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家暂歇。第二天被带到皇宫某处，环顾四周，发现并非平日等候召见的地方，无奈白白地等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府，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你见到了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吗?”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踌躇久之，叫来自己的仆从对他说：“你立即用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当天夜里，仆从将太监抄录的壁间字幅送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熟记于胸。次日入觐，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因为奏对称旨，曾国藩大受赏识，道光帝还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以后，曾国藩便恩宠有加，平步青云。
朝中有人好做官，古代的士子很多都明白这个道理。孟浩然那首著名的《临洞庭上张丞相》，其中写道：“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就是希望当时的宰相能够对他引荐一番。这种借势而为者才能成大业。刘邦虽然带兵不如韩信，他却能够带将，他的天下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韩信给他打出来的。
平步直上九重天的人，也需要有青云为依靠。曾国藩正是善于利用各种有利的关系才能够借梯而上，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去展示自己。
近贤友，远损友
人有良师益友，虽懦夫亦有立志。
——曾语良言
曾国藩总是自谦说自己天生资质不高，如果仅靠自己的努力很难取得进步，所以就要借助外在的力量来提升自己，朋友就是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他一生对友情都很珍惜。他在给弟弟的心中写道：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怕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曾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从觉庵师游，则千万听兄嘱咐，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也。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贤则聪，近愚则聩”。古代名人很重视对朋友的选择。孔子说：“君子慎取友也。”也有人说：“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品德高尚的人，历来受人推崇，也是人们愿意结交的对象。而品德低劣的人，常常被人所鄙视，极少有人愿与之结交，当然也不排除“臭味相投”的“朋友”。
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不易察觉的，而朋友又是其中对人影响极大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孟母才有三迁之行，管宁才有割席之举。霍姆曾经说过：“为朋友死并不难，难在有一个值得为之而死的朋友。”
芸芸众生谁为友？朋友难得，正在于他们的重要，在选择朋友必须小心谨慎。人们已习惯将过去称为“同志”的改称为“朋友”。似乎更亲切。其实“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同志”之称也有朋友的意思。可见，交朋友总是有所选择的，明代学者苏竣把朋友分为“畏友、密友、昵友、贼友”四类，如此划分便可明白：畏友、密友可以知心、交心，互相帮助并患难与共，是值得深交的；那些互相吹捧、酒肉昵友，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利则来，无利则去，还可能乘人之危损人利己的贼友，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结交的。
曾国藩正是看到了朋友的重要，所以择友十分慎重。那些油嘴滑舌、口蜜腹剑的人，曾国藩往往敬而远之；对于胸中有真才实学、品行正直的人，曾国藩却甘为人梯，慷慨引荐，即便是朋友之间闹了矛盾，曾国藩也能放下架子，主动与之冰释前嫌。正是这些朋友，成就了他后来的事业。
曾国藩不仅自己如此，也再三在信中如此告诫弟弟。他曾在信中特意叮嘱弟弟们说：韩愈（字昌黎）说过，“贤人不和我交往，我也要鼓足勇气主动和他交往；不贤的人即便是接近我，我也要坚决地拒绝他！”
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和朋友是否贤明有很大关系。如果在生活中能够结交一些志向远大的朋友，就可以和你互相激励，共同进步；如果能交一些敢于指出自己缺点的诤友，就能让你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少走些弯路；如果能够要交一些可以和自己性格、气质差别较大的能够形成互补的朋友，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可以取长补短，给自己带来生活上更多的启发，更有利于自己的成长。
孔子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墨子有更形象的比喻，他把择友比作染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已，而已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良友就是良师，交朋友正是要择其善者而从之，才能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来充实自己，这也是曾国藩借以提升自己的方法。
借读书进德养性
余昔学颜柳帖，临摹动辄数百纸，犹且一无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间架皆无可观，余自愧而自恶之。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今尔用功未满一月，遂欲遽跻神妙耶？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
——曾语良言
一个人要成就大业，需要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书本它是前人或者同时代人智慧的精彩凝聚所在，所以古人才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不仅仅是财、色之物，更是一个人成功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依然那么多青年学子都孜孜不倦地徜徉在书海之中，正因为他们懂得书的价值。曾国藩也是如此，他不断地在书中汲取着营养，
他之所以要想圣贤靠拢，也是因为在书中看到了圣人的精神与境界。曾国藩曾经感慨道：《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每一天都过着安逸、放纵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人的志气会慢慢地被消磨掉，精神上也渐渐衰颓下来。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添所生；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事立足社会；可借此展现志向，拼搏进取。
曾国藩的一生都与书为伴。直到临终之时，他仍然在不懈地学习着。
二月初三日，去世的前一天，曾国藩早起后请人看病，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午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簿，又有手颤心摇之像，晚阅《理学宗传》，二更四点睡。
除了兢兢业业地伏案工作外，他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读书，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很多人抱怨说自己想看书却没有时间，其实无需考虑太久远，只要在朝夕之间去争取时间就好了。
三国时期的董遇是个大学问家，他告诉去找他求学的人先“读书百遍”，之后才可能“其义自见”。当求学者抱怨说“没有时间”时，他回答说：“当以‘三余’，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也。”要充分利用寒冬、深夜和雨天学习。
在古代人们就已经知道利用余暇时间来做学问了。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还是有的。”“把别人用来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
曾国藩也是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书上的知识。他认为“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解决方法就是勤奋，若不是每日挑灯夜读，博览古今圣人之言，他能成为满腹经纶、见识过人的名臣而卓然立于如此众多的历史人物之中吗？
以“和”治理团队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曾语良言
看到军队两个字，很容易想到纪律如铁。在军队之中，上下级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支配关系更为重要也更为鲜明，很多时候看来都觉得呆板而冷酷。曾国藩自然知道纪律的重要，却用“和”来治理军队。他认为只有做到和，才能够从根本上增强军队的凝聚力，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
开创清朝基业的八旗军队到了曾国藩这个时候早已经糜烂不堪。八旗子弟基本都是世袭，骄奢淫逸，而且曾国藩说它“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离心离德”，因此“断不足以灭巨贼而成大功”。曾国藩在建立湘军的时候，就充分吸取了八旗军队的教训，训练出了一支“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训练有素的军队。
曾国藩说，同县之人易于合心。在招募兵勇的时候，湘军的将领们一般总是倾向于选用自己的同乡同县之人。李元度主要选用的是“平江主人”，李长佑所用之人“非臣亲党，即臣邻里”，原因就在这里。
这样的话，同一个军营之中，彼此之间很有可能是亲友、师生，地缘关系、宗法关系盘根错节，在作战的时候就易于同心协力。试想，如果一个人敢临阵脱逃的话，那么蒙羞的就是他的整个家族，甚至是同乡，他将会背负上很大的精神压力。
同时，根据湘军的体制，勇丁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曾国藩对这种层层挑选的方式很满意，因为如此一来，每个下属都会在心里感念上司的恩情，在作战中就容易做到患难与共，这样就形成了“其将死，其军散；其将有，其军完”的局面。
除了在军队人员的构成上做这样的安排外，曾国藩也很注重对他们精神上的教育。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介书生，湘军中的很多将领也是出身儒生，因此他们很重视气节和礼法。
曾国藩要求将领既有治军之才，又要有不怕死、不汲汲名利、能够坚持忠信保家卫国的品质。同时，他还有一套针对士兵的“训家规”和“训营规”。他向士兵们发放四书等，在军营里营造学习的气氛，进行封建伦常的教育，也会在士兵的操练日讲话，像父母教导孩子一样，殷切地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成才。
通过这些教育方式，儒家的各种伦理思想就在潜移默化之中融合在了每个将士身上。曾国藩的努力受到了回报。湘军中有21人先后出任督抚，成为封疆大吏，曾国藩也在此时走上了权利的顶峰。
一个团体只靠外在的强制命令去做事，是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的，只有成员之间唇齿相依，血气互通，福祸相依，才会释放出它潜在的能量。曾国藩把握住了湘军的命脉。在湘军之中，每个人都相互牵扯，不是一颗独立散漫、易散难聚的沙粒，而是一张可以攥在一起收得很紧的网，网上的每个结都会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这样的网才牢不可破，而凝聚不同结点的，就是那个“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