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秦始皇的为人，无论是贬是褒，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共识，即这位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焚书坑儒”，大开杀戒，一次就活埋了四百多位儒生。然而，对于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秦始皇并未坑儒，他坑的是一些江湖术士。那么，秦始皇坑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关于“焚书坑儒”，《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秦始皇建立政权以后，视天下苍生为刍狗，贪婪暴虐，滥施刑罚，弄得民不聊生。特别是他为了控制思想，听从丞相李斯的建议，尽烧天下之书，引起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当时有两个为始皇求长生药的人，一个姓侯，一个姓卢，两个人私下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因为灭了诸侯，统一了天下，就以为自古以来的圣贤谁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听不到批评之声，日益骄横；官员们为了讨好他，只能战战兢兢地说谎欺瞒。他还颁布法律，规定方士之术不灵就要被处死。如今大家因为畏惧，谁也不敢指出始皇之过，致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皆取决于皇帝。他竟然还用秤来称量大臣们的上疏，如果大臣们每天呈上的疏奏（竹简）不足一百二十斤，就不让休息。像这种贪权专断的人，我们不能为他求长生不死之药。”
于是，二人脚底抹油，跑了。
秦始皇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又因为有人举报咸阳的诸生中有人妖言惑众，扰乱老百姓的思想，于是，始皇下令逮捕了一些散布“妖言”的读书人，并且严刑拷打，令其互相检举揭发，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牵连进来。秦始皇一声令下，这四百多号人遂被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发生于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关于坑儒之事还有一种说法：由于秦始皇把文字统一为大篆和隶字，引起国人的诽谤怨恨。考虑到识字最多的是儒生，为了防止他们带着天下人闹事，秦始皇决定对儒生下手。他先是广召儒士书生到咸阳当郎官，共召到七百余人，然后密令亲信在骊山硎谷的温暖向阳之处种瓜。瓜成熟之时正值冬天，他又指使人上奏：“骊山竟然冬天长出瓜来了！”秦始皇假装不相信，令诸生前去察看。诸生到谷中之后，正在辩论不休之时，忽然四面土石俱下，所有的人都被压死了。
骊山硎谷后来又叫“坑儒谷”，在汉代，这里叫“愍儒乡”。有人考证，坑儒谷在今陕西省临潼西南部五里处，是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地况很符合这个记载。
“骊山坑儒”说仅见于东汉初年卫宏作的《诏定古文尚书序》，而且也没有注明出处。因此有人认为，骊山坑儒其实就是咸阳坑儒的误记。但是，卫宏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的著名学者，治学严谨，以他的治学态度，应该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错。况且，《史记》记载的秦始皇咸阳坑生，与卫宏所记骊山坑儒在地点、人数、坑埋方式上都不同。所以，有人认为，如果卫宏和司马迁的记载都是真的，那么秦始皇至少坑过二次儒。
需要注意的是，《史记》中提到这段时，用的是“诸生”而非“儒生”。而“坑儒”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的典籍中，此时距秦始皇死后已经一百多年。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汉武帝的财政管家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发表了一通宏论，大意是，儒生们只知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表里不一，就像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祸害。鲁国国君将孔丘驱逐，弃之不用，就因为他首鼠两端，貌似圆滑其实迂腐，并没有切合实际的主张。基于同样的道理，秦始皇才烧掉儒生们的著作而使其言论不得传播，宁愿将他们活埋也不任用。（见《盐铁论》）之后，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明确地提出秦始皇“坑杀儒士”。此后，《史记》中所说的“诸生”渐渐演变成“儒生”。
魏晋时期，伪书《古文尚书》中有篇“孔安国序”，序中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这大概是“焚书坑儒”一词的最早出处。这一说法被后世广泛引用，流传至今。
先来说“焚书”。
焚书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的一段论争。
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为了庆贺秦王朝修筑长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阳皇宫里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以前，秦国很小，地不过千里，亏得陛下你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接着，他又大赞郡县制，说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从古至今没人能比。
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陈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实。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当他听周青臣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时，奋然而起说：“我听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让他们与国君互相照应。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出现像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与周青臣并无过节，这场争论纯属观点之争，也有文人相轻的味道，本不应该产生什么实质的后果。不料此时丞相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三皇五帝治国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这是因为他们能根据天下大势，来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来举例，这值得去效法吗？那时候诸侯相争，大家都想招徕天下的读书人，现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国，老百姓致力农工业，知识分子要学习法律，这才是正道。现在这些儒生不从当下出发，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说现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劝皇上：过去天下大乱，各执一词，才有诸侯并起，都借着古代说事儿，花言巧语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乱七八糟的学术，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统一天下，应该统一思想……臣请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写的历史都烧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职责，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让地方官烧毁……”
李斯啰里啰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而且要以严厉的措施去执行。
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并没有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
另外，在《史记·李斯传》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马迁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李斯对于那些诗书百家语，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注意这里是“收”而不是“烧”。
结合以上三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并没有烧，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了“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损毁。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烧书。这种记载是：“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意思是说，当初刘邦军队攻下咸阳城后，萧何先行没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图书；后来，刘邦坐了天下后，从这些图书中获得了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等等资料。
从这段话中中不难看出，秦始皇只不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将它们烧了，至少没有全烧了。否则，萧何收什么？汉代又怎么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烧掉前代所著史书，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应该一分为二，对于“烧尽天下书”这样的误解，还是应该澄清的。其实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书都烧了，上层建筑也就全完了，统治的基础同样会受到极大的动摇，他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杀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一事缘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这一天，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发现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分别是李斯和冯去疾，不知超标的是哪位。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超标的这位丞相是朋友，就将皇帝对他的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听说了此事，于是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随后就发生了侯生和卢生逃跑，四百多人被迁怒而丧命的事。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汉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叙及这段史实，原文是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不等同于儒生。术士者，方士也，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等等。
再者说，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诽谤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卢生，秦始皇为什么要拿儒生泄愤呢？退一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换言之，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秦始皇当年坑杀的都是儒生。
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个理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所坑者为“生”，而司马迁在《史记》索引中的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其实，这明显是断章取义，因为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记》中有载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术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况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认为，“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就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至于“骊山坑儒”的历史记载，由于是个孤证，所以尚不能作为定论。
前面虽然论证了秦始皇并没有专门坑儒，但是所坑的“生”中，是否有一部分是儒生或准儒生呢？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坑生”之后，其长子扶苏谏道：“如今天下初定，远方的人民未必心服。这些儒生（原文是“诸生”）都是学习孔子的，陛下这么严厉地惩罚他们，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惧不安。请皇上明察。”秦始皇闻谏大怒，把扶苏赶到遥远的北方边境，让他当蒙恬的监军去了。此举，导致了后来的沙丘之变。
司马迁在记载秦始皇咸阳坑生一事时，只是笼统地说“诸生”或者“术士”，扶苏在进谏时，则把“诸生”的意思解释得非常明白：“诸生皆诵法孔子。”——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孙自然就是儒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