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可告人的乡愁》是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因为刘志凌的引介，二〇一三年初出版了简体字版；现在，《我》跟着始终相信它的编辑重出新版。相隔六年，疾如一弹指，令人再想起李商隐的诗句：“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编辑要我趁这个机会将全书再次检视，尤其河洛话、一般泛称“台语文”书写那四章，重新注解，但尽量避免造成阅读障碍。
六年的时间过去，如放火烧山，幸好是以校对的身份与眼光来重读自己的旧作，卸除了悔恨的情绪（当初为什么是这么写？而不是那么写？），但仍然不时有徘徊废墟之感。
“书写的存留，口说的飞走。”作为写小说的人，我深深感激，《我不可告人的乡愁》得到唐诺的长文诠释，那是作者最好的荣耀。《尽头》一书里的《念自己的小说给祖母听的林俊頴》，文中引用博尔赫斯，我在此整段抄写：“古人不像我们那样推崇书籍——这点我深感意外，他们把书籍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人们经常引用的那句话：书写的留存，口说的飞掉，并不是说口头语言是短暂的，而是说书面语言有一定的持久性，但却是死板的。相反，口头语言是会飞的，是轻盈的；诚如柏拉图所说，口头语言是飞动的，是神圣的。说来奇怪，所有伟大的人文学大师的学说都是口授的。”（《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书籍》）
这才了解我在这小说的河洛话、闽南语、“台语文”书写，固然是我的母语，我是意图将那飞翔的、轻盈的、已有几千岁年纪的口说语言，捕捉到手，钉在纸上，写成文字。容我用洛神赋的句子来比附言语与文字此两者的关系，“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书写的过程，我是受此神物与神光的宠幸吧。
是哪一个生物学者的黑历史，他手绘的热带雨林的鸟类图片，栩栩如生，斑烂华丽，原来都是他一一抓来窒死了，才方便置于书桌上让他细细描摹。
我必须承认，我偏爱河洛话的称谓（一般误写为福佬话），纯粹是美的考量，一如人类始祖据说源起东非，如此，时间空间大幅地扩大、延长，直通我祖父母的用语，所谓的“古早时代”。
高手在民间，写作《我不可告人的乡愁》时，我幸运地在网路上找到一位王华南的电子书，《古意盎然话台语》。王先生爬梳古籍要正本溯源，往上追溯“台语人”的始祖，源头是夏商周的商族，那时候，契的十四世子孙成汤灭夏桀而有天下，因此现在的台菜，依然食不可无汤，那是民族记忆在纪念这位开朝的老祖宗。其后历经西周、东周到三国，商族带着他们的母语即商语音系一再播迁，往东南沿海蔓延，形成越族后裔，之后更展延到漳州、泉州、厦门，此三地尤为“台语人”的祖先。这族裔善于理财经商，商人之名由此而来。“台语之口语音源于商代，因此笔者将台语重新定位为商语音系，而台语之读书音源于古代汉语，两者兼之，可称为商汉语音之台员支系即台员话[1]”。因此，王先生坚持闽南语是带有鄙视的称谓，“台人”应该明白自己是剽悍的商越族后裔。
商朝，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前的事，他的后裔在今天、远离中原千百里的海岛仍然说着相同的语言，岂非神迹？最有力的实证，试分别以河洛话、普通话吟诵唐诗，何者才能尽得音韵之典雅、婉转跌宕？一听便知。不信者，哔哩哔哩弹幕网有台湾岛宝八音才子黄俊雄朗读诸葛亮出师表的视频，请去听听。
口说的语言，在当今的地球村到处飞翔，它跟着人走，自然而然地接地气，有其野性，充满生活的质感与纹路。我曾在曼谷旅游途中遇着一位东南亚华侨，笑嘻嘻与我攀谈，知道了我是“台语人”，问我猪怎么念？讲读书还是读册？这些词汇的读音差异，就是漳泉之别。我答他，经过几百年的通婚与混居，“台语人”早已漳泉不分了。称呼母亲的娘奶，渡过南海与麻六甲海峡，到了东南亚，变异为娘惹。这些都是语言变色龙般生猛的底气。
就像某日下午，我信步走到曼谷的唐人街，入目一整长排金铺，黄烘烘，亮灿灿，映照人面，真是那极乐佛土的允诺，我心中诧笑起来，来到阿里巴巴的藏宝洞窟了。
我毕竟是写字的人，耿耿一念的是如何活捉语言，然后放生在文字共和国里。相较之下，所谓书同文，文字内建着大一统的意识。两相依存，完美结合的时候，是可以带着阅读的人的心灵飞翔。方言，是小说写作者的一大宝藏；我有幸得其门而入，源头终归是我的祖父母。
我的祖父与民国同年，祖母小他三岁，两人从出生到壮年，完整经历过台湾的“日据”时代，但他们说着一口清浊阴阳、平上去入朗历分明的河洛话，古韵盎然。他们饲育我到十岁，十年的生活，甸甸如真金，非常遗憾我不能如实复制、传承他们的河洛话基因。
然而祖父母的河洛话深埋在我的记忆里，是赠与我的无形玉宝盒，须等了四十年，我才懂得打开，写成这部小说，我也藉此永远留下他们。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