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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五百年前的武周山麓，残阳如血。
漠北的寒风夹杂着沙尘扑面而来，打在人的脸上噼啪作响。一队匠人站在山壁之下，手里握着斧、凿和绳子之类的工具，仰望着断崖。只见眼前高约百尺的山仞上排列着一串高大宏丽的洞窟，粗糙的窟壁上布满了精美富丽的花草、佛像以及飞天的雕饰，荒野之上，这样一座犹如神助的石窟群，美轮美奂，让人叹为观止。
站在这些人最前面的是一位枯瘦的老僧，他的法名叫作昙曜，单凭他的年纪与身形来看，实在很难和眼前这种开山凿石的活计联系起来，然而他的确是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和亲力亲为的执行者。
昙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神秘的和尚，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本史料明确记载过他的姓氏、身世和生卒年月，我们只知道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并且禅悟非常高。他本可以像其他僧人那样找个寺院过那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修行完自己的一生，然而他那一颗游走四方、普度众生的心让他无法去过这种平静的生活。
他开始了自己的云游生涯。昙曜的那个时代流行全民造窟，佛教徒们开凿石窟雕塑佛像，用来传授教义，普及佛教故事；百姓和信徒们也参与到开窟中来，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和愿景。在昙曜开始云游的整整一百年前，他的同行乐樽和尚已经在敦煌三危山开始开凿自己的第一个洞窟。昙曜特意去了一趟敦煌，目睹了莫高窟的盛况，从西凉一路下来，又经过了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的马蹄寺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一路上看得他心潮澎湃，耳畔仿佛一直在回响着叮叮当当的铿锵。
昙曜终于来到了大同（当时还叫作平城）的武周山下，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的环境，觉得是时候该停下了，他要做一件与他的前辈乐樽和尚遥相呼应的事。他找到了当地的统治者，得到了许可，招募来工匠和僧侣，开始在武周山的东麓开凿石窟。昙曜凿下了这云冈石窟的第一锤，他也许还没意识到，他这狠狠的一锤，火星四溅，砸出了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第一个巅峰时代。
大同之西就这样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回响，人们急迫地打造着宗教的圣殿和臆想中的西方极乐世界，而同时，在现实世界中，也响起了铿锵的鼓点，风云变幻中迎来了一个同样火光四射的盛大时代。
2
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乱世。
在昙曜出生前的一百多年，发生了永嘉之乱，西晋灭亡。与此同时，中国的北方开始陷入了长达百年的分裂混战之中，历史上称“五胡十六国”。我们所熟悉的匈奴、鲜卑，我们不熟悉的羯、氐、羌都纷纷建立了政权，一刹那朝代更迭，短时间内先后出现了十多个国家。
说来很是讽刺，就在西晋未亡国之前，西晋的官员们还曾提出过“徙戎”的主张，要用武力把已经内迁的少数民族赶回到更北的地方去。结果“戎”未徙走，自己却先失落了政权，跑到长江以南去了。黄河流域一下子成了北方这些少数民族的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番锣鼓之后，留下的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鲜卑族的拓跋氏。
十六国中后期，兵士疲于战争，百姓生灵涂炭，北方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混乱的局面需要一个强者来结束，更迭的政权需要一个王朝来统一。这时候，拓跋氏从千里之外冰天雪地的东北一路走来，挺身而出来完成这个使命。
早在公元395年，拓跋氏集团就开始在各方割据的混战中占得优势，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三年之后，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珪带领着手下高调入主大同城（当时叫平城），他们来大同是要做一件大事——拓跋珪宣布自己登基做皇帝！他就是北魏政权的第一位皇帝——道武帝。
大同被立为了国都，这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大同的位置很值得玩味，它恰恰位于漠北通向中原的枢纽，这也对应了北魏历代皇帝的一种思想——民族融合，鲜卑汉化。在拓跋珪大同称帝之后，几代皇帝都在做着相同的两件事情：一件是继续征战，平定各方；另一件就是加速汉化，巩固政权。
第一件事情在四十年后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实现了，北魏灭大夏，逐吐谷浑，马踏漠北，击败了当时最大的敌对势力柔然，统一了北方。就是在这种太平盛世下，孝文帝拓跋宏在大同平安降生了，而他的降生，将加速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
之前的北魏统治者虽然也在推行鲜卑和汉族的融合，但只能说是一种表面文章或者说是被动性的融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四方征战上。现在好了，天下太平了，军事上的负担卸掉了一半，摆在孝文帝案头的就是如何进行政治改革的问题了。
二十四岁的孝文帝雄姿英发，犹如一匹摆脱了束缚的骏马，大刀阔斧、一马平川地开始了他的革新。我们来摘几条他的改革措施：
无论你是官员还是百姓，禁穿胡服，一律易为汉族服装。
不许再用鲜卑语交谈，一律用汉语，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老人。
同族不再允许通婚，鼓励与汉族人婚配。
不准再用鲜卑族的名姓，一律改为汉姓。
以上四条仅仅是孝文帝改革中的冰山一角，这种颠覆性的革新不仅令当时的鲜卑人，就是今天的我们也会瞠目结舌。做出这个决定，是需要多么长远的眼光，需要多么宏大的统筹，需要多么强悍的勇气啊！但是年轻的拓跋宏做到了，他抵挡着几乎所有人的反抗，穿汉服，说汉语，纳汉族的嫔妃，把自己的姓氏改为汉族的元姓。
我叫元宏啦！这个在族人眼中已经完全数典忘祖的皇帝昭告着天下，继而长袖一挥，宣布了下一条令鲜卑贵族们更加崩溃的命令：我要南下，迁都洛阳！这意味着，鲜卑人离自己发迹的故土将越来越远。而对于孝文帝来讲，他要的就是更加深入地融进中原文化，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国都放在中原腹地。
大同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完美地全身而退了。那个在大同西郊叮叮当当开凿石窟的昙曜和尚早已作古，不过他的事业还在延续着。不仅在这里延续，还会跟随着孝文帝的步伐一路南下，这种叮叮当当的声音也即将在洛阳的南郊响起，龙门石窟即将腾空出世。
北魏的统治在洛阳达到了兴盛，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里有充分的描写。如果说昙曜和尚是在山川大地上开凿了一座宏大的石窟，那么孝文帝拓跋宏就是在历史的道路上建起了一座宏伟泰山。尽管在孝文帝之后，由于内部的倾轧和腐化的生活，北魏政权很快就衰落了，但是他给后来人、给隋唐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民族融合，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再因为种族的问题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在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声称自己是绝对的鲜卑人或者汉人。多年以后，那个驰骋华夏、达到“贞观之治”的明主李世民，他的身上就流淌着四分之三的鲜卑族的血，这，也算是一个诠释吧。
3
谈到李世民，就谈到大唐了。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一段“盛唐情结”。长相思，在长安。长相思，摧心肝。对于这座故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顶礼膜拜的悸动。从地图上看，从北京去长安，要斜穿过山西境内，巧得很，从历史的道路上看，要想到达长安盛世，三晋大地也是必经之路。
这不是一句戏言，我们先回到唐朝的前一个朝代大隋帝国。有史学家研究说隋朝的末代皇帝杨广和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是姨表兄弟，我们大可对这样的八卦研究不置可否，即便是真的，又能如何，那隋炀帝不正是舔着自己亲兄弟的血登上的皇位吗，更何况什么表兄弟。不过话说回来，杨广倒还真的对李渊充满了信任。隋朝末年，各地的农民起义纷纷揭竿而起，杨广派唐国公李渊去太原做留守，任务就是镇压那里的起义，而自己却跑到江都去享受了。
历史给了李渊一个机会。
作为隋朝的唐国公，皇帝表哥又把家门口剿匪的重任交给了自己，李渊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尽心尽力、兢兢业业的，在山西一带还是很吃得开。但是随着时局的变迁，起义的部队越来越多，按下了葫芦起了瓢，李渊渐渐有些吃不消了，而看到那位隋炀帝杨广还是继续优哉游哉地在南方赏花饮酒，寻欢作乐，他感受到隋朝的气数大概是快尽了，拥有兵权的李渊这时候暗暗有了想法。
我们都知道，李渊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多亏他还有个英气的儿子李世民。就在李渊只是有心动还没敢行动的时候，李世民早已出手了。他先是释放了反贼刘文静，又让刘文静四处招兵买马，接着他又说服了犹豫的父亲召回了正在前方剿贼的两个兄弟，然后联合北方的突厥一起倒戈攻打长安。从山西到陕西的路走起来很顺利，不到几个月就把首都攻陷了。没多久从江都传来了杨广被宇文化及所杀的消息，这一年夏天，李渊正式即位称帝，建立大唐，他就是唐高祖。
李渊从山西走向了皇位，但他的祖籍是河北赵县，说山西出了大唐的皇帝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不过若干年后，山西真的出了一位强悍的帝王，而且这位帝王堪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她是地地道道的太原人，而忠心赤胆辅佐她的一代名相狄仁杰，也是她的太原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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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堪称古建筑的天堂。到今天，在三晋大地上散落着无数让世人叹为观止的古建筑，一如遗落在原野的珍珠：代县的鼓楼、应县的木塔、恒山的悬空寺、解州的关帝庙以及太原郊区的晋祠……
朋友笑言实在是山西太过贫穷了，还没来得及拆去搞现代化建设，所以幸存了下来。这话实在是有些对山西的大不敬了，殊不知只需把时光溯流三百年，当时的全国首富之区，不是江浙，也不是湖广，而恰恰就是我们不曾青眼相待的山西。而当时全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金融中心，现在就算任由你想破头皮也不会想到，竟然就是平遥、祁县、太谷这几座山西小小的县城。
走在今天的平遥，夯土筑就的城墙还在，但昔日这一圈城墙所围住的气场早已风流云散。南大街上的日升昌和蔚泰厚票号门前依旧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但心境却与往时大相径庭。遥想当年的马蹄嗒嗒由远而近到这门前，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东到北京、天津，北至包头，南至汉口，都把目光紧紧地投向这几座晋中的小镇。票号在中国最繁荣的时期，全国共有五十一家，而山西竟占了四十三家，在山西的四十三家票号中，平遥又足足占据了一半。平遥的八大票号将当时的中国金融界舞得风生水起，也造就了一代晋商耀眼的辉煌。
提到晋商，便不得不提走西口，这一首让我们听到心碎的旧情歌，在凄婉的男女爱情背后，背负着更多的是对世道的无奈。山西人为什么要走西口？恕我直言，溯其根源还是一个“穷”字。明清时期的山西，人多地稀，并且贫瘠不堪，这在万历年间的《汾周府志》中有过明文记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他的土地无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的时候，就只有去想另一条路。想到过用知识改变命运吗？有人认为山西人不重视文化教育，最确凿的证据就是明、清两代，这里竟然没有出过一名状元！这一纪录确实令人惊诧，这还是当初培养出了王维、白居易、柳宗元、温庭筠、白朴这一长串文坛巨擘的土地吗？
在这一尴尬局面的背后依然是贫穷的无奈，相对于天府之国的川蜀、鱼米之乡的江南而言，这片土地上，十年寒窗的成本太过巨大。平遥文庙大成殿前的香火从不曾衰败，但在衣食尚不得温饱的情况下，让一个年轻人为了虚无缥缈的功名愿景而放弃眼前生活中的现实责任，这恐怕并不是一个让人欣慰的选择。
穷则思变，变则通。于是，山西人放下了手中的锄头，抛掉了遥远的功名，开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中国传统的故土难离观念的禁锢下，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已经无法考证第一个走西口的人的姓名，但紧紧跟在他身后的这一股洪流足以写进中国民间迁徙史的记录。历史总是读来有趣，几百年前的鲜卑人想方设法地从口外涌进山西，涌进中原，而几百年后，成千上万的山西人又步履蹒跚地走向当年鲜卑人的老家。而就在这支风餐露宿、穷困落魄的人群中，走出了日后腰缠万贯、器宇轩昂的晋商们。
从人格魅力上分析晋商成功的原因，首先我觉得是朴实——中国式农民的朴实，还稍微有些倔强。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好而且要做到底。要是论起全国各地人的整体智慧，再恕我说一句不敬的话，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山西恐怕都不会在前十之列。可是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智慧泛滥而言，山西人能把不算太强大的智慧全部一股劲儿使在一个地方，这便是足以成事的大智慧了。山西人能干、肯干，再加上这一股淳朴的劲头，试问有谁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做生意、交朋友呢？这一人格上的优势，保证了出门在外的晋商们生存下来，并且开始积累原始的资本。
晋商成功的第二大人格魅力是诚信。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当时的商界，口碑最好的无疑就是山西人。诚信不等同于先前说过的朴实，朴实是性格，而诚信则上升到了道德层面。直到当今社会，还有很多处法律无法约束道德的地方，而在法律条款尚不健全的当年，能够做到道德完美几乎更是难上加难。人人都在呼唤诚信，却未必都能够做到，因为诚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积累以及在特殊的困境洗礼之下还能保持的美德。历史上很多的大人物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大多数的晋商却在努力恪守着这一准则。
我们都熟悉的乔家大院，它的第一代创始人乔贵发是当年走西口的典型代表，他在内蒙古包头做土地生意，他先花钱买来各种生产资料分发给当地的农民，并且事先付给他们一定的订金，叫他们来开荒种田，等到秋天收成之后，再付给他们剩余的工钱。这是乔贵发的第一桶金，他由此走上了衣锦还乡的道路。但是有一年，由于粮价大跌，他的生意一夜之间急转直下，几乎血本无归，但他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坚持凑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财付清了当地农民的工钱，而自己则两手空空地走在了回祁县老家的路上。这便是诚信的道德。
同样是乔家的一件事，乔贵发的后人乔全义，他在包头的钱庄生意也做得很大，但是由于店里大掌柜一次决策的重大失误，旦夕之间把字号里的钱几乎赔得分文不剩，不仅如此，还把别的商号存在店里的钱也差不多赔光了。面对这种天崩地裂的乱局，大掌柜的完全可以一走了之，隐姓埋名地过后半辈子，把这一堆烂摊子抛给乔家。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连夜快马加鞭地奔向祁县，来到乔家大院，向他的东家承担责任，领取责罚。这也是诚信的道德，甚至说是一种堪比日月的道德光辉。这不是一个个例，而是流淌在晋商血液里的群体性人格力量，而这种力量让整整几代山西人热血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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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繁华盛景之后，晋商们还是衰败了。这自然有不可抵挡的时局因素，但若是当年那群朴实诚信的人们今天开始变得钩心斗角、收受贿赂、变着法儿地不正当竞争，若是当年艰苦创业的乔家大院开始醉心于一块砖头要多么多么的精美，一顿饭要吃出一百二十个碟子的花样，开始享受鸦片带来的幻境，这种败落，如摧城风雨，想不来也难。
从晋北穿行到晋南，我走在历史中的山西，最终又走回到现实中的山西。现在的山西，除了几个大腹便便的煤老板家资巨丰之外，寻常百姓还在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这应该是山西一方的官员们要认真面对的一个课题。而什么时候能够让晋商当年的道德光辉重现于世，这应该是每一位山西百姓该好好思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