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别的高校一样，到了九十年代末，新闻联播一结束，我们的公寓就要杜绝女性的进入。把门的老张是个退伍军人，他甚至拒绝夫人们到公寓探亲，出示结婚证也没用。“有这玩意（指结婚证），你们可以到旅馆里去住。在那里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天搞塌了，也没人管你们。”这是老张的原话。老张指出的是一条光明大道，可是没人愿意理会。因为这幢公寓里住的进修教师和博士生，虽然比一般的本科生和硕士生有钱，可毕竟还算是穷学生。据校方说，到了下个世纪，门就放开了，不光男生的门放开，女生的门也要放开。下个世纪眼看就到了，可我们还是高兴不起来。原因很简单，我们对校方的许诺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再说了，到了下个世纪，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了学校。它放开也好，不放开也罢，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十二月中旬的那天晚上，一个女孩闯了进来，并且没有女扮男装。那大概是十点钟左右——说清楚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从九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段，老张的精神最为集中。他支着耳朵，竖着眉毛，就像狗和猫头鹰似的，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进来，实在是件困难的事。等她出现在我们宿舍门口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关于老张的：老张出事了，脑溢血？还是心肌梗死？第二个反应才是关于她的：她要找谁啊？那时候，我正在和同宿舍的古汉语博士顾庆文下军棋。他刚吃掉我的一个师长，正在兴头上。我以为她是来找庆文的，就趁机把棋盘推开了。我没想到她是来找我的，她走到我跟前，把手放到了我的肩头。外面正在下雪，从她的发间流下来的一滴水，滴进了棋盘。同时，隔着毛衣和皮夹克，我感受到了她那双轻盈的手留在我肩膀上的重量。
我很快认出了她，她是哲学系的研究生，和廖希有着密切的交往。我跟她也交往过几次，可是这会儿，我却没能立即想起她的名字。多亏了顾庆文，我才想起她叫黄冬冬。能够熟记许多甲骨文的顾庆文在我的暗示下躲出去的时候，隐秘地笑了一下，对她说：冬冬，你们先聊吧，我再找人杀两盘。顾庆文一走，我就频繁地称她冬冬，而不再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以示我真的是一直记着她。
她告诉我，她在外面站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机会溜进来，然后问这里怎么也不通暖气。我说，冬冬，那暖气片不是给我们用的，而是给国家教委“二一一工程”的审查人员看的。审查人员是秋天来的，所以我们就有了只能看而不能用的暖气设施。如果他们是春天来的话，我们可能连暖气片也见不着了。我问她找我有什么事，她说，没事就不可以找你了吗？
我一直留意着门口的动静，提防看门的老张突然出现。我提醒冬冬，公寓里不能多待，还是出去走走为好，可她却突然一声不吭了。你是不是想在这里住一夜？我大胆地说了一句。她摇着头笑了笑，仍然没有吭声。我试着拉了她一下，她拍了拍膝盖，站了起来，可很快又坐了下来，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双腿吊在床沿上，随着两个膝盖的轻微碰撞，她的腿给人一种夹得越来越紧的印象。
后来，她终于又开口了。她的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清楚了。我怀孕了。她说。她的话音刚落，我就条件反射似的站了起来，将房间又巡视了一遍。我因为反应过头而显得滑稽了，连冬冬都笑了起来。
我的记性虽然很糟，但有一件事我没有忘掉，那就是我和黄冬冬并没有睡过觉。我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担心她的话被不明真相的人听到，将这事记到我的头上。我很快就松弛了下来，并且还可以轻松地和她开两句玩笑了。我点上一支烟，对她说，站起来呀，让我瞧瞧到底有几个月了。她没有站起来，只是下意识地把手放到了肚子上面。正经点好不好？她嗔怪地撇了撇嘴，说。接着，她就谈到了廖希，问我最近是否见到了他。你不是说过，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你吗？所以我就来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她说。我笑了起来。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来找我并非因为我是个好人，而是因为我和廖希是好朋友。我想我已经大致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怀上了廖希的孩子，想让廖希出钱打胎，但又不好意思向廖希张口。
前天上午，我还和廖希在一起吃过饭，但在和廖希通气之前，我不想把廖希的行踪告诉她。我让她把call机号留了下来，答应一找到廖希就call她。
那天晚上，黄冬冬一走，我就赶紧奔赴廖希的住处。在应聘到《汉州日报》当记者之前，廖希是这所大学的新闻系讲师。他原来住在教工家属院的三号楼，和同系的一个姓李的讲师合住着一室一厅的小套间。他们觉得，二十一世纪马上就要到了，个人隐私也应该受到保护了，住宿问题应该好好商量一下，达成个协议。商量的结果是，一个人出去租房住，另一个每月替廖希分担三百元的房租，反正两个人不能住在一起。廖希一直在外面住，上个星期才和姓李的调了一下，搬回学校。
还好，廖希没有出去，让我逮了个正着。廖希是个音乐发烧友，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听英国室内乐团演奏的巴赫的大键琴协奏曲。他曾多次向我推荐这张唱碟。他现在是个大忙人，作为对生活的一种矫正，他反倒喜欢起了巴赫轻盈典雅的巴洛克风格，大键琴那散淡、超然的演奏，尤其让他着迷。我感到事情比较急，没等他听完就讲开了。我的讲述和英国室内乐团使用的节拍非常相似，在节奏上都是均衡如一的，但出于对廖希的同情和尊重，也为了避免给他留下幸灾乐祸的印象，我的讲述没有像音乐那样达观欣悦。在讲述的时候，我还发现在书架的第二层的两扇玻璃之间，卡着一张黄冬冬的照片。照片中的黄冬冬比她本人要漂亮许多，有点像是街头卖的明星照。我拿着那张照片在廖希面前晃了一下，说，你真的好好想想，这种事处理不好，会闹出乱子的。
她怎么不直接给我说？这是廖希说的第一句话。他的第二句话更让我无法应答：她是什么时候怀上的？还没等我愣过来，他就又说，黄冬冬上午还来过，还在这里吃了午饭，那张照片就是她刚留下的。吃过饭，他们还在一起聊了一会儿。她告诉他，她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已经定了，叫《道德与智慧》。她还说，她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刚在他送给她的报纸上看到一篇名人轶事。杜威与两个中国弟子胡适、蒋梦麟一起出游，遇到一个蜣螂（屎壳郎）推粪球，推到坡顶又滚了下来，于是从头再来。两位中国教授同声赞美蜣螂有毅力，可杜威却说，它是毅力可嘉，愚蠢可怜。蒋梦麟后来记下了此事，并评价说，两学生是东方弟子，所以首先想到道德，而美国老师是西方弟子，所以首先想到智慧。你看，屎壳郎都谈了，还有什么不能谈呢？难道怀孕还没有屎壳郎推粪球重要吗？廖希说。
后来廖希掐指算了一下，黄冬冬怀上的孩子应该有三个月大了，依据是他和黄冬冬睡的最后一觉是在三个月以前。三个月的胎儿有多大？大概和这个杯子差不多大吧？他端着咖啡杯说。他还拿着桌子上的一只吃了一半的烤白薯打了个比方，说，那胎儿顶多像它那么大。他这样说，无非是要显得若无其事。他又咬了一口白薯，然后把它丢进了垃圾筒。
说来好笑，廖希其实做梦都想当爹。他今年三十五岁，早到了当爹的年龄。可他的过分讲究体形的妻子曲波却不想生孩子。曲波眼下还在枋口，也不想调过来。有一次，曲波似乎改变了主意，说她怀孕了，想把孩子生下来。廖希高兴了半天，后来才发现是空喜了一场，这次倒好，他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却不得不打掉。
廖希不是一个小气的人，他愿意出一笔钱，让黄冬冬去自行解决。廖希基本同意我的分析，黄冬冬之所以要我把怀孕的事转告给他，就是因为她不好意思开口向他要钱。廖希的意思是，只要黄冬冬开个价，不管多少，他都会如数把钱交给她，另外还可以再付给她一笔营养费。他还进一步表示，在她毕业分配的时候，他愿意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她留在汉州。廖希这样大度，让我都有点感动了。
第二天我就给黄冬冬打了个传呼。我以为她会满意这个条件，可她却说，她不要钱，一分钱也不要，也不需要廖希帮她找工作。她说她只想让廖希陪她去医院，因为她一个人去，有点害怕。她的理由很正当，所以我当场就替廖希答应了下来。可她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我就做不了主了。她不想在汉州的医院做手术，想到枋口去做，因为廖希以前给她说过，他在枋口医院有熟人，没错，廖希在那里确实有熟人，因为廖希本人就来自枋口。能找个熟人做当然是最好了，问题是曲波也在枋口。
可是奇怪得很，当我把黄冬冬的意思转告给廖希的时候，廖希却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他说，去就去吧，只要不出意外就行。我本来想提醒他要留意曲波，可话到嘴边，我又把它咽了回去。既然他能想得开，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廖希很快就和枋口的朋友联系上了，连手术的日期都定了下来：下星期一的上午，医生一上班就动手。星期五晚上，廖希为了感谢我的忙前忙后，提出要请我吃顿饭。他将我带到了离学校不远的紫金城公园门口的一家餐馆。上次，我的未婚妻来汉州时，廖希曾领着我们去那里吃过一次。那里的酱肘子和韩式烧烤确实别有风味，我的未婚妻后来还经常在电话中念叨，并要我寒假回去时，捎几只酱肘子给她的父母尝尝。
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廖希请的不是我一个人。黄冬冬也在！并且早到了一步。她已经点好了酱肘子，面前烤架里的炭火也烧得正旺。那红色的炭火，却有着微蓝的火苗。她不喝酒，廖希单独为她要了一份杏仁露。带着血丝的牛排、羊排、羊凹腰，串了竹签的麻雀、鹌鹑端了上来，黄冬冬把它们放到了烤架上，并且老练地往上面撒着盐巴、辣椒粉和孜然。看来廖希以前常带着她来这个地方。带着煳味的肉香，和花雕酒的气息，在这样的雪夜是多么沁人心脾啊。我和廖希端着温热的黄酒，和端着杏仁露的黄冬冬响亮地碰杯。
廖希把日程安排给她讲了一下，说明天（星期六）上午八点钟见面，早点坐车去，这样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息一夜，以逸待劳。她说一切听廖希的，她没有意见。廖希说，这只是个很简单的手术，不要有什么精神负担。廖希这么说的时候，还打了一个掏东西手势。大概是意识到在黄冬冬面前做这样的动作有点轻率，他的那个手势做得并不是很充分。黄冬冬也看出了这一点，她笑了，并问廖希：我像是有负担吗？同样的话，她又向我问了一遍。确实不像，她很平静，看上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她主动叫侍者拿来一个杯子，说她也要喝上两杯。她的语气也是平静的，不像是要借酒消愁。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她是被眼前辛辣质朴的食物吸引住了，觉得应该开怀畅饮。她是个讲究的人，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掏出一包话梅，让侍者在温黄酒的时候泡进去，并且最好再往里面加点姜丝。
黄冬冬不算是美人，但她确实别有一番风韵。她不做作，很率真，这是我对她的基本印象。我记得两个月前，她向我表示她和廖希要尽量少交往，慢慢断绝来往的时候，我对她说，那咱们两个试试吧？这样说着，我就抱住了她。她并没有过分拒绝。吻的时间一长，她也有点动情了，面颊绯红，胸脯起伏不定，我甚至感受到她的乳头都硬了起来，但她却不允许我进一步深入，最后倒把我搞得羞愧难当。她请我原谅，还解释了半天，说她和别的女孩不一样，不能同时和两个男的有这种交往。我就问她，你不是说正要和廖希分手吗？她说，是的，她和廖希已经没有那种关系了，现在只是一般朋友。那么，另外那个男的又是谁呢？我不由得好奇心大发。她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说出来你也不认识，他是搞建筑的，同济大学毕业，是个桥梁工程师。我问她，他是不是比我棒。她说不能这样比，因为各自的专业不一样，就像不能拿熊猫和波斯猫比较一样。我又问，他是不是比我强壮，一上床就龙腾虎跃。她立即伸出食指，戳了一下我的前额，骂我比廖希还坏。她还开玩笑地说，如果她和那个工程师没能谈成，她愿意把名额留给我。她是否说了谎，能不能说到做到，我是无从知道的，但她的坦率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加了话梅、姜丝的花雕，果然有一种非常醇美的口感。我们都没有再谈打胎的事，我和廖希聊了一会儿足球，以及足球带来的新闻自由。黄冬冬和我们聊了一会儿她喜欢的网球。她说，在诸多网球名将中，她最喜欢的是美国的阿加西，因为他的笑很羞涩，也很迷人。她衷心祝愿阿加西和波姬·小丝白头偕老。餐馆里的人渐渐少了，我们也走了出来。回到校园里，我们发现有人在玩雪。路灯下，地上的一层新雪闪着微弱的亮光，校院呈现出少有的寂静。人影在雪地里晃动的时候，给人一种抽象的感觉。她拒绝了廖希把她送回寝室的要求，说她想一个人走走，还说她最喜欢听雪在脚下发出的那种咯咯吱吱的声音。
我和廖希抽着烟，目送冬冬拐过了一个自行车篷。廖希拉了我一下，说：帮人帮到底，明天你和我一起去枋口，好有个照应。他还说，既然冬冬不要钱，那她找你传话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黄冬冬真的想让我去枋口吗？我不知道。但我是想去的，至少可以像廖希说的那样，好有个照应。那一天早上八点钟，我准时赶到了廖希的住处。廖希正在跟机关头头打电话，说他想到枋口采访，在那里待上两三天，我在旁边听了直乐。廖希放下电话，我就问他，如果报社要他提供采访稿，他该怎么办。他说，不要紧，不管走到哪里，新闻都是现成的，随便写一个就可以交差了。他还说，现在的人有两大爱好，就是读报和通奸，报纸办得再差，也是有人看的，就像女人长得再难看，也总会有人上去凑热闹一样。
黄冬冬不在。一直等到上午十点钟，黄冬冬还没有来。我催廖希想想办法，比如，到黄冬冬的寝室看看她是不是睡过头了，或者到哲学系的图书馆去一下，看看她是不是把这事给忘了，写论文去了。廖希说再等等吧，如果到十一点半还不来，他就去找她，然后赶下午的火车。
为了等黄冬冬，中午那顿饭我们都没有吃好。廖希从冰箱里翻了半天，翻出了两包速冻饺子。据廖希说，那还是姓李的讲师搬出去时留下来的。这期间，电话响过几次，但都不是黄冬冬打来的。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廖希火了，他在房间里踢桌子打板凳，说搞什么搞，再这样搞下去，老子就不去了。书架上黄冬冬的照片，也被他取下来扔进了纸篓。
话虽那么说，廖希还是让我陪他去找了一次。黄冬冬住在十号学生公寓。那个把门的也是一条机警的狗，和老张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她是条母狗。廖希向她出示了记者证，说他从总务处那里得知这个公寓管理得很好，他想上去采访两个学生，多掌握一些资料。以便能写一篇长文章，把这里的先进经验宣传一下，不愧是搞新闻的，谎话说起来一点都不磕巴，把那条母狗撩拨得心花怒放。
后来廖希一个人上去了。黄冬冬住在八〇五寝室，窗户朝南，从东头数第三个就是。我站在十号公寓前面的操场上，望着那个窗户。我当然不能看见里面的情景，看到的只是挂在窗外晾衣架上的乳罩、短裤，它们是那么小，从远处看就像是从树上长出来的蘑菇、木耳。和我一起在操场上张望的，还有另外几个男的。其中一个人向我借火的时候，还递给了我一支烟，过了很长时间，廖希才出来。他显然想到我会在操场上等，所以他一出来就径直来到了操场。廖希来的时候，我正站在双杠旁边和那个借火的人聊天。他是个出租车司机，要等的那个女的住在五楼，为了保护隐私权，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房间。他说他和那个女生是在歌厅里认识的，第一夜，他按市场价付给了她二百元钱，后来又连续住了几夜，感觉还像第一夜那么过瘾，这不，他刚送一个客人从机场回来，就来等她了。廖希站在旁边，惘然地等着那个人说完，然后对我说：今天去不成了，反正又不差这一天两天，以后再说吧。
黄冬冬那天没有去上课，也没有去图书馆，究竟去了哪里，同寝室的人也不知道。廖希的恼火可想而知，他只好再和枋口的朋友联系，说事情往后推了，详情以后再说。对那一天的失约，黄冬冬后来有自己的解释。黄冬冬是在第三天出现的。她先找到我，然后又和我一起去找了廖希。她的解释是，那天一大早，她就去了车站，并且替我们买好了去枋口的车票，她在检票口左等右等，开车时间就要到了，还没有等到我和廖希，她就把车票退掉了。她说那个时候她的肺都要气炸了，觉得上了两个臭男人的当。第二天，她本来还打算找廖希算账的。
她的话由不得我们不信。当她责怪廖希没有把话说清楚的时候，廖希也只好笑着向她赔礼道歉。她大方地原谅了廖希，并开玩笑地要廖希做出下不为例的保证。如果我是你妻子的话，我肯定饶不了你，她说。廖希说是的是的，我请你吃饭。我在旁边打圆场，说再约个时间吧。明天怎么样？黄冬冬问廖希。廖希说这事他不能完全做主，得和枋口联系一下才能把时间定下来。要知道这种事放在咱们身上是大事，可放到医生身上就不算个事了，如果那个朋友明天不值班，或者另有安排抽不开身，那就没有必要去枋口了。廖希这么说着，在黄冬冬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黄冬冬的身体闪了一下，似乎想躲开廖希的手。她没有闪开，她那溪流似的秀发刚好流到了廖希的手上。廖希就又顺便抚摸了一下她的秀发。在那个瞬间，黄冬冬的脸突然显得非常妩媚，而廖希却有点发呆——她抚摸着那些秀发，望着那道突然闪现的乳白色的耳轮，好像走神了。
有那么一星期时间吧，廖希一直没有什么动静，黄冬冬也没有再来找我。他们那么沉得住气，倒显得我有点坐立不安了。我真的想让这件事早点了断。有一天晚上，我在梦中到了枋口，到了那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没有在街上逗留，直接去了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来回走动着，女人（是黄冬冬吗？）的尖叫穿过一层层的紧闭或虚掩的门，从手术室里传出来，将医院后院的棕榈树的叶子都震动了。梦里的时间变幻不定，一会儿是白天，一会儿是夜间，当棕榈树的叶子停止颤动的时候，月光下的树木和走廊都显得那么虚白。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就像发出第一声鸣叫的知了那样，嗓音细细的，荡若游丝。接着那声音变粗了，哑哑的，还有点跑气，像是生手吹出来的笛音。然后一切都又无声无息了。我站在门庭下抽烟，廖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我们就边抽烟边聊，同时又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又过了一会儿，护士抱着一个婴儿来到了我们面前。我把手放到婴儿的鼻子前，手背所感受到的婴儿的气息，有如蚂蚁在爬动。我完全被那种细微精妙的感觉吸引住了。我向廖希说了我的那种感觉，但廖希很快打断了我。他说你胡说什么呀，婴儿早就死了。接着我就醒了过来。
就在那一周的周末，学校里出了一件事，一个女生在寝室里上吊自杀了。那个女孩也住在十号公寓。晚饭后，我和廖希散步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公寓前面的操场上。借着灯光在操场上踢足球的人，有时会突然停下来议论几句，还有些过路的人拿着手电筒朝公寓楼上照着。因为众多手电筒的灯光频繁地停在六楼的一扇窗户上，我们也就搞清楚了女孩自杀的房间。我提醒廖希，这是条很好的新闻，应该上去采访一下。廖希说：等你提醒，那还不晚了？原来他下午就去过了，他告诉我，那个女孩是计算机系的学生，他已经到市二院的冷库里拍了照片。廖希还说，校方已经通知了女孩的父母，他们明天早上九点多钟就从江西赶来了。死去的女孩今年十九岁，据廖希说，女孩长得很好看，在冷库拍照的时候，他不由得想到了“冰美人”的说法。
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就这样上了天堂，实在是一种浪费。她为什么上堂呢？这是我和廖希共同关心的问题。廖希的想法和我一样，他也想到女孩可能是怀孕了。因为怀孕时间过长，错过了打胎时间，最后只好一死了之。他说，等着看好了，家长明天来了可能会闹事，但尸检结果一出来，家长就哑巴了。
这件事按说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它还是给廖希很大的启示。廖希当场就决定，要尽快把黄冬冬的肚子问题解决掉，免得留下后患。我笑话他有点杞人忧天，黄冬冬是个开朗有理智的人，不至于闹出什么事。但廖希认为还是谨慎点好。他说，在青春期，自杀冲动有时会像霍乱一样胡乱传染的。他的看法是，黄冬冬要是也从中得到什么启示，以此来威胁他，或借此敲他的竹杠，他的神经可是受不了。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黄冬冬表示她得临时抱佛脚，应付英语抽考，事情就又耽搁了下来。考完外语的当天，廖希就去找了黄冬冬。那天我没有去，他们具体是怎么谈的，我并不知道。我从廖希那焦躁的神态上，看出他们谈得并不愉快。我问他，黄冬冬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黄冬冬说了，她刚考完有点累，想把这事往后放放。他告诉她，什么事都可以往后放，但这事不能再往后放了，他是替她着想，往后放一天，孩子就长一圈，到时候受苦的还是她自己。他催她明天就去，可她说，她真的是有点累，担心顶不住，从手术台上下不来。笑话，他对她说，怎么会下不来呢，又不是让你生孩子，你只管往上面一躺，别的事就不用你操心。黄冬冬还是没有答应他，只是说晚上她要好好地睡上一觉，恢复一下精神，然后再决定第二天去还是不去。
很快就是元旦了。元旦过后，廖希正要再去催她，她自己送上了门。她说，还是廖希说的对，事情确实不能再拖了，她已经感到胎动了。照她的描述，胎动有点像气球在肚子里飘来飘去，既让她心悸，又让她觉得神奇。不行，我得赶快把它处理掉，要是再拖几天，我的心一软，可能就下不了手了，到时候，你这当爹的可该如何是好啊。她对廖希说。听她的口气，她说的事情好像与她没有多大关系似的。廖希被她说得一愣愣的，站在门后一声不吭，就像一个傻瓜。
当天（元月三号）下午两点多钟，我们就坐上了通往枋口的火车。出了市区，从雪地里反射过来的混乱光线，透过车窗玻璃，映在黄冬冬的脸上。我第一次发现她显得忧郁和不安。削果皮的时候，水果刀在果皮上打滑了，差点划破她的手指。但在整个旅行中，黄冬冬并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她还从列车服务员手中买下了两本杂志，丢给了我和廖希，免得我们显得无所事事。她自己买了一包话梅，然后含着话梅和我们聊天。我们聊的和手中杂志的栏目有关：陈希同和王宝森、电影《泰坦尼克号》、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电脑网络、人妖，等等。这期间，廖希用手机和他的朋友联系了一次，要求对方到车站去接我们。听他的口气，他和那人的交情确实很深。黄冬冬把廖希的手机拿过来，也打了一个电话。廖希问她是给谁打的，她只说是给一个朋友，别的什么也没说。大概没有人接电话，所以她很快就关掉了手机，把它还给了廖希。
回想起来，因为杂志上正在讨论新的《婚姻法》草案，所以我们也提到了爱情和婚姻。这样一个话题对我们来讲是那么不合时宜，所以它一冒出来，我们都巴不得赶快了结。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能由我们说了算，一个寂寞的旅客插了进来，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他的观点是，新的《婚姻法》其实更注重了物质的因素，而忽略了精神。他对分居三年之后才能离婚的条款难以接受，声称这表面上好像对妇女有利，其实并非如此。他提请我们大家作个设想，一个想离婚但又得等上三年的男人，是会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女人头上的。三年呐，有这三年时间，那男的还不把女的捶成肉饼。为了突出那种暴烈的效果，这位旅客一次次地举起他的拳头。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黄冬冬提到了她和廖希的关系。我当时的印象是，那是一种拐弯抹角地切入，有如低空飞旋的落叶无意中飘入光和影。她说，如果人们能忘掉自己的初恋，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忘记。这样其实也挺好，因为既然已经忘了，那么每一次恋爱就都成了初恋。给初恋设计一个标准，然后把人们往里面套，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然后她问廖希是否还能记得自己的初恋，能不能把她和他的初恋情人做个对比。他肯定不记得了，黄冬冬咬着饮料吸管，对我说。廖希果然说他想不起来了。他话音刚落，黄冬冬就说：怎么样，我没有猜错吧？出乎我的意料，黄冬冬又说了一句，说她跟廖希不太一样，至少目前还没有忘记初恋。我没有搞清楚她的意思，提出让她讲讲她的初恋。她手中玩着饮料吸管，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让我去给买一瓶饮料。她也没忘记话梅，隐秘地眨眨眼睛，说她现在就喜欢吃酸的。
快到枋口的时候，廖希拉我到车厢的接头处抽烟。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丘陵、树林、废弃的矿山，都浮游在灰白色的雾霭里。一束晚霞在一个斜坡上刺目地亮了一下，又倏然消失了。廖希盯着窗外愣了一会儿，然后扳住了我的肩膀。他说他想和我商量个事。他的口气是那么郑重，让我一时都有点难以适应。你能不能扮演一次冬冬的男朋友？就这一次。他说。见我没有开口，他就又说，反正你在枋口又没有熟人，不会有人说你什么。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为你两肋插刀。然后，他又告诉我，他其实已经给枋口的朋友说了，是陪着朋友和朋友的女朋友来打胎的。他再一次请我原谅，再一次提到了两肋插刀，并紧紧地抓住我肩膀上的肉，使劲地捏了捏。
事已至此，他又把话说到了这种地步，我再推辞就有点不近人情了，更何况最后要挨一刀的并不是我。我接过他递的烟，眯着眼望了一会儿窗外，又望了望他，突然有点神思恍惚。我感到手心里多了一点东西，低头瞧了半天，才意识到那是一笔钱。
你这是干什么？我吃惊地问他。廖希说那是手术和住宿的费用。我说，这就是画蛇添足了，既然你是陪我来的，我就可以把钱托给你照看嘛。他想了想，大概觉得这个理也能说得通，就又把钱拿了回去。随后，他像一个孩子似的，嘬起了自己的食指。
到了枋口，廖希的那个朋友果然在出站口等着我们。廖希告诉我他的朋友叫王金发。我上前和他握手的时候，王金发让我叫他老王。老王还和黄冬冬握了一下手，并夸她长得漂亮。黄冬冬说了一声谢谢。按照廖希的安排，我这会儿应该挽住黄冬冬的胳膊。我上去挽了一下，可黄冬冬却把手背到了身后。好在老王正和廖希寒暄，没有看到这一幕。
有一位小姐在离我们几步远的一根水泥柱跟前站着，灯光照着她，使她显得格外俗艳。她穿着红色的高筒雨靴，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一把收拢的伞。她身后的两根高大的水泥柱上，贴着一副对联：“安全行驶百天，迎接澳门回归。”门楣上的横批是“一国两制”。我不好意思一直盯着她，就去欣赏那对联上的书法，并想着“安全行驶”和“一国两制”到底有什么关系。来来往往的旅客中，没有人去关心它，车站的人大概也不会多看它一眼。如果那个姑娘不站在那里，我也不会去看它。我发现对联里面行驶的“驶”字写错了，写成了奔驰的“驰”。在车站出现这样的对联和标语，总让人有点心里发怵，担心自己在百天安全期之外乘车，会不会遇到什么意外。那个女孩还在往我们这边看着。我没有猜错，她果然是和王金发一起来的。这时候，老王朝她打了个响指，把她叫了过来。她一过来，就热情地和黄冬冬抱到了一起。老王说她姓艾。他还比画了一下，告诉我们是哪个字。我和廖希都叫了她一声艾小姐，算是彼此认识了。
我们都钻进了老王带来的那辆黑色的桑塔纳。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在凌乱的街灯照耀下，枋口的街景给人一种影影绰绰、杂乱无章的印象。廖希坐在司机旁边，我、艾小姐和黄冬冬坐在后面，老王另外租了一辆夏利车在前面带路。黄冬冬问廖希，这里的街道他是不是都很熟，廖希说，说不上熟，但他不至于迷路。后来，桑塔纳在一家川菜馆前面停了下来，吃得比较简单，最后是老王掏的钱。老王说，等事情办完之后，再请大家好好吃一次。廖希拍了拍我，说：看见了吧，我和老王是非常好的朋友，可以说是狗皮袜子不分反正。
王金发也把旅馆安排好了。旅馆在市区的西北角，名字很怪，叫“忘川旅馆”。经黄冬冬提醒，我才想起“忘川”二字来自《圣经》和希腊神话。廖希补充说，办这个旅馆的人在枋口很有名，曾经信仰过基督。后来虽然又不信了，但旅馆的名字还是留了下来，因为它已经成了招牌和商标。
艾小姐和黄冬冬去了另一个房间。我们三个男的坐在一起，商量着第二天的安排。老王说，艾小姐就是人民医院的护士，他已给付了她一笔钱（他没有提具体数目），她会好好照料黄冬冬的。廖希开了句玩笑，问她是不是他的情人。老王说，怎么可能呢，兔子不吃窝边草嘛。他又对我说，他现在已经调出了医院，调动时和医院的关系搞得很僵，否则就没有必要拉艾小姐过来帮忙了。这么解释了一通，他突然一梗脖子，又说了一句：不过，是情人又怎么样？允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廖希说，你现在不就是个官吗，也称不上是百姓吗？老王这次没有梗脖子，而是低下了头：我这也能算官？这样的官在枋口有上千个。
转入正题，他说他已经给艾小姐交代了，对外就说黄冬冬是她的朋友，别的不要多说。你们甚至没有必要露面，明天可以睡个懒觉，做完手术，小艾就把她送回来了。你考虑得真周到，不过，这样行吗？廖希问。怎么不行？办这种事情，小艾早已经是轻车熟路，老王这么一说，我的心情突然变得轻松了许多。说心里话，我虽然答应了廖希，可真的让我来扮演黄冬冬的男朋友，我还是难免紧张。廖希也轻松了下来。王金发出去的时候，廖希还给我开了句玩笑，说他本来想安排我和黄冬冬一起住的，现在看来，我只好和他住一个房间了。
艾小姐当天晚上没有回家，她另外开了一个房间。老王走了之后，艾小姐还和黄冬冬一起来到我们房间聊了一会儿。她们两个人都刚洗过澡，热气把脸蒸得红扑扑的。黄冬冬长发披肩，看上去非常随意、素净。艾小姐没有穿袜子，我注意到她的脚指甲刚涂了蔻丹，鲜艳夺目。后来，黄冬冬说她想早点睡觉，就先回了她的房间。我们和艾小姐接着聊。话题慢慢跑到了冬冬的肚子上面，我们从艾小姐那里知道了一些打胎的知识。她告诉我们，手术之前得把体毛剃掉，医生们把这称作“备皮”，然后把一个扩宫器戳到里面，把里面打开。手术的方式具体说起来有多种，比如钳刮术、负压吸引术、剖宫术，等等，但不管是选用哪种方式，医生都是很熟练的，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就是计划生育，中国医生打下的胎儿，每年都可以组成一个小的国家。活儿比较多的情况下，一个妇产科医生一天打下的胎儿，就可以组成个街道托儿所。她打了一个手势说，打胎其实就像渔民掰开一只蚌那么容易。她还告诉我们，刚才她也把这番话给黄冬冬讲了一遍，让黄冬冬不要有心理负担。她还向黄冬冬保证，一星期之后就可以上床了，什么都不耽搁。
第二天，我和廖希还是早早爬了起来。七点半左右，老王在楼下鸣笛，我们看到桑塔纳已经停在那里了。老王再次表示我和廖希没有必要去，否则还得另外租车。廖希征求黄冬冬的意见，黄冬冬说，既然老王说了，那大概真的没有必要。廖希又倒过来问我。我说既然来了，还是去比较好。
艾小姐和黄冬冬坐桑塔纳；老王、廖希和我，另租了一辆车，紧随其后。枋口虽然只是个小城市，但车辆还是很多，加上正赶到上班时间，交通不时出现堵塞。老王说，迟到也不要紧，医生会等着我们的。话虽这么说，老王还是要求出租车司机从车缝穿过去，超过他那辆桑塔纳，好在前面带路，绕到另一条街上面。后来，我们在前面走，黄冬冬她们的车在后面跟着。过了一个街口，发现后面的车没有跟上来，我们就把车停到路边等了一会儿。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桑塔纳出现了。通过后视镜，我看到它在急速追赶，但直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它才撵上来。桑塔纳还没有完全停稳，艾小姐就打开了车门。她一开口，我们都呆住了。她说：冬冬下车了，说想呕吐，可她下了车，转眼就不见了。
要不，顺原路回去找找她？过了一会儿，见谁也不说话，艾小姐怯怯生生地说了一句。
她知不知道，我们来的是这家医院？老王问廖希。廖希没有吭声，老王就又问艾小姐。艾小姐说，自己已经想不起来是否给她说过。
别担心，她又不是傻子，找不着我们，她会自己回到旅馆的。我说。
她会回旅馆吗？廖希说。看上去，廖希的神情还是比较镇定，但他其实已经心神不宁。他一直往路中央挪动着脚步，并朝我们来的方向张望着。有一辆夏利车从他身边开过的时候，司机摇下玻璃，骂了他一声“找死”。可廖希就像没有听见似的，仍然保持着那个张望的姿态。
我们很快就知道，黄冬冬并没有回到旅馆。黄冬冬临阵脱逃了！别说廖希了，连我都生气了。我和廖希一遍遍地问艾小姐，黄冬冬下车之前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异常表现。艾小姐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冬冬说自己想呕吐，喊着让停车。一停车，黄冬冬就捂着嘴钻出了车门，跑向了路边的一个窨井。这期间，为了给后面的车让道，桑塔纳往前开了一小段，停到了路边。过了几分钟，见黄冬冬还没有过来，她就下车去找，找了一会儿没发现她的人影，她才感到事情有点不妙了。
只要看一眼那两天的廖希，你就知道了什么叫热锅上的蚂蚁，什么叫无头苍蝇。枋口虽然只是个小城市，但要想找到黄冬冬，无疑仍是大海捞针。她会去哪呢？回汉州了吗？我打电话托室友顾庆文去找过一次黄冬冬，得知她并没有回去。她的老家在焦作，但她绝不可能回去，因为她没有必要让家人知道她未婚先孕，除非她是个傻瓜，但她分明又不是傻瓜。老王不在的时候，廖希第一次承认，以前曾夸张地向黄冬冬讲过他和曲波在婚姻上的不幸，还比较具体地谈到他多么想生个小宝宝。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还没能和她搞上呢。莫非她真的去找了曲波？可她找曲波干什么呢，报复还是摊牌？
廖希抱着手机想了一会儿，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没有人接，他就又打了一一四，问了问曲波单位的号码。单位里的人说，曲波随工会到海南旅游去了。廖希又向对方打听曲波是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回来。对方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看见廖希的眉毛一点点竖了起来，在眉毛之间形成了一个“川”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可能性都被我们一一排除了，当然新的可能性又不断地被我们罗列了出来。其中，最坏的两种可能性是这样的：一种是，黄冬冬蹲在窨井边呕吐的时候，说不定真的被后面的车撞住了，然后被人送进了附近的医院，现在，正在医院躺着呢；另一种更加恐怖，黄冬冬说不定已经不在人世了。老王回来的时候，又添乱似的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由于黄冬冬是单身一人，又操着外地口音，所以她很可能被人贩子盯上了，说不定现在已经被转移到了乡下，正要卖个好价钱。这种说法因为过于离奇，一提出来就被我和廖希否定了。我们的否定还引起了老王的不满，他说：别不当回事，这种事情报纸上登过的，而且卖的就是女研究生。那你说怎么办呢？我问老王。老王说，卖就卖了，他有什么办法。到最后，我们谁也不敢再提什么假设了，因为每提出一个，都能把我们吓得半死。廖希已经有点傻了，有一次他在厕所里待的时间过长，我只好去看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看见他站在座厕前面，翻着自己的包皮发呆。
那一天的后半夜，廖希哭丧着脸，第一次向我提起了他为什么会同意到枋口做手术。他说，其实他并不是没想到来枋口的诸多不便。之所以答应来，一是他确实跟黄冬冬说过，他在这里的医院有熟人，怀孕了也不要紧；二是他一直想给曲波造成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印象，那就是还有别的女孩爱他。他坦承，让我扮演黄冬冬的男朋友，就是为了造成这种模棱两可的效果。他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曲波很快就会知道他带着一个怀孕的女孩子来了枋口，但怀疑归怀疑，有我在那里顶着，她就抓不到确凿的证据。可是现在，一切都他妈的搞砸了。他说着，朝枕头跺了一脚，然后又要上厕所。我说你不是刚上过吗？他这才坐了下来。
天快亮的时候，我醒过来看见廖希还抱着枕头坐在暖气片跟前。我叫了他一声，他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并且连着打了几个寒颤，他说出了经过一夜的思考得出一个假设：黄冬冬会不会撇下我们，自己去打胎呢？
天还没有亮透，我和廖希就出发了，我们先去了人民医院，然后是枋口中医院、妇幼保健医院。跑完市级医院，又去了几家区级医院。区级医院还没有跑完，廖希的身体就吃不消了。他的腰怎么也直不起来，就像烧过的大虾。他让我别担心，说他老毛病犯了。他的精神状态和胆囊的关系很密切，现在是胆囊里的石头在作怪，那一兜石头快把他的胆囊撑破了。
但是，在那一天，他还是坚持着跑完了最后一家。在枋口的怀庆区医院，我们查到有个女孩昨天下午在这里打了胎，而且是艾小姐介绍过来的。廖希掏出手机，要和老王联系，让他去问艾小姐那个女孩到底是谁。但由于胆囊的疼痛，他一时想不起来老王的手机号了。我们只好祈祷那个女孩就是黄冬冬。
那一天下午，我们就是在那家医院度过的，当然不是为了摸清情况，而是为了廖希的胆囊。在医院后院的病房里，医生为廖希打了两瓶吊针。人们打点滴时容易犯困，加上他昨天一夜没睡，他很快就睡意沉沉了。一开始，他还能强打着精神和我说东道西，问我是否对黄冬冬有兴趣，想和她睡上一觉。黄冬冬还没有影踪，事情的结果还很难预料，所以我当即就否认了他的说法，强调我纯粹是为了他才来到枋口的。打到第二瓶，他终于撑不住了，睡得像条死猪。不过，他很快就又醒了过来。他出人意料地问起我对老王的看法。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只好实话实说，表明我对老王一点都不了解，谈不上有什么看法。廖希像说梦话似的，突然来了一句，说他一直怀疑老王就是曲波的情人。他说，老王拉那个姓艾的女人过来，其实是给他看的，表明自己有的是女人，用不着去搞曲波。廖希说着又笑了起来。笑完之后，他又沉沉睡去了。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医院后院的棕榈树上，披挂着一朵朵的雪。这和我来枋口之前做过的那个莫名其妙的梦有点相似。偶尔有一声尖叫从某间病房里传出来，我就失神地望着棕榈树的叶子，看它是否会因此而颤动，上面的雪是否会抖落下来。我不关心廖希提到的曲波和老王，我想的是，这会儿黄冬冬会躲在哪里呢？廖希说的没错，我确实是喜欢黄冬冬的，否则我不会跑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直到她失踪，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她交往。我还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想着她现在正和谁在一起吃饭，吃完饭要去哪里打发时光；想着她是否会打电话到学校找我。我正这样胡思乱想，感到肩膀上突然放了一只手。我打了一个激灵，差点喊叫起来。
来的是个医生，他问我病人是否还要在这里继续观察，是否要在这里动手术。医生说，病人的皮肤、黏膜和眼球的巩膜，都有点发黄，如不及时治疗，很可能会发展成黄疸。
廖希坚持要赶在曲波回来之前离开枋口。他不想住院，更不想在那里动手术，理由是他不想让曲波看见他那种倒霉相。那个时候，黄冬冬已经给我们来过电话了，让我们不要再找她，还说她一切都好。我们回来之后，廖希向单位出示了他在枋口的住院证明，领导不仅没有查问采访一事，反而催促他赶快去动手术，还给他很多安慰和同情。
我和廖希都没有再去找黄冬冬，当然黄冬冬也没有再来找我们。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去设在学校食堂上面的舞厅里跳舞，偶然遇见了她。她和一个小伙子配对，在舞池中央跳得非常热烈。后来，当那个小伙子出去买饮料的时候，我撇开舞伴，挤到了她的身边，邀她共舞一曲。她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应该和她说点什么呢？我本来想避开有关枋口的话题，但是“枋口”这个词最后还是跳上了我的舌面。她没有回避，说她那天确实呕吐了，呕吐过之后，她一时找不到那辆车了，就进了街边的电话亭给廖希打电话。拿起话筒的时候，她又试着往汉州打了一个。她说，这次她没有失望，那个长时间和她断掉了联系的建筑师刚好接住了她的电话。她生怕对方听不出她是谁，竟然连着把自己的名字说了三遍，就像在初恋中一样。说到这里，她顺便告诉我，她对廖希的感情，就是她的初恋。
乐曲再次响起了，那个小伙子又走了过来。她没有介绍我们认识，也没有再和他跳舞。她对我说，等走出了舞厅，我们最好谁也不认识谁。我和黄冬冬跳了一曲又一曲。在最后的舞曲声中，我们先后走出了那扇门，然后相向而去了。
1998年10月12日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