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这一出自中国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独乐园记》的名句，却被罪大恶极的日本甲级战犯、“法西斯外相”广田弘毅在巢鸭监狱中当作了狱中绝笔。或许，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汉学功底表达心境；或许，他想以此展露自己那颗拒绝认罪的花岗岩脑袋！
“广田弘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持日本决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与德意建立法西斯同盟、挑起太平洋战争负有直接且重大的责任。他对于军部及各届内阁实行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者，有时是支持者，如果不能用外交谈判满足日本要求时，一向赞成使用武力。发生南京大屠杀时，身为外相的他明知日军每天都在成千上万杀人、强奸及进行其他暴行，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停止暴行。因为他对此行为的默认，造成了人间惨剧。”1946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清清楚楚写明了广田弘毅的桩桩罪行。
1948年12月23日，在火树银花溢彩流光的圣诞节前夕，身穿红装的圣诞老人没有能够如广田弘毅预期的那样为他送来“免予死刑”的礼物，他作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
广田弘毅死后，被葬在家乡福冈县的圣福寺。墓碑上刻着他的法号：“弘德院殿悟道正彻大居士”。这座建于1195年的寺庙是日本最古老的禅寺，由临济宗始祖、第一个从中国扛回茶树的日本人荣西创建。寺院门口还有一块由后鸟羽天皇在1204年钦赐的“扶桑最初禅窟”的牌匾，衬托出该寺的“高大上”。
这里是日本福冈县最好的风水宝地。广田弘毅葬在这个地方，实在是让佛祖蒙尘。但是，很多福冈民众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的概念中，广田弘毅“甲级战犯”这一身份早已被屏蔽，“首位福冈出身的首相”才是一个关键词。
片隅日本九州的福冈不是一个盛产首相的地方，至今为止也就出过两个首相。在2008年麻生太郎担任日本第92任首相前，福冈只出过广田弘毅一个首相。因此，他在福冈的“存在感”可想而知。在位于福冈的九州大学读取硕士学位期间，我曾经在福冈市天神三丁目看到一块刻有“广田弘毅先生诞生之地”字样的石碑，在位于福冈市中央区的美术馆前看到一个超过5米的广田弘毅铜像。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甲级战犯，不仅被合祀在靖国神社，在家乡也被当神一样地供着，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黑龙”影子无处不在
如果按照现代成功学的角度来看，广田弘毅的人生绝对称得上“励志篇”的经典版本。可惜这个“吊丝”始终没找着北，最后被滚滚而来的法西斯逆流吞噬。
1878年2月14日，广田弘毅出生在福冈县那珂郡锻冶町的一个贫寒石匠家庭。日本学者泽田谦虚在《广田弘毅传》（日本传记刊行会，1936年）中记载，广田弘毅的父亲林德平原来是一个贫困农家的儿子，13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因为生活没有着落，只好进入锻冶町广田石材店当学徒。这小子手脚勤快，又赶上广田家没有孩子，广田家就把他收为养子，从此才有了姓氏——“广田”。
从这里不难看出，广田弘毅的父亲出身低下卑微。说实话，在那个岁月，即使他日夜劳作，家里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服部龙二所著的《悲剧宰相广田弘毅的实像》（日本中央公论新社，2008年）称，亲戚朋友里面没有比广田家更穷的。可是，就这么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广田德平，却是个标准的“爱国青年”。1889年，外相大隈重信与欧美列强谈判时，准备导入列强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结果遭到玄洋社社员来岛恒喜投掷炸弹袭击，身受重伤，右腿不得不截肢。接下来是来岛恒喜知道自己无法逃脱，畏罪自杀了。得知此信的广田德平不惜倾家荡产，用自己的石匠手艺为来岛恒喜凿刻了一个精致的墓碑。从此，广田家与玄洋社建立起了联系。
“玄洋社”，也称“黑龙会”，在中国是一个罪恶的代名词。这个1881年由平冈浩太郎创立于福冈的日本“爱国主义团体”，在日本右翼组织中历史最悠久，名头最响。当时所有的法西斯团体成员，差不多全是黑龙会会员。这个会社最著名的口号是“到黑龙江去！”，是日本从事海外军事、政治间谍工作最有力的“发动机”。或许是因为老爸广田德平打下了与玄洋社交往的底子，在广田弘毅的生命历程中，这条“黑龙”如影随形，无所不在。
广田弘毅从福冈市立大名小学毕业后，进入福冈县立修猷馆高中就读。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他仍然努力寻找并参加校外那些免费的各种“兴趣班”，书道啊，柔道啊，碰上不要钱能够学的，他就学，还常常作为学生总代表在结业式上大出风头。其实，这些“兴趣班”都是玄洋社为培养“人才”而创办的。
在修猷馆读书的时候，家境贫困的广田弘毅准备毕业后报考免费的陆军士官学校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广田弘毅亲眼看着日本已经吃到嘴里的“肉”——中国辽东半岛因为“三国干涉”的强大外压而不得不吐了出来。经此刺激，他改变了自己持枪当兵的志向，转身立志要做一个可以在谈判桌上一争高低的外交官。说起来，他那时候的名字还叫“广田仗太郎”。当他向一个和尚吐露了立志要做外交官的时候，和尚对他说：“你小子如果想对自己负责的话，先把你自己那土里土气的名字改了吧。”回到家中，他翻看中国的古典《论语》，在第四卷《泰伯章》中看到“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字句，觉得“弘”展示的是“广泛的见识”，“毅”显示的是“坚定的毅力”，他一拍大腿，高喊“正合吾意”，立马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广田弘毅”。当时，日本人是不允许随随便便改名字的，法律规定只有出家人可以改名字。为此，他还征得常去参禅的小林寺和尚的同意，加入了一年的僧籍，这才实现了自己的改名愿望。
至于广田弘毅是否加入了玄洋社，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广田弘毅传记刊行会编撰的《广田弘毅》（日本苇书房，1992年）中称，广田弘毅没有成为玄洋社正式成员。日本作家城山三郎所著的《落日燃烧》（日本新潮社，1974年）中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存放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国际检查局讯问笔录》第28卷记载：国际检查局对战犯嫌疑人进行调查时，广田弘毅对菲尔普斯大尉亲口承认“我加入了玄洋社”。
这个供述，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广田弘毅定性为“老牌法西斯分子”的重要证据之一。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实际上有为广田弘毅翻案之嫌。还有一点要说，1905年，广田弘毅在去“韩国总监府”就任前，不顾日本前外相加藤高明的介绍，拒绝了三菱财阀掌门人的千金，迎娶玄洋社干部月成功太郎的次女静子。傻瓜都看得出来，这种婚姻选择的背后肯定是一种政治的、组织的选择。
“广田三原则”为动武找借口
1901年，广田弘毅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虽然没有拿到奖学金，学费却是由“玄洋社”的创办人平冈浩太郎全额资助的。他借此结识了有“日本法西斯大祖师”之称的头山满和日本前外相副岛种臣等人。在校期间，聪明的广田弘毅深得头山满的喜爱，受托编辑、发行外交方面的小册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相信这句箴言的广田弘毅1903年夏到中国东北和朝鲜细细地把俄国动向“考察”了一番，嗅出一股火药的味道，然后提交了一份预言“日俄战争不可避免，日本应该先发制人”的调查报告。第二年，日俄战争果真爆发。因为“预言准确”而一炮走红的广田弘毅，以学生身份担任俄国俘虏收容所的翻译，继续“特务生涯”，广泛收集俄国及中国的情报。
1907年，广田弘毅进入外交界，被派至日本驻华公使馆，1913年就任外务省通商局第一课课长。将近6年基本没“升级”的广田弘毅曾经很郁闷，外务省的冷板凳并不好坐。而“对华二十一条”的出现，终于让这块“黑金”又从砖石堆里被捡了出来。
1915年1月18日，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机，向急于依靠外力统一全国的中国北洋政府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广田弘毅因为熟悉中国情况，被任命为这一文件的起草人之一。他认为，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在中国扩张的最好方法是蚕食而不是鲸吞。因此即使拟定了文件，他也不赞成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发出。不过，“对华二十一条”的流产，让广田弘毅认识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广田弘毅理想中“蚕食中国”的最佳时机终于降临。当时，日本政府担心扛不住国际社会的压力，就通知日本驻各国大使及公使，要求他们向各国传达日本将马上撤军的决定。可是，拥有“玄洋社”背景、一直与日本军部勾勾搭搭的广田弘毅早就得到消息，知道事情不会就此了结。作为日本驻苏联大使的他，硬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地压下政府发来的通告，没有向苏联政府方面传达决定。最后，日本政府真的是出尔反尔了，日本驻各国大使、公使也都丧失了驻在国政府的外交信赖，唯独苏联是例外。广田弘毅在自身外交的“功劳簿”上因此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3年9月14日，“业绩突出”的广田弘毅出任日本斋藤实内阁的外相。他虽然在帝国议会上高唱“协和外交”，称“我确信在我的任期内不会发生战争”，背地里却大力支持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中国的侵略，加紧挤压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
《悲剧宰相广田弘毅的实像》中记载，广田弘毅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他积极拉拢中华民国政府内的亲日派势力，从1935年5月开启两国谈判。软弱的中华民国政府提出所谓“和平解决中日问题、对等交往、取缔反日活动”三项条件，甚至不要求日本取消对“满洲国”的承认。但是，豺狼不会因为羔羊的软弱而闭嘴拒吞，广田弘毅完全不满足，拒绝了这些要求，抛出所谓“广田三原则”。
广田弘毅提出所谓“关于中日关系的三原则”：“第一，中国应彻底取缔排日活动，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第二，中国应正式承认‘满洲国’，实现中、日、满在华北的经济合作；第三，中、日、满应在防共问题上合作。”
“广田三原则”不仅公然要求中国政府将“满洲国”地位合法化，还打着反共的招牌厚颜无耻地提出“中日满合作”，这是一个很难被中国任何势力接受的原则。
《日中历史共同研究》（日本外务省发行，2010年）中指出，中国方面的要求还算得上遵循“相互原则”，而“广田三原则”明显就是只顾日本单方面的主张，违反外交常识，但这种原则被贯彻始终。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官”，广田弘毅为何这么“小儿科”？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打算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只不过是为日本进一步动武寻找借口。这一时期，在他的推动下，日本通过武力手段，先后迫使中国订立“何梅协议”和“秦土协定”，并积极开展“华北自治运动”，图谋吞并东北后再将华北从中国雄鸡般的版图上抹掉。
“肃军”打造法西斯战车
1936年2月26日，1400多名日本少壮派军官发动“二二六兵变”，对日本政府、军方的高级成员及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血腥刺杀。最后，这场兵变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冈田启介内阁也因此倒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冈田启介内阁中留任外相的广田弘毅因其平民家庭出身而进入被称为“最后元老”——西园寺公望的视线。那时，日本政坛基本上是由名门望族把控。广田弘毅与他们没有沾亲带故，而且可以充分体现“业绩主义”原则，结果被昭和天皇于当年3月5日任命为首相。他也因此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草根首相”。
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在《回顾九十年》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最终，冈田内阁不得不提出总辞职，继而代之的是广田弘毅。广田内阁中虽然首相是文官，但全体阵营都重重地在军队的威慑之下。”在福田赳夫看来，广田弘毅好像是在军部的重压和威胁下工作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广田弘毅一上台就开始大规模的“肃军”行动。他快刀斩乱麻地将“二二六兵变”时的陆军次官、军务局长、陆军大学校长等高级将领全部撤职，人事调动涉及3000多人，为军队“刮骨疗毒”。但是，他“强军”的目的是为了让日本的军队不再把目光紧紧地盯着国内政局，而是成为一把更加锋利的尖刀，去刺破日本觊觎已久的亚洲各国。
很快，广田内阁就颁布了扩军备战、20年内向“满洲”大规模移民百万户的“国策”。由于预备役、后备役军官容易与政党和世俗阶层发生利害关系，造成派系对立，为了让军队“一心一意图打仗、齐心合力谋扩张”，广田弘毅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排除政治集团对军队的影响。
千万不要小看“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复活！这一将陆海军大臣的任职资格限定于现役将领的制度，还规定现役武官的人事权分别由陆、海军两省掌握，即使是首相也不能越过两省直接选拔。而且，陆、海军两省可以要求现任陆、海军大臣辞职，并拒绝选派继任人选，使内阁无法组成。这样一来，日本的政权就成为彻头彻尾的“军人政权”了！
美国学者约翰·惠特尼·霍尔在《日本——从史前到现代》一书中曾这样指出：“1936年春，掌权的广田内阁公然采用侵略的外交政策，号召在中国北部建立一个‘特别的反共、亲日、亲满洲国的区域’作为日本民族存在的‘基本原则’的一部分。日本的领袖开始越来越把国际的军事战略目标和经济、道德的期望混同起来。”应该说，这位美国学者没有说错。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召集“五相会议”，确立了新一届内阁的“国策基准”，提出了“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并制定了确定扩张方向的《国策基准》。该国策表明“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不仅主张继续推行对华侵略扩张，而且还想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东南亚。
为贯彻这一国策，日本全面扩军备战。陆海军分别制定了扩军五年计划和庞大的造舰计划，并在言论、产业等各方面加强了管制。广田内阁时期，日本已经建立起战争总动员的体制。
广田弘毅上台后，将日本一步步打造成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战车”，战争成为国家的主要目的，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也依靠对外掠夺和扩张。日本的“军国主义”幽灵，被广田弘毅从潘多拉魔盒里彻底释放了出来。
1936年10月，广田内阁公开宣称，日本已进入“准战时体制”。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日德防共协定》，在“防共”的名义下与德国结成政治军事同盟。这一协定是反人类的“法西斯轴心国同盟”建立的基础。
很多日本右翼学者为广田弘毅推卸责任时说，当时的重大决策都由军部主导制定，无法体现出广田弘毅的真实想法。但是，这个由广田内阁主导制定的《日德防共协定》，却是他积极组织国际法西斯主义阵营、最终给人类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铁证！
为南京大屠杀暗暗点赞
1937年1月，在日本第70次帝国议会上，议员浜田国松控诉“民众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军部横行霸道”，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恼羞成怒称其侮辱军部，浜田国松怒斥，“如果拿得出我侮辱军部的证据，我马上剖腹自杀”。议会里闹得差点要血溅当场，乱成一团，广田弘毅实在控制不了局势，黯然辞职。
可是，这个打不死的“小强”在辞去首相四个月后的1937年6月，又钻进近卫文麿内阁担任外相。这次担任外相期间，中日两国间爆发了全面战争。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华北事变”，进而发展到丧尽天良的南京大屠杀，广田弘毅都是身在其中，而他在日本政坛的所作所为，让他距离绞刑架越来越近。
1938年1月16日，在广田弘毅积极扩大战争的叫嚣下，日本政府发表了由他主导的第一次“近卫声明”。这个声明提出“两个放弃”：即放弃不扩大日中战争的方针、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日中间问题的方针。广田弘毅作为外相，想尽手段打压“不扩大战争”的声音，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两个放弃”的提出让中日战争全面化、泥沼化，使日本彻底陷入国际孤立，也造成了中国数千万军民的死亡。更令人发指的是，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广田弘毅明明知道日军在中国的首都南京城内大肆烧杀奸掠，不仅表面上的“提醒言辞”都没有，还试图掩盖真相，已经彻底丧失了作为人的道德底限！
1938年1月17日，广田弘毅从东京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发了一份密电（日本为第176号、美国情报部门编号为第1263号、收录于美国国家档案馆，1994年9月解密公开）。这封密电被美国情报机构截获并于2月1日译成了英文，上面写着：“可靠的目击者的口述和可信程度极高的个人书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即日本军队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犯下的罪行，使人想起了阿提拉（阿提拉为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和他的匈奴兵。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到杀戮。洗劫、强奸，包括强奸幼女和对平民的无情行为的报告，还继续来自于数周前停止实际敌对行动的地区。此间较好的日本平民对此深感羞耻……日本军队在其他地方的行径，加剧了日本士兵在上海本地乱斩乱杀的一系列地方性事件……”
这份密电中还提到了日军用美食、艺妓招待个别在南京的西方外交官，企图隐瞒屠杀的情况。从这份密电不难看出，广田弘毅对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了解得非常详细。
广田弘毅不仅冷血，而且无耻。南京大屠杀被各国媒体揭露后，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对中国反咬一口。1938年1月22日，日本第73届通常国会召开。广田弘毅发表演说称：“德国曾向帝国政府提出过作为日中两国间的桥梁进行斡旋的好意。依此，为给国民政府以最后的反省机会，帝国政府为解决事情提出四项条件。这四项条件是绝对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切望国民政府尽快依此条件求和。但是该政府对东亚局势视而不见，无视我国政府的宽容和德国政府的好意，没有拿出虚心坦怀、诚恳乞和的态度，事态发展至今也没有做出什么诚恳的回答。国民政府这样的态度等于是置帝国政府给他们的最后机会而不顾，使帝国政府感到等他们反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国政府才采取了强硬手段。”
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血腥屠杀了30多万人，反而指责中国政府“认不清形势”、“没有拿出乞和的态度”，还要中国政府进行“诚恳的回答”，这样的混蛋逻辑恐怕只有广田弘毅想得出来。这样颠倒黑白的说辞无异于又一次“语言大屠杀”！
《悲剧宰相广田弘毅的实像》里记载，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日本外务省曾向陆军提出了“改善要求”。但超过8周的连续屠杀中，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根本没有任何提议。日本外交官日高信六郎曾向内阁进言“这样做会有反效果”，但广田弘毅却表示“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战时的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的时候也说，当时外务省先后接到76次有关在南京发生残虐事件的报告。
可以看出，广田弘毅之所以对南京大屠杀视而不见，是因为他内心认同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行为，他举手点“赞”还来不及，怎么会劝阻！当然，这些行为，也成为他日后被送上绞刑架的最重要依据之一。广田弘毅被起诉的罪行中，“默认非人道行为罪”、“共谋侵略亚洲罪”是最大的两项。其判决书第十章中这样写道：“作为外务大臣，他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立即接到了关于这类暴行的报告。根据辩护方的证据，他认为这些报告是可信的，并曾将这项问题咨照陆军省。还从陆军省得到保证，说将让当地部队停止这种暴行。在得到这种保证以后的至少一个月内他陆续收到有关暴行的报告。根据本法庭意见，广田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便停止暴行，也未采取其他可能的任何措施来阻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慢。多达数万的杀戮、对妇女的暴行以及其他残暴行为每天都在进行，上述保证却根本没有被执行，广田本人对此很清楚，但他却仅仅满足于陆军省的保证。他的故意不作为已经达到了犯罪性过失的程度。”
这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广田弘毅默许南京大屠杀罪证的认定！
给子孙后代留下耻辱
战后被判处极刑的日本七名甲级战犯中，只有广田弘毅一个人是文官。所以，日本至今还有很多为他鸣不平的声音，认为他参与战争是“迫不得已”。
然而，即使是日本昭和天皇也不这么看。战时曾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的石射猪太郎在其所著《外交官的一生》（日本中央公论新社，2007年）中有过一段记载——1941年底对美英宣战之前，昭和天皇招待阁僚和重臣一起吃饭，向他们征求对宣战的意见。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和内务大臣木户幸一在座。对于广田弘毅的印象，昭和天皇称：“不知是不是因为他起家玄洋社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所有人中只有他说进行战争为好，还推荐组成皇族内阁，说应该在征求统帅部意见的基础上组阁。从他的谈话中，完全无法想象他曾担任过外交官。”
而且，广田弘毅战后在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表现得非常“淡定”。在没有任何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他亲口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如果不是真的心中有愧，很难想象这么一个老牌法西斯分子会态度这么好。不过，对于审判结果，广田弘毅没有想到“大家很愤怒，后果很严重”，最后会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为广田弘毅担任辩护律师的是美国人史密斯。有一天，他当庭向审判长提出要求：“请停止不正当的干涉。”谁料，审判长并没有因为他是美国人就听之任之，而是当场命令他收回这句话并且道歉。但是，史密斯坚持说，“我做了20年的律师，这样的言辞在美国的法庭上经常用，绝对没有侮辱法庭的意思”，拒不接受命令。审判长在商议之后宣布：“如果史密斯律师不收回这句话并道歉，本法庭将对其予以除名。”结果，史密斯坚持自己的信念，再也没有返回法庭。这个时候，心里最着急的恐怕就是广田弘毅了，律师你耍什么脾气啊！
据当时的日本媒体《每日新闻》报道，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书的时候，“广田只是面无表情地闭目静思”，“而坐在旁听席的广田的家人，在听到他被判绞刑的那一刻，穿着黑色连衣裙的二女美代子微微抬起右手向父亲挥手告别，脸上还带着往常的微笑。但是，当看到广田的身影消失在出口后，她就伏在坐在旁边的妹妹登代子的肩上，无法隐藏脸上紧绷的表情……”
1948年12月23日零点21分行刑之时，广田弘毅无声端坐，一脸漠然，显然已经被吓呆了。而在他被执行死刑前，夫人静子去探监，回来后同儿女闲聊，谈到明治天皇死时“军神”乃木希典夫妻殉情的往事，静子说：“要是我，我愿意先死。”四天后，她回到别墅自杀身亡。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可是因为罪恶的男主角，成了最后的败笔。
广田弘毅被绞死7年后的1955年4月22日，日本厚生省打捞援救局官员将七个本色木料做成的小盒子交给七名甲级战犯的遗族，声称里面装有战犯的遗骨。对此，只有广田家最“奇葩”——他们拒绝接收遗骨！
这里，我来谈谈广田弘毅家的后代。广田弘毅的长子叫广田弘雄。战前在横滨正金银行工作，1938年被调到中国大连，带着妻子与儿子广田弘太郎一起去的。1940年，全家搬进天津的德国租借地居住，这个小小的弘太郎每天坐着人力车前往幼儿园。1944年，他们全家搬到北平，1945年4月，弘太郎进入了小学。4个月后，日本宣布战败。
1946年3月，广田一家从中国的天津港回到了山口县仙崎港，由于日本国内盛传东京已经被烧成一片焦土，因此全家直接坐上火车去了神奈川县鹄沼的别墅。在那个时候，广田弘毅已经被关进了巢鸭监狱。后来，是在弘太郎舅舅的帮助下，一家人才回到了东京都世田谷，弘太郎作为插班生进入世田谷小学二年级。
在学校里，大家都知道广田弘太郎是日本甲级战犯广田弘毅的孙子，但据弘太郎回忆，他并没有因此受到过欺负。“当时日本社会对甲级战犯的认识是，那是美国给定的罪。而且战犯也不能一概而论，并非所有的战犯都是坏人，那些战犯是军人，而我爷爷不是。当时大家对我还是同情的成分比较多，大人们也都还记得爷爷战前的言行。”小学五年级时，广田弘太郎转学到东京教育大学附属小学，后继续升入附属初中、高中，考入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到三菱商事工作。1978年，广田弘太郎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爷爷和其他甲级战犯一起，被放入了靖国神社里合祀。对此，他很是愤慨，“靖国神社和厚生省都没有通知过我们，而且我们也从来没同意过合祀。”对于父亲拒绝接收爷爷遗骨一事，弘太郎是这样解释的：“所谓的遗骨，其实就是七个人在横滨久保山火葬场火化后，被美军混在一起倒进了垃圾场的骨灰。普通人的遗骨，都是一人一份装在骨灰盒里的，但厚生省给我们的，是混在一起，我不想要那些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的骨头的东西，也不为能拿回爷爷遗骨感到高兴。这也是我父亲和叔叔一致的意见。”
2006年8月10日，日本主流媒体之一朝日电视台播放了对68岁的广田弘太郎的专访。他亲自对记者说，希望能将爷爷分祀。“我偶尔也会去靖国神社，但不是去那里祭拜爷爷。如果靖国神社能取消合祀，我会非常感激的。”他还透露，广田家把广田弘毅的毛发分别埋在福冈和镰仓两个寺庙的墓地里，亲属们每年都要到那里去参拜几次的。2013年4月，广田弘太郎再次提出希望取消靖国神社合祀。“靖国神社是祭祀战死的军人和军队相关人员的地方，在我们广田家看来，广田弘毅不是军人，也不是战死者，没有被合祀的资格，而且我们也讨厌将爷爷和军人合祀在一起。爷爷因为军人的事情没少伤脑筋，还受到过军人的迫害，对于战争的看法也和军人完全不同，但没料到最后竟然是和军人一起接受了审判，这也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们真的很讨厌把爷爷和军人合祀在一起，不想被当成共犯。”
作恶多端的广田弘毅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还让子孙感到巨大的耻辱，真是落得了遗臭万年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