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堆成黄金巢，
云游四海有湖商。
太湖之南有蚕桑，
太湖之北有竹林。
湖州溪水穿城郭，
傍水人家起楼阁。
春风垂柳绿轩窗，
细雨飞花湿帘幕。
山水清远的湖州说起丝绸之路，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知道丝绸之路的丝绸的真正起点吗？它不是长安，而是以湖州为中心的杭嘉湖地区，当时的丝绸就来自这样一个山水清远、风景秀丽的地方。“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中国》一书中首先使用的。它主要指途经西域、连接东西方的陆上通道，也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但无论哪条丝绸之路，湖州都是重要的起源地。可以说，湖州是“丝路之源”。
灵秀是湖州的特色也是湖州商人的气质在这里诞生了浙江商人中的另一个群体——“湖州商帮”。“湖商”产生的地理因素十分优越。唐末宋初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地位日显重要，湖商就崛起于此时，且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湖州北倚太湖，与苏州、无锡相望，南通杭州，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的美称。东西若溪横贯而过，湖泊、河流纵横交错，人依水而居，城傍水而建。
水的性格和特点深深地融入了湖州社会生活之中。水的灵气、水的柔美、善变、水的扩展性、渗透性，水的韧性，水的复杂性，哺育了湖州人的智慧、灵活、阴柔和能屈能伸、曲中求生的禀性。自然的造化为这一地域性商人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
“湖商”之名实缘于古代湖州商人、湖州丝商和近代活跃于上海及苏、杭的湖州商帮。明清时期，大凡有资本有胆识的湖州人“皆趋而贸易，咸谓容易发财”，于是行商四出邻郡、外省，坐贾则辐辏于郡城、县镇，才有湖州商人、湖州丝商、湖州客人、湖州商帮、湖州帮、南浔帮或浔商等称谓。
长兴到湖州的百里河道，充斥着大量进行丝绸交易。
商人和小舟湖商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这是缘于湖州地域经济本身的特点，即田、蚕并举。湖州的蚕桑生产在宋代已开始走向专业化，比如“湖州村落朱佛大者，递年以蚕桑为业”；“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等等。正如谈钥在嘉泰《吴兴志》中所记：“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这一局面正好说明，湖丝、湖绸除了上贡外，其余都投入了买卖。
明代是湖州地方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自然，湖州商人、湖州丝商、湖州贩丝绸商人、湖州商帮从中起了润滑与促进发展的作用。丝业是湖州的经济命脉，湖州向为蚕丝之乡。嘉靖时人徐献忠说：“蚕桑之利莫甚于湖”，“蚕丝物业绕于薄海他郡邑藉以毕用，二技巧之精，独出苏杭之下”，丝绸印染“田中所入与桑蚕各具半年之资”。同时代的董斯张也说，当时已有“湖丝遍天下”之誉。
湖州蚕丝业的发展孕育了一批新兴工商市镇，南浔、练市、双林、菱湖、乌青、新市等以商兴市，由市而镇。这些市镇是丝绸经济的产物，又是以丝绸为主的商品经济的载体，既联系着千百万从事商品化蚕桑生产的农户，又连接着全府、全省以至全国的商业网络。
湖州商人只身闯荡上海，留下了年轻妻子在老家作留守如果说湖丝是丝绸之源，那么南浔的辑里丝就是湖丝之最。辑里丝集中产于湖州南浔镇西南七里的辑里村，由于那里的水质特佳，所缫之丝有“水重丝韧”的特点。万历时南浔人朱国祯说：“湖丝唯七里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用织帽缎，紫光可鉴。”加之工艺精湛，用辑里丝制成的丝织品可谓美不胜收，有水绸、纺绸、绵绸、花绵绸、斜纹绸、兼丝绸、绵经丝纬绸、光丝绸，还有官绢、小绢、生绢、包头绢、五色绢，以及直纱、银条纱、葵纱、软纱、绉纱、夹织纱、素罗、帽罗、绮罗等。明代开始，辑里丝被指定为皇帝龙袍的专用料。1874年，南浔辑里丝占上海出口丝贸易总量的63.3%。1915年，辑里丝与茅台酒同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辑里村是南浔镇下属的一个村庄，位于镇西南七里，故又名七里村。七里丝甲天下，其名上达京师，大贾皆赴七里。屠鲸有诗《七里村初夏遣兴》吟咏道：
绿榆低映水边门，
菱叶莲花数涨痕，
苕霅风光夸四月，
缫车声递一村村。
又有一首曰：
做丝花落做丝忙，
尽日南风麦弄黄，
村里剪刀声乍断，
又看二月绿墙桑。
1915年辑里丝在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的获奖证书入清以后，南浔镇桑丝业更趋兴旺，丝市上商贾云集，贸丝者群趋焉，人群熙熙攘攘，十分热闹。温丰《南浔丝市行》写道：
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
市中人塞不得行，千声万语聋人耳。
纸牌高揭丝市廛，沿门挨户相接连。
喧哗鼎沸辰至午，骈肩累计不得前。
共道今年丝价涨，番蚨三枚丝十两。
市侩贩夫争奔走，熙熙而来攘攘往。
上海开埠后，洋商聚集上海，湖丝是大宗出口物品。湖丝销售洋行，南浔镇开风气之先，湖丝之出口几乎全为南浔丝商所包办。温丰《南浔丝市行》描述当时南浔湖丝出口的盛况：
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熏心。
但教炙手即可热，街头巷口共追寻。
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
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
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
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
南浔“四象”之首张石铭旧居南浔镇上的巨富，几乎全是由丝业起家的，他们掌握了巨额财富，使得南浔镇在湖丝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末民初，在当时的江浙地区，有一句令南浔人陶醉的传言：“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
这个富可敌国的丝商群体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狗”。秀美的湖州蚕娘用象、牛、狗三种人们熟识的、一目了然的动物来标识他们的财富之巨。“象”属陆生动物的“大哥大”，指的是家产在百万两以上的富豪；“牛”的家产介乎50万-100万两之间；而“狗”则至少也不能少于30万两才能荣列其间。盛极一时的南浔，大户人家的财产总和约在6000万-8000万两之间，而19世纪的清朝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只有7000万两上下。这是商业上的奇迹。
南浔“四象”之中以刘家为“伯”，家产在2000万两以上，张家为“仲”，家产在1500万两以上，故刘张两家又被称为“象”中之“狮”，其余庞、顾两家稍逊。
南浔“四象”之一的顾氏，其财产，早年在“四象”之首刘家之前。创始人是顾福昌，他生于嘉庆元年，死于同治年间，镂花窗棱铸就了湖商的富厚字成之，号春池，因兄弟中排行第六，人称“顾六公公”。他年少时因家贫，只好弃学从商，开始在镇西栅摆布摊。由于他秉性勤俭仁厚，因而布摊生意颇为兴隆，稍有积蓄后到南浔邻镇——江苏吴江的震泽开布店，兼营蚕丝，由妻子朱氏在家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南浔与震泽相距仅6公里，他就每天朝出晚归，徒步往返，寒暑不止。老父病故后，他关了震泽的布店，在南浔西栅开了一家小小的顾丰盛丝行，经营辑里丝，自运售于洋行。
周庆云的《南浔镇志》有关顾福昌发迹是这样记述的：
旧上海繁华的外滩，清道光初年，30岁出头的顾福昌带着雄心和梦想走出古镇南浔的青石板，闯入上海。1843年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英美等国商人很快在老上海城外的滩涂上造起了高楼大厦，就是今天的外滩。洋商的休闲生活是在外滩上跑马，跑来跑去，跑出了一条500米长的路，上海人称“马路”。今天的南京路就是从这里伸展开来的，与南京路平行的另外几条马路，则被简单称为一、二、三、四马路。很有经商远见的顾福昌就在上海四马路开设顾丰盛栈号，后改为顾寿泰丝栈，与南浔顾丰盛丝行遥相呼应，成为南浔丝商在上海最早发迹的一家。
当时他发现洋商都急于寻找经纪人，心想只有掌握了外语，才能迅速打开生丝出口的快车道。因此，聪慧好学的顾福昌就千方百计与洋商往来，日积月累，不仅江南古镇南浔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遥远，耳边只有喧嚣不息的生意行情，而且他自己也很快被十里洋场的景观同化了——怀里揣着瑞士钻石表，金丝边眼镜是地道的法兰西产品，会用洋泾浜英语寒暄几句，逐步能通译英语，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翻译）。宋代通津桥，像这样的古桥在湖州数量可观1901年轮船招商局建造之前，上海中山东路就有了美商旗昌洋行的大楼。1860年的时候，顾福昌进入洋楼，成为旗昌洋行的买办兼股东。因他精通英语，又熟悉生丝交易的业务，做得得心应手。
19世纪50年代，顾福昌与宁波的杨坊被上海道聘为上海丝茶捐总局董事，负责丝茶捐总局和南北两市分局的稽查及到沪丝茶厘捐收解等事宜，成为上海丝界领袖人物。1860年上海丝业会馆成立后，顾福昌是首届董事。
丝业的获利，使顾福昌在上海长袖善舞，周旋得相当潇洒。他又开始着眼于新的经济点，购下了当时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建起大堆栈，与洋商结纳，独占上海出口货物装卸和打包业务。
当时南浔一带有俗谚说：
百乐门舞厅是当年上海滩豪门、名流的主要娱乐场所：
顾家码头上，
养着一群鹅，
天天都下蛋，
下了不少蛋，
下的都是金元宝。
顾家第二代三兄弟传承父业，经营蚕丝，发扬光大；顾家第三代顾联承子承父业，不仅在缫丝业上有所发展，而且还涉足了其他行业如房地产业、百货业和娱乐业，他买下了包括静安寺在内的一带房地产。在他的投资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建筑了百乐门舞厅。百乐门舞厅是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全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号称“东方第一乐府”。顾氏第四代中最有影响的是顾福昌的曾孙顾乾麟。抗日战争前后，他在上海和香港重振了顾氏家业，后又以“得诸社会，还诸社会”为道德目标，创办“叔蘋奖学金”，闻名中外。五口通商给南浔的丝商带来了暴富的历史性机遇。丝的出口可以在离南浔两三日船期的上海直接进行。南浔的丝商们频繁往来于沪浔两地，大量的成丝顺流东去，大量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逆流而上囤积南浔，终于为南浔创造了惊人的经济辉煌，一发而不可收。
吴兴君子士而商，缫丝织锦读书郎，
万卷图书一叶舟，相逢小市且邀留，
几回展读空搔首，废我行囊典敝裘。
人生不用觅封侯，但门奇书且校雠。
却羡溪南吴季子，百城高拥拜经楼。
河道旁鳞次栉比的民居，主人们亦农亦商，数千年来一直如此发达的市镇经济，不仅吸引着各地的商贾，也以其交通方便、信息灵通而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湖州府的主要市镇，如南浔、菱湖、双林等都是江南著名的文化名镇，自古以来就以人文蔚起、科第兴旺而著称。如南浔镇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菱湖“科名甲于他镇”；双林镇明清两代“愈极繁华，甲第连云”，“四方闲大夫，选胜蹈奇者，咸圣于此”。
南浔人才辈出，从宋代的朱楠，历元、明、清诸朝，数点南浔文人的著述，数以万卷，琳琅满目，俨然汇成思想和文化的洪流。明代，“两尚书”之一的董份，嘉靖十六年举人，二十年进士，明世宗朱厚熜钦点其出任翰林学士，赐一品服，工部尚书，私塾先生与读书郎著《史记评钞》、《汉书评钞》、《后汉书评钞》、《秘园集》等，一人著书百余卷。“三阁老”之一的朱国祯，明万历十六年举人，十七年进士，累官国子监祭酒、右春坊等职，天启三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拜文渊阁大学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总裁《国史实录》，不久加少傅兼太子太保。还有清朝的刘锦藻、庞元济、周庆云、王文濡、金绍城、民国的周柏年、刘承干、徐一冰、陆志韦，一直到当代文学大师徐迟。南浔的文化天空，自南宋以来，不时闪现过耀眼夺目的巨星。
江南园林一角是文化的见证菱湖也是如此，同治《菱湖志》谈及当地风俗时，如此概括：“菱湖人尚儒术，罕习武艺，彬彬多文学士，比户攻书，弦诵之声不绝”。晚清著名文人俞樾在光绪十八年（1892）这样回顾菱湖镇的人文传统：“自宋以来，人文蔚起，秀艾之士前后相望”，这种情况集中反映在科第兴旺上，即所谓“菱湖甲第之盛，埒于郡邑”。就明清两代而论，明代有进士10名，举人18名；清代分别为进士38名、举人158名，清代更盛于明代。科第的高潮出现在乾隆、嘉庆时期，户不及万的菱湖镇，进士及第的竟达24人，乡试中举者竟多达38人，堪称一时之盛。其文化的繁荣程度是许多县城府城望尘莫及的。菱湖人描述为：
数百年来，文章冠冕鼎隆踵继，其骚人墨士握管生花，染翰成雾。
繁荣的经济也为双林镇的教育文化事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双林镇不仅是商贾云集之所，而且是士子切磋学问的理想环境。镇上教育事业发达，文化水平较高，人们以“亦农亦儒”、“亦贾亦儒”为家训，明清两代科第兴盛，明代有进士6人，举人27人；清代有进士16人，举人66人。这是100多年前湖州南浔镇上的欧式建筑时人炫耀说，双林镇“愈极繁华，甲第连云”。
文化的昌盛为湖州的商潮推波助澜，商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印书工具渐渐地在商人队伍中出现了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士子学人，不再走进考场，放弃了入仕做官的想法，步出宁静的书斋，走向熙熙攘攘的市场，做起商贾来，也有的既儒又商，两者兼具。这一批有知识的良商善贾无不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他们的加入，使得湖州的商业空间充满了浓烈的人文色彩。中国古代“商”居末流，向来被视做“贱业”与“末道”，为官、儒所不齿。但到了明中叶，贱商传统受到社会现实的冲击发生动摇，人们意识到商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地改变了对商人的看法，于是“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导致“嘉靖时商贾富”的局面。商业和商人已是社会上人们羡慕的职业和对象，于是弃儒弃农从商如流，人们赞叹“人生何如贾客乐！”
同样地，对于田中收入越来越退居其次的湖州地区来说，因城市工商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意识渐渐浓厚起来。首先是蚕桑之利，已从宋代的“唯藉蚕办生事”发展到了“田中收入与桑、蚕，各具半年之资”。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关于：“浙十一郡唯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的论断，正是对这一现实的总结。织里书商而这一获利的过程，都是商贸在起媒介作用。明中叶后出现的“湖商”，正是从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脱颖而出，以至清代湖州的状况已是“天下之势偏重在商”了。这种“偏重在商”，不仅是“贫家皆趋而贸易，咸为容易发财”，而且“在庠者亦不肯专心力学”，湖州百间楼，承载着湖州千年水文化和丰富的历史儒士经商也渐为普遍。明清时期乌程县晟舍镇凌、闵二家闻名于世的雕版套色印书业，更说明当时儒士经商的普遍性。这便是“湖商”典型的士商现象。
士商现象，是“湖商”的一个显著特点。儒士们是在经商风气的熏染下，逐渐认同商业意识的。他们有的在追求科场功名的同时也力求获取商业利润，有的因仕途艰难又囿于寒窗苦读窘境，为生存所需而投身于经商。最典型的要数雕版印书商了。明代的湖商中，经营雕版印书与贩书在中国商业经济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这一方面是文人珍书、藏书的延续，更主要的是在明中叶后渐渐兴起的经商风气的影响。作为刻、贩书业的中心——湖州晟舍、织里一带，本来“向以读书为恒产”，即使穷困寒士也以教馆为生，所以镇上“夜半书声不绝”。但在经商风气带动下，儒士们逐渐认同了经商理念。晟舍的闵、凌二氏大批刻书。据统计，明亡前的20多年中，晟舍闵、凌二家套印本有117部145种。台湾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认为不下300种。凌氏雕版印书商以凌濛初为代表，有同族兄弟凌瀛初、凌澄初及子侄辈凌汝亨、凌毓枬、凌琛、凌启康、凌宏宪等20余人；西冷印社，是杭州乃至全浙江文人雅士乐于汇集之所闵氏雕版印书商以闵齐伋为代表，其兄闵齐华及族中闵元衢、闵振声、闵振业等的套版印书业都很有名。闵齐伋不仅限于本地，还在南京开有分所，著名的闵版《会真六幻》12卷和《绘孟》7卷即在南京刻刊。凌、闵二氏所刻刊的都是善本秘籍，又雕刻精良，他们的多色套版印刷成为国之精萃，代表了中国17世纪印刷技术的新水平。
为了刻印书籍，他们都设有作坊，雇用许多刻工，如凌濛初在明万历三年（1575）所刻《国朝名世类苑》记载的刻工就有15人之多。雕版印书业为书商们获取丰厚的利润，晟舍凌氏、闵氏、花林茅氏、雉城臧氏、汇沮潘氏等都是富甲一方的大户。
伴随刻书业兴起的书船贩书业更是湖州一绝。书商们载书于船，浮家泛宅，南至杭州，东抵松江，北达镇江，出入于士大夫之门。所到之处很得主人礼遇，叨陪末座，被尊为“书客”。织里书船所游弋的范围，大抵相当于今天的“长三角”。别人卖书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而织里书船却好比是水上流动书店，专门送书上门，用今天的眼光看来，的确是很现代的经营销售方式。
“书客”们不仅卖书，还设法收购秘卷轶本。沿埠主家若有多余的孤本奇书，则取来交换新书，或沿埠向贫家收购闲置好书。这样，“书客”们手中常拥有秘本好书，不仅双方得利，也推动了刻书、贩书业的发展，为藏书家藏书的聚散起到中介、流通作用。常熟七里桥毛晋一生好收藏珍本图书，常常不惜重金收购，宋、元本以页计价，每页钱200文。藏书楼的每一扇窗户上都有“嘉业堂藏书楼”六个字做成的漏窗各地书商纷纷趋售，织里书船也常往牟利。湖州书客“别出一本，主人（毛晋）出一千二百。于是织里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于毛氏。’”
织里书船业至清代仍久盛不衰。嘉庆年间海宁硖石陈鳣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织里书船到河埠，陈鳣都要上船选购，常常欣然作诗如《新坂土风》：
阿侬家近状元台，
小阁临窗面面开。
昨夜河面新水涨，
书船都是霅溪来。
“溪南吴季子”、“霅溪书船”就是指湖州书客和织里书船。
清代学者俞樾居苏州时也曾作诗：
湖贾书客各乘舟，
一棹烟波贩图史。
坐拥如此美景，让人如何能专注于创业书船贩书又经几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织里郑港、谈港一带上了年岁的老人还依稀记得当年书船业的兴旺景象。
士商现象又突出地表现在丝商身上，如南浔的丝商群体“四象、八牛”中的“士”，往往更明显地体现在第二代以后。“四象”中的刘镛，“少开敏能读，祖若父及诸父咸佐人业丝，乃缀学执学于绵绸业”。他是弃学经商，至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仍“欲以诗书簪绂启其后，故望子力学之心独切”。其子刘锦藻励志学问，于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及第。父亲缀学的无奈，在儿子身上找回了成功。而儿子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士了。他不仅是文人学者，编修《清文献通考》，著有《新正附考》、《南浔备志》、《坚匏盦集》等；更是一名成功的爱国儒商，继承父业，成为江苏淮盐巨商，又投资垦牧、轮船、电业、铁路、房地产等。刘锦藻之子刘承干继承刘氏家业后，则成为一代藏书家和刻书家。“四象”中的庞云鏳也是弃学从商，业丝致富，兼营军火成巨富，也在儿子身上找回了寄托。其次子庞元济于光绪六年（1880）考取秀才，庞云鏳又为他捐补博士弟子，授了个空头的刑部郎中，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近代最大的书画收藏家兼实业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商。丝商群体中的“八牛”，情形也大致类似。如周家第二代周庆云商儒并重，“早岁就傅，毕熟五经，为县学生。值世将乱，不慕闻达，一意为贾。贸丝行盐，用起家业”，一生创办六厂，投资煤矿、电力、铁路等实业，又笔耕不缀，多著述、喜藏书，卒前一月尚手未释卷。
湖州丝商群体涌现众多儒商，是“湖商”士商现象的又一个明证。章炳麟在《吴兴周君湘舲（庆云字）墓志铭》中记述其事迹时说：“周子故士族，伯兄尝以乡举仕官矣。周子与其仲兄，皆尝以诸生授诸官矣。以吴兴士子好贸丝，尝从之”。字里行间充满士子经商的无奈。这是章炳麟先生作为遗老的思想局限，人们却从中看出“湖商”中的士商现象。这是商品经济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杭州姑娘的美艳和多情，束缚了男人们开拓创新的步履商风吹得游人醉多将官衙作商家西塞山前白莺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由于湖地温暖多雨，依山傍水，物产繁庶，气候适人宜物，故养成了湖州人知足恋土的性格。苏东坡在湖州任太守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吴兴民足鱼稻菱蒲之利，寡求而不争。”《归安唐志》也记载：“湖州富人不出境，仕人多廉能”。所以自古以来，湖州不仅是个非常适应普通百姓娱乐休闲之地，也是众多归隐之士的理想休闲之乡。
江山雪，浦边风，吹着荷衣不叹穷。
这些诗句无不表现出湖州人淡泊、自足、不争、安逸，休闲优越的生活。他们衣必丝绸，食则鱼虾；寺庙遍布城乡，神佛登堂入室，茶舍星罗棋布，服饰华美飘逸。生活精细雅致早已成为湖州人的生活常习。
优越的地理环境对湖州民性和风俗习惯具有很大影响。不幸的是，恰恰是富裕的生活、灿烂的文化、闭塞的环境，在湖州人的心理积淀了安逸满足感，相对于开放口岸城市宁波的商人，湖州人更多追求保守祖业而不求创新，较多文人雅气而少企业精神。这也成为湖州商帮进入民国，特别是20年代后趋于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宁愿把近代商业利润投资到封建性的盐业、典当业、土地及熟悉的丝绸业；投资于收藏书画、典籍、古玩等文化事业；投资于构筑园林别墅等奢靡享受事业，却较少投资到其他近代金融、工矿、航运等业。
南宋御街遗址陈列馆外观湖州人觉得“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中央，湖州风光。”认为湖州不论在地理位置、气候、吃、穿、住、行等方面都是华夏最好之地，因此满足于稍富即安。他们不像宁波商人具有开拓冒险的奋斗精神；湖州商人缺乏开放的胸怀、大丈夫的浩然之气和宽阔的视野以及不懈的奋斗的精神。
湖州的这种人文精神也代表了同处富庶的太湖流域的杭州商业文化。
深埋地下的南宋御街重与世人见面隋开皇九年（589）之后，吴山北麓的清河坊一带，一直是杭州城区的中心和商贾云集之地。古有“前朝后市”之称，前朝指“南有朝廷”，即凤凰山南宋皇城；后市指“北有市肆”，即清河坊一带。南宋定都杭州后，筑九里皇城，开十里天街。中山中路是南宋时的御街，主要的商业街道，沿御街有三个商业中心，其中一处就是皇城门外的清河坊一带。当时杭州商业的百业百态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布市、米市、珠子市、酒肆、茶坊、瓦舍、勾栏、青楼，人来人往，昼夜不绝。杭州作为南宋首都，广阔的江南还没有一个城市有此殊荣。再加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素以风景秀丽和物产丰美著称。早在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在其游记中称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西湖美景，给了杭州人最大的财富同时也消磨了他们搏击商海的动力历史的偏爱和自然的造化铸就了杭州人浓浓的“恋杭情结”。杭州人不愿外出，在杭州人眼里，没有比杭州更好的地方了。尽管杭州是“浙江会城”，但是杭州人却不像善于经商的浙江人。杭州人脑子里总还隐留着皇城中天子脚下的自负感。他们盘踞于祖先的荣耀和历史遗产上，被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封闭围困，年复一年地陶醉于一潭死水之中，逐渐趋向保守、封闭、夜郎自大。
杭州人做生意，少有跑到外面的，多是外地人到杭州来赚杭州人的钱。在经商这一点上，杭州商人认为面子是第一重要的，面子丢了，是最了不得的事。因为面子心太强，所以杭州商人做生意，决不会赤裸裸地大谈金钱，尽管其心里多么渴望钱财。他们总会给“挣钱”披上一层动人的外衣，好像并不需要钱，仅仅是为了做某件光彩的事。
因为太爱面子，杭州商人有不少有碍面子的事不去做。他们做生意多是些体面的行当，开厂办公司会干，如果去摆个地摊之类，就是打死也不会去。
朝野闻名的晚清官商胡雪岩在杭州人眼里，做官很风光。因此杭州生意人也多和做官的联系起来。在做生意时，商人们以结识官员为荣，爱走上层路线，爱打权力牌，在赚了大钱之后往往思考的不是如何去在商界发展，而是一门心思往政界挤。
历史上胡雪岩的成功就是杭州人官商结合的典范。他工于心计，精于谋划，手段高明，处事圆滑，在生意场上以极其精细的连环算计，进行大规模垄断性经营，屡屡得手。除做蚕丝、茶叶生意之外，他还帮清政府大举洋债大量进口军火。这些大生意使银子流水般地涌进自己的钱庄，短短10年，家财暴增至亿万，富可敌国。发达后，胡雪岩官至二品，顶戴花翎，人称“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经商之道是机智的人际关系之道。他八面玲珑，投其所好，处世之术使其在理性淡薄的中国官场上大行其道。现在胡雪岩不在了，但从今天的杭州商人身上仍可看到擅长交际的传统。因此，与杭州商人做生意，必须小心善于机变、审时度势的“胡雪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