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人们往往觉得，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陷阱。在日常世界里，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克服这些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还颇有道理：普通人直接意识到什么，又会努力做什么，都囿于自己生活其间的私人圈子。他们的眼界、他们的力量，都受限于工作、家庭、邻里那一亩三分地。而在别的情境下，他们的行止只能透过别人来感受，自己始终是个旁观者。对于超出他们切身所处的那些抱负和威胁，他们越是有所意识，无论这意识多么模糊，似乎就会感到陷得越深。
而支撑着这种陷阱感的，正是全世界各个社会的结构本身所发生的那些看似非个人性的变迁。当代历史的诸般史实，也正是芸芸众生胜负成败的故事。随着一个社会走向工业化，农民成了工人，而封建领主则被清除或成为商人；随着各个阶级的起伏兴衰，个人找到了岗位或丢了饭碗；随着投资回报的涨跌，人也会追加投资或宣告破产。战事一开，保险推销商扛起了火箭筒，商店员工操作起了雷达，妻子独自在家过日子，孩子的成长也没有了父亲的陪伴。无论是个体的生活，还是社会的历史，只有结合起来理解，才能对其有所体会。
不过，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安乐生活，一般不会将其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要把握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特定的心智品质，而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没有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应对自己的私人困扰，以控制通常隐伏其后的那些结构转型。
当然，这也不足为奇。有那么多人如此彻底、如此迅疾地遭遇如此天翻地覆的变迁，那这是什么样的时代？而美国人之所以不了解这样的剧变，正如其他社会的众生男女所了解的那样，是因为一些正迅速变成“仅仅只是历史”的史实。如今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置身于这个时代的这个舞台，仅仅经过一代人的工夫，人类的六分之一就从完全的封建落后状况，转变成现代、发达却又令人满怀忧惧的状况。政治上的殖民地获得了解放，但新型的、不那么显见的帝国主义形式却开始扎根。革命爆发了，人们却感受到新型权威的严密掌控。极权主义社会兴起了，然后又被彻底摧垮，或者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获成功。资本主义经历了200年的上升趋势，如今看来，只是让社会成为某种工业机器的一种方式。抱持了200年的企盼，人类也只有很少一部分获得了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在欠发达世界，到处都能看到古老的生活方式被摧毁，朦朦胧胧的期待化作了迫不及待的要求。而在高度发达的世界，到处都能看到种种权威手段和暴力手段在范围上变成了总体性的手段，在形式上也变得具有科层性。人性本身现在就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是哪一极的超级大国，都以惊人的协调能力和庞大的规模，竭力准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今，历史的面貌可谓日新月异，让人们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基于往昔珍视的价值找寻方向。往昔珍视的是些什么价值？即使在尚未陷入恐慌的时候，人们也常常感到，老派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已经瓦解，新的萌芽却还暧昧不清，从而导致了道德上的阻障。普通人骤然面对那些更广阔的世界时，自觉无力应对；他们无法理解所处的时代对于自己生活的意义；他们出于自我防御，在道德上越来越麻木，试图彻底成为私己的人，这些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逐渐感到坠入陷阱，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他们所需要的并不只是信息。在这个“事实的时代”，信息往往主宰了他们的注意力，并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技能，尽管他们获得这些技能的努力往往耗尽了本来就有限的道德能量。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一
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他考虑，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如何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虚假的意识。在这一团混沌中，人们可以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由此便可将个体的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困扰；而公众也不再漠然，转而关注公共论题。
这种想象力的第一项成果，即体现它的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益，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这个教益往往会是痛苦的一课，但又常常让人回味无穷。究竟是坚毅卓绝还是自甘堕落，是沉郁痛苦还是轻松欢快，是乐享肆意放纵的快活还是品尝理性思考的醇美，对于人的能力的这些极限，我们并不知道。但如今我们开始明白，所谓“人性”的极端，其实天差地别，令人惊惧。我们开始明白，无论是哪一代人、哪一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社会当中；他活出了一场人生，而这场人生又是在某个历史序列中演绎出来的。话说回来，就算他是由社会塑造的，被其历史洪流裹挟推搡而行，单凭他活着这桩事实，他就为这个社会的形貌、为这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出了一份力，无论这份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有能力把握历史，把握人生，也把握这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任务和承诺。而经典社会分析家的标志就是接受这一任务和承诺。无论是言辞夸张、絮叨啰唆、无所不写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还是风度优雅、寻根究底、善良正直的E. A. 罗斯（E. A. Rose），无论是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还是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抑或是敏感纠结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都具有这一特征。卡尔·马克思之所以在智识上秀出群伦，根本上在于这一品质；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之所以洞见犀利、讽才卓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之所以能从多种角度构建现实，关键皆在于这一品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深刻与明晰概源于此，W. E. H. 莱基（W. E. H. Lecky）的心理学视野同样建基于此。当代有关人和社会的研究，精华的标志正在于这一品质。
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不管经典社会分析家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无论他们考察的社会现实多么局促或宽广，只要他们充满想象力地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承诺，都会坚持不懈地追问三组问题：
（1）这个特定的社会作为整体的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要素有哪些，彼此如何关联？它与其他社会秩序有何分别？在其内部，任一具体特征对该社会的维系和变迁具有什么意义？
（2）这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居于什么位置，是什么样的动力在推动着它不断变迁？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它居于什么位置，又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任一具体特征，是如何影响了它所属的历史时期，又是如何受后者影响的？至于这一历史时期，它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它与其他时期有何差别？它塑造历史的方式有着怎样的特色？
（3）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男人和女人的主流类型一般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趋势如何？他们是怎样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或被压迫，又是怎样变得敏感或迟钝的？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我们观察到的行为和性格中，揭示出了哪些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人性”有着怎样的意义？
无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强权大国，还是一种意境、一户家庭、一所监狱、一则教义，一流的社会分析家都要追问这些问题。它们是有关社会中的人的经典研究的学术支点，是任何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头脑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因为所谓想象力，就是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例如，从政治视角转向心理视角，从对单个家庭的考察转向对全球各国预算的比较评估，从神学院转向军事机构，从石油工业转向当代诗坛。这种能力上及最为遥远、最非人化的转型，下至有关人的自我的最私密的特征，并且还能考察这两端之间的关系。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应始终蕴含着一种冲动，要去探知置身于这个社会、这个时期，并被赋予其品质和存在的个体，在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上具有什么意义。
综上诸因，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人们现在可以期望把握世事进展，理解自身遭遇，并视之为人生与历史在社会中的相互交织的细小节点。当下的人在看待自己时，就算不是作为永远的陌生人，至少也会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这种立场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人们能深刻认识到社会的相互依存性，认识到历史的转型力量。而这种自觉意识最富收益的形式，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这种想象力，原本心智活动范围狭隘的人往往开始感到，自己仿佛在一座本该熟悉的房子里突然惊醒。无论正确与否，他们往往开始觉得，自己现在可以得出充分的概括、统合的评估、全面的定向。过去显得理据充分的决定，现在来看，似乎成了无法解释的糊涂脑袋的产物。他们感受惊奇的能力重焕生机。他们获得了新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价值的重估。简言之，他们通过冷静的反思和敏锐的感受，认识到了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
二
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最富收益的区分或许就是“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the personal troubles of milieu）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the public issues of social structure）。这种区分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也是社会科学中所有经典研究的共有特征。
困扰发生在个人的性格当中，发生在他与别人的直接关系当中；它们必然牵涉到他的自我，牵涉到社会生活中他直接地、切身地意识到的那些狭隘的领域。因此，这些困扰的表述和解决完全在于作为一个人生整体的个体，在于他的切身情境所及，而他的个人经历，以及某种程度上他的有意活动，所能直接触及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场景。困扰是一种私人事务：某个人觉得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
而议题所涉及的事情，则必然会超出个体所置身的这些局部环境，超出他内在生活的范围。它们必然涉及许多这类情境是如何组合成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项制度，而各式各样的情境又是如何相互交叠，彼此渗透，以形成社会历史生活的更宏大的结构。议题是一种公共事务：公众觉得自己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至于那种价值究竟是什么，威胁它的到底是什么，往往众说不一。这样的争论常常缺乏焦点，哪怕只是因为议题本质如此，不像困扰，甚至是广为蔓延的困扰，它无法基于普通人切近的、日常的环境，对议题做出精准的界定。事实上，议题还往往牵扯到制度安排方面的某种危机，而且经常关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矛盾”或“对立”。
我们不妨从这些角度来看看失业问题。在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失业，那这就是他的个人困扰。要想施以救济，我们应该看看这人的性格，还有他的技能，看看他眼前有什么机会。但在一个拥有5000万就业人口的国度里，如果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成了公共议题，我们不能指望在任何一个个人所面临的机会的范围内就能找到解决之道。因为机会的结构本身已经崩溃。要想正确地表述问题所在，并找出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须考察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不只是零散个体的个人处境和性格。
让我们再来看看战争。战争一旦爆发，相关的个人问题也许是如何保全生命或死得荣耀，如何趁机大捞一笔，如何在军队系统中爬得更高从而保全自己，或是如何为结束战争尽一份力。简言之，战争爆发后，要根据一个人所持有的价值，找到一套情境，在其中求得安全保命，或是让自己的牺牲在其中变得富有意义。但有关战争的结构性议题必须涉及它的起因，涉及它让什么类型的人仓促上位，发号施令，涉及它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和宗教制度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这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为何陷入散乱无序、无人负责。
让我们考虑一下婚姻。在一桩婚姻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能会体验到个人困扰。但如果结婚头四年中的离婚率达到每1000对夫妻中有250对离婚，这就表明婚姻家庭制度以及影响它们的其他制度出现了某种结构性问题。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大都市（metropolis），也就是令人恐惧、美丑混杂、壮丽奢华肆意蔓延的大城市（the great city）。在许多上层阶级人士看来，对于“城市问题”的个人解决办法，就是在市中心买套带私家车库的公寓，而在40英里[1]开外，拥有一片方圆100英亩[2]的私有土地，里面有一座亨利·希尔（Henry Hill）设计的房子，附带有盖瑞特·埃克博（Garrett Eckbo）设计的园林。[3]两处环境皆属可控，两边都有一小队服务人员，并由私人直升机交通往返。在这样的可控环境下，绝大多数人都能解决城市现状所导致的许多个人情境的问题。但无论这一切多么令人赞叹，也不能缓解城市的结构性现状所引发的公共议题。该如何对付这种令人惊叹的奇形怪状呢？把城市全部拆分成零散的单元区域，融合居住区与工作区？在现有区位上重新翻建？或者，彻底清空，炸毁干净，另择他地，重绘蓝图，筑造新城？那又该有怎样的新计划呢？不管决策如何，谁是决策者，谁又是执行者呢？这些议题都是结构性的。我们要直面这些议题，求得解决之道，就必须考虑那些影响着数不清的情境的政治经济议题。
只要经济安排不佳，导致疲软，失业的问题就不再是个人能解决的了。只要战争是民族国家体系和世界工业化进程不平衡的题中应有之义，普通人囿于逼仄情境，无论有没有心理援助，都不会有能力解决这种体系或者体系的匮乏强加给他的那些困扰。只要家庭作为一项制度，把女人变成形同奴隶的小宠物，把男人变成独挑大梁的供养者和断不了奶的依赖者，那么纯粹私人的办法就始终不能解决美满婚姻的问题。只要过度发达的都市圈（megalopolis）和过度发展的小汽车是一个过度发展的社会的固有特性，那么仅凭个人才智和私有财富就无法纾解都市生活的议题。
如前所述，我们在各式各样具体情境中的体验，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迁所导致的。有鉴于此，要想理解许多个人情境中的变迁，我们就必须有超出这些个人情境的眼光。而随着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些制度涵盖面越来越广，彼此关联越来越复杂，这类结构性变迁也日渐增多，愈益复杂。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醒认识，并能敏锐运用它，就要有能力透过纷繁多样的情境捕捉到这类关联。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具备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三
在我们这个时代，公众面临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私人经受的关键困扰又有哪些？我们要想梳理出这些议题和困扰，就必须搞清楚，在我们所处时期的标志性趋势下，有哪些价值备受珍视却遭受威胁，又有哪些价值备受珍视同时也得到倡导。无论我们讨论的价值是遭受威胁还是得到倡导，我们都必须要问，这里可能牵涉到哪些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并且不觉得它们面临什么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安乐（well-being）。而当他们珍视某些价值，但的确感到它们面临威胁时，就会体验到危机——危机要么限于个人困扰，要么成为公众议题。一旦他们所抱持的价值似乎无一幸免，他们就会觉得受到整体威胁而陷入恐慌。
但是，假如人们对自己珍视什么价值浑浑噩噩，又或者没有体验到任何威胁呢？这就是所谓漠然（indifference）的体验。而如果这种态度似乎波及所有价值，那就成了麻木（apathy）。最后，假如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珍视什么价值，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胁本身的存在呢？那就会体验到不安（uneasiness），体验到焦虑（anxiety），如果牵涉面足够广泛，就成了完全无法指明的不适（malaise）。
我们的时代弥漫着不安和漠然，但这种不安和漠然又还不能得到清楚阐明，并接受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体察。它们往往只限于模糊的不安造成的苦恼，而不是从价值和威胁的角度得到明确界定的困扰。它们往往只是沮丧的情绪，让人觉得一切都有些不对劲，却不能上升为明确的论题。人们既说不清面临威胁的价值是什么，也道不明究竟是什么在威胁着他们。一句话，它们还没到能让人做出决策的程度，更不用说被明确梳理成社会科学的问题了。
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基本没有什么怀疑，只有某些自欺欺人的工商界人士觉得经济议题也就是一堆个人困扰。在这些有关“资本主义的危机”的争论中，对马克思的梳理，以及许多未曾明言的对其著述的重新梳理，或许确立了这个议题的主导论调，有些人开始从这些角度来理解自己的个人困扰。大家都很容易看到是哪些价值受到威胁并予以珍视，而威胁它们的结构性矛盾也似乎一目了然。人们对这两点都有广泛而深切的体验。那是一个讲政治的年代。
然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遭受威胁的这些价值，人们往往既没能广泛承认其为价值，也没能普遍感受到它们面临威胁。大量私人的不安就这么得不到梳理，大量公众的不适，以及众多极具结构相关性的决策，都从未成为公共议题。而对于接受理性和自由之类的传统价值的人来说，不安本身就是困扰，漠然本身就是议题。这种不安和漠然的境况，就是我们时代的标志性特征。
这一切是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观察家们往往解释道，如今需要梳理的问题的类型本身已经有了变化。我们常常被告知，我们这十年的问题，甚至我们时代的危机，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这个外部领域，现在成了与个人生活质量有关的问题，这其中其实牵涉到这么一个问题：是否不久之后就不再有什么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个人生活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童工，而是漫画；不再是贫困，而是大众休闲。不仅有许多私人困扰，而且有许多重大公共议题，都被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描述。这样的努力往往显得可悲，因为这是在回避现代社会的大议题、大问题。这样的表述似乎往往只依赖于一种狭隘的地方意识，只对西方社会感兴趣，甚至只对美国感兴趣，从而忽略了全人类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它还常常武断地将个人生活与更大范围的制度相脱离；而人们的生活就是在那些制度中展开的，后者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有时会比孩童时节的亲密环境更为严重。
比如，如果不考察工作，我们甚至无法表述休闲问题。要想把漫画书引发的家庭困扰这个问题梳理清楚，就不能不结合当代家庭与社会结构的新近制度之间的新关系，考察当代家庭所面临的困境。要是没有认识到不适与漠然如今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社会风气和个人倾向，那么，无论是休闲，还是它那些令人萎靡不振的实际应用，都不会被视为问题。在这样的风气和倾向下，如果没有认识到进取心作为在合作经济中工作的那些人的职业生涯的重要成分，也已遭遇危机，那就无法阐述更无法解决任何有关“私人生活”的问题。
精神分析学者反复指出，人们的确常常“愈益感到被自己内心无法确定的模糊力量所推动”，事实确实如此。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曾有言曰：“人的主要敌人和危险就是他自己的桀骜本性，就是他心中被禁锢的黑暗力量。”然而，此言谬矣。正相反，现如今，“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社会本身桀骜难驯的力量，以及其令人异化的生产方式、严丝合缝的政治支配技术、国际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简言之，即当代社会对人的所谓“本性”、对人的生活的境况与目标所进行的普遍渗透的改造。
现在，社会科学家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两个维度在此互相重合——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当代的不安与漠然都包括哪些成分。这是其他文化工作者——从自然科学家到艺术家，乃至于整个学术共同体，对他们提出的核心要求。我相信，正是由于这项任务和这些要求，社会科学将日渐成为我们这个文化时代的共同尺度，而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将愈益成为我们最需要的心智品质。
四
在思想上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某种思考风格趋于成为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不过，放眼当下，有许多思想时尚蔚为流行，却也只是各领风骚一两年，然后就被新的时尚所取代。这样的狂热或许会使文化这场戏更加有滋有味，但在思想上却只是轻浅无痕。而像“牛顿物理学”或“达尔文生物学”之类的思维方式则不是这样。这些思想世界个个影响深远，大大超出观念和意象的某一专门领域。无论是引领时尚的论家，还是籍籍无名的学者，都能基于这些思维方式的用语或从中衍生的用语，重新定位自己的观察，重新梳理自己的关切。
在现代西方社会，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已成为严肃思考与大众玄学的主要共同尺度。“实验室技术”成为普遍接受的程序模式和学术保障的源泉。这就是学术上的共同尺度这一观念的意义之一：人们可以基于它的用语陈述自己最牢固的信念；而其他用语、其他思考风格，似乎沦为回避问题和故弄玄虚的手段。
一种共同尺度大行其道，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思维风格或感受模式。不过它的确意味着，往往会有更加普遍的学术兴趣转向这一领域，在那里得到最明晰的梳理，一旦其得到如此梳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已经成功，即便不是成功找到解决之道，至少也是成功找到一种有益的推进方式。
我相信，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主要的共同尺度，成为其标志性特征。这种心智品质体现于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但远远不限于我们目前所知的这些研究的范围。个体乃至整个文化共同体要获得社会学的想象力，乃需要点滴积累，往往也需要蹒跚摸索，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对这种品质缺乏自觉意识。他们似乎不知道，要做出他们可能做出的最佳研究，关键就在于运用这种想象力。他们也不明白，由于未能培养出这种想象力并加以应用，也就未能满足日渐赋予他们的文化期待，那原本是他们这几个学科的经典传统留下来的可用遗产。
不过，出于对事实与道德的关注，文学作品和政治分析通常要求具备这种想象力的品质。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五花八门，但已经成为判定思想努力和文化感受的核心特征。一流的评论家和严肃的新闻记者都很好地展示出了这些品质。事实上，两者的工作往往都是从这些角度来评判的。流行的批评范畴，如高雅趣味、中级趣味和低俗趣味，在现在的社会学意味与美学意味至少可以说不相上下。小说家的严肃作品体现着对于人类现实流传最广泛的界定，其中往往就蕴含着这种想象力，并努力满足相关的要求。借此，人们便可以寻求从历史的角度为当下定向。由于有关“人性”的意象变得更成问题，人们感到越来越需要更加密切地、更具想象力地关注那些社会惯例和社会巨变，因为它们在这个充满民间躁动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揭示着（并塑造着）人的性质。虽说时尚往往正是被应用时尚的尝试所揭示出来的，但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不仅仅是一种时尚。它是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似乎以极其令人瞩目的方式，承诺要结合更广泛的社会现实，来理解我们自身私密的现实。它并不只是一种与当代诸多文化感受力并立的普通的心智品质。唯有这种品质，它的应用更为宽广，更为灵便，并会就此做出承诺：所有这类感受力，其实就是人的理性本身，将会在世间人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自然科学作为更传统的主要共同尺度，其文化意义越来越让人怀疑了。许多人开始觉得，作为一种思想风格的自然科学有些不够充分。科学风格的思维和情绪、想象与感受，其充分性当然从一开始就面临宗教上的质疑和神学上的争论。但我们的历代科学前辈们成功地平息了这类宗教质疑。目前的质疑是世俗的，是人本主义的，往往很让人困惑。自然科学晚近的发展固然在氢弹的发明及其环球运载手段方面达到了技术上的巅峰，却并未让人感到，对于更大的思想共同体和文化公众群体所广泛知悉并深切思虑的那些问题，它能就其中任何一个提出解决之道。人们认为这些发展是高度专业化的探究的结果，这没有问题，但要觉得它们是令人惊叹的奇迹，就有些不合适了。它们在思想上和道德上所引发的问题其实多于它们已经解决的问题，而它们所引发的问题则基本全部属于社会事务，而非自然问题。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的人看来，征服自然，克服稀缺，明显几近大功告成。如今在这些社会里，科学作为这种征服的首要工具，让人觉得肆无忌惮，漫无目标，有待重估。
现代社会对科学的敬重早已徒具其表，而时至今日，与科学维系一体的那种技术精神和工程想象与其说是充满希望与进步的情怀，不如说更可能是令人惊惧、形象模糊的事物。诚然，所谓“科学”，意涵并非尽在于此，但人们恐惧的是，这样的意涵会慢慢成为科学的全部。人们觉得需要对自然科学进行重估，就反映出需要找寻一种新的共同尺度。从科学的人文意义和社会角色，到其牵涉的军事议题和商业议题，乃至其政治意涵，都在经受着令人困惑的重估。军备方面的科学进展有可能导致世界政治重组的“必要性”，但人们并不觉得这种“必要性”仅凭自然科学本身就能解决。
有许多曾经被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如今被人们视为模糊不定的哲学。有许多曾经被当成“真正的科学”的东西，也常常让人觉得只不过给出了人们生活其间的那些现实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碎片。人们普遍感到，科学家不再试图描述作为整体的现实，或者呈现有关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看来，所谓“科学”与其说是一种创造精神、一种定向手段，不如说是一套“科学机器”，由技术专家操作，受商界和军界的人控制，而对于作为精神和取向的科学，这些人既无法体现，也无从理解。与此同时，以科学的名义发言的哲学家们又往往把科学变成“唯科学主义”，把科学的体验视同人的体验，宣称只有借助科学方法，才能解决人生问题。以上种种使许多文化工作者越来越觉得，所谓“科学”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虚幻的弥赛亚，充其量不过是现代文明中一种相当暧昧的成分。
不过，借用C. P. 斯诺（C. P. Snow）的讲法，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无论是历史还是戏剧，是传记、诗歌还是小说，文学一直都是人文文化的精华。不过，人们现在也经常提出，严肃文学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艺术。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并不只是因为大众群体的扩大、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这一切给严肃文学生产带来的影响，还要看当代历史的性质如何，以及具备鉴赏力的人们觉得需要如何把握这种性质。
在当代政治事实和历史现实面前，有什么样的小说，什么样的新闻报道，什么样的艺术努力可以一争短长？在20世纪历次战争事件面前，又有什么戏剧中的地狱景象能够与之相称？对于置身原始积累创痛中的人们的那种道德麻木，又有什么样的道德斥责足以衡量深浅？这就是人们想要了解的社会历史现实，所以他们常常觉得，靠当代文学不足以洞彻真相。他们渴求事实，追寻事实的意义，希望获得可以相信的“全貌”，并在其中逐渐理解自身。他们还想获得助人定向的价值，培养适宜的情感方式、情绪风格和描述动机的词汇。但泰纳们并不容易在当代文学中找到这些东西。关键并不在于是不是要在那里找这些东西，而在于人们往往没能找到。
从前，文人们身兼评论家和史学家的身份，会在行走英格兰或远游美利坚时撰录见闻。他们努力概括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特征，并捕捉其间的道德意义。假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或泰纳（Taine）重生当世，他们难道不会成为社会学家吗？《泰晤士报》的一位评论员就提出了这个有关泰纳的问题，他认为：
泰纳始终把人首先看作一种社会动物，把社会视为多个群体的组合。他的观察细致入微，是个孜孜不倦的田野工作者，又具备一种品质……特别有利于洞察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这种品质就是生气勃勃。他过于关注当下，从而不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史家；他过于擅长理论分析，所以无法试手创作小说；他过于推重文学，视之为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文化档案，故此无法成为第一流的评论家……他有关英国文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在探讨英国文学，不如说是在评论英国社会的道德风尚，并被借来宣扬其实证主义。全面观之，他首先是一位社会理论家。[4]
但泰纳依然算是个“文人”，而不是“社会科学家”。这或许证明，19世纪大部分的社会科学满心想的就是热忱追寻“法则”，据说这样的“法则”堪比想象中自然科学家发现的“法则”。由于缺乏充分确凿的社会科学，批评家与小说家，戏剧家与诗人，就都成了梳理私人困扰甚至公共议题的主要干将，而且往往独力担当梳理的任务。艺术的确表现出了诸如此类的情感，也能常常彰显它们，并以戏剧性的犀利见长，但仍然不具备思想上的明晰，而这是人们今天理解或缓解这些困扰和议题所必需的。现今的人们如果要克服自己的不安与漠然及其所导致的各种棘手苦恼，就必须直面这些困扰和议题，而艺术并没有也无法将这些情感梳理成涵盖它们的问题。事实上，艺术家对此往往也没有兴趣。不仅如此，严肃的艺术家本人就深陷困扰。在这方面，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科学有望在思想和文化上助上一臂之力。
五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要界定社会科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意义。我想具体确定有哪些努力在背后推动着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发展，点明这种想象力对于文化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连带意涵，或许还要就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必备条件给出一些建议。我打算通过这些方面来揭示今日社会科学的性质与用途，并点到即止地谈谈它们在美国当前的境况。[5]
当然，无论何时，“社会科学”的内涵都包括名正言顺的社会科学家正从事的研究，但问题是他们绝没有人人都干同样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干的连同类事情都算不上。社会科学也在于过去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做的研究，可是不同的学者会选择构建并诉诸自己学科中不同的传统。当我说“社会科学的承诺”时，我希望读者清楚，我指的是我看到的那种承诺。
就在当前，社会科学家对自己所选研究的可能走向也普遍感到不安，在学术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皆是如此。而在我看来，这种不安，连同那些产生不安的令人遗憾的趋势，都属于当代思想生活的一种整体不适。不过，社会科学家身上的这种不安或许更为刺痛，哪怕只是因为引领他们领域中的大部分早期研究的承诺更加宏大，他们所处理的主题性质特殊，以及今日的重要研究面临的需要相当急迫。
并非人人都有这种不安，只不过有些人对于承诺念兹在兹，心怀赤诚，足以承认当前许多努力外表矫饰，实质平庸；对他们来说，许多人并无不安这一事实本身，只会加剧他们的不安。坦率来讲，我希望加剧这种不安，确定它的某些源泉，以便将其转变成一种具体的激励，去实现社会科学的承诺，清理场地，另起炉灶：简言之，我希望去指明眼前的一些任务，点出目前必须做的研究中可以利用的手段。
目前来说，我所倡导的社会科学观尚未占据上风。我的观念反对将社会科学当作一套科层技术，靠“方法论上的”矫揉造作来禁止社会探究，以晦涩玄虚的概念来充塞这类研究，或者只操心脱离具有公共相关性的议题的枝节问题，把研究搞得琐碎不堪。这些约束、晦涩和琐碎已经导致当今社会研究出现了危机，并且丝毫看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有些社会科学家强调需要有“技术专家研究小组”；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强调学者个人才是最重要的。有些人殚精竭虑，反复打磨调查方法和技术；另一些人则认为，学术巧匠的治学之道正在遭人遗弃，现在应当重振其活力。有些人的研究遵循着一套刻板的机械步骤；另一些人则力求培养、融入并应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些人沉溺于所谓“理论”的高度形式主义，把一堆概念拼来拆去，这在另一些人看来属于过分雕琢。后面这类人只有在明显能扩大感受范围、增进推理所及的时候，才有冲动去详细阐发术语。有些人格局狭隘，只研究小规模的情境，指望能“逐步积累”，以发展成有关更大规模结构的观念；另一些人则直接考察社会结构，力求在其中“定位”许多较小的情境。有些人完全忽略比较研究，只考察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一个小共同体；而另一些人则基于充分的比较视角，直接研究全球各国的社会结构。有些人将自己的精细研究局限于时间序列上非常短暂的世间人事；另一些人则关注仅在长期历史视角下才能凸显的议题。有些人根据学院系科来确立自己的专门化研究；另一些人则广为借鉴各个系科，根据话题或问题来确定研究，而不管它们在学院体系里位居何处。有些人直面各式各样的人生、社会与历史，另一些人则不会这样。
诸如此类的对比，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对比，都不必然是真实确凿、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择。虽说在如政客一般的激烈争吵中，或是在贪懒求安的专业化旗号下，它们往往被当成这样的抉择。在此我只想初步地谈谈，本书结束时我再回到这个问题。当然，我很希望能够呈现出自己所有的偏见，因为我认为，评判应当是坦诚的。但我也努力抛开自己的评判，阐述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与政治意义。当然，相比于我打算考察的那些人，我们的偏见程度可谓是半斤八两。就让那些不喜欢我的偏见的人拒绝我的偏见，以此让他们的偏见也像我一样，努力变得清楚明确、公开坦诚吧！这样一来，社会研究的道德问题，也就是社会科学作为一项公共议题的问题，就会被人认识到，讨论也就有可能展开了。如此，人们在各方面将更为自觉，这当然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事业能够具备客观性的前提条件。
概言之，我相信，可以被称为经典社会分析的是一系列可以界定、可以利用的传统，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其问题也直接关涉着紧迫的公共议题和挥之不去的人的困扰。我还相信，这一传统的赓续目前遇到了重大阻碍，无论是在社会科学内部，还是在其学院环境和政治环境方面，尽皆如此。但不管怎么说，构成该传统的心智品质正愈益成为我们整体文化生活的一个共同特性，无论其面目多么模糊不清，包装多么芜杂混乱，总归是越来越被人们视为不可或缺。
在我看来，许多实际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尤其是在美国的人，都谨小慎微，迟迟不愿应对当下摆在他们面前的挑战。事实上，许多人已经放弃了社会分析的学术任务和政治任务，还有些人无疑只是担不起他们仍然被赋予的角色。他们有时显得几乎是特意故技重施，怯懦可谓变本加厉。然而，尽管如此迟疑，无论公共关注还是学术关注，现在都非常明显地聚焦在他们宣称要研究的那些社会世界上，所以必须承认，他们面临着独一无二的机遇。透过这种机遇，我们看到了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看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文化用益，也看到了有关人与社会的研究的政治意义。
六
公开自称是社会学家的我一定会倍感尴尬，因为我在下文诸章中将会探讨的所有令人遗憾的趋势（或许只有一种例外），都落入一般人们所认为的“社会学的领域”，虽说这些趋势所隐含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退弃，无疑也是其他社会科学的许多日常工作的特点。从政治学和经济学，到历史学和人类学，无论诸如此类的学科中实际情况怎样，显然在当今的美国，人们所知的“社会学”已经成为有关社会科学的反思的中心。它已经成为对于方法的兴趣的中心，你可以从中找到对于“一般理论”的最狂热的兴趣。已经融入社会学传统的发展的学术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着实令人瞩目。要把这样多姿多彩的研究解释成“一种传统”，本身就很鲁莽。不过，人们或许大体会同意，现在被视为社会学研究的东西往往朝一到三个整体方向发展，其中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偏离正轨，乃至走火入魔。
趋势一：趋向一种历史理论。例如，在孔德笔下，就像在马克思、斯宾塞和韦伯那里一样，社会学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努力，关注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它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系统性的：所谓历史性，是因为它处理并运用过去的材料；所谓系统性，是因为它这么做是为了识别出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识别出社会生活的规律。
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一不小心就会被扭曲成一件跨历史的紧身衣，在这件紧身衣中，人类历史的各种素材都会被强塞进去，有关未来的先知预言般的观点（往往还是阴郁的论调）则会被从中硬拽出来。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研究就是广为人知的例子。
趋势二：趋向一种有关“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理论。比如，在形式论者的研究中，尤其是在齐美尔（Simmel）和冯·维泽（Von Wiese）的著述中，社会学开始处理一些特别的观念，旨在将所有社会关系逐一归类，并洞察它们据说普遍一致的特征。简言之，这种理论注重在非常高的概括层次上，以相当静态和抽象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结构诸要素。
或许是为了回击趋势一里的歪曲，趋势二可以彻底舍弃历史：有关人和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精致而乏味的形式论，其核心任务就是没完没了地对各个“概念”进行拆分与重组。在我所称的“宏大理论家”（Grand Theorists）当中，观念（conceptions）的确已经变成了概念（Concepts）。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研究就是美国社会学在当代最典型的例证。
趋势三：趋向针对当代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尽管在约1914年以前，孔德和斯宾塞一直是美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并且来自德国的理论影响也清晰可见，但经验调查还是早早就在美国占据了核心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和政治学早早取得了学院建制地位。有鉴于此，只要社会学被界定为对某个特定的社会领域的研究，就容易沦为社会科学中某种打零工的人，打工内容就是研究各种学术剩余的大杂烩。有的研究城市和家庭，有的研究种族关系和族裔关系，当然还有的研究“小群体”。我们将会看到，由此导致的大杂烩被转换成了一种思维风格，我下文的考察将其概括为“自由主义实用取向”（liberal practicality）。
有关当代事实的研究很容易沦为罗列有关情境的一系列事实，彼此互不关联，往往也无关紧要。美国社会学开设的许多课程就彰显出这个特点。或许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领域的教科书可为最佳例证。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往往会成为适用于几乎任何事物的研究方法的专家，在他们那里，多样的方法（methods）已经变成了单一的“方法论”（Methodology）。乔治·伦德伯格（George Lundberg）、萨缪尔·斯托弗（Samuel Stouffer）、斯图亚特·多德（Stuart Dodd）、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等人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当前的榜样，而他们的精神气质就更是如此。这些趋势各自的关注零零散散，又都为了方法而打磨方法，倒是同声相应，尽管并不一定同时出现。
我们可以把社会学的独特性理解为它的某种或多种传统趋势的偏离，但或许还得从这些趋势的角度来理解它的承诺。今日的美国呈现出某种希腊化一般的大融合（Hellenistic amalgamation），体现出来自好几个西方社会的社会学的多种要素与宗旨。但危险在于，在这样的社会学繁荣当中，其他社会科学家也将变得急功近利，而社会学家也会匆忙赶着进行所谓“研究”，乃至于丢掉真正有价值的遗产。不过，在我们的境况中也存在着机遇：在社会学传统里面，包括了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的充分承诺的最出色阐述，也有某些对于这种承诺的局部实现。社会学学者能在自己的传统中找到的诸般精义与启示难以被简单概括，但任何社会科学家只要将其掌握在手中，定能有丰厚的回报。把握了这些东西，就不难帮他在社会科学中为自己的研究确立新的取向。
我将先考察社会科学中一些久而成习的偏向（第二章到第六章），然后再来探讨社会科学的各项承诺（第七章到第十章）。
注释
[1] 1英里等于1609.34米。——编注
[2] 一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编注
[3] 亨利·希尔（1913—1984），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盖瑞特·埃克博（1910—2000），美国著名风景园林（景观）设计师。1950年盖瑞特出版《宜居景观》（Landscape for Living）一书，阐明花园的功能意义，说明怎样将市郊生活的日常必需设施如晒衣场、儿童游戏沙坑和烧烤野餐地等融入新花园设计。——译注
[4]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57年11月15日。
[5] 有必要指出，我对“社会研究”（the social studies）这个词的喜爱程度远超过“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s）。原因并不在于我不喜欢自然科学家（恰恰相反，我很喜欢），而在于“科学”这个词已经获得了巨大声望，并且意涵相当模糊。我觉得实无必要强行倚仗其声望，或者把它用成一种哲学比喻，从而把意涵搞得更不清楚。不过，我也担心，如果我讨论“社会研究”，读者们想的可能只是高中公民课，而这正是所有人文学识领域中我最想摆脱干系的一块。至于所谓“行为科学”，根本就是空中楼阁。我猜想，人们捏造出它，只是一种宣传伎俩，用来从基金会和把“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的国会议员那里为社会研究谋取经费。最佳用语应该包括历史（以及心理学，只要它还关注人类），应当尽可能不存争议，因为用语本身应当是我们进行争论的手段而不是对象。或许“人文学科”（the human disciplines）也行，这一点姑且不论。我只希望不要引起广泛误解，所以尊重习惯，选用更标准的“社会科学”。再有一点是：我希望我的同行会接受“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个用语。读过这部书稿的政治学家建议用“政治学的想象力”，而人类学家提议用“人类学的想象力”，如此等等。比用语更重要的是观念，我希望随着本书的展开，观念会逐渐清晰。当然，我之所以选这个用语，并不只是想指作为学院系科的“社会学”。它对于我的意味有许多根本不是由社会学家来表达的。比如，在英国，作为一门学院系科的社会学某种程度上依然位居边缘，但在英国的许多新闻报道和小说中，尤其是历史学中，社会学的想象力其实发展得非常好。法国的情况也大致相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的反思之所以既令人迷乱，又勇敢率直，就在于它对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命运的社会学特征感受敏锐，但推动这些潮流的是文人，而不是职业社会学家。不过，我还是使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原因在于：第一，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无论如何，我是个社会学家；第二，我真的认为，回顾历史，还是经典社会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频繁也更鲜活地展示出了这种心智品质；第三，既然我打算批判性地考察许多令人费解的社会学流派，自己的用语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