凡的外衣。杨秀清让人们增加了反太奸的意识和能力，而上帝则让天国军民尽量地主动规避走上这条高风险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所以直到天京事变之前，无论太平军遇到多么大的危险和威胁，投敌叛变一直都保持在比较低迷的状态。唯一例外的是北伐军团陷入绝境的时候太奸人数有所飙升，这说明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实实在在的威胁时，信仰也未必管用。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天京事变之后太奸人数一路飙升？
如果以分析历史阶段性特征的眼光来看，韦俊的叛变无疑是一个转折点，此后太奸化的频率越来越高，叛变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期甚至还出现了从“独奸”到“群奸”的恶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与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因素有着巨大的关联。如果对后期的太奸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分析，就会发现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因素就是两个字：“信仰”，正是它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天京事变中最大的损失，除了高层领导、中层骨干、基层精英遭到严重削弱以外，恐怕就数信仰上遭受的打击严重了。
天兄在长沙被炮击升天，大家还算理解，毕竟枪炮无眼，天有不测风云，可是天父却在自己家里被自己的儿子举刀杀戮，这就太令人费解了，天父既然无所不能，怎么连自己都救不了呢？
就算天父一时大意酿成东王被杀，但现在天父再也下不了凡了，所以就算做了太奸也不怕他下来找麻烦！
先看准太奸系列，也就是非正规太平军中出现的叛徒，比如李昭寿、薛之元、苗沛霖这几个人，李、薛出身于捻军，苗出身于团练、自成一派，这三个人与张国梁一样，严格来说都算不上正宗的“太奸”，他们受拜上帝会的宗教影响自然要小得多，所以导致他们在朝廷和天国之间游移不定的因素，主要是个人的前途和天国事业发展的态势。
拿“正宗”的太奸来看，来自两广的老兄弟也比较少，韦俊算一个，算是迫于无奈，其余大多都是在两湖、安徽、苏浙一带入伙的新兄弟，他们对太平天国的感情不如老兄弟深，受上帝说的影响自然也不如老兄弟浓厚，当起太奸来当然也就不如韦俊那么纠结。
导致信仰崩溃的根本原因，则是太平天国设计的制度有着巨大的缺陷。这个缺陷概括起来说，就是太平天国高层在利用制度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却也在尽最大可能地利用制度压抑和消灭广大军民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