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野大辅是柔道队的中坚分子，也是六年级班的班长，他是个温和宽厚的男孩，那天他也不想去学校。离毕业只有一周时间了，他的妈妈今野仁美把他推出了门。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正值天气变幻莫测的冬春之交。但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不祥之兆，母子俩也不是那种会受超自然灾难预兆困扰的人。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大辅长着一张乐呵呵的圆脸，总是露出谦逊的微笑。“他热爱柔道，”仁美说，“在朋友面前他总是板着一张脸。可回家对着我，他就会开始抱怨被摔得很疼。那个时候，好像他们男生在学校被班主任骂了，这是他那天不肯去学校的唯一原因。”
“我出门了，等会儿回来。”大辅不情愿地说。
“出门了呀，早点回来。”仁美回应道。
今野家住在间垣村，距离上游福地的佐代美家大约3英里。校车也会经过这里，但是大川小学离得很近，间垣的孩子通常都走路过去。大辅和一群同学沿着河无精打采地走去学校。河堤在这一处还没有被抬升，宽阔的马路把岸边的房子与奔流不息的河水分隔开来。
仁美的丈夫已经去上班了。儿子上学后，她很快也出门了，家里还有公公、婆婆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她开车向南，远离河道，沿着一条通向山林的路往上开去，转过几个急弯后，开进一条大约一英里长的隧道，出来就到了渔港雄胜町。8点的时候，仁美已经坐在一家小诊所的电脑前，等候当天第一位病人的到来，她是这家诊所的前台。
那是一个很寻常的早晨。午餐时，仁美在前台吃完了自带的便当。她今年40岁，是个温暖、沉着的女人，在和蔼谦卑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坚毅的心，非常适合接待诊所那些上了年纪、有点糊涂的病人。除了处理预约、付款和账目事宜，仁美还负责看管一台用电流按摩肌肉的精密仪器。地震的剧烈震动开始时，她刚为两位年长的女病人接通仪器电流。
她想要站起来，但完全做不到。候诊室里的病人吓得大喊大叫。仁美身后是一个个高高的烧瓶，金属仪器正放在里面消毒。瓶子里的沸水猛烈地向四周喷溅，地板上很快积起一摊又一摊水，水面还冒着蒸汽。
震动平息下来时，仁美拔掉连在病人身上的电极，交还医疗保险卡，两位病人匆忙离开了。
仁美给留在间垣家中的大女儿麻里发了条短信，很快收到回复：我们都很好。不要担心。
仁美拖干从消毒烧瓶里溅出来的水，跟医生商量起该怎么办。雄胜町位于一个狭窄海湾的顶部，就在大海旁边。两天前也发生了一次强震，但没有这次强烈，当时很多人已经从镇上撤离，只是所幸没有发生海啸。正当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一个男人走进诊所，他是一家制药公司的销售代表，他说已经发布疏散警报，所有人都要撤离到更高的地方。仁美拿起外套和包，向自己的车走去。“我记得当时整个镇子异常安静，”她回忆道，“我能听到诊所后面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正常情况下你根本不会注意到这种声音。”后来她意识到，这就是海啸来临前的可怕时刻，这时候海水会先后撤，暴露出海床和港口陆地，紧接着全力回冲。正是由于缺少了熟悉的浪涛拍岸的声音，室内的微小杂音才会异常引人注意。
仁美开车回到山路上，即使是在移动的汽车里，她也能感觉到余震。她没有多想就开进了隧道，然后立即开始考虑隧道顶是否足够坚固，担心隧道上面难以想象的土石体量。她把车驶进远处一个紧急停车带，那里聚集了一些被疏散人员，她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之后，她重新开车上路，途中遇到一个认识的男人挥手示意她停车。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走这条路。”那个男人对她说，并指了指通往仁美在间垣的家的方向。
“为什么不？”仁美问。可那个男人只是低声咕哝了几句，没办法听清他说了些什么。
天空已经开始飘雪。“那时还不晚，还没到4点，”仁美回忆道，“我正发短信，并尝试给家里打电话，但都无法接通。天非常暗，头顶的一片异常阴暗。我再次开车上路，但有个认识的人拦住我，并对我说：‘不要继续走了。’”
沿着这条路再走几百码，就能到一个视野极佳的位置，从那儿可以清楚看到间垣和周围的村子。那个男人没有对自己的警告做出任何解释，仁美也没有追问。相反，她退回到紧急停车带，在车里度过了寒冷难熬的一晚。
天快亮的时候，她又重新上路，很快，左边的山丘就退去，可以看到下面宽阔的北上川河谷，每天下午她下班开车回家时，都能看到这片景象。河两岸是大片平地，边缘处陡然抬升，隐入林木茂盛的山丘之中。仁美居住的间垣村位于河的左岸，村子里一片广阔的稻田一直延伸到富士沼，山脚下零星点缀着其他小村子，村庄里打扫一新的红蓝色屋顶闪闪发光。这是日本乡村的典型景象：经人类驯化、用于耕耘的丰美大自然。但是现在她无法相信眼前所见的一切。
山上山下一片汪洋。目之所及全是水：建筑物和稻田都消失不见。从晨光中看去，水色乌黑，水面上只露出堆满暗色残渣的陆地和岛屿，仔细看去才发现全是断裂的黑色树干。低地都已被河水淹没，而河流早已被大海吞噬。在这片新地貌中，富士沼不再只是一个湖，成了一个开放海湾的入口；河也不再是河，成了宽阔的海港。向下望去，仁美看不见大川小学，巨大的山脊遮挡住了视线。河畔公路、房屋以及仁美的家和家人所在的间垣都被冲走了。
在上游的福地，直升机会来的消息让大家团结协作起来。佐代美的丈夫隆洋一大早就帮着清理出一块地，让直升机可以安全降落。佐代美和其他妈妈则制作了一大堆饭团，送去当地社区中心，被疏散人员都被送到那里休息。佐代美留下了两个饭团，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样一来，即使千圣是最后一批被救回来的，也不至于挨饿。
直升机预计上午11点到。沿河而居的各家各户都聚集到福地：兄弟、姐妹、父母和祖父母，大家都穿着抓绒衣和羽绒服抵御严寒，提着袋子或背着帆布背包，里面装着为即将回来的孩子准备的热水、巧克力和防寒服。
大家都站在那里，抬头望天，彼此几乎都没有说话。一整个早上，直升机来了又走。蓝色的是警察局的，另有一两架是日本自卫队的军用飞机。一架也没有在福地降落。
“我们等了4个小时，”佐代美说，“出现的直升机不止几架，而是很多架。我们等啊等，结果没有一架靠近我们。我的内心涌起非常绝望的情绪。”
村子里的男人又聚在一起商量起来，最后决定派一队人顺流而下赶去学校，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从木材堆置场滚出来的木材，他们开车绕过这些障碍，路过横川村，那里看起来一切正常：公路两旁有一座神道教神社、一座佛教寺庙和两排住宅，看上去都没怎么损坏。然后他们开上了延伸出来的山脊坡道，再也看不见下面的河水。直到他们穿过这段路，才意识到这个不起眼的障碍却是生与死的分隔线。
表面来看，这场灾难并没有波及横川。高大的堤防和弯曲的河道使其免受洪水侵害。可是在山的那一边，海啸逆流而上，吞噬了堤防，以致命的力量陡然上升。虽然所处位置与仁美相反，可当男人朝车窗外看去时，眼前的景象却跟她看到的一样：高速公路和堤防都被吞没，桥梁垮塌，桑田变沧海。
仁美在晨曦中向山下开去，一路悄无声息。路上只有她一辆车，世界仿佛刚刚形成，而她是第一个闯入者。随着太阳角度的变化，辽阔的水面泛起黑色和银色的波光。但到了山脚下，仁美发现陆地并没有被全部淹没。
在山谷的最深处，一个名叫入釜谷的小村子幸免于难。那里的村公所已经成为难民中心。仁美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转来转去。屋顶覆盖着白雪。人们裹着外套和抓绒衣抵御清晨的严寒。她踉跄着走下汽车，一边大声呼喊孩子的名字，一边在人群中跌跌撞撞地寻找熟悉的面孔。好像每个人都在寻找着什么人，可没有一个人来自间垣村。突然，她认出了一个大川小学的男孩只野哲也——大辅柔道队的一名小队员，这让她既惊喜又有一丝安慰。哲也的衣服很脏。他的右眼发青，肿得睁不开。
“哲也！啊，哲也，你还好吗？发生了什么事，哲也？大辅怎么样了？”
“当时我们在逃跑，”哲也回答，“我们正跑着，阿辅摔倒了。我抓着他的衣领想把他拉起来，可是他起不来。”
“后来他怎么样了？他怎么样了，哲也？”
男孩只是摇了摇头。
这时，仁美注意到另一个五年级的男孩高桥广平，同样衣衫褴褛，脏污不堪。
“广平，大辅在哪里？”
“阿辅当时跟我在一起，”他说，“他就跑在我后面。我们还一起泡在水里。他就在我后面。”
“然后发生了什么，广平？”
“他浮了起来。”
她在外围看到了第三张来自同一小学的熟悉面孔：一个名叫远藤纯二的老师，一个肯定能提供一点答案的人。
“远藤老师！远藤老师，我是今野仁美，大辅的妈妈。发生了什么？学校发生了什么？”
老师独自一人坐在那儿，双手抱膝。仁美低下身子靠近他，重复着刚才的问题。可他连头也不抬。
“远藤老师？学校发生了什么，远藤老师？”
他似乎处于一种极度游离的状态。在仁美看来，他的所有情绪好像从体内抽离了出来。
“不知道，”他最终含糊地答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仁美努力将这些信息碎片拼凑起来。小学就在她此刻所在的山的另一边。男孩和他们的老师一定是在几小时前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如果他们是一起逃跑，包括大辅在内的其他人一定也选择了同一条路线，那他可能也在这座山上。仁美离开村公所，朝大路走去，她艰难地趟过一些被水淹没的路面，一边向山上走，一边呼唤儿子的名字。
“阿辅！大辅！有人看见今野大辅了吗？”
可是山上空无一人。山林太大，一片片茂密的松林把山路分隔出无数条岔路，四通八达。她下了山，驻足不前。然后，她又朝河边走去，一路沿河畔公路趟水走到自家附近。
“那里只有一个湖，”仁美回忆道，“我甚至看不到房子的地基。我到处走着，浑身都湿透了，一边喊着家里每个人的名字。我其实不太清楚自己当时在干什么。我就是觉得，如果我一直叫他们的名字，总会有人回应。其他人想阻止我。他们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可是我想不出还能做些别的什么事。”
佐代美的丈夫隆洋没有参与邻居在下游的行动。出于某种未被说明的原因，大家把有孩子在大川小学的父亲排除在外。但隆洋还是从回来的人那里了解了情况。他们最后是乘船来到间垣附近的一处河堤。其中一队人去了入釜谷。余下的人在碎石堆中找寻通往学校的路。
佐代美在村里四处走动时碰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丈夫是搜寻队的一员。“那个女人一直在哭，”她回忆道，“她拒绝直视我的眼睛。”但佐代美坚称自己没有绝望。她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虽然他们没有被直升机接回来，但孩子是安全的。现在没有信号，也断了电。他们可能已经被带到镇上那个大的体育中心，只是无法跟我们取得联系。”
当隆洋带着从搜寻队获得的消息回到家时，佐代美也已经在家。日本父母在讨论家庭事务时，会特别称呼彼此为孩子他爸（otō-san）和孩子他妈（okaa-san），隆洋也是以此作为开场白。
“他一进来就叫我，‘孩子他妈……’”佐代美仍然记得很清楚，“我以为会是好消息。”
“孩子他妈，没希望了，”结果隆洋这么说，“没希望了。”
“什么？”佐代美问，“什么没希望了？”
“学校已经完了，”隆洋继续说，“没希望了。”
“我只能抓住他的衬衫，”佐代美告诉我，“我抓着他胸前的衣服。‘我听不懂。’我说。然后我就站不起来了。”
隆洋复述了听来的消息：目前已经从学校找到两具孩子的尸体，肯定还会找到更多，只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其中有两个五年级学生。
“其中一个一定是千圣。”佐代美说。
“他们都是男孩。”隆洋回应道。
“谁？”
“其中一个是广平。”
对于此刻正站在悬崖边上的佐代美而言，这个名字就像系在她腰间的一根安全带，回忆起那一刻时，她嘴角露出了微笑。因为在五年级班上，千圣和广平彼此竞争非常激烈，两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如此。“运动会结束后，千圣会说‘我比广平快’或‘我轻松击败了广平’。”佐代美告诉我。如果广平还活着，那么千圣就不可能不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