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冬季，我还留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刘芝明同志在校部教务处当副主任。我的党的关系编在教务处，这样我们有了接触。在这一段时间里，刘芝明同志留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他以一个所谓的外行领导了党校的业余文艺活动，写出了作品，发现了人材，不只丰富了党校的文艺生活，而且推动了延安的整个文艺活动。我对他那种锲而不舍的工作热情和善于集思广益的民主作风一直是非常钦佩的。虽然事隔三十多年，记忆犹新。现在党为他平反昭雪，一洗“四人帮”强加在他身上的沉冤，我追述这段往事，以表示我对他的深切悼念。
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开展了有名的整风学习运动。许多专业的文艺团体、单位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纷纷下乡、下部队，有的巡回演出，有的深入一点体验生活，进行创作。留在延安的人们的文艺生活，一时显得沉寂了。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党校却异军突起，首先演出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大型话剧《俄罗斯人》、《前线》，随后又创作演出了有名的京剧《逼上梁山》，广场秧歌剧《一朵红花》、《牛永贵负伤》，以及多幕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等。这些，都和刘芝明同志的领导分不开。这时期中央党校的文艺活动，轰动了延安，使延安人们的耳目一新。大家都欢呼庆幸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园地的第一次大丰收。一时，延安的许多机关和群众的业余文艺的花朵，竞相开放，真是百花争艳，令人耳目不暇。那年春节，从农历初一到十五，天天是锣鼓鞭炮响彻延河上下，到党校来联欢、回访的秧歌队一个比一个红火，演出的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使延安的传统作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之外，更增加了愉快欢乐的节日气氛。
党校三部的学员，大都是知识分子，里边有不少人从事过文艺活动。延安文化俱乐部组织的业余剧团的骨干，很多就是党校的学员。文艺整风后期，西北文工团的全部成员都在党校参加学习。因此，领导上决心一下，《俄罗斯人》很快就突击排演出来了，演出很成功。于是三部一些对评剧（京剧）感兴趣，能唱几段的同志们也跃跃欲试，几个人凑在一起，洽谈心曲。对历史深有研究的齐燕铭同志、杨绍萱同志等便担负起《逼上梁山》剧本创作的任务。齐燕铭同志不特是历史学家，而且对京剧也内行，在党校的土台上，曾经粉墨登场，串演过传统京剧折子戏，颇有独特的台风。《逼上梁山》中扮演林冲的金紫光同志（他是具有音乐素养的文艺活动家）、扮演高俅的索立波同志（当时他是一个团参谋长）和扮演高衙内的王余明同志（他是延安有名的排球运动员，在《打渔杀家》中饰演教师爷，得到观众的好评）等，对这项活动都非常热情积极。但要写出和演出一个真正成功的戏，对于专业工作者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况这在开始只是一些业余爱好者的初次尝试。但是刘芝明同志却很认真，把这一演出看作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抓得很紧。他很谦虚，常说：“我不懂，我可以学，学习方法之一便是开会。”他召开许多座谈会，除剧本作者、演员外，还请了许多当时在党校学习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参加，引导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讨论剧本的主题思想，研究刻画林冲这一英雄人物的性格。刘芝明同志既善于发挥群众力量，又极尊重和吸收专家们的意见。原来有过写作经验的，或是第一次参加写作的人，开始很不习惯这种集体写作的方法，特别是执笔者，很难一下融化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每经过一次意见的交锋、辩论、统一，就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兴趣与信心。因为参加活动的人，都心无私念，一心一意只想完成任务，做好工作。就这样谈了又谈，改了又改，终于在演出之后，得到最高的荣誉和奖励。毛主席关于《逼上梁山》的有名的信，就是写给齐燕铭和杨绍萱两同志的。《逼上梁山》就这样成为一个历史名著，它不仅仅是一出好戏，而且是在舞台上把劳动人民恢复为历史主人的划时代的名著。我个人当时跟着刘芝明同志反复看了许多次它的排练、彩排和它的公演。我对评剧是外行，但我很爱看这出戏。这次创作的胜利，演出的成功，我认为和刘芝明同志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他很好地发挥了群众的、专家的，特别是剧作者的聪明才智。他从领导岗位上，对文艺创作这样热心扶持，具体帮助，百折不挠，终获成功。他领导文艺创作时，不像苛刻的婆婆，而是温柔的保姆。这一范例，对于我们今天繁荣文艺创作，都值得借鉴和参考。
《一朵红花》、《牛永贵负伤》等，虽是在广场上演出的秧歌小戏，刘芝明同志也没有看轻它们。他动员学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帮助作者、演员对剧本改了又改，演出效果也是脍炙人口，至今使人不易忘怀的。
《同志，你走错了路》是一个好话剧，现在重演也是极有价值的。这个戏由党校四部的同学演出，是姚仲明同志执笔创作的。姚仲明同志当时在党校四部负责教务工作，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在业余时间，写了这个剧本。第一次在党校礼堂试演时，大家都认为剧本很有意思，演员的表演很别致（这些演员有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工农干部，有的是前方回来学习的八路军的营连干部），但比较粗糙。刘芝明同志极力主张修改，有的人信心不足。姚仲明同志自己因为不是专业剧作者，对于是否有充分的时间，一次复一次地听取大家意见，从事一遍一遍地修改，也有怀疑。但我们却常常看见刘芝明同志一手牵着一个儿子，一手抱着另一个儿子，从从容容、一次一次地召开座谈会，一次一次地看彩排。为了表示领导的决心和支持，坚定工作人员的信心，中途特地把导演过《新木马计》、《俄罗斯人》的陈波儿同志从三部调到了四部参加剧本的改写和排演，最后也终于成为一个广受观众喜爱的优秀的话剧，一个令人深思的好戏。当年参加中央党校这些文艺活动的人，写过戏、演出过、看过戏的人，至今很多都仍健在，他们大约都会为这些优秀剧目，为这些使人常常回忆的好日子而怀念到为此而尽过很大力量的人——刘芝明同志吧！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三打祝家庄》是继这些演出之后，刘芝明同志领导延安评剧院工作时评剧院的同志集体创作出来的。那时我已离开党校，但作为观众仍尽情地欣赏了这另一个有成就的好戏。至今我还常常想：什么时候能再看到这些好戏啊！
我就因为这些戏逐渐成为一个对京剧发生兴趣的观众了，因此我总是要常常想到当年作为外行而成功地领导了内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卓有功绩的刘芝明同志。
一九七九年五月于北京
（原载一九七九年《文艺报》第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