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是汉末这个时代赋予的。
曹操写:“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他想要表达的是对穿着青衿的士子们的渴求,是他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宰相那颗求贤若渴的心。
可是,汉末时,太多穿着青衿的士子,在洛阳城里辗转蹉跎,洛阳城“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是如此的巍峨繁华,达官显贵们“冠带自相索”,而青衿的士子们却“洛中何郁郁”,是如此的忧郁失意。
他们是漂泊洛阳的“游子”。
从东汉中后期开始,社会矛盾激化,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异常激烈频繁,土地兼并严重,苛捐杂税繁冗,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开始风起云涌,社会骚动,萧索动乱。加之两次党锢之祸,很多士子惨遭杀戮,幸存下来的也成了惊弓之鸟。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读经、习经成了社会风尚,也是下层的知识分子读书仕进的唯一大门,游学、游宦成了多数士子的生活状态,“游子”阶层也随之产生。到了东汉末年,“游子”们依然集聚在洛阳。盛世时,许多“游子”求宦无门;末世中,“游子”们更是举步维艰。
自东汉和帝始,外戚和宦官牢牢把持着朝政,“恩泽不被单门”,那些下层的文人根本没有仕进的机会,权贵和亲信们身居要职,整个社会滥举成风。桓帝、灵帝时,甚至流传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歌谣。但是,当时的公私学校却广收学徒,就连朝廷的“太学生”也往往“结发入学,白首空归”,更别说其他学生,只能是飘零异乡,四处碰壁了。时代动荡,仕进无门,没有安定的生活,没有正当的职业,那些脱离了劳动的下层士子们只能陷于有家不能归的悲惨境地。
外部世界的动荡不安,“游子”们悲惨的现状,多少削减了他们对经学的热情,转而开始关注自己的内部世界。他们需要把外部世界的种种不平和郁愤,化为内心奔涌而出的岩浆,去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自己的内心情感。
文学,任何时候,都是服务于人的思想和情感的。
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虽然有了动摇,但长期的濡染和渗透是悄无声息的。所以,“游子”们内在积聚了大量的岩浆,喷涌时却依然是儒家的“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依然是“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
另外,当他们始终失意无法解脱时,老庄思想也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灵魂的皈依。让他们在苦闷彷徨时,依然有勇气去关注自我,抒发真情。
到了东汉末年,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国,各种思想的碰撞和融合,也必然在文学上有所反映,这时的诗歌呈现出更加复杂而真诚的思索。
也就是说,在东汉的扰攘之中,下层文士们却在自己的内部世界里沉静下来,这种内心安静执著的追寻,充满着真诚坦白的力量,具有至情至性的魔力。
无怪乎清代的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妇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俱,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痛苦、彷徨和郁积,是肥沃的塘泥,让心灵的荷花挣脱了黑暗的羁绊,在清水之上,开出袭人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