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2008年版）是近年来我读到的一本非常可贵的回忆录，他的坦诚和直率在同时代人的回忆里是少见的，譬如：《臧克家诗选》在冯雪峰当人文社社长时，选了薄薄一本，用当时的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后来臧克家又补充许多新诗送人文社，希望用人文社的名义出版。冯雪峰当着牛汉的面，把送来的诗选稿一下扔到地上：“他算什么诗人！这就够多了。”牛汉捡起来，第二天劝冯不要这么冲动，不该发火。冯认为臧没有真正的诗，臧只有在青岛上大学时写的几首诗好。
在牛汉眼里，冯雪峰很重感情、很倔强，有时固执冲动。在人文社编译所时，牛汉和冯雪峰共用一张办公桌，彼此相知很深。冯是参加过长征的人，有一段时间跟毛泽东的关系很近，冯跟牛汉聊瑞金，聊长征，说打下遵义，遵义会议后，毛很高兴，送了冯两条烟，还有茶叶。1938年上海版三卷本的《鲁迅选集》，冯特意送给毛，但毛并不认真看。毛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提鲁迅的人道主义、人权……毛认为根据地思想已统一了，应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当时刘少奇已宣扬毛泽东思想，但国统区的文化人对共产党、毛泽东却不了解。为了政治需要，国统区要有一个众望所归，可以号召舆论的人，能团结大家的人，这才根据革命的需要选上了鲁迅，树立鲁迅。冯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和牛汉谈这个话题，“他看得清楚，他有事实作根据。”
以前读《丁玲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曾记下了一句话，是丁玲对陈明说：她最纪念的是胡也频，最怀念的是冯雪峰。当时曾困惑“纪念”和“怀念”的不同，一个是丈夫，一个是革命战友，但隐约觉得似乎在感情上丁玲更倾向于冯雪峰。这在牛汉的回忆里得到了“佐证”：在20年代末，冯和丁玲在杭州同居过半年，最终分手的原因是冯有妻子儿女。后来丁玲去延安，是作为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的冯雪峰派聂绀弩护送去的。
牛汉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两件事今日看非常有价值：一是编《新文学史料》，二是编《中国》。牛汉很自豪地说，他编的两个刊物都不执行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只登作家的好作品。编刊不做违心的事。前者是为现代文学留下了珍贵的当事人的回忆，而且回忆者不仅仅局限在“左翼”文学。后者刊载了许多“先锋”派的作品，譬如北岛、舒婷、杨炼、残雪等的作品。尽管后者仅仅存在了两年，而且是在丁玲的“旗帜”下，按当时中国作协的某些人士所说：牛汉“进错了门”。牛汉对丁的评价很高，另外他对严文井的评价也不低：说晚年的严文井大彻大悟，如果没有严文井，“《新文学史料》很难办，办了也难办好”。严文井晚年不参加任何活动，周扬死了，牛汉去八宝山送别周（之前周的儿子到牛汉家恳请牛汉务必参加其父的告别仪式），严看到了报纸上刊载的消息，打电话给牛，质问牛汉怎么去了。严说：“周扬当面会痛哭流涕，第二天照样整你，在延安就这样。”
牛汉编《新文学史料》时请楼适夷和萧乾当顾问，在牛汉眼里萧乾确实有学问，《新文学史料》原拟名《新文学资料》，萧说这名字不好，把“资料”改成了“史料”。一字之改，显出了萧的眼光。对于人文社的老领导楼适夷，牛汉的评价非常一般：楼适夷很少写东西，其一生的作品（创作和翻译）基本上没有可留下的东西。在批冯雪峰的会上却那么激烈，骂冯雪峰“你吃鲁迅”！牛汉说后来没见过楼对此做过检讨。（三联书店1984年曾出过一本楼适夷的《话雨录》，内有《诗人冯雪峰》《雪峰啊雪峰》等文，通篇洋溢着五十年友情的知心之语，只是在一篇驳夏衍的长文《为了忘却，为了团结》中解释了自己当年在批冯的大会上何以“大哭”……）
“我仍在苦苦跋涉”，八十多岁的诗人牛汉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牛汉的诗我读得不多，也就是《白色花》中寥寥的几首，也不会再去找他的诗读。但这本由他口述别人记录的《我仍在苦苦跋涉》很难让我淡忘：他的担当，他的坦诚，他的磊落，他宁折不弯的脊梁，再就是，他所讲述的那些人和事……
在牛汉的回忆里，最让我震惊的是他关于萧乾的描写。在1980年代初，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除了鲁迅外，有两个人是我最喜爱的，或者说我当时读到的书里这两个人的两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萧乾。一本湖南人民版的《沈从文散文选》和一本人民文学版的《萧乾散文特写选》，这两本书给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也决定了我的阅读兴趣。尤其书中的《从文自传》和萧乾的《未带地图的旅人》，简直是爱不释手。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藏书中，中国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和周作人外，沈从文和萧乾的书仍然是我收集最全的，各种版本，以至身后的《全集》之类都有。
牛汉回忆里的萧乾描绘出了萧乾的另一面，也让我想起沈从文在写给张兆和的家书里的话，大意是萧乾自私，只为自己想，一个例证就是对王树藏的行为。王树藏是萧的前妻，当年是萧抛弃了她，也就是萧乾后来所说终生负疚的“小树叶”。牛汉说，“文革”前他与萧乾同在人文社编译所，萧乾爱打小报告，复写四五份：造反派群众组织两份，人事处一份，楼适夷一份，自己留一份。“文革”中人事档案公开，萧的小报告展现在大家面前，大家气得不行。在萧的小报告里，关于牛汉的有十四处，用牛汉的话说，尽是胡说，根据聊天材料瞎编的，给胡乔木也打小报告。编译所自发开了萧的批斗会，萧乾说：“我是老记者，技痒，不写不成哪……”
萧乾晚年在他的回忆录里对“文革”时期自己的遭遇有详细的回忆，但却没写因自己打小报告而被同仁自发批斗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不写也可以理解，但有一件事情萧的文章里也没有记录过，至少在我读的萧乾的回忆录里没有提及：牛汉对他有救命之恩。“萧乾的人缘很不好。”但萧遇难的时候，牛汉还是搭救了他。那是1966年夏，军宣队进驻出版社不久，带全社的人到潮白河游泳，萧乾陷在一个拐弯地方的旋涡中，眼看就下沉了。牛汉用自由泳快速从后面推他出去。事后，有人埋怨牛汉不该救他。后来，萧乾送书给牛汉，都写上“感谢你救我一命之恩”的话。
贰
严文井在1991年曾写过一篇《关于萧乾的点滴》，说“萧乾一生，算总账还是幸运的”。作为萧乾的老友，严文井此言是客观的。晚年的萧乾，作为中央文史馆馆长，其得到政府的礼遇，同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相比，可以说是很幸运的。对此他自己也是很清醒的，他在1997年12月14日写给巴金的信里也说：晚年当了中央文史馆馆长，虽不需要做什么工作，但能使他减少失落感，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处。
严文井之所以说萧乾一生算总账还是幸运的，是因为在他的眼里，萧乾既坎坷，又成功；既倒过大霉，又大显过神通；摔倒过一两次，总是重新站起来，精神从不沮丧。说他“土”，他很“土”；说他“洋”，他很“洋”——是个“土洋结合”的“中国大专家”。他自己写的回忆录，别人写的“萧乾研究”专著，里面都大有学问。严文井总结的萧乾可以说是知人之论。
作为读者，我喜欢读萧乾的回忆文章胜过他的创作，萧乾的小说，除了带有回忆色彩的《梦之谷》外，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但他“文革”后写的那些回忆文章譬如《一本褪色的相册》《未带地图的旅人》等，至今印象清晰。晚年的萧乾除了写回忆录（杂感随笔）和翻译外，再就是勤于写信，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萧乾全集》中，第七卷也就是最后一卷是书信卷，几乎都是他晚年写的书信。在他的书信里能更真实地看到他对自己的剖析和生活的态度，尤其是19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时，萧乾和他的友人们刚刚从“文革”的灾难中走出，有的已恢复了主流身份，如巴金；有的如新出土的“文物”被逐渐关注，如沈从文。其实萧乾自己，又何尝不是被“重新”发现？
1970年代末萧乾与巴金的通信非常密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他的住房。为了住房问题，他与亦师亦友的沈从文绝交，傅光明对此事曾如此描述：1972年，沈从文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不久，萧乾去看他，见他一人住在一间房里，而夫人和孩子住在另一条胡同里，中间隔得很远，生活极不方便，就想通过朋友找到历史博物馆的领导，争取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困难。后来事情没有办成，萧乾很觉过意不去，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沈夫人张兆和。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极为不高兴，当即给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有一天在路上，两人相遇，萧还想解释，沈劈头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负得了责吗？”为房子事，沈写了数封责骂萧的信，两人由此绝交。关于此事，萧乾在1992年2月15日写给李辉的信里如此说：“关于我为沈从文家跑房未成功，过一年挨他骂事，有便你可问问张兆和三姐。她是世界上惟一读过那两封骂我信的人。问问沈究竟为什么那样生气，我们二人之决裂，确实是一大不幸。我这方面是隐忍到了极点。五七年批我的会上，他把我帮Allan编《Chian In Brief》说成与‘帝国主义勾结’，我也未在意。六一年返京还即去看他。”在“文革”后期，尤其到了临近尾声时期，萧乾和沈从文尽管处境困难，尤其是住房紧张，但他们都已在各自的工作中逐步找回自己的生活，譬如萧乾在1976年4月1日写给老友刘德伟的信里，先是介绍自己的情况，并谈到如何对待自己的年龄和生活，“即便住的屋子黑，心里却是亮的。”并说自己本来什么病也没有，1969年下干校，当时他已六十了，却还同二三十岁的壮劳力拼，然而逞能逞坏了，心脏出了毛病，胸部总堵得慌，七十三岁回北京，最初闲着，结果越病越厉害。1973年7月开始参加翻译美国小说《战争风云》，渐渐好了起来，还参加为毛主席赶译《拿破仑论》，“在三天半之内，完成二万多字，而且是哲理文章，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经常去看几位七十五岁以上甚至八十以上的老人，“如沈从文，他也是一身病，而且生活上，一个人住一小间，爱人离他隔几条胡同，每日三餐得去那边吃，自己照顾自己。我认为是十分‘惨’了，但他一点不在乎。他目前正在写中国服装史，共四大卷，每卷约二十五万字。刚完成第一卷，还差三卷呢……”
其实，那个阶段，萧乾也在为自己的房子奔波。“文革”结束后，恢复身份的巴金曾为了沈从文和萧乾的住房问题多方设法和呼吁。萧乾在1977年3月10日写给巴金的信里说，“房子这个主要矛盾经你这么一促，估计会快一些的。”但在3月13日的信里，萧乾紧接着向巴金求救：
前信想已收到。我真不愿你为我这个房子问题分心，可是不幸，这几天发生了极不利的变化，不但已答应给的房子不给了，而且还要把我们这个问题推出出版局范围之外，说要我们去找市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也即是退回到1973年状态，也不知道什么人在中间作梗。我为此急得已犯了病。同洁若商量了两天，最后，我们想，既然你那么关心我们这件事，又已同王匡同志谈了，他的表示又是那么好，如果这么就认了，太可惜太冤枉。所以就由洁若出面给你写了这封信。你可否附一封恳托的信转给王匡同志？原来分给我们的那套房子可能还没被抢去，如果王匡同志过问一下，也许还有可能给我们。那，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后，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就大大改观了。当然，我们不了解你同王匡同志的交情可不可这样做。如果你感到把文洁若的信转去为难，或者就请你再书面恳托一下吧，不过请告诉他，确实中途出现了阻力，出现了复杂情况。很抱歉给你添这么多麻烦。我也真是出于不得已，余再谈吧。
此信中提到的王匡是当时的出版局局长，萧乾当时身份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但正被商务印书馆“借调”，王匡是他所在单位上级管理部门的第一把手。从此信可读出的内容很多，尤其是萧乾与巴金的友谊，尽管为当年萧乾抛弃“小树叶”的事，巴金不满意萧乾的做法，但事过境迁，到了晚年，巴金显然也原谅了萧乾。譬如巴金在1977年10月19日写给萧乾的信里说：“信收到，看见你的字，仿佛见到你本人。我想起许多事情，也想起你过去所走的道路。以前的事不提了，我们大家都老了。虽然前边的日子不太多，但还是应该向前看。我希望你：（一）保重身体；（二）译两部世界文学名著；（三）写一部作品，小说或回忆都行。”这三件，萧乾都做到了，尽管他做过肾手术，但在家人的照顾下（后来再加上良好的医疗条件），他晚年的身体没大问题，可以说是善终。晚年的萧乾在翻译上也成果斐然，尤其是他最后与夫人合译的《尤利西斯》更是一项大工程。他晚年写了一部文学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当时写此信时的巴金，恐怕也没想到1980年代的萧乾会著作迭出，成为当代文坛上活跃的现代作家。巴金鼓励他：“你有点才能，就不应该把它浪费掉。出书不出书无关系，写出来总会对后代有贡献。”
巴金“不断地向上面反映情况”是有效果的，在1978年1月17日巴金给萧乾的信里还说：他不久就要到北京，“当有畅谈的机会”，另外他见到王匡，会提萧乾的房子的事。但毕竟北京的欠债太多，房子问题解决起来非常困难，1978年1月25日萧乾给巴金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谈到他和夫人文洁若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他们的孩子的情况，谈到近况，他说：
……我始终告诉家人，我们是小康局面。小康者，一、洁若年轻力壮；二、我身体、精神全未垮，仍能满城骑车，还能一天赶译五六千字。至于住处，四个人八米窄了，但洁若从1973年回京，一直白天办公，晚上即睡机关八把椅子上，儿子一插队，实际上只剩二人。最近出版局对我的住房问题也开始注意。北京住房问题，比全国任何地方都不好解决。小平同志讲话中不是提童第周教授三代人住一间房，黄永玉两小间全没窗户，艾青四人向人借住了一小间。前些日子，王震副总理亲自批准发还他的住房（自置的），但至今落实不了，因为已住了几家，每家都要求要比原来好才肯搬。今夏可能把三门（即崇文至宣武）的楼房建成，一百二十万平方米，可能解决一些人。
听说胡乔木同志目前十分注意沈从文的住房问题。学部已专向他打了报告，荒芜已亲见到那个报告，所以估计会得到解决，至于我的住房，我们已咬了五年多的牙，还可以咬下去的（我是城市贫民出身，洁若也在家道中落时过过苦的日子），所以请你放心。我们确实是小康局面，孩子们好，就好。
在写此信之前的1978年1月15日，萧乾写给巴金的弟弟李济生的长信里，在结束时说：“最后说说我个人的工作，我目前借调‘商务’，那边很重用我，叫我审书等。但尽管我对国际政治有兴趣，文学毕竟是我的本行。最近听有人说胡乔木（学部负责人）谈起我来，主要谈房子如何窄，胡十分关心，问得很详细。我想等房子解决（因出版局已把我的问题列为优先）后，我拟转到学部去做些研究工作。明年即七十整了，得搞出点成品才好。”
1978年2月21日，巴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后一安顿下来，第二天就给萧乾去信，告诉萧乾自己的住处和电话，最后还附加一句：“刚刚给王匡同志去了电话，他不在家。”在参加人大常委会期间，巴金于3月1日又写信给萧乾：“……寄在人大的信也看到了。这几天忙着开会，不便外出或接待客人，只好等会后见面畅谈了。我打算会后留个四五天看朋友办点私事。从文未见到，我也不会向他谈你。但是我劝你看开一点，不要介意，不要为这种事花脑筋，想想过去，原谅他吧。”巴金在信里就萧乾和沈从文的绝交一事做出了自己的劝解，让萧乾“想想过去”，原谅沈从文。其实，那个阶段，巴金也在为沈从文的房子问题上书呼吁。沈从文和萧乾同样也是巴金的老友，沈从文的房子问题也让巴金一直惦记着。
此时的沈从文也已经恢复身份，正在参加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1978年3月13日，会上的沈从文给当时尚在四川自贡的儿子沈虎雏夫妇写了一封长信，谈自己的近况和北京的情况，其时的沈从文显然比萧乾要从容得多，其中说道：
北京今年还将有大几十种大小会待开，十八即开科学会议，五月间也许还要开什么文化会议。各协均在酝酿恢复，所以巴老伯大致还将在此住几天，他已成了忙人……在相熟人中，我还像算得是比较精健，因为上下阶梯还不必要人照料，许多十多年不见面的人，一见即还认识我，可见外表并未大变……
工作有可能转科学院……一时还不能定。因为所有准备廿个工作，都重在普及，说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专。最有用大致还是旧的博物馆系统同志。但馆中对之似乎并不感兴趣。只闻增加大几百人，新近约四百人加入，其中首长即不下数十人，如副馆长、处长、主任、科长、秘书……位置都在我上头，全不是搞业务的，研究工作实说不上。听说每一事必经层层通过，不能直接和馆长对谈，新旧之间且不可免也会和别的机关相差不多的“明争暗斗”新事物发生。所以如房子事可望解决，而工作又有帮手，或许转科学院例也省事。妈妈甚至于也赞同此设想。我还待和几个熟人商酌一番，其中包括了政协秘书长齐燕铭。因为服装部分是得他当时支持，总理同意，馆中才给人工作的。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归胡乔木，都比较好商量……所以若当真还能做几年工作，或许还是换个地方好一些，但决定以前，总得从各方面考虑到才是事。我能对付工作，可不能对付人事，一涉及人事的问题，即居于劣势。
在此信中，沈从文还从过去说到了当下，如听到某位从法国回来的教法文的先生说，法国中学的中文教师，必须考的四本中文书，若过关，就是终身教职，一本是《水浒》，一本是元明剧本，第三本忘记了，但第四本就是沈从文的小说集《春灯集》（选入《春》《灯》等六个短篇小说）。“实在是意外事，万不必和人说，因为这一类消息，照例在国内是理应封锁的，决不会见于什么消息（我若是党员就不同了）……”传送这一消息给沈的是他的连襟周有光，照周的说法，这事对沈有好处，但沈自己不这样看，他说：“我从各方面设想，却只增加忧惧恐怖负担，别无什么意义。因为人若在国外，如此情形，则回来必大受欢迎。但人在国内，只能沉沉默默。”并以过去的经历佐证：“在第二次文代会上，主席总理特别接见十二个作家时（我似乎在第三四，背后是杜鹏程），问我身体好些时劝我‘再写几年小说’，我只好笑笑，表示感谢，不知如何答复。”对于这样“天大的面子”，沈从文当时回家后连家人也没告诉，而仍是甘心情愿的做博物馆的“说明员”工作，“不想和长于当面捧场的一道嘻嘻哈哈的共事。”不过，“一切过去事已成过去，这卅年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一家人还能活着，也就够幸运了。”对沈来说，若和许许多多老革命比，不少人都在人事变革中折磨而死，不少友好都关押了五、七、九年，受尽了狱中折磨，才在“四人帮”被打倒后放出。……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沈从文在信的最后总结说：“从这些琐琐人事看来，活下这三十几年中，凡事恐只能希望免意外灾难之临，不大可能说是可以放手做事。日子能过得稍比过去平静，把一切待收尾工作，在一个稍稍安定环境下，一一收尾，亲自看到交卷或印出一部分，就是大好事！”
对比沈从文同时期写给孩子的信，可了解那一时期萧乾等人的思想，尽管“文革”结束，他们的身份和地位都在恢复中，但仍心有余悸，不可能放手做事，而且所思所想，更多是的考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处境。尤其是住房，成了他们第一选择。相比于他们，已成了“大忙人”的巴金显然已超越了朋友们，存在决定意识，用在巴金在“文革”后新时期阶段，也是可以验证的。“文革”中巴金失去了夫人萧珊，这一点他和沈从文、萧乾不同，对他来说，遭遇不是“一家人还能活着”，而是家破人亡。他能率先开始“讲真话”的《随想录》是有原因的。
巴金在1978年3月15日又给文洁若和萧乾回信：“信收到，不用急，我相信你们的房子问题一定可以解决。我也要不断地向上面反映情况。现在就照你们的意思，写封信给王匡同志，并把洁若的信附去。这是正当的要求，不是讲情走后门。我十八日回上海，这两天科技大会的代表来了，这里门禁又森严起来。你们也不必来找我。有事就写信来吧。打电话也行。十七日我不会出门，还要料理一些事情。请保重身体。要冷静。政策一定会落实，不管拖多久。”（《巴金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409页）
到了1978年6月1日，萧乾终于搬入新家。之前在1978年2月20日，萧乾给巴金弟弟李济生的信里说：“又告你一个好消息——并请代转芾甘，即我不久即可搬入天坛的套房了。前天，出版局办公室主任屠岸已通知我最近即可安排，在天坛南里，有暖气煤气。三间套房，地势幽静，适宜文字工作。”在搬家半个月后，萧乾于1978年6月19日写给李济生的信说：“巴兄顽强地仗义地为我们住房事多番努力，终于落实了。6月1日搬来后，家人精神面貌大改……”（“文革”前萧乾的住房是很宽裕的，1976年8月27日写给友人刘德伟的信里曾提到他们在1962年买了六间房，有三个小院子，一个种花，一个种菜、玉米，一个养鸡，有很深的廊子。当然，在“文革”中，萧乾一家被扫地出门。）
在1983年春，萧乾的住房再次得到了改善，在1983年2月11日他写给肖凤的信里，告诉对方，他刚从新加坡回来，在忙搬家：“最近组织上调整了我们的住房。日内即迁复兴门外21楼二门17—18室……”此处住房是两套（一个套三和一个套二居室），此处也成了萧乾最后的归宿。
叁
“文革”后，萧乾在“待遇”上受到重视要稍晚于沈从文等人，在1981年12月2日，也有资格参加全国政协会的萧乾给属于“主席团”成员的巴金写信，从此封信里可以看出，即便同参加政协会，作为一般委员的萧乾，要想见上“主席团”里的巴金，也非易事：萧乾感叹他没有带望远镜，不能从人民大会堂的二楼上看到巴金。他一到会上就打听主席团的住址，听说在丰台，他就预感到这次会上见面恐有困难，尤其是车子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容易解决。“好在我们可以写信，也可以通电话。我刚才给你打，确实不好打，总是占线。所以最可靠还是写信吧。”这次出席政协会，萧乾属于“第三十三组”，是“国家特邀组”。当时安排他住在友谊宾馆，和吴祖光住一套房间。他写此信还是为了应上海《文汇月刊》的约稿写巴金的文章《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为此文，他写给巴金多封信，巴金也回复他多次，这篇文章是萧乾当时不多的描写尚健在的老友的长文，当时他更多的是写自己的回忆长文。在此信中他说，这篇文章经过几位朋友的通读，尤其是巴金本人的通读，他感到放心了，并转告巴金，姜德明信中认为萧乾把巴金的人格、做人、写作的态度都写出来了。萧乾自己说，他只是照直写的。
巴金曾在给萧乾的信里说，1930年代的老朋友，有三个人的才华是超过他的，这三个人就是沈从文、曹禺和萧乾。巴金当时给他的信里还劝告他不要再纠缠一些往事，要把才华和精力用到更有意义的写作上去，譬如叶君健等在20世纪50年代给他的谣言等（1980年代初，萧乾写《“猫案”真相》等为自己辩白），对于巴金的劝告和评价，萧乾1985年9月12日的回信说：“器量问题他一定注意。至于才华超过你，则万万不敢当。幸而我对自己有个清醒的估计。重版《梦之谷》前，洁若又发现了漏洞，我简直不会组织。写不成像你那样人物众多，各个生理和精神面貌不同，并能触动万众青年心弦的巨著。说实在的，从文也只写了《边城》。不，你还是大师，我是小徒弟。”
在1985年10月29日萧乾写给巴金的信里有如此一段：“听黄永玉说，胡耀邦总书记批下，要为从文改善房子，又听说，打算在崇文区一座特高级楼（专住革命遗孀的）中给他一套五间的。但看来还未落实。小龙小虎均在北京，小龙的儿子（从文的孙子）已上中学了。所以他晚景还不错。”
至于说最后萧乾是否原谅了沈从文呢，现在坊间的说法，是最后在李辉的撮合下，两位老友和解了，本来说好等李辉从外地回京后，就陪同萧乾到沈从文的家里来看望已病重的沈从文，算是两位老友冰释前嫌的和解。但很不幸，未等到那天，沈从文就去世了。两位老友最后未能再相见：给这个故事留下了遗憾。但从后来萧乾给李辉的信里看，萧乾自己并不觉得遗憾，如1994年5月24日他在给李辉的信里说：“香港文寄上，不知是何人所写。我在五七年八月作协批判会上听到沈说我早在三十年代就与美帝国主义勾结（指《China In Brief》，William Allan），我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他艺术高，但从阶级斗争中看到他的人品，并不高，我尤其看到他为《杨振声文集》所写的大批判式的序，心凉了大半！我并不后悔最后你的美好设计的失败。我见了面真不该（说）什么。只能向他表示当初（三十年代）没齿难忘的恩。我对他失去了早年的尊敬。卖友求荣，落井下石，都是很难饶恕的。”在此信之前，1994年3月24日，他在给李辉的信里最后也提到了沈从文，说：“我还想有一天写封我对沈从文认识的信。”在之后的1994年6月2日的信里又说：“关于沈从文，此信我一定写，也只写给你。因为在他与丁玲之间的关系上，你持论公正，你不会怀成见。同时，你熟悉三十年代我们那一堆人。不但我将写，而且杨振声老师的公子杨起也答应给我写一信，内附1979年沈为《杨振声文集》所写的而未能用的序。”之所以此信迟迟未写，是因为他当时的精力都集中在和文洁若合作翻译《尤利西斯》。
肆
萧乾在书信里还是很真实的，与他公开出版的那些文章不同，他的反思也是深刻的，但这些言论大多留在他与朋友们的书信里，而不是他的文章里，譬如1992年9月5日萧乾回复《随笔》主编黄伟经的信，其时黄伟经刚刚“辞职”，在信中萧乾说：他手术后昨天刚回到家，收到两封信，一封是黄的信，之前他听说张伯海找黄谈话之后，就早已判定这一天的到来，并称颂黄的“骨气”。除此之外，萧乾写道：“我还收到《人民文学》四位编辑（林谦、鲍学超、邹进、林大中）一封‘致文学界朋友公开信——我们作证’（建议兄务必找到此信，否则，过几天我把这份寄你。我在考虑为此写点感想）。他们以密密麻麻四页长信，揭露了刘白羽一伙扼杀文艺，专横霸道的罪行。我希望它将成为一个永远存在下去的文献。四个热血青年，站出来，豁出去，揭发了刘白羽等……。我相信最终的胜利者是正义，是真理，而不会是姚文元之流。”
关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萧乾在1997年11月14日写给吴福辉的信里有非常概括的介绍：他最初是以小说为专业的，他最早的三本书都是小说，《篱下》《栗子》《落日》。之所以后来转写通讯特写，是职业所致，他所感谢的是当时《大公报》的体制和老板，一笔旅费，一封介绍信，然后把他撒出去，随便他写。萧乾对自己的文学之路感谢两位引路人：沈从文和巴金。前者在艺术上带了路；但巴金则要更全面，包括了写作及人生。（1993年7月29日致沈吉庆信）
伍
萧乾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说到当年《大公报》的同仁时，曾不点名的提到某《大公报》“高层”在1950年代以后仍是高高在上的“头面人物”，也写到范长江当年离开《大公报》似乎与此人也有关系。当年读到此处时，虽然猜测是王芸生，但不能确定，从萧乾的书信中就很容易确知了，他说的此“头面人物”就是王芸生：“王芸生更是高高在上，头面人物。解放后基本上不往来了。”（《萧乾全集》第七卷，397页）在萧乾回忆《大公报》的文字中，对王芸生涉及不多，即便谈及，也往往一笔带过。在萧乾的回忆中，能感觉到他对自己在抗战初期在上海《大公报》裁版减人中的“第一次失业”耿耿于怀。也许是受了先入为主的成见，捎带着也影响了我对王芸生这个名字的印象，直到后来读到许多关于王芸生与《大公报》的介绍，才知道王芸生是个真正的报人，萧乾的文字里夹带了太多的感情用事。
当年读《萧乾散文特写选》的代序《未带地图的旅人》时，得到一个印象：在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萧乾是盟军惟一的中国随军记者，在一些介绍他的文字中，也是如此描写他，这也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这印象是如此清晰，一直到多年后，才从一些文章中读到其实当时还有别的中国记者。从萧乾1986年4月24日回复香港老记者陆大声（他们相识于1938年滇西小镇上）的信里，可知当时像陆大声这样的亲历者已写信给萧乾指出此说不确，萧乾为此解释：
确如你在信中所说，二次大战的随军记者不止我一人，还有余堤元、李树清、丁垂达、徐兆墉兄以及老兄。还想加上一位：任玲逊兄。弟决无意以欧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自居，况且弟一生旨趣主要在文学方面，新闻对弟仅是个职业而已。这一点兄是了解的。
然而何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呢？弟又何以不立即更正？接信后，弟做了点分析和回忆——或者说反省吧。
弟确曾在一篇回忆文中写过一件往事。1943年我正在剑桥王家学院攻英国心理派小说并准备于次年攻取硕士学位时，《大公报》老板胡霖先生随访英代表团到剑桥，竭力劝我放弃学位，离开剑桥，去当正式记者。他当时对我说：“这可是你一生最大的机会。上次大战，我（胡）是欧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这回轮到你了。”
那么别人那样说，我为什么不列举一下当年欧战场中央社记者诸兄呢？这就涉及一种心理、一种观点、一种对历史的态度——涉及对待台湾的许多方面。……
陆
在萧乾给友人的书信里，能读到他对同时代一些朋友很坦率的议论，从中也流露了许多人和事的细节。
萧乾1976年12月14日写给巴金弟弟李济生的回信里（他们已二十年未通音信了），有如此一段话：“为什么请你代问候X？是因为前年他托人给我捎来个问候。读你信，自是十分气愤。而更见芾甘之为人。……X从‘良友’被赶出来，成立‘晨光’时，对他的支持即很感人，我的《珍珠米》、《英国版画》就都是芾甘要我给‘晨光’的。在运动中诬陷任何人（还不要说好友）都是政治品格问题。不但害个人，也害组织，这种人最该死。……1967—1968年，上海‘作协’来过一个人，向我及雪峰‘调查’芾甘，最后他向我大拍桌子，说我美化了巴金，并出示一本《死敌》《黑老K》小册子，要我按他们指定的写，我写不出——正如另一外调要我揭发沈从文是‘国民党’，我编不出来。当时也有些外调人员很客观，但有些实际上是逼供信。不知X是在酷刑下诬陷的，还是另外一种人：为了讨好‘造反派’，主动去捏造！”根据从“良友”被赶出来成立“晨光”等句，不难猜测“X”即是赵家壁。
在萧乾1982年4月10日写给李济生的信里，涉及沈从文在其谈自己写作与水的关系的长文《水云》中的一位女子：“关于《紫》的文章，兄如果需要的急，可否即请找沈从文先生。此文以及青子其他文章，均是沈向我推荐的。青子本人姓高。她这个笔名也还是沈给起的。沈对她，比我熟悉多了。如能找沈，一定比我更适当。万一兄在沈处碰了壁，弟当然还会写的，只是不能限日子，因弟目前有一大堆事……”此信的注释说：《紫》指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的文章，作者为青子。萧乾在信里还介绍了青子的去向：“青子嫁了一个国民党的大官还是军官，1948年她去美前曾到‘复旦’看过我，从那以后一直不知她在何地做些什么。”
许定铭在《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短札中曾说：沈从文与张兆和自1933年结婚，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共同生活了五十五年。婚姻生活能维系超过半个世纪相当难得，何况他们一直恩爱甜蜜，给人才子佳人、神仙眷属之感；其实，在他们漫长的甜美岁月中，沈从文曾有段淡淡的婚外情，可幸他能及时抽身，才不至陷入悲剧。而这段爱恋中的第三者，就是小说集《虹霓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的作者青子。“据说青子是长相非常漂亮的文艺青年，福建人，原名高韵秀，所以又叫高青子。她1934年间在熊希龄家当家庭教师，邂逅她仰慕的小说家沈从文，便利用沈从文某些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及服饰，写了短篇小说《紫》，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两人便默默地生了情愫。”此处许定铭说的不符事实，《紫》其实是沈从文推荐给了萧乾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许定铭如此介绍青子的小说集：《虹霓集》包含《紫》《黄》《黑》《灰》《白》和《毕业与就业》六个短篇，写的多是爱情故事。她用不同的颜色叙说了不同女性的悲剧遭遇，确实用过一番心思。论者认为“颜色是心境的直接反映，高青子爱上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沈从文是一种痛苦，因为他是有家室的。”从《虹霓集》看，高青子是很有才华的，《紫》写得尤其感情丰富，情节感人。）
萧乾在1991年5月22日给陈学勇的信里涉及到林徽因和金岳霖的关系：“至于林与金的关系，此事较为微妙。徽因子女对此讳莫如深，然而三十年代不但在清华，即使文艺界也有此传闻。我自己对于他们这种柏拉图式的感情关系，对思成的胸襟以及梁与金之间深厚的友谊，既敬重又羡慕。这是八十年代的青年也许难以理解的。人间还能有更美的关系吗？两个男人同时爱慕一位才女。谁也不占有她，但两人都爱护她，鼓励她的每一作品，关心她的健康福利。梁林在世时，金自任他们子女的义务——也是最好的家庭教师。他们去世后，又把他们的遗孤抚养成人。我认为对于这种最纯洁而高尚的关系加以臆断，是不公正的。”“这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有才能，有学问，品格高尚。他们之间是人与人关系臻于最美最崇高的境界。”其实，林徽因去世时，梁林的子女已经成人，并非是金岳霖“抚养成人”。
柒
萧乾晚年另一重要的成果就是和夫人合译了《尤利西斯》。为翻译此书，萧乾和夫人费尽心血。但在萧译面世之前，书店里先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金隄的译本上卷，我当时买到的就是金译的上卷，但很不习惯金的译文，尤其是他的直译，读起来太涩，不顺畅。稍后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萧乾和夫人的译本，也不是全部，对比之下，小说开头几页读起来就没有金译的障碍，立即买了回来。并在该译本出齐后配成了全套。我有买书后在扉页上写字的习惯，查阅当时的记录，看到在萧译上卷的扉页上，我写到：“1994年7月31日午于岛城前海大地书屋，为此书第二种，读来习惯。”在萧译中卷的扉页上，我写到：“1994年10月18日于青岛大地书屋。”萧译下卷的扉页上：“1995年元月25日于青岛大地书屋。”也就是说，萧译本是分三次出版的，这在我买书的记忆中三次买齐同一种书也是难得的故事。后来尽管也看到了金译的下卷，但并没有再买。一部书只买了上卷而没再买下卷，在我也是绝无仅有的，但金译实在不可能再读，所以也就没有配齐。当时虽然有两个译本的比较，但并不知道萧乾对此比较的看法，从萧乾的信里，能看出萧乾对此问题非常理智，也不失长者或说君子风度。譬如他在收到当时在《中华读书报》供职的赵武平给他的读书报，让他看关于《尤》书两个译本的相关报道，萧乾于1995年8月27日回信赵武平，对赵的文章非常认可，感觉赵在行文时“力求公正客观，不偏不倚，而且广泛征求了多方意见”。并进而说明：他从开始对金隄君就十分敬重，第一，绝未摆老资格，虽然他是1940年开始读该书的；第二，在萧的中译本中，把金于1987年在天津出的译本作为一件大事列入乔伊斯生平年表；第三是他们绝没有如金所说，托人去台湾抢购金的译本。他还说明：他们有的三部金译本（上卷）都是台湾朋友林海音等人主动送的，而且拿到金译本时他们的第一卷已交了稿。接下来说到：“我从不认为同行非是冤家不可。所以‘读书报’第一次访问，问及对金的态度时，我记得我的表示就是友好——甚至热情的。我原希望两个本子同时出，并驾齐驱。他不幸于下半部迟了一年半。你要相信，即便他的译文与我们的有多少相同之处，我也不会认为谁抄了谁的。文学工作不同于交易市场，文人也非商人（我们的稿酬已捐出）。我们都在为文化积累尽着绵力，这里没什么个人的东西。”萧乾强调了自己的译本虽然不敢说在追求神似，但从他以往的翻译经验，他努力做的是在不走样、不离谱的原则下尽量翻译得流畅，以使读者容易读懂。最后，他写道：“如果金译本出在我们前头，我肯定会在序中大大向他感激一番。不幸，中间还差了一年半，我们无从感激起。但把他的节译本列入乔伊斯的大事记中，难道不意味着一种acknow ledgement（承认）吗？”
为了翻译《尤利西斯》的出版事宜，萧乾和时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端当时书信往来颇多，从中也能看出面对同一本经典小说不同译者和出版者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作为萧乾所采取的策略，如1993年3月9日，萧乾致信李景端：“谢谢您在来示中对洁若及我所表示的信任。前者曾寄上西方通讯社及报纸有关《尤》译的报道，谅已收览。自从听说台湾九歌出版社登出金隄译本的广告后，我们确实有些着急。接大示后，我们二人心情上安定下来了。”在信中，萧乾还提出，是否把他们已经翻译好的先出个上卷？因为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在建议先出他们译稿的上卷。在稍后的3月18日，萧乾又回信李：“谢谢你迅速而明确（极有说服力）的答复。下月台北有人来，我即明确告知：台湾版不能出在大陆版前头，因此，也就不考虑今年先出一卷的问题了。”在3月底，萧乾再次回信李，介绍自己的译文进展情况：“洁若和我大约过于守旧，对电脑总不大信任，尤其我们二人之稿，校来校去，而且往往越接越长，实在不适用电脑操作。眼下第十一章已请人在抄，洁若在开译第十三章，我则在看第十二章，并通读已誊清之稿。这样流水作业，十分通畅。反正已大致搞了一半，余稿拟照旧了。此外，我们虽从国外托两个儿子买了些参考书，也付了一些抄稿费，但由于个别章已在刊物上发表，所有这些开销我们愿自己负担，不向出版社报销了。”在1993年4月6日的信里，萧乾主要谈了关于《尤》的第十八章要不要单独拿给新闻出版署看的问题：萧认为，“那么孤零零地让他们去读那么一章，非把他们吓坏不可，反而会对全书印象十分不利。”应先为《尤》制造些舆论，他已写了几篇，还将继续写，他就是要让人们了解《尤》书在世界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意义……“最重要的是，关于《尤》是不是本淫书，1933—1935年间，大西洋两岸法院多次开庭辩论，西方许多大作家都出庭或书面支持《尤》书。法院的判决书，对《尤》作了重要肯定。那么，中国要不要在几十年后板出铁面孔，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呢？”萧乾相信，若了解了这些，“出版管理部门为国家荣誉设想，就不能不开绿灯了。”在接下来的半年中，这样的工作通信一直在萧李直接往复着，在1993年11月28日，萧乾针对金隄译本进展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应对建议：“你原建议《尤利西斯》先出第一卷，是我们主张两卷同时出的，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听说金隄在第一卷中宣布，该书简体版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显然是要抢先，而此书一旦先买了金版，很少人还会去买另一个译本。为此之故，我们建议还是先把咱们的第一卷抢出来为宜。”稍后的通信中都是为“抢印”而谈的具体事宜，如1994年2月21日的信，萧乾说：“现送上《尤利西斯》书稿9—15章。我们二人连年三十及初一都在忙此稿……希望责编同志多辛苦一下，务必争取上半年出版。”“我们将马上转入16—18章译事的战斗中，希望6月下旬可竣事。我们希望无论如何这1—2卷务必能在上半年抢印出来，以确保走在‘人文’前头。我相信你会全力以赴的。看到台湾的版子（即还只是平装本，我们还有精装本），我们相信也不会太差。”
若对照萧乾在上边给赵武平的信，所谈到的对金译本的态度，不能不说，萧乾1994年4月6日及7日连续两封信里，其所谈所思是有先见之明的：萧乾在看清样时发现附录在《乔伊斯大事记》中的“金隄的节译本在中国问世”一项被删掉了，认为这样反而会有损萧译本的价值，因为：其一，“中国最早出现的一个节译本（不论其篇幅多么少，甚至质量如何）竟然不在大事记上出现，要么表明我们无知，要么（更可能）表示我们没有气度，不尊重历史，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其二，“我们既宣称这个译本不但供一般读书界欣赏，而且还要供研究者之用，那么，连这么一件人尽皆知而又十分重要的史实我们都忽略，还配为研究者参考吗？实是自我贬低。我现在不但主张恢复‘1987年4月《尤利西斯》节译本在中国出版，（译者金隄）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且希望在这项之前补上一条：1981年《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两卷，袁可嘉编）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内选有金隄所译《尤利西斯》第二章。”萧乾还说，在此问题上他第一次和夫人发生了争论，因为夫人对此删节并没有反对。“事情虽小，但这里涉及我们的气度和认真的程度。”并在第二天的信里，再次说明此问题。
萧译上卷出版后，萧乾1994年6月10日给李景端的回信里说：“书印得都说好，好在大方雅致。人文社那个封面搞得像‘法宫秘史’，歪曲了原作，甚至不如台湾的。”还告诉李，严文井等人都肯定了萧译的版本，“我们共同作战四年余，没白出汗。”第二天又写信告诉李：九旬老作家、中国最早谈并且写意识流小说的施蛰存老人也很想为萧译本写一评论。在1996年7月11日，萧乾给李的信里最后谈了对金隄的态度：“三年前，我在对《光明日报》记者谈金隄时，曾表示十分友善，甚至说，如他进来我会拥抱他。但我错了。我未料到他是如此倨傲，以乔伊斯为他一人的专利。书比他出得早就如此仇视。我不会去拥抱这样一个人。”到了1997年1月13日，萧乾回复李：“我意《尤》事可以画个句号了。金以前不服输，所以凶相毕露。我们是明显的胜利者（十四万册摆在那里），所以，更宜适可而止。”萧还说，关于《尤》或乔伊斯在学术上的讨论，当然适合继续讨论下去，至于萧译和金译两个版本问题，以搁置为合适。
现在萧译的《尤》，各种版本坊间还能见到，而金译本，则无法相提并论了。
捌
萧乾晚年与小儿子的通信可以看做是他的人生经验谈，也是在《傅雷家书》之后我看到的另一部父亲写给儿子的珍贵的家书，当然两者书信的写作年代不同，萧乾这些写给儿子的书信大多是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末他去世。也就更显示了他的真实，一切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给儿子现身说法，从求学、艺术、人生到婚姻，等等。在儿子去美国留学学艺术后，他在给儿子的信里谈到了他对艺术的观点，告诉儿子这是他的看法，并无限制儿子的思想的意思，譬如他在1981年11月6日的信里，说到当时国内还倾向于保守，但他自己对于《尤利西斯》、沃尔夫的《到灯塔去》等意识流作品还是很喜欢的，并特意说明他说的意识流陷入“死胡同”的说法是指《芬尼根收灵夜》那样的写法，“这种东西，由大手笔写一部也非不可。”但他认为那不是道路。并以小儿子曾跟随学画的老师黄永玉为例：“黄永玉的特点还是尊重classic（经典）。你记得他往干校给我写的那封信吗？说甘在古典名作面前下跪。他的荷花等，我认为受宋人画的影响多于西洋东西。”他建议儿子涉猎小流派，但切勿追求时髦，而要认真钻研古典。尤其要好好利用假期去那些大的艺术馆和美术馆。在对待儿子的婚姻上，他更是以身说法，在信里对儿子讲自己的两次失败的婚姻，如1982年4月10日的信，这些信写得都很长，嘱儿子，“切不可以貌取人。”他谈到自己当年和“论长相完全够得上东方美女”的G结婚时，“G的一双修长的腿，在美腿比赛中获得冠军。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这有什么用？”即便是儿子已经“立业”了，仍叮嘱儿子如何读书，如1990年7月14日：“至于读书，不要太追求时髦。贝克特值得读，可许多十九世纪的大师如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思基、果戈理也要读。”“读书，有时是为了解闷，但更多时应为了提高。”
相关书目
《萧乾全集》（七卷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巴金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沈从文家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