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俩穿着毛衣和夹克，因为瘦小，显得非常单薄。两个人都很紧张，王芳温和地对他们说，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但我一句话也问不出来了。纯朴和不安，贫穷和自尊，这一切都在脸上。我们只好谈起大学，那是他们最喜欢聆听的话题。
在山里
王维走后的第二天，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去乡下。王芳有一个学生叫黄雪辉，2006年考上了水师范学院，最近刚回到会宁。她的家在候川乡，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夏利车刚驶出会宁县城，我们就被一片白色包围。上午刚下的一场雪，把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房屋盖上了一层漂亮的绒衣。看起来很美。我们在一个村庄停下来问路。一个衣着破旧的中年男人从一家小卖部走出来，厚实的布帘被掀开那一刹那，我瞧见里屋黑漆漆的柜台，以及被白雪掩盖的脏乱。
那男人说我们应该掉头回去。他好像认识附近几个村所有考上大学的家庭，如数家珍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念出来让我选择。在这家小卖部的背后，一条已经褪色的喜报还贴在村里某家的墙壁上，庆祝谁家的孩子又考上了大学。
往回走到半山腰，我看见一个女孩气踹呈呈地跑过来。她穿着一件廉价的牛仔服和牛仔裤，短发，皮肤是农民特有的黝黑色，脸颊两团红色，像被太阳熨过一般，在冷风中红得更厉害了。
黄雪辉知道我们要来，一大早就拿着铁锨，把公路到她家的一条路清理得干干净净。她怕积雪路滑。村子非常安静，没有猪叫和鸡鸡，也没有炊烟，好像这里很久都没有人居住。
黄家辉也闲得着急。她今年大二，学校这次放假两个月。在家呆了半个月她就受不了了。过完年，她决定提早回到天水，找个工作赚点钱。
她家的院子不大，黄土墙围成一圈，在前方开了一个小门，需弯腰才能进去。我们进了正屋，母亲有病，坐在床上不爱说话。一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沙发，沿墙是一排矮柜，上面放着各种杂物，还有许多已泛黄的照片。屋子中间架着一个炉子，烟囱弯曲着冲向屋顶，锅里煮着鸡，茶几上堆着刚切好的“锅盔”。
我非常不安，感觉自己给这个家凭空带来负担。鸡是刚杀的。母亲从一个铁盒里珍贵地倒出一点茶叶，兑了开水，冰糖也是珍贵的。然后，父亲散给我一支烟，终于坐了下来。他是一个大胡子，西北人的面庞，皱纹像刀刻。
父亲也考过大学，在1981年。差了3分，家里没钱再供他补习。他一个同学补习了8年，最后终于考出去，现在是会宁三中的教导主任。他仍在农村，为了三个孩子的学费，他前往内蒙、宁夏做建筑工，但工资总是拖欠。自从母亲病倒之后，他在附近一个砖瓦厂找了工作。他说他现在负债两万。
黄雪辉坐在我的对面，很少插嘴。2006年，她考上天水师范学院时，想再补习一年考一个重点大学。父亲说，女人有两种改变命运的途径。除了考学，还可以嫁人。她哭了一个礼拜，决定暂时遵从命运的安排。也是为了她的弟弟，他正在会宁五中念高三，成绩很好，家里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考上重点大学。
我们的谈话很平静，甚至有时候还爆发出笑声。黄雪辉和他的父亲，想尽量掩饰他们的无奈，我也装作看不出来。在我们都没有话可讲时，就看照片。弟弟是他们全家的骄傲，从小到大的奖状贴满我身后整个墙壁。
我在一张照片里找到了黄雪辉的姐姐。她看起来有点忧郁。2003年，黄雪辉和她的姐姐一起考高中。她考上了一中，姐姐考上了三中。但家里没法供三个孩子同时上学，在最简单的家庭逻辑中，姐姐退学了。去年年中，她前往江苏一个塑料制品厂打工。不久前，父亲收到了她寄来的3000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可观的数额。
“我尽量不要让儿女跟我走同样的路。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拼死拼活也要供。”父亲停下来，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只有大女儿，和我一样。”他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几分钟过去，我们谁也没再说话。
姐姐的退学刺激着黄雪和弟弟更为拼命地学习。在会宁一中，她常常一天只睡5个小时。有时，她会抽出时间去五中探望弟弟。在番茄收获的季节，她会买点番茄带给弟弟，那是他最爱吃的“水果”。但弟弟总是抱怨她不该花这钱。弟弟从不主动找家里要钱，每当钱花完了，他就吃家里带来的冷锅盔。直到父亲再来学校。他每年大概需要5000元。如果今年考不上大学，他还得再补习。那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所有的家庭债务，要等到黄雪辉毕业才能慢慢还清。但我知道这其实并不保险。中国的大学毕业就业率一直走低。在北京，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你能找到工作。但父亲考虑得没这么多，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形势。我问他，如果儿女考上大学也挣不到钱怎么办？
“只要书能读成，管不管家里是另外一回事。他自己走出去就可以了。”父亲说，“我们这地方，理想并不高。”
在山里，谈理想是一件奢侈的事。姐姐想上学，黄雪辉想去更好的大学，父亲想所有的儿女都走出去，没有任何一件达成人愿。但这并不足以令人绝望。黄雪辉告诉我，她毕业以后，等工作一段时间，还想清楚考研。我能理解这种对考试寄予的期盼，但我实在很难解释清楚，考试背后到底是什么？
一首名叫《生活》的诗
离开会宁的前一天，我花30元门票走进会宁革命纪念馆。它就在良友大酒店的隔壁。
1936年10月的清晨，中国长征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聚齐，标志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他们从瑞金出发，在贵州遵义经历革命的转折点，然后在会宁会合，最后落脚于延安。在当地政府的宣传中，会师精神与延精神，西柏坡精神和抗洪精神一脉相承，其实质和精髓是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团结一致、敢于胜利。最后，他们说，会宁办教育的精神，就是长征会师精神的现实体现之一。
但那天，革命纪念馆一个参观者都没有。它是一座崭新的水泥建筑，气势颇大。我们要求馆员打开灯光，四个巨大的人头像突然出现在面前，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沿着走廊观看，是富丽堂皇的长征介绍和将军战士遗留下来的生活用品。在大厅，有十几把空椅子围成一个圆圈，最中间的那把椅子上贴着一张纸条：胡锦涛总书记曾坐于此。那是2007年年初，国家领导人来会宁视察时留下的痕迹。
在良友大酒店，我也曾看到这样的痕迹。酒店走廊的墙壁上，贴着许多照片。我留意到有一张是崔永元和酒店人员的合影。崔永元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去年1月，他发起了电视活动《我的长征》。26个选拔出来的人，沿着当年红军的路线，一直走到会宁。崔永元说，“在长征路上，所见所闻让我们切实地感觉到，一场公益演出，一场公益晚会，对现在生活在革命老区的许多贫困百姓意义根本不大。”
“改变百姓命运的，仍然是教育。”郑焕明说。他是会宁一中的校长。我们在教学楼的校长办公室坐下来，那是晚上八点，教学楼的三四五层灯火通明。1981年，郑焕明从定西师范学校毕业，回到会宁八里乡中学当语文老师。此后20多年，他进修，再回来，最后成为这里最好的高中校长。
他告诉我，自明清以来，会宁就有教育的传统。这里考出去20个进士，115个举人，396个贡生，5万多名大学生。当地一直保留着儒家文化和读书的传统。“去沿海打工的人，社会地位很低，是苦力劳动者。”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如此轻商重文的言论。在北京或者上海，这足以变成笑谈。但在会宁，这句话却没有一点不合时宜。郑焕明说高考是功不可没的东西，但他否认中学教育已经成为应试教育。“我们绝不单纯是应试，因为老师还是在传授知识，只不过更强调高考技能。”但对学生来说，讨论这个已无意义。
那天晚上，我走出会宁一中的校门，反方向往山上走。那里有许多的黄色平房。赵永康曾对我说，有许多深长在外面租房生活。我找到一家外观不错的人家敲门。一个中年妇女答应让我看看她出租的房间。
这是一间大约8个平米的小房。一个学期300元。两张石头做的单人床沿墙搁着，一张给孩子，一张给母亲。床间搁着一小圆桌，小台灯下面放着一本物理书。农闲季节时，母亲到这里给孩子做饭，这样生活成本更低。
春节快到了。母亲已经回到乡下，学生每天自己回到这间屋子。他可以看书到深夜。从小屋的窗户望出去，会宁一中整个校貌一览无遗。越过教学楼，我居然看到了实验楼赵永康家的灯光。
我回到学校，借着路灯再次读起陈列在橱窗里的“学生文化专栏”。有好几天，每次路过这里，我都会停下来读一首名叫《生活》的诗。作者不知道是谁，没有标注名字。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婉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湖”
天很冷。我一个人离开了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