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美的家在横川，她与丈夫一家四代共同居住在一幢大房子里。这幢房子最早的主人是她丈夫的祖母，老太太已经快100岁了，直美的小女儿小瑛才2岁半。地震发生时，直美正待在卧室里哄小女儿睡觉。最先传来的垂直震动让人感觉“像被放进了鸡尾酒调制器里”。强震过后，房子里横七竖八地散落着各种书、家具和碎玻璃。她6岁的儿子冬真被困在另一个房间里，房门被掉落的东西堵住了。由于墙壁和地板在余震中弯曲变形，直美花了半小时才把他救出来。
直美一家都没有受伤，只是楼下的房间乱成一团。直美的婆婆忙着照顾自己心神不宁的老母亲，在当地社区协会担任要职的公公则要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家庭观和对家庭成员行为的要求，说他“传统”就算是比较客气的了。当他检查一圈回来时，直美正准备去大川小学接12岁的大女儿小晴。“我相信学校没问题，”她说，“但地震那么大，我觉得应该去接她回来。”可平塚老先生就是不同意，又不肯说明原因。“他只是说‘现在不是时候’，”直美回忆道，“但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直美后来才意识到，老人家在村子里走了一圈，一定已经查看过河堤与河的情况。但他是个认为无须为自己的决定做出任何说明的男人，自然也不会对儿媳妇多做解释。“我觉得他自己就很害怕，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她继续说，“我们不怎么交流。他是那种把话都藏在心里的人。”
直美给丈夫发了一条短信，可是直到网络瘫痪也没收到回复。因为断电，也无法看电视，连村里用来广播紧急消息的扬声器都悄无声息。而且开始下雪了。“我当时就想着小晴被困在学校，那里一定很冷，”直美接着回忆，“我庆幸自己叮嘱她多穿一件内衣。我觉得只要他们穿得够暖和，就没问题。”在得不到外界任何消息的情况下——好坏消息都没有——她能想到的就是待在屋里，照顾好家里其他安然无恙的人。
直美的表现完全符合公公对一名年轻女性和母亲角色的期待。
黄昏来临前，平塚老先生告诉家人自己要再出去看看。他打算往下游走，去附近的自家菜地，从那儿的棚屋里拿一个收音机。他出门时天还有亮光。一小时后天都黑下来了，他才回来，只见他步履蹒跚，气喘吁吁，浑身都湿透了，沾满了淤泥和树叶，庆幸自己还能活着回来。
横川实际上并没有受灾。高高的堤防和河湾牢牢地挡住了巨浪，以至于待在家的直美一直不知道发生了海啸。但是在高耸的山丘另一边，也就是距离大海5.5英里的地方，平塚老先生走在一条被海水冲洗过的公路上。当他沿路行走时，新的巨浪就涌过来冲毁河堤，迅速淹没柏油路。大水先是拖着他的脚，然后又向上拽住他的脚踝和膝盖，他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经失去平衡，只能在滚滚黑流中不停扑腾。浑浊的水流使劲把他往河里拽，一旦到了那儿他就一定会被淹死，幸好一棵树紧紧缠住了他，虽然感觉很痛苦，却也安全了，洪水也迅速流走。
他跌跌撞撞地穿过河湾往家走，并没有拿到收音机。“他后来跟我们说，他差点死了，”直美还记得这一幕，“他很沮丧。虽然他没有说，但或许就是在那一刻，他才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早上，直美终于说服公公想办法去学校看看。横川附近的水刚退去，他们就开车来到仍被水淹没的公路尽头。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其中一些似乎在哭泣。平塚老先生让直美待在车里，大步走下车去查看情况。几分钟后他走了回来，寥寥几句的回复表明他并没有打探出多少事情。直美倒不是特别担心。跟其他人一样，她听到报道说有200个孩子和村民被洪水困在了大川小学，正等待救援。跟其他妈妈一样，她那天清晨也早早出来迎接直升机，只是一直没有等来。但她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一家人的饮食和卫生操劳，她担负着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孩子被余震吓坏了，”她说，“老人也全都心有余悸。而我正在休产假——我理所应当照顾我的孩子。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只记得自己在不停地做吃的。需要找食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就会出门去找。我则待在家照顾孩子，还得负责一日三餐。”
周日早晨，直美的两个朋友——大川小学两个学生的父母——来家里拜访，提到要再想办法去学校，还问直美想不想一起去。她很想跟他们一起去，可是她要是走了，谁来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呢？她的公公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她留在家里，他去。
他在吃午饭的时候回来了。
“发生了什么？”直美问。
“我们去了学校。”他答道。
“情况怎么样？”直美追问。
“我看到了有香的尸体。”有香今年只有12岁，是小晴的同学。“还有另外几个孩子的尸体，但没有看到小晴。我找不到小晴。我听说只有几个孩子活下来，都去了入釜谷，可是小晴不在那儿。我想没什么希望了。你还是放弃吧。”
听完这些话，直美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我想了解具体情况，”她回忆道，“可是他却说了那样的话，‘放弃’。”
平塚老先生接着说：“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你要放弃希望。现在的重点是照顾活着的孩子。”这场对话就这样结束了。
直美告诉我：“他都说了那样的话，我意识到是真的没有希望了。那一刻我才明白小晴死了。但我不能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情绪。平塚先生他……平塚先生是个非常严厉、克制的人。他不是那种允许自己真情流露的男人。他失去了孙女。我知道他一定也很伤心，可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虽然如此，如果他发现我很伤心，就不应该说些会伤害我的话。可他还是说了。”
直美的婆婆听到了两人的对话，站在一旁默默流泪。平塚老先生斥责自己的妻子，命令她擦干眼泪。
直美的丈夫真一郎第二天才回到家。他跟妻子一样在石卷市一所高中教书，那所学校已经成为避难所，收留了上千因海啸而变得无家可归的人。他的出现动摇了他父亲的权威，直美得以出门看看。她和真一郎一起开车出发，一直开到公路被洪水阻断的地方。她在那里遇见了大川小学另一个女孩的妈妈，她告诉他们，自己刚在上游的学校体育馆里认出了女儿的尸体，她还说好像在那儿看到了小晴的尸体。
平塚夫妇又开车前往内陆的体育馆停尸房。越来越多的尸体被运到体育馆，在那里走一系列繁琐的官方流程。很多文件需要填写、归档，运来的尸体要接受医生的检查，然后正式登记，有时候要花好几天才能完成这一流程。家里还有小孩和老人在等着直美和真一郎照顾，他俩不能等那么长时间。于是，填完必要的文件，他们就离开了。
第二天，真一郎就与家人告别，回市里的学校帮忙照顾避难者。他的妻子没有质疑他的决定，实际上他的家人都不认为这一决定令人费解或不同寻常，这就如同期待一位刚经历丧女之痛的妈妈照常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一样，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真一郎因为要找女儿的尸体而不去学校，同事也不会为此责备他。但是，只要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日本老师，这么做了以后必然会心怀愧疚。这只是公务人员尽职尽责的典型。
真一郎一有机会就回家。一回家，他就会跟直美去学校体育馆。到了周末，体育馆里已经停放了200具尸体。“他们都被放在蓝色防水帆布上，”她描述道，“其中很多人我都认识。有我学生的家长，有小晴的同学。我可以说：‘我认识他，也认识他，还认识她。’可就是没有小晴。”
10天后，他们决定去大川小学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洪水已经退去不少，他们终于可以驾车涉水前往入釜谷。志愿消防队员已经用挖掘机挖走了各种碎片残骸，路面也已清理干净。但是校舍仍然掩埋在瓦砾堆下，黏着的淤泥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雪。紧挨着交通岛的村口摆放着几张蓝色硬塑料板，上面摆放着一些尸体，清洗后就要送去太平间。几个妈妈站在那里，等着自己的孩子被抬出来。
直美的目光扫过蓝色硬塑料板上的人脸，满心希望能认出小晴来。她有一头蓬松的齐肩长发和一张可爱的圆脸。直美回忆起与小晴待在一起的最后时光。当时妈妈正在照顾弟弟和妹妹，70多岁的祖父在为祖母准备早餐，祖母则在90多岁的曾祖母身旁嘘寒问暖，小晴已经自己默默地穿好衣服，吃完早餐，出门搭校车了。她即将进入小学生活的最后一周，她和直美已经讨论过要在毕业典礼上穿什么衣服。大多数女孩都喜欢西装短外套配格子裙，模仿靓丽的流行乐队女明星的打扮。可是小晴选择了袴，这是一种穿在和服上的优雅的传统正式高褶裙。裙子是直美的，不过小晴几乎跟妈妈一样高了，所以裙子只需稍微改改。
一有机会，直美就会回学校去。直美觉得时间好像在以一种陌生的方式悄然流逝。家里有很多家务活等着她做，她要花很多精力才能做完这些事。她要花几小时排队加油、购买食物，然后开车回家放下这些东西，再开车去太平间，或是趟过仍然漫着黑水的公路去学校辨认尸体。突然有一天，她发现了小晴的鞋子，接着又找到了她的书包。这些发现令人心碎，又带来某种安慰。直美没有抱任何虚无缥缈的幻想。每天都会在瓦砾堆里挖掘出几具尸体，她知道迟早会找到女儿的。
4月初，托儿所和幼儿园重新开放。直美白天不用再照顾家里两个最小的孩子，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寻找小晴的工作中。
她渐渐发现跟自己一样在入釜谷村口交通岛旁徘徊的家长越来越少。其中有一个叫永沼胜的男人，他沉默寡言且腼腆，正在寻找7岁的儿子琴。作为一名合格的重型车辆操作员，他有时候也会操作着挖掘机在淤泥挖掘搜寻。直美和一个名叫铃木美穗的女人变得十分亲近，美穗已经安葬了12岁的儿子坚登，但仍在寻找9岁的女儿巴那。
永沼胜寻找儿子尸体的决心尤其坚定。每天早晨直美到学校时，都能看见他在黑乎乎的淤泥里操纵着黄色的挖掘机动臂，一遍又一遍地挖寻。随着春天的到来，群山和河流逐渐恢复色彩斑斓的姿态——松树墨绿，落叶树翠绿，竹叶莹黄。但各色树叶与流水所环绕着的却是一片暗黑：这摊淤泥已经吞噬了一切珍贵的东西，并且还在继续。这淤泥有多深？它看上去就像无底深渊，粘在直美的衣服和靴子上，跟着她一起坐车来到她家。泥浆也从胜的挖掘机履带上滴落下来，他每天早晨都要开着它去找他的儿子。“看看这个地方，”直美说，“自己的孩子还埋在这堆烂泥里或漂浮在海上，父母又怎么能休息呢？”
直美是一名英语老师。当她尝试说英语时，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可是她缺乏自信，我们交谈时她还是说日语。在描述灾后发生的事情时，她语速很快，思路清晰，不时做出激动的手势。但是当我问到她自己的一些情况时，她就变得犹豫不安。
她在仙台市长大，但是在冲绳上的大学，那是日本大陆最南端一片美丽的亚热带岛屿，她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她满怀激情和期待地前往冲绳，到了离开时却只有失望。“我身上流着冲绳人的血，可从来没在那儿生活过。”她回忆道，“我想学习古老的冲绳话和冲绳舞蹈。但是，我的愿望连一半都没有实现。”毕业后，她离开阳光充沛的南方，回到寒冷的北方出生地。
在我遇见的所有大川的妈妈中，直美是看得最清楚的一个，哪怕当时还处于极度悲伤的情绪中。许多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都认为海啸的悲剧是无形、黑暗、难以言喻的，就像一头硕大无比的怪兽，遮天蔽日。可是，直美虽然跟其他人一样饱受打击，却觉得它闪闪发光，猛烈却异常耀眼。这种残酷无比的通透，让人无从得到安慰。它刺穿一切，而不仅仅是裹挟，它令人无处可藏。
我和直美谈话的时候，从没有去过她家。她的公公不喜欢记者，她也不想无端惹他生气。我们会在学校见面，然后在开车返回石卷市的路上找路边的餐馆坐下聊天。她告诉我，一开始是当地村民和警察一起搜寻失踪的孩子，村民清理路上的碎石，警察则监督处理尸体的全过程。接着日本自卫队的士兵来了。起初大家还满怀希望，学校周围的瓦砾被一点一点清除。可是搜寻的时间越长，难度也越大。
最初几天，到处都能发现孩子的尸体，很多尸体被冲到山谷洼地——34具尸体堆成软塌塌的一堆。接下来每次只能挖掘出一两具尸体，数量急剧减少。到3月底，失踪的74个孩子中大约还有30个没找到。两周后，只有10个孩子仍然下落不明。4月末，大家在一个水塘里陆续发现4具尸体，这个水塘的水曾经用来灌溉釜谷的稻田。在水塘里被发现的孩子中，有的被埋在水下5英尺深的淤泥里，超出了搜寻人员探测杆的探测距离。很显然，如果要彻底搜寻这片区域，就要先把这里的水排干。于是，机械泵就位，一台发电机不分昼夜地运转。随后，在山的另一边，在距离水塘2英里远的富士沼，露出了一具具尸体。
海啸并不是单个巨浪，它是一波接一波的巨浪冲击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下纵横交错。被卷入这一波波巨浪中的东西，有的被高高抛起，然后几乎原位跌落，但更多的，是先在海啸内部水流和涡流毁灭性的复杂作用下被吞噬，后被抛出，再被拉回，最后又被冲向前方。最有可能发现尸体的地方全都搜索完毕，现在只在距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发现了新的遗骸，每当有这样的发现，就意味着潜在的搜索范围又要再次扩大。
到了5月，一名医生从直美、真一郎和他们的孩子嘴里提取了唾液样本，以便鉴别出小晴的DNA。那个月末，一具小尸体的部分残骸在名振被冲上岸，那是太平洋海岸边的一个小渔村，距离学校4英里远，中间隔着潟湖和一座座高山。残骸情况很糟糕，无法凭肉眼辨别身份，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花了3个月时间才确定它们不属于小晴，而是来自另一个失踪的女孩。
自卫队扩大了搜索范围，在上游的搜寻延伸至间垣和富士沼一带，在下游则覆盖了长面浦附近的村子。从日本各地增援而来的士兵轮流上阵，直美遇见了很多不同的指挥官，可他们都是一头短发，穿着相同的制服，她发现很难把他们区分开来。海啸过去3个月后，自卫队的士兵陆续撤离。
原本有10台推土机和几百人参与搜索行动，后来只剩下一队警察继续搜索，永沼胜也还在坚持挖掘，直美和美穗也照旧每天去学校。这个时候，他们能做的事情所剩无几。每当胜操纵的铁臂挖出什么东西，她们就会围过去检查一番。他们挖出过床垫、摩托车和衣柜，就是再也没有发现尸体残骸。他们还整理了学校前面的神龛，换掉枯萎的花。有时候会有另一台挖掘机加入，它们齐头并进，长长的黄色动臂挥上挖下，看上去就像在跳舞一样。
直美的脑子里渐渐冒出一个想法。她征询胜的意见。“为什么不试试呢？”他这么答道。6月底，她参加了在仙台附近一家培训中心举办的为期一周的培训课。其他报名上课的都是男性，但他们看到直美一点也不好奇，而她也觉得没必要为自己解释什么。一周的课程很快结束，离开时她获得了一张操作挖掘设备的许可证，成为日本少数几名拥有这一资格的女性之一。她立即借了一台挖掘机开始工作，在淤泥里筛寻，希望能找到小晴。
她的公公强烈反对她的行为，认为操作重型机械对一个女人来说十分危险，她本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丈夫和公婆。直美耐心听他说完，但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