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带来的好运
现实生活中概念使用的不明确，经常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在人们沟通的过程中，语境有时会影响沟通交流的方向和效果。
在明朝永乐二十二年的状元考试中，殿试选定孙日恭为状元，邢宽为榜眼。当时在张榜公布的时候，状元却由孙日恭替换成了邢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负责给皇帝抄写小金榜的官员把孙日恭的“日恭”写得太靠近了。由于过去书写时采用的是竖写，将“日恭”两个字写得像是“暴”字。由于永乐帝的皇位是从他的侄子手中用暴力的手段夺过来的，并且为此还曾打了好几年的仗，他的侄子从此就下落不明，此后他曾派人四处寻找这个侄子却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所以永乐国王对“暴”这个字十分地反感和厌恶。相反他对“邢宽”这个名字却很感兴趣，认为这个名字含有“刑正宽和”的含义。于是孙日恭因为名字而丢掉了状元，而邢宽却因为起了个好名字而成了钦定的状元。
在清朝末年的一次殿试中，排在首位的人名字叫做朱汝珍，但是因为慈禧太后曾经害死过珍妃，所以她对这个“珍”字十分敏感。而且又因为这个朱汝珍是广东人，而慈禧太后最为痛恨的康有为也是广东人，所以她就把朱汝珍从第一名的位置上画掉，而补上了排在后面的刘春霖。因为慈禧太后认为刘春霖这个名字很吉祥，春霖有霖雨苍生的意思，而当年正值大旱，急需一场大雨。于是慈禧太后大笔一挥，刘春霖就因为自己有个好名字而成了新科状元。
在过去，商家店铺常以具有自己特色的对联渲染一种气氛。例如有的剃头铺的对联是：“来客都得低头，看我顶上功夫。”仔细一琢磨感觉挺有意思的。但有家剃头铺牛皮吹大了，门口的对联写道：“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谁还敢拿脑袋和他细琢磨啊，自然没有人敢上他那里去剃头了。
上面说的故事，我们现在听来算是笑话。但是利用概念不明确，词语容易产生歧义的这种现象，故意模糊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那么就是模糊语境的诡辩了。例如有家美发店将自己店铺的名字叫做“最高发院”，虽然由这个名字可以让人们产生一些联想，咋一看上去还有些意趣，但是店家的这个名字却违反了我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不得使用国家机关的名称命名。所以根据广告法的要求，“最高发院”这个名字是违法的。
报纸上曾经报道过这样一条新闻，有个人在年初向另一个人借了1.8万元钱，年中还了1万元，另一个人向其出具了“某今还欠款1万元整”的纸条，一式两份。虽然纸条上签有两人的名字，但是没有写明是收据，落款处也没有写明“收款人”。当这个人后来再还所欠余款时，另一人人说应该还1万元，并且拿出了当初的纸条为证：“某今还（hái）欠款1万元整”。
按照我们在生活中的通常习惯，还钱时所出具的收据是“收到还（huán）款多少”的收据，不可能出具“还（hái）欠款多少”的收据。这是收钱时的特定语境所决定的。但是由于上例中的纸条有一个并非多余的“欠”字，就给诡辩者利用“还”的语境歧义来模糊概念提供了借口。
对于这类的诡辩，我们只能还原其特定的语境，并在特定的语境中解释某一概念的确切含义。另外，某些概念的定义有时还具有特定范围内的约定俗成性，如果撇开这种特定的范围，也会使正常的人际沟通出现障碍。
比如，在现在的生活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各种网络用语，网络语言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但是这种时尚的受众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使得很多中老年人面对“GG”、“灌水”等网络词汇时一头雾水，根本无法理解这些词语究竟代表的是什么含义。鉴于此，上海市曾经专门颁布了规定，明确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国家机关公文、学校教育教学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言。即使需要使用，不得不出现时，也应该注明它的中文明确含义。
如果人们故意无视这种约定俗成，故意撇开特定的范围，人际沟通的理据性原则和通用性原则就会遭到破坏，就会被故意模糊语境的诡辩者钻了空子。
曾经在报纸上出现过这样的一则新闻报道，重庆市某镇政府将其所有的一栋二层楼的公房经过招标后拍卖，以3万元的价钱卖给了某人。在5年之后，这栋楼房拆迁，这个人领到了十几万元的拆迁补偿费。镇政府这时却以当年拍卖的不是整栋的楼房，只是底层的四间房为由，将这个人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返还10万元的“不当得利”。此后，经过法院的调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当初招标拍卖以及签订合同都是以整栋楼房作为标的。其二，当地房屋买卖有一个特殊的交易习惯，即在买卖整栋楼房时，习惯以底层的房间数作为买卖登记的房间数。也就是说在买卖一栋楼时，当地习惯只看底层有几间。后来法院判决镇政府败诉，这个人的所得不属于“不当得利”。
在法院的判决中，就还原了特定概念的特定语境，从而排除了诡辩。
通过上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正确而有效的沟通，它所使用的概念都应该是自始至终地保持概念的确定的同一性。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避免由于概念不清所造成的种种不必要的误会，拆穿各种故意模糊有关概念的狡辩，真正地做到正本清源。
概念的限定性
概念的限制有利于人们认识的深化，有利于具体、准确地表达思想，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事物。
在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有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休会期间，他邀请卓别林夫妇到中国使馆赴晚宴。席间，卓别林望着刚上桌的北京烤鸭诙谐地说：“我这个人对鸭子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我是不吃鸭子的。”众人听了，甚感不解，忙问其故。卓别林说：“我所创造的流浪汉夏尔洛，他走路时令人捧腹大笑的步态，就是从鸭子走路的形态得到启发的。为了感谢鸭子，我从那以后就不吃鸭子了。”使馆的人员连忙起来说：“非常抱歉……”卓别林笑着说：“不过，这次可以例外。”“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美国鸭！”卓别林的一席话，引得大家笑声不断，都为这位幽默大师别具特色的幽默感所倾倒、折服。随后，卓别林边吃北京烤鸭边对它赞不绝口。
卓别林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和跌宕起伏的手段，将“鸭”这一概念，过渡到“美国鸭”，用的就是概念限制的方法。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卓别林不吃的仅仅是“美国鸭”，中国的北京烤鸭不在其列。
鲁迅先生临终前，写过一篇杂文《死》，告诫他的儿子：“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句话显然是难以理解的，也不够准确。当鲁迅先生修改手稿时，他便在“文学家”的前面加上“空头”两个字，缩小了“文学家或美术家”的外延。经过这样一限制，这句话就非常准确了。现在，鲁迅的“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常用的至理名言了。
概念需要限制的一定要限制，这样才能使概念明确。如果该限制的不限制，就会引起思想混乱，被人钻空子。
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吸取陈后主亡国的教训，改革官制兵制，建立科举制度，选用办事精干的官员，修订刑律，特别注意节俭。他发现官吏有贪污腐化行为，都要严惩，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放过。隋文帝发现太子杨勇生活奢侈，讲究排场，很不高兴，十分严厉地教训了他。皇子杨广非常狡猾，他表面上装得特别朴素老实，骗得了隋文帝和皇后的信任。结果，隋文帝把嫡长子杨勇废了，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但是隋文帝临终时，突然发现杨广是个伪君子，更不能容忍的是，杨广竟要奸污自己的宠妾宣华夫人陈氏，于是急召长子杨勇进宫，以便改立太子，吩咐后事。当时隋文帝又气又急，大叫：“召我儿！”由于没有说明召哪一个儿子，杨广捷足先登，首先来到皇宫，关闭宫门，封锁消息，并与一些奸臣阴谋夺取了皇位，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隋炀帝。
隋文帝下诏“召我儿”太笼统了，他没有对“儿”进行限制，结果让杨广钻了空子，并影响了中国历史，可见概念的限制是多么的重要。
打牌人的狡辩
故意将概念进行模糊，达到个人目的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时常会发生，下面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有一次，老王去北京出差，住在一家旅馆里。有一天半夜，他被一群打牌人的哄笑声惊醒。于是他就来到打牌人的房间，善意地提醒打牌人说：“各位，现在都已经12点多了，你们早点儿休息吧。”“你睡你自己的觉好了，管我们干什么啊？”其中一个打牌人不耐烦地说道。“你们这样大声地吵闹，加上打牌的声音又很大，影响到了其他人的休息。”老王继续劝说着。“影响别人，又不影响你。”打牌人说。“这里是公共场所，你们应该注意点。”老王继续耐心地劝说着。“这里是公共场所，又不是你的家里，用得着你来管这么多闲事吗？”打牌人愤愤地说着。听着打牌人的狡辩，老王真是觉得有理说不出，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忍受去了。
实际上，这些打牌人给老王的回答，不仅违背了公共道德，而且其实质就是一种狡辩。从逻辑上来说，这些打牌人是在概念问题上玩弄着无聊的词语游戏。
我们大家都知道，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比如我们可以使用“土豆”、“马铃薯”、“洋芋”来表达同一种食物，这三个词语所表达的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同时同一个词语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比如就拿“逻辑”这个词来说，它既可以表达“事物”或是“思维的规律”这个概念，也可以表达作为一门科学的“逻辑学”这个概念。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一个词语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但是，确定的语言环境和说话者的客观环境中，一个词语所表达的概念就必须是确定的，而不是随意加以解释，认为它又表达其他的概念，否则，词语就不能表示确定的概念，也就没有确切的含义了。如果故意利用词语的歧义而否定词语的确定性，就会沦为词语游戏。
在老王的故事中，这些打牌人的狡辩，正是故意玩弄这种把戏。
当老王说：“你们这样大声地吵闹，加上打牌的声音又很大，影响到了其他人的休息。”在这句话中“别人”显然是相对于打牌人而言的，是指除了打牌人以外的其他人，自然这当中也包括老王自己。但是打牌人却回答说：“影响别人，又不影响你。”故意将打牌人与老王加以区别，使得这里提到的“别人”排除了“你”，也就是排除了老王，从而随意曲解老王所说的“别人”这个词语的明确含义。
老王所说的“这里是公共场所，你们应该注意点，”这句话的意思也是很明确的。他是想强调这里是“公共场所”，要求打牌人尊重公共场所的秩序和规章要求，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影响到其他人的休息。但是打牌人的回答却是“这里是公共场所，又不是你的家里，用得着你来管这么多闲事吗？”他们又故意把“公共场所”强调为“不是你的家”，而又在“公共场所”这个词语上做起了文章。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使打牌人的行为变得合理，这种解释依旧不会给打牌人帮上忙。“公共场所”的确不是老王的家，但是这里也不是打牌人的家，当然都不能像是在自己的家里面一样。话又说回来了，即使是在自己的家里，也不可以大吵大闹影响其他人的休息。在自己的家中同样也要遵守公共场所的公共道德。
楚王丢弓
有一天，楚王带着他心爱的弓箭去打猎。他骑着马、背着那张心爱的弓箭，在田野、丛林、山冈里来回奔跑，射中了许多猎物。天黑以后，楚王回到了宿营地，一检查，发现心爱的弓箭不见了。“这是一张天下无双的好弓啊！”楚王口中念道，心里十分难受。“报告大王，我们马上集合人员，把大王的弓箭找回来！”“怎么去找？黑灯瞎火的，这么大的地方，能找得到吗？”“即使大海捞针，我们也要把它找回来！免得大王伤心。”楚王在大帐中来回走着，半晌才发话：“算了算了，不用找了。”“为什么？”楚王坐定后，缓缓地说：“楚国人丢的弓，还是楚国人拾得的，这张宝弓还在我们楚国呀！”“大王大度、大王英明啊！”左右齐声欢呼。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不知怎么传到了孔子耳朵里。孔子感叹地说：“楚王的仁义还是没有做到家。应该这么说就好了：‘人丢了弓，人拾了去。’何必要说楚国呢？”
这就是“楚王丢弓”的故事。从“楚王丢弓”到“楚国人丢弓”，再到“人丢弓”，这就是概念的概括。概念的概括，是指通过减少概念的内涵以扩大概念的外延，由种概念过渡到属概念以明确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即从一个外延小的概念，过渡到一个外延大的概念的过程。其主要方法是在概念的前面减去一定的限制词。从“楚王”（作为楚王的楚国人）这个概念中减去“作为楚王”这一内涵，就过渡到“楚国人”这一概念；从“楚国人”中减去“楚国”就过渡到“人”这一概念。
运用概念的概括，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事物的认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解放军战士人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也是每一个革命军人必须遵守的纪律。但是，你可曾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经改动。就拿“三大纪律”来说，1928年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时，毛泽东规定的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9年以后，毛泽东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把“工人农民”改为“群众”，就扩大了概念的外延，把教师、医生、商人、学生等都包括进来了，表明工人农民的东西不能拿，教师、医生、商人、学生等群众的东西也不能拿；由“打土豪要归公”到“筹款要归公”，再到“一切缴获要归公”，表明归公的范围扩大了，即凡是缴获的东西统统要归公。这样一改，对于军队来说，遵守纪律的范围扩大了，纪律更加严明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更加鲜明了。毛泽东的这一改动，从逻辑上看，运用的就是概念的概括。
巧妙地运用概念的概括，还可有助于语言表达。有一个《写信》的故事：比尔坐在桌前，紧锁眉头，久久没有动笔。他的朋友盖茨问：“比尔，你在干什么？”“写信呀！”“怎么不见你动笔？”“唉！这封信真难写！我姨妈前几天寄来一件礼物，祝贺我的生日。现在我想写一封信谢谢她，但我记不起她寄来的是什么礼物。这信怎么写？”比尔双手一摊，无奈地说。“这有何难！”盖茨大声说道，“你可以这样写：‘亲爱的姨妈，谢谢您寄赠给我的极好的礼物。您送给我的礼物，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我真奇怪，您怎么知道我的心思？祝您健康！爱您的比尔。’”“你真聪明！”比尔因为忘记了姨妈送的是什么礼物，而写不了信。但是盖茨却将这一具体礼物概括成“极好的礼物”，就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欧底姆斯诡辩中的秘密
在古希腊的哲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哲学学派――智者学派。这个学派在哲学史上以善于辩论而著称。这一学派的哲学家不仅喜欢自己同别人进行辩论，而且还以其为职业，广招门徒，专门传授别人论辩的方法。
作为智者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欧底姆斯就曾经多次通过玩弄词语的把戏，混淆概念，取得辩论的胜利。
有一天，苏格拉底领着一个年轻人到智者欧底姆斯那里去求教。智者欧底姆斯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就想在初次见面时给这个年轻人一个下马威。所以，在一见面的时候他就劈头盖脸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学习的是已经知道的问题，还是不知道的东西？”这个年轻人回答道：“学习的当然是我现在还不知道的问题了。”于是，欧底姆斯就向这个年轻人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认识字母吗？”“我当然认识了。”年轻人回答说。“所有的字母你都认识吗？”欧底姆斯接着又问道。“是的，所有的字母我都认识啊。”“那么老师在教你的时候，不正是教你认识字母吗？”“是的，您说的没错。”“如果你认识所有的字母，那么老师教你的不就是你已经知道的东西了吗？”“是的。”“那么，或者可以说你并不是在学习，只是那些不认识字母的人在学习吧？”“不是的，我也是在学习啊。”“那么，如果你已经认识了字母，那你就是在学习你已经知道的东西了。”“是的。”“那么，你最初给我的回答就是不对的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被欧底姆斯问得晕头转向，终于承认自己的失败，从而心甘情愿地拜欧底姆斯为自己的老师。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年轻人被欧底姆斯的问题所难倒呢？我们都知道，概念都是通过词语来表达的，但是词语同概念还是有所区别的，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不同的词语可以表达同一个概念，而相同的词语又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人们在思考和辩论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词语”和“概念”的这种联系和区别。如果故意抹杀这种联系和区别，加以割裂或是夸大，那就势必会造成词语和概念的混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些词语的含义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为某些人所利用，混淆同一词语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含义，也就是用所表达的不同的概念来进行诡辩。在上面的故事中，欧底姆斯就是这么做的。比如，“老师教你的时候”这个复合词所表示的时间概念，既可以是指谈话时的“过去”，也可以是指谈话时的“现在”，甚至可以是“未来”。而当欧底姆斯向这个年轻人提问说：“那么老师在教你的时候，不正是教你认识字母吗？”其中“教你的时候”指的是“过去”，即表示“过去”这一时间概念。而当他向年轻人提问说：“如果你认识所有的字母，那么老师教你的不就是你已经知道的东西了吗？”这时，其中“教你的”指的则是“现在”或是“未来”，即表示的是“现在”或是“未来”的时间概念。但是这位年轻人没有观察到这一点，因此被欧底姆斯问得晕头转向了。
12岁的尴尬
在《古今谭概》这本书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苏州有个叫张幼于的人，他有点小聪明，喜欢出一些奇怪的谜语。有一天，有人要来他家白吃白喝。他在门口贴了一个谜语，对来人说：“谁能猜中，谁就可以进门。”这个谜语是：“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当时，没有人猜中。后来王百谷猜中了，王百谷说：“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罗十二为丞相，小不小；闭了门儿独自吞，羞不羞？开了门儿大家吃，好不好？”张幼于听了大笑，盛筵款待。
张幼于贴出的这个谜语，许多人都猜不着，因为这个谜语是由四对互相矛盾的概念组成的。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找到既老又不老，既小又不小，既羞又不羞，既好又不好的事物的。后来王百谷把这个谜语破了，他的窍门就在于把原来的相互矛盾的概念组合成没有逻辑矛盾的判断。“太公八十遇文王”，这是人老心不老；“甘罗十二为丞相”，这是人小志不小；然后再把“羞不羞”和“好不好”都处理成疑问句，这样一来，既避免了逻辑矛盾，又向主人反将了一军。主人为王百谷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高超的随机应变本领而高兴得开怀大笑，热情接待。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难题，看起来让人们十分为难，实际上只要变通一下，便能很好解决了，下面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在秋高气爽的十月，小静高高兴兴地迎来了自己12岁生日。这一天，她安排得满满的：一清早就到野生动物园看狮子、老虎，下午划船，晚上还看了场电影。可能是玩得太累了，夜里睡觉时踢掉了被子，早晨起来时，小静直叫头疼，爸爸给她量体温，“呵，39.5度！”这下可急坏了爸爸妈妈。他们顾不得上班，用自行车把小静带到附近的街道医院。医院里十分拥挤，看病的人特别多，爸爸排队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轮到挂号。负责挂号的护士问：“您孩子多大？”“12岁。”“对不起，请您到对面的窗口挂号。”“我的女儿以前一直在这里挂号的。”“现在不行了，这里是‘儿童挂号处’，挂的是12岁以下的儿童，您的孩子已经12岁了。”“我女儿昨天才过生日，能不能通融一下，她烧得很厉害。”“那您应该抓紧时间，赶快到对面挂号去。”爸爸一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就转身来到对面。还好，这里挂号的人已经不多了。一会儿就轮到爸爸了。“是您看病吗？”里面的护士问。“不是，我给女儿挂号。”“几岁了？”“12岁。”“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挂的是12岁以上的病人，您的孩子要到对面的‘儿童挂号处’挂号。”“我刚才已经去过，他们说到您这里挂号。”“实在抱歉，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请您配合。”……爸爸又来到儿童挂号处，结果还是没有挂上。这时，坐在一旁的小静烧得更厉害了。几位好心人对妈妈说：“这家医院太不像话了，你们去找院长解决。”院长听说后，连忙表示歉意，并让儿童挂号处马上办理手续，小静终于得到了治疗。
小静生病迟迟挂不上号，如果说挂号的护士态度不好，那么确实有点儿冤枉她们了。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医院的规定出了问题，它错用了逻辑上的划分。划分的第一条规则是，划分应当相应相称，即划分后所得的各子项的外延之和应当等于母项的外延。这家医院把病人分为两类：12岁以上和12岁以下，但12岁的病人并不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医院的规定中遗漏了一部分病人，犯了“划分不全”的逻辑错误，因而出现“踢皮球”的现象。改正的方法只须在“12岁以下”后面加上“含12岁”即可。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好解决，只要人们能够学会变通，一切便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白马非马说
公孙龙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辩论家，是我国古代名辩学派的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他曾经做过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平原君的门客，对于他的辩论才华，在前文中我们已有所介绍。
曾经有一次，秦赵有约，一国之事另国相助。后秦攻魏，赵没帮秦反欲解救魏，秦王派使者责赵失约。赵王向平原君问策，平原君返，问门客如何是好。公孙龙说可派人责秦王背约，因赵救魏，据约秦应助赵嘛。他巧妙利用约定中“一国之事另国相助”中的逻辑缺陷，使秦无以为辞。
公孙龙最著名的论题是“白马非马”论，《白马论》是他的一篇著名的哲学论文，这是他设计的故事，目的是要证明他的一个论题“白马非马”。“白马非马”显然是同人们的常识相悖的。但是，为了使这个命题成立，他提出了许多理由，其中一条就是认为马包括了白马、黄马、黑马，但是白马并不包括黄马和黑马。这句话本来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公孙龙却以此为理由，推出“白马非马”，这就让人无法接受了。
这个故事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一天公孙龙骑白马要过关隘，守关的兵吏阻止，说上面有令，骑马不得过关，公孙龙说我骑的是白马，白马不是马，说完大摇大摆地过了关。
公孙龙与士兵的对话内容如下：
士兵：白马不是马吗？
公孙龙：不是。
士兵：为什么？
公孙龙：白是用来指颜色的，而马是描述形状的。颜色不是形状，形状也不是颜色，所以白马不是马。
士兵：在现实中有白色的马不可以说没有马，难道不等于说有白马为有马吗？说有白马为有马，可是又说白色的马不是马，这是为什么呢？
公孙龙：比如要在马厩中找一匹马，黄色黑色的马都可以算马，但要找一匹白马，而只有黄色黑色的马，就不能说有白马，既然不能说有白马，那么就没有所要的马，所以白马不是马。
士兵：因为有色的马被认为不是马，那么天底下没有无色的马，因而说天下没有马，可以吗？
公孙龙：因为马有颜色所以有白马，使马没有颜色，只是有马罢了，那又上哪去找白马呢？白马是马与白色的结合，是白色与马，所以白马不是马。
士兵：马没有与白色结合是马，白色没有与马结合是白色，将白色与马结合复名为白马，所以白马也是马。
公孙龙：你认为有白马为有马，如果说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以吗？
士兵：不可以。
公孙龙：有马不是有黄马，是将马与黄马相区别，黄马区别于马，所以黄马不是马，你认为有白马为有马，这是天下的谬论。
公孙龙：有白马不可以说有马，去掉白可以说有马，不去掉白不可以说有马。所以白马为没有马，单独以马为有马，而不是以有白马为有马，因此只能说有马，不能说有白马。
公孙龙：白马是和马结合了的白，不是一般意义的白。马，没有颜色的限定，因此黄黑都可以。白马，有颜色的限定，黄马黑马都不是白马，因此，只有白马单独可以算是白马。没有颜色限定的马不同于有颜色限定的马，所以白马不是马。
他的这段论证，看似严密天衣无缝，其实只要是诡辩，就一定有破绽，不是混淆概念就是偷换概念，再不就是转移论题或者偷换论题，或者虚构论点。读者不难看出公孙龙在第四句说白马非马的理由是“白是用来指颜色的，而马是描述形状的。颜色不是形状，形状也不是颜色，所以白马不是马”，而在第六句，他又说“在马厩中找一匹马，黄色黑色的马都可以算马”承认黄马黑马是马，同理也应该承认白马是马。实际上是否定他在第二句中的判断，然而在后面又肯定“白马非马”。颠来倒去一会儿白马是马，一会儿白马非马，就没有个固定的概念。
从概念间的关系来看，公孙龙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歪曲了概念间类种关系的逻辑性质。类种关系是概念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指的是一个概念的外延包含着另一个概念的全部外延这样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农民”和“美国农民”，“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之间的关系。在具有类种关系的两个概念中，外延大的概念被称做类概念，外延小的概念被称做种概念。类种关系的概念在内涵、外延上有一种反变关系：就外延说，类概念大于种概念，但是就内涵上来说，类概念却小于种概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类概念并不就是种概念（因为它的外延比种概念要大，内涵比种概念要小），因而把类概念和种概念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种概念属于类概念（即是类概念的一部分，因为它的全部外延都包含在类概念中），因而认为种概念不是类概念，把二者对立起来也是错误的。
在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中，“马”和“白马”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类种关系，具有上述两方面的逻辑性质。公孙龙看到了“马”和“白马”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有大小不同的区别，即“白马”包含在“马”类之中，而“马”不包含在“白马”之中，这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把这个区别绝对化了，从而否认了“白马”是“马”的一种，导致了否认种概念包含在其类概念外延之内的逻辑错误。
词语的歧义
有些人在说话时，总是有意或是无意地犯概念不清的错误，使得话说不清楚，导致判断不明确。如果这种行为是有意的话，那么他就是故意模糊概念的含义。曾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讲述了巧言的媒婆故意使用不明确的概念，使人们产生了误解，欺骗征婚的男女双方。
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个媒婆给一对男女说媒。她对那个女的说：“这个男人过日子真是一把好手。”那个女的听了很高兴，同意相亲。媒人又对那个男人说：“这个女的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儿嘴不严。”那个男人听了媒婆的话以后想，好讲点闲话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也就同意了相亲。当他们在媒婆的安排下相亲见面时，只是远远地互相望了几眼。只见那个男的倒背一只手，长得还算英俊，气宇轩昂；那个女人拿着一个手帕捂着嘴，显得有点儿羞羞答答。两个人对对方都非常满意。然而等到两人正式结婚，入洞房的时候，这个男人才发现那位“羞羞答答”的女人原来是个豁嘴（俗称兔嘴）；而那个女的也发现这位“气宇轩昂”的男人一只手有残疾。两个人为此都十分气愤，都去媒人那讨说法。而这时媒人却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早就清楚地告诉你们了，一个是‘一把好手’，一个是‘有点儿嘴不严’。并且你们也经过相亲同意了，怎么现在找起我的麻烦了？”
的确如媒婆讲的那样，媒婆并没有胡说。但是，她在介绍各自的情况时，却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使得所下判断丧失了确定的内容。语言是用词语组成的，但是词语还有其模糊性，例如一个词语可以有很多个含义。
上面这个故事中的媒婆，就是明知男女双方各自的缺陷却又花言巧语，利用了这种词语的歧义，把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解释，故意含糊其辞地搅和在了一起。因此，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这些词语相同的判断实际上表达了不同的含义。但是由于这两个人当初从心理上认定了解释这些词语的语境，故而没有仔细的追究，所以当媒人提出她当初在另一种语境下的解释时，他们也只能是无言以对了。
根据我们先前对语境的介绍，一个多义词究竟表达什么确切的含义，是可以通过具体的语境来明确的。因此，语境具有消除词语歧义的功能和作用。用在消除含糊其辞的诡辩上，方法也很简单：多问几句话，确定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解释所要清晰了解的词语，再考虑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明确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