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改变了一切。许多可歌可泣的、伟大的、惊人的故事在中国的土地上流传着：一个雇农，如何成了一个英雄的游击队长；一个小脚女人，如何由不出房门而成为一个乡长；一个妇联会主任，二十岁的姑苏小姐，现在在晋西北带领一团人的队伍，使日本侵略军的军官们感到头痛。中国确是在迅速地变化着。初初看来，这些变化似乎太“神话”了，有点使人不相信，但它是可以使人相信的，因为产生着这类民族英雄的地区，是有民主政治作为基础的。相反，若果一个地区还有不准你当游击队长的势力存在，不准女人参加开会的势力存在，那末纵是天才，也仍旧只好做雇农，做灶下婢。这样的地方，在中国还不能说没有。这种地方，没有民主保障，当局还在取缔民众抗日团体，限制、禁止开会，检查书报、压制抗日言论，实行党化教育，强迫集体入党；苛捐杂税，犹在征收，法币不断贬值，物价上涨几十倍。人民颠沛流离困苦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只有绝少数的人们，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地享受着。在这样的地方，传说文化人走投无路，是可以使人相信的。但要宣传这里的农民都闻鸡起舞，乐于从军，而知县呢，则亲自抚慰。……我却不能不怀疑了。没有民生保障，民主自由的地区，人人都有为民族效命之志，这想法不能不算痛快——乐观，但却使人吃惊，简直是中国的神话了。
现在弄艺术的人，尤其是写一点理论文章的人，平日爱嚷什么是主题，什么是典型等等。于是作者便苦心孤诣，注意找主题，找典型，这是好的。但却也有主题是好的，典型也如理想一样是很好的，但事实却不一定真，脱离了现实。影片《好丈夫》（中国制片厂摄制）就是一例。《新华日报》上葛一虹先生赞之为正确的影片摄制之路是对的，然而葛一虹先生也指出其缺乏真实性的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是不会博得人人喜爱的。粉饰和欺骗只能令人反感。《好丈夫》的摄制者的动机，目的，是使人敬佩的。但宣传的目的，不是仰求少数人的赞许，而是懂得大多数人的激动，最好是注意一下艺术的真实性。艺术本质之提高，不在形式，却正是看它是否正确反映了现实而决定的。
一九四〇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