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划破天际，薄雾之中隐约可见的幻影形同宫殿一般。那是一座已经消失的宫殿。空中飘荡着宫廷长笛独奏曲。曾经，在列宁点燃革命的火焰之前，他还乘坐火车在此地短暂停留。[1]但现在，这条铁路已无人记得，铁轨两旁杂草丛生。蒂尔加藤公园中森林繁茂，却难以遮蔽胜利的光芒。萨克豪森集中营焚尸炉内的骨灰，尘卷般地飘浮在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上空。柏林墙旧址处，如今是一座公园，分为若干区域，狭长而毫无修饰，经常可以听见孩子们的笑声回荡于此。在一个极为普通的停车场中，游客们驻足而立，屏气凝神，他们的脚下曾是希特勒的地堡。
我们为何对某些城市心驰神往？或许因为儿时读过的一个故事，或许因为青年时的一次邂逅，又或许，我们为之心念一动，只是那个城市中的某群人、某个建筑或者某段历史蕴含了我们体会人生真谛的某种奥秘。巴黎乃浪漫之城；卢尔德等同于奉献；纽约意味着活力；伦敦则永远体现了时尚。
柏林，却总是变化无常。这座城市的身份，建基于变化之上，而非基于稳定。没有一座城市像它这般，循环往复于强大兴盛与萧瑟衰败之间。没有一个首都如它这般，遭人憎恨，令人惶恐，同时又让人一往情深。没有哪处地方像它一样，五个世纪以来饱受冲突之苦，深陷混乱之中，从宗教战争到冷战一直都位于欧洲意识形态斗争的中心。
柏林这座城市，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从未真正定型，因而它更让人想入非非。即使还未曾相见，陌生人就能充分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现在与过往，前者不容置疑，后者令人痛苦。他能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鲜活，梦想的实现，邪恶势力的毁灭，感受至深，犹如身临其境。城市中的种种，无论是被丢失了的还是需要重塑的，总有新的思想迫不及待地赶来填补空白，让销声匿迹的呼之欲出，将现实与虚幻相联。正因为没有定论，一场栩栩如生的对话，就能再现当下与过往，将亲眼目睹的城市与书本、电影、绘画以及充满想象的建筑乌托邦中所描述的某个地方联系起来。历史回荡于大街小巷之间，柏林的梦想家和独裁者们的憧憬和野心，似乎已经融入砖墙之中，成为这座城市实实在在的一部分。这座昏昏欲睡而又变幻莫测的城市，在人们的脑海中活灵活现。
早在十几岁时，我就成了背包客，“游历”了欧洲。在那个快乐而自在的夏天，我登上了埃菲尔铁塔；在西班牙广场，沿着台阶拾级而下；在爱琴海畔的璀璨星空下，也曾体验过海浪呼啸。然而，就在那个假期的最后一周，我看到了柏林墙。这道壁垒可以用十恶不赦来形容，见到它的瞬间，我震惊至极。在这片欧洲大陆的中心，只有岗楼、带刺的铁丝网，以及严阵以待的士兵，他们随时准备消灭那些企图越过这道壁垒、投奔另一个政府的同胞。
我知道历史。我明白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但我却不明白那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战时的策划者、苏维埃的部长、东德国家安全局的特工，正是他们这些人的行为分裂了德国和欧洲。他们并不是什么怪物，他们只是寻常的男人和女人。我很想了解他们的动机，也很想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但与此同时，我也对他们的罪行感到厌恶，想要感受一番那些受害者所经历的苦难。
在那一周之中，柏林墙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着我。在一个集市的尽头，我长时间地站在一个木制的瞭望台上，眺望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的波茨坦广场。我默然无语地将目光越过这片充满死亡气息的区域，诧异于在一座城市中心地带的水泥之中竟然能禁锢思想的冲突。
于是，在那个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越过边界线来到东德。在查理检查站，我跨过白色油漆线，从柏林墙的一处空隙间穿过。大门升起后又在我身后关闭。汽车和行人都被赶入了围栏，那是用混凝土浇筑的双弯型路障。一架苏制米格飞机低空飞越荒凉的勃兰登堡门[2]上空，震动着周围建筑上的窗户，也动摇了我对于人性本善的信念。
我将护照递给了一位军官。他全副武装，一言不发。我付了签证费，站在蒙蒙细雨中，一名东德人民军中尉紧盯着我。他身着灰绿色军装，手握一支装了子弹的步枪。除了他们自行搭建的监视哨所之外，附近所有建筑的大门都用砖块堵住了。地铁站的出入口也被封了起来。弗里德里希大街，曾经被誉为柏林的舰队街，即新闻中心，往日的热闹繁华如今已不复存在，只剩下露天通道游走于千篇一律的混凝土建筑群中，吞噬着路人和他们的记忆。
最后一天，也是第一天，我离开了严密控制的边界地区，前往狂风肆虐过的亚历山大广场。我随身带着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D?blin）[3]写的《二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选》。在战争爆发之前，柏林墙尚未修建之时，柏林最伟大的传记作家曾流连于中央广场的鹅卵石小道和各式商店，记录下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厚颜无耻的形象，也记录下钟表匠和底层妓女的日常琐事。他深入当地生活，能听到周遭人粗声粗气地用意第绪语[4]叫喊。鱼贩们在带有尖角的高房子里出售肥美的冰冻鲱鱼，地窖门口挂着用粉笔写的价目表。铸币路（Münzstra?e）电影院外的集市上，人声鼎沸。工人书店的上方有一幅画：一只手放在一本打开的书上，在一把镰刀下方画着玉米穗，旁边写着一句话，“要想产量高，必须学文化。”
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巨兽般的灰色混凝土建筑连绵不绝，我无法找寻到五十年前德布林笔下那个令人感到“心灵震动”的柏林。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5]式的梦幻、英国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共产主义市政设计者们，所有这些因素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几乎面目全非。我听不到鸟语虫鸣。砖瓦铺就的“人民友谊喷泉”已然干涸。中央商场幽暗、空旷，了无生趣，除了苏联的麦乐迪雅牌（Melodiya）唱片之外，基本没有其他商品出售。空中漂浮着木材和煤炭燃烧后形成的悬浮物，脏得发黑的车站一股灰尘的味道。一辆紫褐色和米色相间的短途火车开过拱门。我紧紧地攥住手中的书，紧到指关节发白。亚历山大广场可谓人迹罕至，只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推着婴儿车。世界钟的外表已经褪色，装饰在里面的行星像原子核周围即将消失的原子般震颤着。那对夫妇走到世界钟下便停下脚步，给婴儿重新盖好毯子。我朝婴儿车看了一眼，里面躺着个塑料娃娃。
一座孤零零的建筑吸引了我的目光。在亚历山大广场的西侧，有轨电车站的后方，是圣玛利亚教堂。这是柏林第二大堂区教堂，于十三世纪的某一年建于一处沙土坡上。只有它倾斜的角度与古街的风格相一致。然而，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它跟前才看到，古老的砖墙上布满了弹孔。窗户上积着灰尘，勉强能透过一缕微光。但仅凭如此微弱的光，只能将灵魂留在无法辨认的影子里，根本无法将其带入天堂。教堂的门道里，修鞋匠握着锉刀为一位妇人修理鞋跟，而那位脚上只穿着长筒袜的妇人则孤零零地在一旁冻得瑟瑟发抖。
死神就站在他们身后的门廊里。无论是红衣主教、教皇、国王、骑士、法官，还是傻瓜，死神都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领着他们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我跟着他们一起进入了教堂的中殿，沿途约有二十米的墙上装饰着哥特式壁画，略有褪色。有一幅名为《死亡之舞》（Totentanz）的壁画，绘于1469年左右，画风简洁幼稚。这幅壁画隐匿于白石灰之后长达几乎半个世纪，历经战火纷飞，并安然度过了崇尚不可知论的岁月。尼采曾从壁画前走过，那些已经隐遁的笨拙舞姿，却让他首次感受到柏林“对于死亡的隐形诉求”。歌德、伏尔泰、格林兄弟也曾先于尼采的脚步到过圣玛利亚教堂，与其说参观《死亡之舞》，不如说是感受它。契诃夫、卡夫卡、德布林、纳博科夫、君特·格拉斯，这些柏林的游客或是居民亦是如此。在这同一个门廊里，奥托·迪克斯画作中那位嘴唇乌黑的性感舞蹈家安妮塔·波波曾深受启发，创作了《裸死之舞》；尼克·凯夫也曾驻足于此，脑海中回荡着抒情民谣《死亡不是终点》的词句。让—保罗·萨特旅居柏林期间，甚至把这座城市想象成一个特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逝者与生者同在，只是生者无法看见逝者，逝者也无法触及生者。
身着寿衣，令人毛骨悚然的领舞者，回头扫视着跳跃翻腾的众舞者，用德国方言以诗歌体喊道：“来吧，都来跳死亡之舞吧。”我意识到，正如他看着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他也同样正看着我，他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醉心于这种舞蹈。
瞬间，我似乎看到自己抓住了死亡舞者之手。我跟随他们走出教堂，此时，阳光也透过云层照射下来。亚历山大广场不再空旷荒凉。一眨眼的工夫，到处都是饱受瘟疫之苦的人们，还有来自哈布斯堡的军妓。中世纪的人们，无论是那些讲故事的，还是大嗓门的泼妇，都复活了。饱受战争摧残的妇女佝偻着背，忍受着图谋报复的苏联红军对她们的调戏。人群中，我看到了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也看到了早已被火焰吞噬的英国投弹手，手中紧紧攥着还在燃烧的降落伞。我看到拿破仑驾驭着白色战马，也看到纳粹党卫军趾高气扬地残杀犹太儿童。我看到约翰·肯尼迪的车队停在面包店前，买了一打李子酱夹心饼，上面撒着白色糖粉。
不止如此，在逝者之中，还出现了一些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标志的艺术作品：大卫·鲍威（David Bowie）[6]歌曲中的“英雄”在柏林墙边亲吻；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7]镜头中的天使振翼飞过高举火把的纳粹游行队伍；萨利·鲍尔斯（Sally Bowles）[8]与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9]一起逛街购物；勒卡雷（John le Carré）[10]笔下的乔治·史迈利望着驶往奥斯维辛的满员列车。眼前所能见到的所有关于柏林的传说，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均与死神携手，同时也与我手牵着手。
天色微暗，我的遐想也戛然而止。暑假就这样结束了。我离开了教堂，搭乘飞机返回加拿大，回到了寻常世界。但是，我身体里的某个部分却相信，尽管我们已然离开，我们却继续存在于某个地方。很快，我感觉自己身不由己地要重返柏林。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我一次次地返回柏林，拍摄电影，开始撰写我的第一部著作，试图洞穿那些隐匿于惨白砖墙之中的鲜活岁月。对于这座神出鬼没、变化无常，但又令人心醉神迷的城市，我只能是爱恨交加，欲罢不能。
一转眼到了1989年，终于又拨云见日。东德和西德又手拉着手，挥舞着烟花棒，一起在柏林墙头欢腾起舞。这一次，他们不再是与死神共舞最后的华尔兹，而是为了庆祝一个全新的开端。在这片边境上的无人地带，在这片平整的沙地上，我留下了一串连接两个世界的脚印。在我周围，成千上万的柏林人用钢镐和锤子砸倒了壁垒。嗡嗡作响的特拉贝特牌汽车[11]（专门销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汽车品牌，纸板制的车身，排放蓝色尾气，总是熄火，需要人推行），将一群正在拆除水泥挡板的士兵团团围住。在查理检查站，前苏联大提琴家罗斯托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12]即兴演奏了巴赫的大提琴组曲，其本人受到前苏联政府的威胁、恐吓，甚至被剥夺了国籍。在他身旁，一位老者双膝跪地，泪流满面。筑路工人重新将截为两段的街道铺设贯通。那些幽灵车站[13]也全部恢复使用。一年之内，长达155公里的柏林墙完全消失了，只留下路面上石块与墙体连接处的断层，形成一条不起眼的轮廓线，围成了一个特殊而又扭曲的圈。我的所作所为在这座城市中已经成为记忆，当然也已成为柏林历史的一部分。其原因，并非完全因为我做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事迹已经与我的生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如今，历经四十年不断造访这座城市之后，我已定居于此，试图勾勒这座城市，这座曾经将过去与现在分割开的城市，这座曾经将和谐与反抗区分开的城市，这座曾经将历历在目与隐遁无形分隔开的城市。我站在亚历山大广场，游人如织，柏林老人沐浴在阳光之下。大家手里拿着苹果手机，牵着小狗，腕上戴着的手环虹光闪烁，或者在一些咖啡馆外，他们盖着毯子窝在椅子上。我一次又一次地从广场出发，离开人群，千回百转于这座城市。我明白，单凭长时间行走于市区，记录下一些有趣的事情，还不能够真正描绘出这座城市。如果想要记下一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如果想在柏林找到那些充满活力的传说，你就需要了解一些创作者：艺术家、思想家和激进主义者。他们的视野充满了激情和信念，如同严冬之夜一般给人一种真实的存在感。柏林成就了他们，正如他们造就了柏林，使之从一个极为普通且毫无艺术气息的孤零地区变身为欧洲的重要都市。
本书通过描绘那些男人、女人以及无数默默无闻的人来刻画这座城市，推测他们的生活轨迹，无论他们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移居而来的，是政客还是画家，是心碎的国王还是重生的歌星，是恶魔般的天才还是天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有一个特点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也使他们融入现代。这片土地既孕育了创造力，也滋长了罪恶，这里是幻想的家园、死神的故土，柏林激发他们尽情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