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福尔摩斯睡到很晚，我独自坐着，阅读温伍德·瑞德[6]的《人类殉难记》，福尔摩斯不止一次向我推荐这本书，坦白地说，我觉得读起来很费劲。不过，我能看出这位作者为什么对我的朋友有吸引力，他憎恶“愚蠢和无所事事”，崇尚“神圣的智慧”，认为“推理是人类的天性”。福尔摩斯自己就能写出许多类似的话。我很高兴终于读完最后一页，把书放到一边，我觉得它至少使我洞察到了大侦探的一些思维活动。早晨的邮件里有玛丽的一封信。坎伯韦尔一切都好。理查德·福莱斯特的病情已经好转，不再因看见以前的家庭教师而欣喜若狂。玛丽显然跟男孩的母亲相处愉快。那位夫人没有把玛丽当成以前受雇的家庭教师，而是当成一个同等的人，这种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我拿起笔给玛丽写回信，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响亮的门铃声，接着，许多双脚啪嗒啪嗒地走上楼梯。我太熟悉这个声音了，因此，当六七个街头流浪儿冲进房间时，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他们在那个年纪最大、个头最高的孩子的大声指挥下，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
“维金斯！”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便大声喊道，“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福尔摩斯先生给我递了封信，先生，召集我们去办一件特别紧急的事情。”维金斯回答，“对于福尔摩斯先生，我们随叫随到。所以我们就来了。”
夏洛克有一次称他们为警探部队的贝克街分队，还有一些时候称他们为非正规军。很难想象还有比他们更邋遢、更衣衫褴褛的一伙人了。这些男孩年纪在八岁到十五岁之间，满身的尘土和污垢，衣服破成碎片又缝起来，很难说得清以前曾被多少孩子穿过。维金斯穿着一件成人夹克衫，裁成两半，中间和顶上剪掉一条又缝合在一起。几个男孩光着脚。我注意到，只有一个男孩看上去比别的孩子漂亮和营养充足一些，衣服不那么破烂。我心里暗想，不知道是什么恶行——也许是偷东西或抢劫——使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竟然还活得很滋润。他应该不会超过十三岁，但是像他们所有人一样，已经完全是个成年人了。毕竟，童年是贫穷从孩子那里偷走的第一枚宝贵的金币。
片刻之后，夏洛克·福尔摩斯出现了，哈德森夫人也一起走了进来。我看出我们的房东太太十分慌乱，不知所措，而且没有试图掩饰自己的想法。“我真受不了，福尔摩斯先生。我跟您讲过的。这是一座体面的房子，不能把一群破衣烂衫的流浪儿请进来。天知道他们身上带着什么疾病——天知道他们走后会有什么金银细软不见踪影。”
“请你平静一些，我好心的哈德森夫人。”福尔摩斯大笑着说，“维金斯！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许这样闯进这座房子。以后，你一个人进来向我汇报就行了。既然来了，而且把弟兄们都带来了，就仔细听我的吩咐吧。我们的目标是个美国人，三十五六岁，有时会戴低顶圆帽。他的右侧面颊上有一道较新的伤疤，而且，我认为可以断定他在伦敦人生地不熟。昨天他在伦敦桥火车站，随身物品中有一串三簇蓝宝石的金项链，不用说，是他的非法所得。好了，你们认为他会去哪里销赃呢？”
“福伍德出租行！”一个男孩大声说。
“衬裙巷的犹太商店！”另一个男孩喊。
“不！在黑店里能卖更好的价钱，”第三个男孩说，“我会去花街或地巷。”
“当铺！”刚才吸引我注意的那个衣着较好的男孩插进来说。
“当铺！”福尔摩斯赞同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罗斯，先生。”
“很好，罗斯，你具有当一个侦探家的潜质。我们寻找的这个人对伦敦不熟，不会知道花街、福伍德出租行，或任何一个你们这些男孩给自己找麻烦的神秘角落。他只会去最显眼的地方，而三颗金球[7]的标志举世闻名。所以我希望你们从那里入手。他到达伦敦桥车站后，我们姑且断定他选择住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或出租公寓里。你们必须光顾那个地区的每家当铺，向店家描述这个男人和他可能打算脱手的那件首饰。”福尔摩斯把手伸进口袋，“费用跟以往一样。每人一先令，找到目标的人将再得到一个几尼[8]。”
维金斯打了个响指。随着一阵杂乱的噪音，我们的民间警察部队排着队走了出去。哈德森夫人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们，她整个上午都会仔细清点刀具的数量。孩子们刚离开，福尔摩斯就一拍巴掌，坐到椅子上。“怎么样，华生，”他大声说，“你认为如何？”
“你似乎对找到奥多纳胡很有信心。”我说。
“我可以肯定我们能找到那个闯入‘山间城堡’的人。”福尔摩斯回答。
“你不认为雷斯垂德也会去调查当铺吗？”
“我感到怀疑。显然他并没有想到这点。不过，我们有一整天时间没有事做。既然我没赶上早饭，我们就一起在干草市场剧院旁边的欧陆咖啡馆吃午餐吧。虽然叫这个名字，菜式却是英国风味，非常精美。然后，我想去拜访阿比马尔街的卡斯泰尔和芬奇画廊。认识一下托比亚斯·芬奇先生肯定会很有意思。哈德森夫人，如果维金斯回来，你就叫他到那里去找我们。可是现在，华生，你必须跟我说说你对《人类殉难记》的看法。我发现你终于把它读完了。”
我扫了一眼老实实地躺在那里的书。“福尔摩斯……”
“你用一张香烟纸当书签。我目睹了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的曲折进展，现在看见它躺在桌上，终于从这场苦役中解脱出来了。我很有兴趣听听你得出的结论。哈德森夫人，请你行行好，端一些茶上来。”
我们离开住所，慢慢溜达着朝干草市场走去。雾已经散去，虽然依旧很冷，却是一个明媚的艳阳天。百货商店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街头小贩推着他们的小车，大声叫卖。在温珀尔街，一大群人聚集在一个街头手风琴师周围。那是一个年迈的意大利人，在演奏一支忧伤的那不勒斯乐曲，吸引了各种各样的骗子钻进人群，逢人就讲他们自己的悲惨遭遇。几乎每个角落都有街头艺人，这个时候，似乎谁都不愿意把他们赶走。我们在欧陆咖啡馆就餐，吃的是美味的发泡野味馅饼。福尔摩斯的情绪高涨。他没有谈论案情，至少没有直接谈起，我记得他在考虑绘画艺术的特点，以及它对于破案所能起到的作用。
“你还记得卡斯泰尔跟我们说的遗失的康斯特布尔四幅画作吗？”他说，“它们是本世纪初绘制的湖区风景，那时候的艺术家显然是严肃和忧郁的。因此，画布上的颜料是探究画家心理的一个线索。由此推断，如果一个人选择这样的作品挂在他的客厅里，我们也能对他的思想状态有许多了解。譬如，你有没有注意到山间城堡里陈列的画作？”
“其中大量都是法国的。有一幅布列塔尼[9]风景，还有一幅塞纳河桥上的风景。我认为这些画作都很精美。”
“你欣赏它们，但没有从中看出任何东西。”
“你是指关于埃德蒙·卡斯泰尔的性格？他喜欢乡村胜于喜欢城市。他留恋童年的纯真。他是一个喜欢被色彩包围的男人。我认为可以从他墙上挂的图画推断出他的一些人格特征。然而，我们不能肯定每幅画作都是卡斯泰尔本人挑选的。也许是他妻子或他已故的母亲做的决定。”
“言之有理。”
“即使是一个杀妻的凶手，性格中也有温柔的一面，在选择画作时会表现出来。你肯定没有忘记阿伯内提家的那桩案子。我记得，霍拉斯·阿伯内提在墙上挂了许多当地植物的精美图片，然而他却是一个极为讨厌和凶残的人。”
“既然你提到这点，在我的记忆中，图片上绘的许多植物都是有毒的。”
“那么贝克街呢，福尔摩斯？难道你是想告诉我，进入你客厅的客人会通过打量周围挂的那些作品，找到了解你内心世界的线索吗？”
“不。但是那些作品会告诉你关于我前任房客的许多东西。华生，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住所里的所有画作，都是在我搬去之前就存在了。你难道真的以为我会去买下那幅亨利·瓦尔德·比彻的肖像吗？就是以前挂在你的藏书后面的那幅。虽然大家都说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他对奴役和偏见的看法值得称道，但是那幅画是我之前的某个人留在房间里的，我只是让它待在原处罢了。”
“你没有购买戈登将军的画像吗？”
“没有。不过，在我不小心开枪打中它之后，确实是我把它修好，重新装框的。哈德森夫人坚持要我这么做。你知道，我完全可以就这个问题写一篇专题论文：艺术在探案中的作用。”
“福尔摩斯，你坚持把自己看作一架机器，”我笑了起来，“即使是一幅印象派的杰作，在你眼里也不过是用来追查某桩案件的一件证据。也许，你需要增强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我强烈要求你跟我一起到皇家学院去一趟。”
“我们的日程上已经有卡斯泰尔和芬奇画廊了，华生，我认为这就足够了。服务生，请把干酪板拿来。另外，再给我的朋友来一杯摩泽尔白葡萄酒。波特酒太冲，不适合下午喝。”
到画廊的距离很近，我们又一次并肩步行。必须承认，我在跟他静静交流的这些时候感到巨大的满足，觉得自己是伦敦最幸运的人，能够跟夏洛克·福尔摩斯这样一位伟人进行我刚才描述的那种交谈，而且这样悠闲地并肩散步。当时大约是四点钟，天光已经开始暗淡，我们到达画廊时，才发现它其实不在阿比马尔街上，而在街外一个旧的跑马场里。除了一个用金色字母写的不起眼的招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显示这是一家商行。一扇低矮的门通向一个十分昏暗的房间，里面有两张沙发、一张桌子，还有一幅支在画架上的油画——是荷兰画家保罗·波特画的田野上的两头母牛。我们进屋时，听见两个男人在隔壁房间争吵。我听出了其中一个声音，是埃德蒙·卡斯泰尔。
“这个价钱很理想，”他说，“我对此确信不疑，托比亚斯。这些作品就像醇美的好酒，肯定会升值的。”
“不，不，不！”另一个人用尖利刺耳的声音说，“他称这些作品是海景画。没错，我能看见海……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他的最后一次画展遭遇惨败，现在跑到巴黎避难去了，我听说他在那里的名声急剧下降。这是把钱拿去打水漂，埃德蒙。”
“惠斯勒的六幅作品——”
“这六幅作品我们永远没法儿脱手！”
我站在门口，关门时用了不必要的力气，想让里面的两个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个办法果然有效。谈话中断了，片刻之后，一个瘦瘦的、白发苍苍的人从帘子后面出来。他衣冠楚楚，穿一套黑色西装，硬翻领，黑领带，马甲上挂着一根金链子，鼻尖上架着一副夹鼻眼镜，也是金的。他肯定至少有六十岁了，但脚步轻快，一举一动都透出某种焦躁的精力。
“您一定是芬奇先生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确实是我。您是……”
“我是夏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我们好像并不认识，但这个名字很耳熟——”
“福尔摩斯先生！”卡斯泰尔也走进了房间。两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个年迈、枯瘦，好像属于另一个年代；另一个年轻、时髦，五官仍然带着些许怒气和焦虑。这无疑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段对话造成的。“这是福尔摩斯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位侦探。”他向合伙人解释说。
“是的，是的。我当然知道。他刚才自我介绍了。”
“我来是因为很有兴趣看看您工作的地方。”福尔摩斯说，“同时也有许多问题要问您，关于您在波士顿雇用的平克顿律师所的那些人。”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芬奇突然插进来说，“我永远不会从那些画作的损失中缓过劲来，到死都不会。这是我事业上最为惨痛的一次灾难。如果我们卖给他的是几幅惠斯勒的作品就好了，埃德蒙。就让它们被炸成碎片吧，没有人会在乎！”老人一旦开口，似乎就停不下来，“买卖画作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行当，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跟许多贵族客户打交道。我不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跟枪手和谋杀搅在一起！”
门突然打开，一个小男孩冲了进来。老人看到这样的人也来光顾画廊，顿时拉长了脸。我立刻认出男孩是维金斯，他早晨刚去过我们的住所；但是，对芬奇来说，他似乎遭遇了一次最猛烈的突然袭击。“滚开！滚出去！”他激动地喊道，“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
“您不用担心，芬奇先生。”福尔摩斯说，“这个男孩我认识。怎么了，维金斯？”
“我们找到他了，福尔摩斯先生！”维金斯兴奋地喊道，“就是您要找的那个家伙。我们亲眼看见他的，我和罗斯。当时我们正要走进伦敦桥巷的那家德国店——罗斯知道那家店，他经常在那里进进出出——店门突然打开，他出来了。再清楚不过了，他的脸上有一道伤疤。”男孩在自己的面颊上比画了一下，接着说，“是我看见他的，不是罗斯。”
“他现在人呢？”福尔摩斯问。
“我们跟踪他进了旅馆，先生。如果我们带你们去，能每人得到一个几尼吗？”
“如果你们不带我们去，当心你们的小命。”福尔摩斯回答，“其实我对你们一向是很公道的，维金斯。这你知道。告诉我，这家旅馆在哪里？”
“在伯蒙齐，先生，奥德摩尔夫人的私人旅馆。罗斯还在那儿。我把他留在那里望风，我一路猛跑，先去您的住所，又跑到这里来找您。如果那个人再出来，罗斯会盯着他去哪儿。罗斯是个新手，但是特别机灵。你们跟我一起去吗，福尔摩斯先生？您要叫一辆出租马车吗？我也能坐在上面吗？”
“你可以跟赶车人坐在一起。”福尔摩斯转向我。我立刻发现他眉头紧锁，神色焦虑，说明他全部的心思都集中在眼前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立刻动身。”他说，“运气不错，调查对象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中。千万不能让他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走。”
“我跟你们一起去。”卡斯泰尔大声说。
“卡斯泰尔先生，为了您自身的安全——”
“我见过这个人。是我向你们描述他的。如果有谁能保证您的这些男孩没有认错人，此人非我莫属。而且我个人也渴望看到这件事的结果，福尔摩斯先生。如果这正是我认为的那个人，那么，他是因为我而出现的，我应该看到整个过程。”
“没有时间争论了。”福尔摩斯说，“好吧。我们三个一起出发。别再浪费丝毫时间了。”
福尔摩斯、维金斯、卡斯泰尔和我匆匆走出画廊，只留下芬奇先生呆呆地看着我们的背影。我们找到一辆出租的四轮马车，坐了上去，维金斯爬到赶车人身边，赶车人轻蔑地扫了他一眼，随即态度缓和下来，还分了点儿毛毯给他盖上。鞭子一响，我们就上路了，似乎几匹马也感知到了我们迫切的心情。天已经快黑了，随着夜幕的降临，我刚才感受到的轻松愉快已经消失殆尽，城市又一次变得冷漠而充满敌意。店主和街头艺人都已回家，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完全不同的人，衣衫褴褛的男人、艳丽俗气的女人需要在阴影下完成他们的交易，事实上，他们的交易本身就带来了阴影。
马车载着我们驶过黑衣修士桥，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朝我们吹来。福尔摩斯上车后一直没有说话，我觉得他似乎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一种预感。这是他从来不肯承认的。如果我提出来，我知道他肯定会生气。他不是个占卜家！正如他有一次说的。他都是凭借智慧，凭借系统化的常识。然而我仍然意识到存在着某种无法解释的东西，甚至可以看作超自然的力量。不管怎样，福尔摩斯知道今晚发生的事情将会提供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那之后，他的生活——我们俩的生活——都会和以前不一样。
奥德摩尔夫人的私人旅馆登广告说，每星期三十先令提供一张床铺和客厅。一分价钱一分货，那地方正是这个价钱所能指望的。一座寒酸破败的房子，一侧是个小卖部，另一侧是个砖窑。这里靠近河边，空气潮湿肮脏。窗户后面亮着灯，但是玻璃上结着陈年的污垢，灯光几乎透不出来。维金斯的伙伴罗斯正等着我们，他虽然衣服里面垫着厚厚的报纸，但还是冻得浑身发抖。看到福尔摩斯和卡斯泰尔从马车上下来，罗斯退后一步，我看出他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他的眼睛里满是惊恐，小脸在路灯的照耀下白如死灰。可是，当维金斯跳下车，一把抓住他时，似乎魔咒被打破了。
“没关系了，伙计！”维金斯喊道，“我们俩都能拿到一个几尼。福尔摩斯先生答应的。”
“告诉我，你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福尔摩斯说，“你们认出的那个人离开旅馆了吗？”
“这些先生是谁？”罗斯先指指卡斯泰尔，又指指我，“是探子吗？是警察吗？他们上这儿来做什么？”
“放心吧，罗斯。”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是约翰·华生，是个医生。你今天早晨到贝克街的时候看见过我。这位是卡斯泰尔先生，他在阿比马尔街上开了一家画廊。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阿比马尔街——在富人住宅区？”男孩冷得要命，牙齿不停地打战。伦敦街头的流浪儿肯定对冬天已经习惯，但是他独自在这里站了至少两个小时呢。
“你看见什么了？”福尔摩斯问。
“什么也没看见。”罗斯回答。他的声音变了。从他的神情来看，几乎可以推断他在刻意隐藏什么。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这些孩子都已过早地超越他们幼小的年纪，进入了成年。“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们。他没有出来，也没有人进去。真冷啊，冷到我的骨头缝里去了。”
“这是我答应给你的钱——还有你，维金斯。”福尔摩斯把钱付给两个男孩，“好了，回家去吧。今晚你们已经做了不少事。”男孩们接过硬币，一起跑走了，罗斯还回头看了我们最后一眼。“我建议我们到旅馆里去面对这个人。”福尔摩斯接着说道，“上帝做证，这个地方我一分钟都不愿多待。那个男孩，华生，你有没有觉得他在遮遮掩掩？”
“他肯定有什么事情不想告诉我们。”我表示同意。
“但愿他没有什么背叛我们的行为。卡斯泰尔先生，请往后站站。我们的目标不太可能有暴力举动，但我们来这里是毫无准备的。华生医生那把可信赖的佩枪肯定用布包着，躺在肯辛顿的某个抽屉里睡大觉呢。我身上也没带着武器。只能靠我们的智慧保住性命了。来吧！”
我们三个走进旅馆，上了几级台阶，来到前门。进门后是一个公共门厅，没有地毯，灯光微弱，旁边有一间小办公室。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坐在里面的一张木头椅上，昏昏欲睡，看见我们，立刻惊醒过来。“先生们，上帝保佑你们，”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提供上好的单人床，五先令一晚——”
“我们不是来住宿的。”福尔摩斯回答，“我们在追查一个最近刚从美国来的男人。他的一侧面颊上有一道近期留下的伤疤。事情非常紧急，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惹上官司的话，请告诉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他。”
旅馆伙计不愿意惹麻烦。“这里只有一个美国人，”他说，“你说的肯定是纽约来的哈里森先生。他的房间在这层的过道尽头。他不久前刚进来，我没有听见一点儿声音，估计他肯定在睡觉呢。”
“房间号是多少？”福尔摩斯问。
“六号。”
我们立刻往里走。穿过一道空荡荡的走廊，两边的房门互相挨得很近，里面的房间肯定比壁橱大不了多少。煤气灯开得很小，我们几乎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六号房间确实在走廊尽头。福尔摩斯举起拳头，准备敲门，接着退后一步，唇间倒抽了一口冷气。我低头一看，一缕液体，在昏暗的光线中几乎呈黑色，从门缝底下流淌出来，在壁脚板边聚成小小的一摊。我听见卡斯泰尔惊叫了一声，并看见他双手捂住眼睛，往后退缩。旅馆伙计在走廊那头看着我们，就好像他知道会发生这种恐怖的事。
福尔摩斯推了推门，没有推开。他没有说话，用肩膀使劲去撞门。本来就不结实的锁被撞碎了。卡斯泰尔留在走廊上。我们俩走进屋里，立刻看到我曾经以为不足挂齿的一桩案子已经恶化。窗户开着，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我们追查的那个人蜷着身子，脖子上插着一把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