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韦尔直接走进厨房，把漂白剂给舅妈放在台子上。厨房有一个大采光窗，阳光正从那儿冲进来。埃莉萨用一条蓝毛巾把窗户挡上，当时还是湿的。也许能降点温吧，但是不管怎样还是热得难受，尤其还一直在做饭。舅妈问他是不是要留下来和工人们一起吃饭，我现在不走啊，他说的好像是件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你跟你妈妈打招呼了吗？没有，还没说，怎么了？那她肯定在等你。阿韦尔没想到这一点，嘴硬说不可能，因为他没和妈妈说今天只出半天工。是，埃莉萨又说，但她能想到。不会不会，阿韦尔不耐烦了，他想，舅妈不认识他妈妈，不知道他妈对他远没有舅妈对她的孩子们甚至对他那么关心。像所有青春期少年一样，他觉得哪个家庭都比自己家好，没什么道理，但他就是相信。埃莉萨猜到了，没太声张。她问他们家晚上准备和谁一起过年，他说和他大哥的女朋友一家，接着开始兴奋地讲他未来亲戚的事，把他们变成照出他眼中所有美德和权势的镜子。他哥哥的未来岳父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他喜欢把他描绘成）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想做什么做什么，任何想到的事，他付得起钱。阿韦尔还给舅妈细数了一遍他们家的财产，虽然明显太夸张。不知不觉话题就聊到了食物，阿韦尔觉得自己有独特的品味，值得细致研究一番，否则就会显得像是一堆毫无关联的偏好。埃莉萨任他说话，自己很快走神了，没必要因为他又丑又笨就对他过于怜惜。她给了他一个建议：午餐不要喝酒，她说，那些混蛋，会死得很惨的。我从来不喝，阿韦尔一如既往地没有眼力见儿，对着家里大酒鬼的老婆说。帕特莉来拿葡萄的时候，他们贴了贴脸。帕特莉觉得他很诡异，可又对他很亲切。大家总在背后笑他，笑他的头发。其实他俩头发一样长，连发质都差不多：粗硬、支棱、黑色。帕特莉走了之后，阿韦尔还在滔滔不绝地跟埃莉萨讲话，直到她听够了提醒他下楼，估计工友们都已经开始吃了。
吃完葡萄，孩子们跑开了，光着脚到还没注水的游泳池里玩。那儿太阳明晃晃的，可他们喜欢，就像放满了水、正拨弄得水花四溅一样。三个年纪大的总喜欢玩一些假想的游戏，冒险的，最小的那个跟在他们后面，总粘着，扮演比如受害者这种不需要太多或者根本不用演技的龙套。演了几天的故事之后，他们回头玩起了赛车——几个塑料小车。出于小孩天然的直觉，他们知道楼下的工人已经没干活儿了，大着胆子下到七楼，再到六楼，开着小车沿楼梯一路向下，停在最偏远的房间里。怀着掌控整栋大楼，至少大楼高层的兴奋，他们把游戏设计得更复杂了：把小车放在其中一层，一起下楼，再上来打乱方向重找。施工中的建筑是最不适合赛车的地方（倒是很适合捉迷藏），但就是这种不妥制造了特殊的味道，新鲜、挑战，让他们忘了一切，感觉接近了真相或艺术的核心。杰奎琳迷路了，大哭起来。跟她最亲的埃内斯托爬上爬下，听她的位置，救出了她。唯一被打断的一次是阿韦尔下楼，提醒他们别掉下去，然后继续往底楼走。刚下两层，他们就开始冲他喊“长毛怪”。他们继续爬上爬下地玩小车。楼层间有点小风，不多，也不怎么凉快，但是总归太阳下山就能凉快点。光线应该也在变，只是看不出来。这些颜色鲜艳的小车是游戏里唯一的光度计。他们到了四层就不敢再往下去了，因为听到了大人的说话声。
其实工人们都下去好一会儿了。因为下午不用再干，他们都洗漱了一下又换了衣服，好让午饭更惬意点。讲究的还用水管冲了个澡，然后在底楼的院子里晒干。他们把工作服塞进包里，那工作服，客观地说，尤其脱下来看，完全是些沾了石灰的，扯破了补上的，甚至还有些没补的烂布条。梳洗好，他们坐在一张大木板桌子周围等午饭。桌子离烤肉架尽可能地远，有阿尼瓦尔·索托在那儿看着就行了。他们十个人，其中智利人，除了比尼亚斯和雷耶斯之外，还有两个：恩里克·卡斯特罗和费利佩·罗哈斯。他们管后一个叫“裤兜儿”，因为他习惯把手插在裤兜里，包括坐着的时候。他们为这笑了他不知道多少回，比如现在，他就左手拿着杯子，右手插在裤袋里。那个胖胖的圣地亚哥人坐在他边上，这人爱开玩笑，虽然不怎么高明，但凭那股天真劲倒也能把人弄笑。他伸了一只手到智利人的裤子口袋里，说是为了“看看里边有什么稀罕玩意儿”，所有人都笑了起来，裤兜儿被惊得手一抖，杯里洒出几滴酒来，心疼得不行。包工头，一位有点儿矮、白发蓝眼的先生（意大利人），笑得都快不行了，不过他及时改变了话题。所有人都喝了一杯，当是开胃酒。幸好楼下凉快，像开了空调。他们碰碰杯，就这么说笑着。肉很快好了，只是忘了准备沙拉。他们朝小雷耶斯瞪了几眼，他经常不是忘了买这个就是忘了买那个。不过看在这天是一年最后一天的分上就算了。另外，肉倒是好肉。
除了几个智利人以外，还有一个外国人，叫华盛顿·梅纳，从乌拉圭来，没什么特点，也不引人注意。一个二十来岁的阿根廷小伙子，伊希尼奥·戈麦斯（实际上叫伊希迪奥，但这个名字西语里没有，他嫌怪，就说伊希尼奥了），也像阿韦尔一样留着长头发，特别丑，尤其是一脸麻子（那是以前的说法，其实是严重的粉刺），加上那头跟阿韦尔差不多长，不过带卷的头发，简直不能看。还有个卡洛斯·索利亚，大家背地里叫作“跑火车”（爱瞎说）的，圣地亚哥人先前的壮举逗得大家还在乐，这位却嘟嘟囔囔，最后直接说话带起刺来。圣地亚哥人是所有人里最有意思的，主要原因是他太胖，像个球。这一点改变了他。另外，他自我感觉相当好，可觉得自己是个才子了，甚至是位唐璜。他的名字是洛伦索·金卡塔，不怎么说话，说之前先打好腹稿，但就算这样，也没人觉得他有多机灵。
索利亚开始说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人的坏话。大家任他瞎讲，时不时逗他一下。他说在圣地亚哥，人都喝热啤酒。真的吗？怎么会？当然真的，他去过，不过只是路过，什么人会让他在那片热得发烧的荒地里多待呢。有天在一个酒吧里，他尝了一下这种（对他来说）奇怪的饮料。他们把在院子里晒过的啤酒装在小车里送过来，热得像一碗汤一样，他说。有人问：为什么用小车？箱子呀，不然怎么运啤酒箱？多少箱？他们问，怀疑他夸张过头了。他先说三十六箱，之后又说八箱，搞不清楚他到底想的哪个数。但是他确认他喝了二十箱。饭桌上的人笑出了眼泪。这得破纪录了吧？他们说。三十六箱热啤酒，他一个人全喝了。
这像是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事儿，劳尔·比尼亚斯说，也跟着笑了。他跟阿根廷的圣地亚哥人碰了个杯，强调自己是智利的圣地亚哥人，这两个说法拼写不一样，差别很大的。
索利亚再次澄清，当时一整队的修路工都喝了，有二十个人。装啤酒瓶的箱子在酒吧院子里，大太阳底下。知道喝完之后肚子变成什么样吗？圆啊，肯定的。那感觉，最好别想，试都不要试。但是他们还是想象了一下。
跟比尼亚斯说话的时候，卡斯特罗想起了在智利认识的一个吹牛大王。这人，每次碰见谁，都说自己刚刚从阿根廷翻越安第斯山脉而来，路遇艰难险阻，条件困苦异常，穿越无人之境，翻过山巅，跨过雪原，一路步行，形单影只。每次遇见熟人都是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故事的某个版本。但是有时候熟人没多久又照面了，他就得再编一个回去的故事，毕竟不能老从阿根廷到智利来，还得反方向回去，不说每次也得有那么一两次，就算是在规则比较灵活的想象的世界里。这么一来，他就有机会把牛皮翻一番了。
“洛伦索”这名字真怪。挺适合他这个人啊，大家觉得。但是，只要有一丁点怀疑，他们又会改口。“华盛顿”也是，“伊希尼奥”也是，最后说了一些最普通的名字，“阿韦尔”“劳尔”“胡安”之类。没有什么人如其名，这种联系是没道理的。还是有，所以才奇怪呢。更糟（或者更好）的是，只要听别人说说，人就能相信名字里应该有或者没有什么特质，如果在同事朋友的小圈子里得到印证，就引出好多鬼魂来。他们给认识的鬼魂倒酒。（真正的鬼魂消失好一阵了，每天烤肉架上升起肉味的时候就不见了，就好像这种气味会伤害它们似的；之后，午睡的时候，它们会再度出现，异常活跃，达到一天状态的顶点——至少夏天是这样，冬天要到黄昏时分。）
这让工头想起了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在座有几个已经跟他干了好多年了，可以陪他一起回忆。比如有一次，他们盖了一幢楼，和这幢一样，可能还大一点，不过是在材料和工具不足的情况下完成的，尤其是缺少工具，真是克服了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他说，这故事听起来就像不少骗子编出来的那种，但是他有证人，卡洛斯·索利亚就能证明他没瞎说。哪个楼？他们问。金蒂诺·博卡尤瓦街上那个。啊，那个！太可怕了。他们想起来了。那次太煎熬了，要想方设法替代……替代什么呢？所有的工具，把能找到的东西都用上了。没有推车，捡了几辆别人扔掉的婴儿车；没有水桶，把花盆底的窟窿堵上。就这，东拼西凑，什么都不趁手，给他们留下了永远的印迹。
不到一个小时，食物全部消灭，敞开了聊让时间过得很快，香蕉、桃子、面包都没剩下。这很正常，饭就是拿来吃的，酒就不一样了，不是什么都可以喝过去的。总之，他们喝了不少，而且还在喝，一杯，或者两杯，代替了饭后的咖啡。实际上后来他们就纯粹在喝酒了，当然，跟平常一样，有人喝得多，有人喝得少。那三个智利人（大人，阿韦尔·雷耶斯喝可口可乐）是喝得最快，也是醉得最厉害的，以至于最后其他人走的时候，他们都没法说句囫囵话。再来点儿。坐着喝，眼神迷离，略有笑意。大家都飘走了，三个人好像垮掉了，觉得自己一小口一小口吸进了整个世界。一种兴奋感在周围打转，拉扯他们，而且虽然已经醉得脸着地了，好像还能继续喝，继续满上杯子，继续举到嘴边。至少这种感觉一直有，整个人像一个巨大的微笑。
四点，最后一个工人走之后没多久，埃莉萨下楼来看他家的什么状况。她找了两圈才看到他，在地上。她没太惊慌，还留神看了看有没有别人。另外两个智利人，刚好裤兜儿从短暂的昏迷中醒了过来，主动提出帮忙抬上去。上去了，比尼亚斯稍微清醒了一点，刚好够让陪伴到此为止。裤兜儿爬个楼梯就基本恢复了，又主动说从外面把栅栏的链条挂上，哪怕不锁。告别之后，他下了楼。剩下那个智利人卡斯特罗一直在睡。裤兜儿推了推他，醒了，就是不太爽利。他俩住一个方向，挺远的（得搭火车），收拾收拾一起走了，谁也没说话，稍微有点晃。他还记得挂上栅栏链条的保证，于是整栋楼，只要没人专门去看锁，就算是关上了，收工了。其实没什么关不关的，街上没人，这会儿正是睡午觉的时间，最安静、最空旷，同时也是最热的时候。四下里一片寂静。
丈夫躺在床上平和地不省人事，只出了一层酒后的细汗。埃莉萨让帕特莉帮忙把孩子们找回来，“帮个大忙”，她有点生硬地强调最后几个字，他们一开始就不该跑掉的。出于礼貌和尊重，那孩子忍住没说什么，却没忍住叹了口气，虽然像高天上的微风一样轻，还是立刻感到了尴尬。在这方面，在所有方面，埃莉萨都非常“智利”：能从最小的细节中察觉别人的想法。为了缓和她要求中可能存在的不妥，或者至少显得不那么突兀，扯远一点，扯到真正想说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强迫，她加了句评论：怎么想的，她说，这么热的天，还有精力跑出去玩。他们喜欢玩，根本停不下来。对于孩子们来说，游戏就像大人的生活：一个人不会因为活了一整天就决定晚上去死。帕特莉笑了。而且他们起得还早。缺觉会让大人头昏脑涨，却让孩子更兴奋。但是他们必须睡个午觉，不然晚上会撑不住的。帕特莉说，她可不保证能把胡安·塞巴斯蒂安拖上床，更不要说他的同伙布兰卡·伊莎贝尔了。老大是不爱睡午觉。埃莉萨想了一下，其实抬丈夫上楼的时候看到他们了，真后悔没有当时让他们回家（他们有点吓着了，每次看到爸爸这样都以为他病了，快死了），不然就能利用短暂的恐惧把他们关在黑屋里，加把劲就睡着了。现在让他们跑掉了，彻底没戏了。好在他们不可能跑到街上去。出于某种原因，这种危险好像不存在。另外还有摔的问题，随便哪个楼层都可能掉下去，因为这栋楼还只是个钢筋混凝土框架，有点隔墙，没做完，早着呢。但是母女俩都不提这茬，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这一点。有一次，有人说大人小孩坠楼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地心引力作用于所有人，就像问一千克的铅和一千克的羽毛哪个更重一样。出于这点，业主们来看房时（比如当天早上）严防孩子靠近阳台边的小心，就让他们生出某种模糊的深深的反感。如果他们这么想，为什么要买这套公寓呢？为什么不住平房呢？“我们可不一样，”他们想，“我们是智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