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袭破旧的马褂、一顶瓜皮小帽压着的长辫，以及关于缠足、纳妾等奇谈怪论闻名的旷世怪杰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人”。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11种语言，曾同时为操六种语言的银行团当翻译，被孙中山、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
其时的许多大名人均很佩服辜鸿铭，对之无不溢美。李大钊说：“愚以为中国2500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大学者吴宓说：“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
辜鸿铭1856年生于南洋，留学英、法、德等国，精通多国语言。归国后曾为张之洞幕僚，官至清末官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直到1928年4月30日去世。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拥护帝制；反对民主共和，并说西太后是中国道德最高尚的人；拖辫蓄妾（号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至死的时候还留着），主张一夫多妻制。所以，当时人们视其为“老顽固”，周作人说他是北大“顶古怪的人物”。但辜鸿铭是五四时期以前唯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他曾将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庸》《孝经》等译成英文、德文，刊行于国外，影响非常巨大。其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中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辑蒙养弦歌》和《张文襄幕府纪闻》等。
民国早年，辜鸿铭不仅在国内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当时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据刘继兴考证，有一次，辜氏在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SpiritofChinese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他却卖票，并且卖得很贵。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他的门票则售二元，其风光之至可见一斑。
辜鸿铭不仅古怪、狂狷，而且十分幽默，以下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些奇闻趣事。
戏谑德国青年，辜鸿铭在欧洲留学时，有一天他乘坐从维也纳到柏林的火车。因路途疲劳，他顺手拿起一张报纸盖住脸，闭着眼睛在那里养神。
这时，对面空位上来了三个神气十足的德国青年。他们刚一坐定就对辜鸿铭进行评头论足：“瞧那个中国佬，连报纸都拿倒了，自以为还蛮像那么回事！”他们以为辜鸿铭不懂德语，说完后就忘乎所以地大笑。
这时，只见辜鸿铭懒洋洋地抬起头，一张嘴就抛出一串字正腔圆的德语：“你们的德国文字这玩意儿太简单了，若不倒过来看，还有什么意思？甭说报纸上这通俗的玩意儿，就是你们圣人歌德的《浮士德》，我也能跟你们背个一字不差。”
末了，辜鸿铭还引用歌德的语录，教训他们该如何尊重人，羞得这三个德国小伙子面红耳赤。
用洋文骂洋教授，辜鸿铭在北京大学教学时，鉴于其巨大名声，北大请来的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远远地站着，而他走近了，看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看到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看到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不好，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
旧瓶装新酒，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上课时，并不呆板，并且还很幽默。“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有形和无形，当留着辫子的辜鸿铭以教授的身份走进北京大学的课堂时，剪了辫子的北大学子哄堂大笑。
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里的辫子则是无形的。”
课堂顿时静默。
有一次，辜鸿铭在上海乘电车，忽遇两个英俊的洋场少年，见他这样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辜听了十分恼火，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两少年大吃一惊。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两人无地自容，狼狈而逃。
辜氏的幽默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日常言谈中。“有一次，鸿铭应外国友人的宴饮，来宾中只有他是华人，于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答以：‘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座，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竞争一番，俟胜败决定，然后坐定，才能动筷子了。’他这妙论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问辜鸿铭：“老师，您去过不少国家，您认为哪个国家的人最懂得生活呢？”
辜鸿铭回答说：“要说生活，我们中国人最懂生活。”
辜鸿铭非常自豪的回答引起学生们广泛的兴趣，于是又有学生问：“最懂得生活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学英文呢？”
辜鸿铭掷地有声地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学好了英文，好去教育那些西方的蛮夷！”
辜鸿铭既会讲英国文学，又鼓吹封建礼教。他当北大教授时，有一天，他和两个美国女士讲解‘妾’字时说：“‘妾’字，即‘立女’；意思是说男人疲倦时，手靠其女也。”
这两个美国女士一听，反驳道：“那女子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
辜鸿铭从容申辩道：“你只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1个茶杯配4个茶壶的呢？其理相同。”
据说，一个德籍太太在洋人举办的宴会上，也曾以同样的问题质询辜鸿铭。这次，辜鸿铭先是不断摇头，连说“‘一妻多夫’于情不合，论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然后他话头一转，以亲切的语气问那位太太：“敢问夫人代步是用汽车还是用打气筒？”贵妇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据实答道：“汽车。”辜氏不慌不忙地问：“汽车有四只轮胎，府上备用有几副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弄得那样贵妇人也瞠目结舌，啼笑皆非。
辜鸿铭这段分别用茶壶、茶杯来比喻男人、女人的“妙喻”，一时成为笑谈而广为传播，以至后来引出一段爱情佳话：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陆小曼怕徐志摩再和别人有爱意，就对徐志摩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的茶壶譬如来作借口而多置茶杯。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
虽然辜氏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家中却十分惧内。“他平生很怕老婆，所以他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吗？’这是他的幽默。”（震瀛《记辜鸿铭先生》）
1920年，“辫帅”张勋67岁生日时，辜鸿铭特意为他挥毫赠送一副寿联，上书14个字：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这本是苏东坡送给好友刘景文的诗句。期望他不要懈怠失望，要珍惜剩下的好时光。可到了辜鸿铭这里，却别有新意。
有一天，辜鸿铭与胡适同席应酬。席间，辜对胡说：“去年张勋过生日，我送给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你猜下联是什么？”
胡适想了好半天，想不出来，便问辜鸿铭。辜鸿铭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
胡适听了辜鸿铭所说的这副对联，突然想到了辜和“张辫帅”的那条都不肯剪去的辫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辜鸿铭见胡适大笑，便问道：“你懂得这副对联的意思吗？”
胡适回答说：“所谓‘傲霜枝’指的是你和张勋都留着的长辫子了。不过，‘擎雨盖’是指什么我倒真的还不知道。‘擎雨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辜鸿铭解释说：“‘擎雨盖’就是指清朝的红缨大帽子嘛！”
1924年至1927年，辜鸿铭曾应邀到日本长期讲学，他的日方接待人和挚友萨摩雄次对他还留着一头长辫子感到十分不解：“先生现在已是一个有名的发辫保留者，在此我只想知道，在贵国颁布剪发令强迫剪辫之后，先生的长辫怎么没有被剪去呢？”
绝对不想去掉发辫的辜鸿铭，听了挚友萨摩雄次的提问哈哈大笑，他为自己拥有一头长长的发辫而感到格外自豪。他摇头晃脑地说：“这辫子是我的护照，怎么能随便让人剪掉呢？”
什么是银行家
辜鸿铭写的一条英国谚语，曾被收进了英国不列颠词典。其内容是：“银行家是这样的人，当天气晴朗时，硬把雨伞借给你；阴天下雨的时候，又凶巴巴地要将伞收回去。”
英国不列颠词典出版于1894年，这个谚语词条署名AmoyNuo，即“厦门辜”之译音（辜鸿铭是厦门人）。
顾维钧的“桃花运”与“官运”王邗华梁立成袁廷玉。
民国时期国内政局，几度沧桑，人事代谢，而顾维钧这位职业外交家却始终站得稳，兜得转，堪称官场“不倒翁”。这其中的缘由不是三言五语所能尽述。不过，据说跟他生就一副漂亮的面孔不无关系。
谈到他的漂亮，那是名不虚传。到了他已近花甲之年，还是生得面如傅粉，娇嫩有似孩儿面。时人有这样的评价：梅兰芳号称美男，但只是“妖形的美”；而顾维钧却独具柔和的男性美。加上他能言巧语，自然讨人喜欢。因此，他一生在婚姻场合中，总是交桃花运，无往而不胜。又靠了桃花运，踏上政治舞台，赢得了飞黄腾达的官运。他的得意与他一生三次婚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婚姻使他成了留美博士。顾维钧的父亲叫顾晴川，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当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顾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为生活计，只得到上海来作小吏。
那年顾维钧只有12岁，长得眉清目秀，跟了父亲来上海读书。不久，便考入南市育才中学。
当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叫张衡山。此人的文字修养不及顾晴川，但他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门中的大小官员，不少人他都看过，据说十分灵验。那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育才读书，两人很要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唯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将来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衡山就常常买些点心给他们吃，但内心真正喜爱的只有顾维钧，对于袁道尹的儿子，不过敷衍而已。
张衡山膝下有一娇女与顾维钧年龄相当，张很想得东床快婿，就托人做媒。从当时两家的景况看，张较顾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晴川觉得这门亲事有点高攀了，岂有不乐意之理？维钧那时年龄还小，自然没什么意见，就由双方家长订了婚。
维钧在育才毕业后，无力升学，晴川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并且已经向一家钱庄讲妥了。张衡山知道此事后，大加反对。他认定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维钧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耗资甚巨，张衡山仍不惜工本。维钧在圣约翰毕业后，张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给他赴美留学。顾为人聪明，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回国时适逢民国初建，留美生在国内甚为吃香。维钧一到上海即去拜见岳丈大人，衡山大喜，设宴招待。
席间，维钧竟向衡山提出要见见未婚妻。那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不能抛头露面。虽然父亲已经应允，女儿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大为失望，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来不能在交际场中显身手，配不上他这位留美博士，顿时兴趣索然，闷闷地喝了两杯酒，就告辞了。据说，顾所以亟亟一见未婚妻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对三寸金莲，有点不时髦了。
当了张衡山的快婿、荣任中国驻英公使的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
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公子玫瑰小姐。玫瑰小姐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小姐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
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