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缠绵细雨中淅淅沥沥回忆的召唤，《庭院》中时隐时现的母亲，从浮雕般的背景里清晰地浮现出来。《花朵的布局》没有看似纷至沓来的记忆碎片，它相对规整，它是一篇为纪念母亲过世十年而作的散文。怎样才能把岁月里的吉光片羽串成一条美丽的珠链，既赋予它环佩叮当的声响，又遵循着巧夺天工的章法，《花朵的布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子。母亲刺绣的结婚幔帐，是文章灵感的来源，“我”将幔帐划分成三个部分，按图索骥，追溯母亲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一生。
现在，我又一次打开了母亲的衣柜，打开那些安稳静坐的包裹。它们总是以这种静默的姿态等待我母亲的双手，同时对我的惊扰现出无可奈何的神情。现在，我又一次打开这个紧闭的衣柜的时候，我不害怕被母亲发现了，因为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她衣柜里的秩序已经没有人维护。母亲的衣柜已经是一座失守的城池，唯一的守军倒下去了。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没有标题，算是引语，后三部分按照花朵种类的布局，将母亲少年时代绣制的结婚帐幔分为芍药、细粉莲、莲花三个主题，通过花朵的分布，喻示母亲生命的不同阶段。
我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母亲少年时代的刺绣作品，并没有同母亲生前所用的大部分衣物一同从一团火焰的入口穿过，随母亲而去。它们留了下来，留在了母亲的衣柜里。也许它们在母亲的其他衣物紧张而静穆地手拉着手，穿过火焰，紧追母亲匆忙的脚步的时候，还没有从几十年的沉睡中醒来。衣柜中同伴压低了声音的呼唤，无法穿透它积压了几十年的睡梦。它们被遗落了，匆忙离去的母亲亦无意携带它们。
无人维护、失守的城池、倒下的守军，母亲的衣柜被这些精巧的修辞变成了一处曾经由重兵把守的军事要塞。这样的开场令人啧啧称奇，面对母亲过世这一事实，作者首先将目光放在了母亲的遗物之上。
母亲的生命结束后，我发现我不了解她，尤其是她的前四十年（母亲生我时三十八岁，父亲四十岁）。多年以前，在我还幼小的时候，母亲曾以故事的形式，讲述过自己生命的前二十年，而那时我没有注意听。我给予母亲讲述的注意力，被皮筋、嘎拉哈、天下太平你输我赢的游戏分散出去了大部分。我的记忆里只残存着母亲讲述的片言只语。有一天，当我突然意识到母亲的讲述对我是多么重要时，我的母亲已经不存在了，她的讲述也永远停止了。
母亲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虽然她有很好的语文修养，通晓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作文记事游刃有余，可她的手里没有放一支笔的空隙，生活的内容占满了她的双手。她从二十岁就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生育。她没有想到要在第一个孩子吃奶与第二个孩子形成胚胎的间隙写上一篇文章；也没有在第三个孩子断奶与第四个孩子降生之前忙里偷闲写上两行诗。如果打算从汉语文字这条道路上追寻母亲的踪迹，那无疑是走进了死胡同。母亲不在这里，不在汉字垒建的国度里，那么母亲她应该在另外的地方。
当“我”意识到“我”并不了解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回忆中母亲的讲述，然后是母亲可能写下的文字，由于语言转瞬即逝，不可重现，而母亲并没有试图用文字留下任何记录，这解释了“我”为何选择母亲遗留的物品，作为重现母亲一生的切入点。
当我展开母亲的结婚幔帐，上百朵姿态各异、色彩纷呈的花朵随着我的手的展开依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花朵和叶片是母亲记录生命的隐秘符号。母亲抛开已娴熟掌握了的文字而运用了另外的符号，并不是有意藏匿。应该说文字更具迷雾的性质，更容易藏身，而母亲选择的植物符号，主要是花朵、叶片、藤萝，这些有颜色和姿态的符号，也许比文字更会言说。
母亲的结婚幔帐是一幅长卷，是她的嫁妆之一。在三米长的白斜纹布上，母亲耗时两年，刺绣了上百朵花。我疑心母亲的一生都在这些花朵里。我从那些花朵的名字、颜色、呈现的姿态、藤蔓的走向，甚至它们在幔帐上所处的位置上分析，我期望对母亲不清晰的章节，模糊的段落，都能在这幅幔帐上找到由花朵、叶子做好的记录。
“嫁妆”“刺绣”“幔帐”，它们似乎将我们引向一个古老的时代，在那个年代，多数女性确实无法用语言或文字来言说、表达，于是，她们用女工上的花朵、图案来传情达意，并发挥她们创造的才能。结婚幔帐对母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甚至可能是母亲离开她的父母之前，最为看重的一样物品。这又不动声色地解释了它何以成为母亲布“重兵把守”的城池。
这是七十年后了，我的阅读才刚刚开始。
在这里，不能不说一说我的阅读方式，以及我为实现这种特殊的阅读所使用的辅助工具。——我用了一把木尺，一把黄色的木尺。
当我展开母亲的幔帐，对那些纷乱的花朵一时不知如何解读的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了那把在我的生活里处于赋闲状态的黄色木尺。它横卧在床头，呈一个休闲的姿势，我一抬手就能触到它。
母亲的绣花幔帐平铺在我的大木床上。上午的阳光它们先是穿过了我的半透明的窗帘，然后来到我的后背。我凝视着母亲的幔帐，阳光也凝视着幔帐。突然，我看见一朵花的花瓣动了一下；又看见一朵蝴蝶梅上的一只小黄蜂开始高频率的震动翅膀，嗡嗡的声音从白布上升起；一条藤蔓的旋状触须抖了一下，它又长出了一厘米。这就使它够到不远处的一根粗壮的主干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希望。几秒钟后，我看见我母亲于七十年前刺绣到一块白布上的所有花朵和叶子都颤动了起来。——它们开始了中断了七十年的生长。
我已把那把木尺拿在了手里，那些花朵在光线照射下的突然复活，让我的手发生了幅度不小的颤抖。用木尺和我的眼睛解读凝固状态的花朵，应该是游刃有余，但面对突然复活了的花朵，我的木尺还能不能担得起这个重任？我的手在抖。握木尺的手在抖。也许是木尺在抖。我感觉到了木尺的颤抖。
我握木尺的左手的颤动是无法立刻控制的，我给予我的左手以充分的理解，并允许它的情绪波动起伏，但我的右手从粉笔盒里拿出了一只红色粉笔。右手将推动我的阅读，并使左手渐渐地安静下来。木尺终于行动了，它在幔帐上从左边起，量出了一米的长度，红色粉笔在一米的点上画上了标记。木尺继续前进，它又量出了一个误差很小的一米，在这里，右手拿起了一只蓝色粉笔，并画上了标记。最后的一米是黄色标记。至此，我和木尺对幔帐阅读的第一步完成了，也就是分段。我和木尺把这个三米长的幔帐平均分成了三等份。我的第二步就不需要木尺了，因此我把它放下了。我要找出每段的主要内容。如果是一篇文章，这一环节会略有难度，但我的母亲在这里没有难为我。我看见，我母亲在三个自然段里的表达十分清晰而明了：1.芍药花，2.细粉莲，3.莲花。
花瓣颤动、蜜蜂起舞，木尺竟然会有“波动起伏”的情绪——它们看似天马行空的想象，其实正是作者情绪与情感的表征，显示着回忆的惊心动魄。“我”希望通过幔帐，展示母亲的一生，让潜藏在母亲生命中的蝴蝶重新张开翅膀，在文字里更为长久地飞翔。
一、白布上的芍药花
母亲的幔帐最开端绣的是芍药花，并且不只一朵，不只两朵，不只三朵，有十几朵。它们的姿态各异，颜色也深浅不一。这些深粉、水粉、玫瑰粉的花朵们，在白斜纹布的上面盛开着或正准备盛开。花朵加上那些必须的叶子，铺满了那块面积，可以说它们毫不费力地就形成了一个芍药园。
芍药花对应着母亲的少年时代。
在黄色木尺接近精确的刻度里，这个芍药园对应的是母亲的少年时代。
但母亲的少年时代是一个时空概念，除了芍药花还有大量的存在，多大的芍药园能将母亲的整个生活充满？空白是很大的。如果我一定要再现或重组母亲的少年时光，填补芍药花之外的空白就是必须的。十九岁之前的母亲，离我是多么遥远，即便可以随意虚构，我也找不到搭建它的词语，找不到材料铺就通向那里的道路。
实际上，母亲生前曾致力于在我们——她的孩子——面前垒建她过去的时光。她热衷于这种劳动的原因是她发现我们的少年时代也就是她的现在，与她过去的生活内容完全不同。差异给了她讲述的不竭激情。她用故事的体裁，口语讲述的形式，把她少年生活中最难忘的事情，一块一块地在我们的眼前拼贴了起来。母亲的组接故事的手法在今天看来有点后现代的意思。她是大块的无序拼接，抛弃了线性结构。母亲的激情讲述回荡在我们的头顶的时候，我还十分幼小，又因迷恋手里正玩的游戏而没有注意听。那时，我是母亲的年龄最小的听众。我发现，一些并不见得就重要的片言只语意外地停泊在了我的记忆之河的岸边，而那些大块的故事则如刮掉了几个鳞片的大鱼，顺着水流漂走了。现在，那些鳞片，那些片言只语，也已被时光晒干了，抽缩成了一个又一个孤立的词语。
记忆之河只留下了片言只语，却放走了大块的故事——作者的比喻无疑揭示了“记忆”不可思议的神秘之处。往往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未必是完整、重大的事件，很有可能只是岁月中倏忽而现的吉光片羽。
考古家能从一片有刻痕的龟甲上复原一个远古朝代，那么我所拥有的实在是太多了。走近一看，这是一些多么好的词语啊！它们个个语意明晰又枝蔓纵横，再一细看，它们还长着卷曲的触手或成排的小脚。它们根本就没有死，仅仅是在时光里休眠，只要略一惊动它们（比如放到水里），它们就会醒来，就会开始游动，开始爬行，开始呱呱呱呱地叫。它们不太可能像太阳系的那几个模范行星那样给条线就各自转自己的圈，老死不相往来，它们都很霸道，谁也不给谁让路，要不了多久，就会你碰了我的头，我压了你的尾，然后就扭结到了一起，再然后就勾连成我所期待的一片：
“我”要通过这些或许并不重要的片言只语去恢复母亲完全在我视线以外的生活——正如考古学家从龟甲上看到的一个已然倾覆并沉睡了成千上万年的朝代，其中必然有推测，有今人的眼光，对此，“我”并不讳言。“我”在这些偶然被召唤而来的词语之间，构建必然的关联，并连缀成故事。
刺绣
刺绣是母亲十六岁开设的一门功课，督导是我的姥姥。我的地主姥爷对这一学科也给予了必要的重视。他坚定地阻挡在我母亲上中学的道路上，其目的就是让女儿回到家里，将那还空白的白布绣满花朵、蝴蝶或飞鸟。每个女孩都坐在家里绣花，只有我母亲的那些白布上还没有一朵花。以去省城读中学为由就可以让那些该绣满花朵的白布空着吗？你总得完成自己的那一份作业。
与其他同时代的同龄女孩不一样，母亲十六岁时未来的出路是进城读中学，而不是绣花，不是嫁人。
被阻挡了去路的母亲坐到了木格子套窗下，白而纤细的手指捏起了一根细长闪亮的锈针，她想都没想就绣了一朵花。在这里，母亲的思维不见一丝活气，“绣”这个动词一定得对应着“花”吗？在这里，母亲没有想到要另辟蹊径绣它一个衣衫褴褛的乞儿，或是一个裸露着一个肩半个胸的在石板街上奔跑的疯女人，她没加思索就踏上了一条宽广的“绣花”的大道，不仅如此，她还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准备就把开在我的地主姥爷家院子里的芍药花绣下来。母亲也不是完全的写实主义，那些残花败叶她没有绣，她的现实主义目光其实是唯美主义。
尽管母亲是与众不同的，但当她决定拿起绣花针，面对绣布，便尽心尽力开始绣花，她没有另辟蹊径，而是按照绣花似乎不言自明的唯美的原则，这显示出母亲反抗方式的单一与倔强。一旦做出决定，她便会默默承担起责任。
母亲坐在窗下，木格子套窗半开着，芍药花在院子里怒放。花朵是粉色的，间或有白色的。母亲的手指在那一笸箩丝线里游移，在水粉、深粉、玫瑰粉上举棋不定，最后，她捏起了那团深粉色丝线。我母亲的手指的这一抉择是非常正确的。那五根手指，尤其是拇指和食指，也许还包括中指，同时意识到了一个词语——时间。它们用一个深色给予了这个词以基本的敬畏。深色，是十万大军，它们在穿越时光的道路时，会有重大伤亡。它们必胜的信念来自自己的无穷数量，砍不完的头颅。深色是数量庞大的物种，天敌的利爪或牙齿，只能使它们跑得更快，跳得更高，飞得更轻盈。
那团被选中的丝线，立刻就身负使命。它必须肩起把一朵明天就可能凋谢的花移植到白布上的重任。从泥土到白布的迁移，犹如捧着一满碗的热汤从厨房到餐桌，小心翼翼是起码的。不能改变花的颜色，汤不能溅到地板上；不能改变它开放的姿态，即使烫了手指也不能把碗扔到地上，手指要坚持；要让这朵花在没有水、没有土的白布上、一个新世界上，不知不觉地继续开放，并使之永不凋谢，尽可能长久地鲜艳下去。母亲的手指和目光都隐在木窗的后面，这一移植行动，绝不可以让院子里、阳光下的花朵知道，不然，谁能保证哪朵被选中的花不扭捏出一个恶俗的姿态。
栩栩如生的细节描写让读者有如身临其境。捧着热汤的比喻是典型的“格致”式的。本体和喻体分别被展开，被拆分，在多个层面就不同的可比性进行比较。比喻因为语言的延展性而变得立体。
母亲坐在窗前的刺绣是对花朵转瞬凋谢的有效补救，是对关东漫长严冬的精神储备。姥爷家有菜窖，爷爷家也一定有。谁家会没有菜窖呢？菜窖里储满了过冬的白菜、土豆、萝卜……这是大人在秋末冻土形成之前必须做的，而关东的少女们，则在白布上储备了整个冬天开放的花朵。这可比挖一个地穴式的菜窖要耗时费力，因此这一工作也许从春天就开始了。
在“我”的想象中，母亲刺绣的参照物是窗外院中的芍药。从泥土中到白布上，它们不但没有凋谢，没有褪色，反而获得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刺绣展示出盛开在春天的芍药旺盛、恣意的美，而怒放的姿态不也象征着母亲的少年时代？
暴雨突然而至，花瓣在雨中挣扎，最后死在污泥里，而母亲面前白布上昨天刚绣好的几朵芍药花，像几个在暴雨来临前及时找到了一个有雨披的屋檐的小女子，她们的衣服没有被淋湿，头发没有散乱，连脚上的鞋子都没有溅上一丁点的泥水。它们不像是躲过了一场大雨，而是躲过了一场直指生命的浩劫。
哭
我母亲的哭泣能成为一个事件并在整个少年时代占有一席之地，主要依赖于母亲哭得绵长持久，在跨越常规之后又走了很远。她哭了整整一年。如果母亲的少年时代是从十岁到十九岁，那么这一哭泣事件就占了十分之一。这一比例实在是太大了，实难忽略，而且母亲哭泣的理由也十分充分，足以将这个哭泣事件支撑住一个整年，365天。
直到“哭”这一部分，我们才知道，长达一年的哭泣行为发生在母亲决定绣花之前。这意味着作者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从结婚幔帐说起，到这幅幔帐第一部分芍药盛开的细腻描摹，之后，才逐层揭示母亲为何曾经拒绝绣花。
这一长达一年的哭泣事件发生在母亲十五岁的时候，也就是她拿起绣花针的头一年。也可以理解为我母亲为拒绝绣花针而进行的个人的消极的反抗行动。我母亲的哭泣在我的地主姥爷的威压下，不可能发出太大的声音，但她可以哭得悄无声息、绵长持久，可以用哭泣的长度来弥补哭泣声音的微弱。
长达一年的哭泣可以是惊天动地的，但在女儿的笔下，事情的发生是如此平静。哭泣的长度令人揪心，可以想见母亲与“我”叙述时共同省略的部分：“地主姥爷”等人面对母亲的哭泣，所采取的漠视、威压措施。
夏天，母亲坐在凉席上继续着她的哭泣，院子里忽然的阵雨，使母亲的沉闷溽热的哭泣透进一丝凉爽；秋天，母亲坐在大柳树下哭泣，南去的大雁从头顶飞过，抛下咣咣的两声大叫。母亲的哭声没能干扰它们翅膀的煽动。它们飞得平稳、有序，看上去不累。
在母亲看似没有终点的哭泣的间隙，我的姥姥试图引导女儿绣绣花，做双鞋，试图用这些有益身心的手工劳动，把女儿从哭泣的泥淖里拖拽出来。当母亲拿起那枚细小尖锐比一支钢笔不知要轻了多少的绣花针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当她低下头准备把我姥姥所说的刚开的芍药花按刺绣到一块白布上时，她发现她看不见手里的白布，更看不见手里的针，至于我姥姥所描述的开在院子里的灿烂芍药，我的母亲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不仅是那些花朵不存在，而是什么都不存在，在我母亲的眼前出现了大片的黑暗。她们视觉里的景物是如此不同，为此她们母女发生了争执。我的姥姥透过玻璃窗又看了一眼开得嫣红一片的花朵，突然就对我的母亲有了警觉……
当母亲终于肯拿起手中的绣花针，她忽然失明了。失明最重要的信号，是她看不到手中的白布与针，进而看不见她准备刺绣的芍药。由此，下一节“芍药花”的出现便顺理成章，毫不突兀了。
芍药花
在我的地主姥爷家房子的东侧，有一个很大的菜园。那里边种着黄瓜、辣椒、西红柿、香菜、白菜、黄花菜。它们绿油油的，开着黄花。在菜地里，在那些绿油油的可食用的蔬菜的里边，也有一簇芍药花。这就使姥爷家的那片菜地，成为儿童作业本上的一道题：黄瓜、香菜、西红柿、芍药、油菜。问：上述词语中哪一个跟其他不是同类？答案：芍药。
这部分是非常明显的插叙。脱离开母亲的故事，进入后院菜地的世界，它们与母亲的故事并没有直接关联。
芍药站错了队，在大片的菜地里，它遗世独立。它采取高傲的态度面对众多的异类。它拒绝与白菜的叶子交谈，不理会香菜的频频致意，对黄瓜媚俗的花姿不看一眼，更谈不上有什么共同语言。
芍药扎根在菜地里，推开四周蔬菜的喧哗，然后专注于自己灿烂的开放。它计较每片花瓣打开时的速度，最后呈现的姿态；计较光线的角度，以及天上云朵飘过时打在花瓣上的暗影；它再三斟酌每片花瓣上颜色的浓淡，不忘归纳总结评价每片花瓣在形成一朵完美的花朵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做出的贡献。
黄瓜、辣椒还有西红柿，它们无可奈何地开着自己的小黄花，在芍药艳丽逼人的硕大花朵面前，它们做了最后的挣扎：在细小的花朵的下面，它们暗藏了一个更为细小的果实。当芍药艳丽的花瓣在夏风中纷纷飘落的时候，黄瓜、西红柿……就在这个时刻，突然拿出了自己翠绿或红艳的巨大果实。这个果实的大和它们当初花朵的小是触目惊心的。如果没有仇恨和执着的报复，它们怎么能长得这么大？它们的春天才刚刚到来。
同样作为植物，芍药与周围的蔬菜完全不同，前者的生命在于花朵的美艳动人，后者却是为了孕育出秋天丰硕的果实。换句话说，芍药并无实际的功用，而蔬菜却是人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与其说它们价值观不同，倒不如说是对它们的喜好与厌恶反映出人类价值观的差异。
芍药同蔬菜的不同是本质上的，它们的价值观不同。在菜地里，芍药就应该被铲除，如同在那串词语里芍药代表的花朵应该被删除一样。它不是蔬菜，拿不出果实，叶子花朵亦无食用价值。这样的题大部分的孩子不会做，他们还很幼小，还不能越过花朵看到后面的事情。这是人类引导自己的孩子进行简单的世俗思想的第一道训练题。
灵官阁和保宁庵
从木格子套窗向院子里望，我的姥姥看到了花砖墙边的几簇高大的芍药。这些芍药确实已经开放了。那大团的粉色，在阳光下，在不到五米的距离内，是醒目的。我十六岁的母亲，同我的姥姥处在一个位置上，她的视线不应该同她的母亲差异太大。比如她的重点也许不是那些晨露中的花朵，而是偏左侧砖墙上砌出的镂空的花边，或者是右侧厢房屋檐下正在窝边对飞出去持迟疑态度的一只小麻雀，总之，她只要是睁着眼睛，她就应该看到些什么，但事实是我的母亲的眼睛确实是睁着的，可她却什么也看不见。她把她的这一奇怪感觉告诉了身边的我姥姥。
回到“哭”的叙事主线，姥姥在警觉之后，试图进一步判断母亲是否真的失明了。诸多细节填补了记忆的空白，它们显然是作者的想象，但却让叙事更丰满，更可信。
我的姥姥先是怀疑，以为自己的女儿在故意气人，但当她对着女儿大睁着的眼睛定睛看了六十秒之后，突然就面露惊恐之色。她断定，自己的女儿已经彻底失明。她是真的看不见那些醒目的芍药花，准确地说，她是看不见了光。
一无所见的眼前，强化了母亲失明的震惊效果。
姥姥不再说话，而是转身向姥爷的房间走去。她的小脚走路一慌就有飘摇之感。两个形状夸张的金耳饰急速地摇晃起来，甚至发出了叮当之响。
姥爷对此事也给予了高度重视。母亲旷日持久的哭泣他不是一无所知，但他尚能理解女孩子爱哭的怪癖，对此没加理会，更不与干涉。但失明之事可超出了他可以不闻不问的界限。这日后可怎么嫁得出去。一个女孩子一降生，嫁出去的工作就得着手做了，这是父母必须努力做好的一个事业。
我的姥姥姥爷两个人，分坐在八仙桌的两侧，每人各执一只两尺长的烟袋，针对我母亲的失明召开了一个家庭首脑会议。在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上，他们的分歧很大，最后在求助神仙的这一点上顺利地汇合。他们的依据是：谁家的孩子不哭？没听说一个孩子竟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把自己的眼睛哭瞎的。这事不寻常，有说道，具有大量怪异可疑的成分。医生，不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尽管他们的医术有多高超，但医生是肉身，这就是局限。医生又无突破这一局限的力量甚至愿望。他们安于这个局限里，全无走出去的打算和行动，而我母亲的失明，恰恰出现在医生局限之外的空地上，也就是在医生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医生的范围之外是神仙的领地。我的母亲既已闯入神仙的地盘，那么，这一案件，就只有求助万能的、对此事有责任和义务的神仙了。
姥姥首先注意到母亲哭瞎了眼睛，这时候姥爷也加入进来。他们先后在两个问题上产生争执：中医或是西医或是灵官阁。姥姥最终用观音的性别说服了姥爷。
母亲家所住的乌拉城，庙宇林立。城内有，城外也有。官建、民建、满人建，保宁庵汉人建。城内著名的庙宇有：关帝庙、城隍庙、财神庙、药王庙、仓神祠；城外的大庙有：灵官阁、保宁庵、山神庙、观音阁、昭忠祠。在这些庙宇中，最辉煌且灵验、香火极旺的是灵官阁和保宁庵。
至此，故事已将我们引向一条看似荒唐的道路，神仙竟能代替医生治病？即便确有其事，神仙眷顾众生时，难道还会考虑到性别问题？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逻辑，简直就是不羁之谈。
接下来，我的姥爷和姥姥在求助哪路神仙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执。姥爷主张去保宁庵。他拿出同治五年土匪马振隆深夜攻打乌拉并取得失败的事件为依据。他说，马振隆的队伍是很强大的，而乌拉守军“老者不堪差遣，幼者尚未由此长成”，满城几无可用之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守住城呢？原来是保宁庵里的关老爷手持青龙堰月刀，骑着赤兔马，率领老、弱、病、残守军鏖战一夜，最终击退劫城土匪，保卫了供奉他的乌拉古城。保卫乌拉一役，关老爷身先士卒，谁能做证呢？证据是有的。是日清晨，保宁庵钟鼓齐鸣，关老爷站在那里，对自己昨晚的战功只字不提。但他老人家胯下的赤兔马则不应该也保持沉默。那战马，激战一夜，到了早上，归了原位，仍然在不停地流汗。那泥马流汗的情景立刻被许多人看到了，于是真相大白于天下。此后，这里香火更盛。这就是姥爷的依据，而姥姥则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说，关公是武将，他未必爱管女孩子的麻烦事。神仙也有个大致分工。先不说他爱不爱管这种个人的小事，就不应该拿这么琐碎的一件事去麻烦骑马拿刀的关公。他也许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否定了姥爷的提议后，姥姥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应该去灵官阁，去娘娘庙。那里供奉的三霄娘娘，极其关注民间疾苦，也法力无边。庙中灵官阁供奉的文殊、观音、普贤三位菩萨也极具普度众生的情怀。尤其那观世音，最为慈祥，好说话。她原来是个女人，女孩子的事，就求她吧。
观音从高高的莲坐上往下一看，认出了我姥姥。我的姥姥为什么能被观音认出来呢？因为她虔诚，平时功课就做得好。初一、十五忌荤，十八、二十八敬香。还常为庙上捐些细碎银两，因此，那观世音对她的印象极佳。观音又看到了跪在一侧的我母亲，她看见一只黑色大鸟正在母亲的眼前扇动翅膀。观音一眼就认出了这只黑鸟。它从一个深渊里孕育而成，以浓黑得看不见的颜色在人间飞翔。它的翅膀是无力挡住光明的。它不能对太阳产生多少影响，而只能对内心陷入黑暗的人推波助澜。观音弹了一下手指，那鸟就飞走了。
黑色大鸟的翅膀让内心陷入黑暗的人看不见光明，极富诗意的意象，揭示了母亲平静的哭泣之下，波涛翻滚的内心。
二十一天后，我母亲的眼睛渐渐有了光感。她看见了木桌、茶碗以及上面描金的花纹，既而又看见了木格子门窗。透过窗子，院子里开得轰轰烈烈的芍药花，终于进入了母亲的视线。母亲第一次觉得那花是那么让人心动，那么美，她有了把那艳丽的花朵刺绣到大幅的白布上的想法，于是她用白而细长的手指拿起了一枚尖锐闪亮的绣花针，她的手在那一笸箩丝线上游移，在深粉、水粉、玫瑰粉上举棋不定……
令人意外的是，保宁庵之行确乎取得了成效。无论是什么驱散了母亲内心的荫翳，是姥姥的虔诚，或是母亲的妥协，作者都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和潜藏其中的想象的空间。
乌拉学堂
母亲就读于乌拉国民优级学堂。在学堂的院子里，在四处的角落里，都栽种着草本花卉。芍药率先开放了。芍药醒来得早，它喜欢春天。母亲穿老式旗袍，梳披肩长发。课间常在芍药花下流连。那些艳丽、直率、执着于倾诉的芍药，不能不左右十几岁的我母亲的情绪。我为什么喜欢芍药花？为什么认为芍药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花？那荷兰的郁金香，那也叫花吗？同芍药比起来，那种僵硬的、半开不开模棱两可的态度，说明它开得很犹豫，很勉强，打算看情况随时收回自己的花瓣。花的绽放是不计后果的，是不顾一切的。反正我要开放，打开彻底打开所有的花瓣，风雨或是阳光，都是好朋友。我为什么一下子就喜欢芍药花？一定是母亲在孕育我的时候，就把她对芍药花的认识和看法，同形成我的血肉，一同投放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她轻轻地摇晃了几下。
“乌拉学堂”似乎将读者拉回了叙述的主线，但它却选择了“错误”的位置。它提供了母亲失明的理由，按照时序，本该在更早的叙述中出现，可作者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把谜底的揭晓放在了最后的部分。
母亲的学堂也要做操，这不同于她十岁之前在乡下读的私塾。矮小的日本校长常在这个时候走出来。他穿着严格意义上的西装，但当他一走进高大的中国女学生的队列，就如同一只黑羊没入了深草中。她们的长发、她们的旗袍，还有她们肃穆的脸，一同将他淹没了。
“乡下的私塾”“伪满洲国小学”（日本校长领导的）、老式的旗袍——它们是某个时代的具体标识，作者用这些细节，将人们准确地带入到过去的某个时刻。
母亲穿老式旗袍，迈着淑女脚步，寝不言，食不语，行不侧目，笑不露齿，在矮小的日本校长领导的满州国小学里毕业了。她考上了省城的中学。那时的考中学比现在的考大学要难。一个学年只能考上几个。
叙事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时间看似完全不匹配，读书、上学，占据了母亲十五岁之前的大多数时间，作者却只用了两段文字，简洁、清晰地交代了母亲受教育的经历。而姥爷的决定却被反复铺叙，尽管事实上这可能根本不需要花费时间。“一个学年只能考上几个”，这便是简练的魅力。
省城在什么地方？母亲不知道，我的地主姥爷也不知道，但姥爷说，那可贼远贼远，当天怕是回不来。回不来那不就得在外面过夜？姥爷忧虑的是：十五岁的大姑娘在外面过夜，要是传出去，谁家肯娶？这个污点是没有办法擦掉的，是多大的学问都无法弥补的。女孩单独离家是万万不行的。女孩可以离家的那天，就是她出嫁的日子。女子幼年、少年由父亲管理，到了出嫁的时候，则由父亲转交给其丈夫。其实，那个形式复杂、场面喧哗、一片喜气洋洋的结婚仪式，完成的是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交接，而这一交接能否顺利完成，是以该女子的肉体是否洁净如初为前提的。我的地主姥爷认为，十五岁的姑娘，应该待在家里，绣上两年花，就该出嫁了。那书念多点念少点，都与娘家关系不大，对本人也没有什么益处。那些学问非但不能对日常生活有所建设，反而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然就对平静的日常生活起到彻底或不彻底的破坏作用。这是个有去无回、有害无益的投资，精明善算计的我姥爷是决不会干这样贻笑大方的事的，因此，在我的母亲是否上中学这件事上，他是持坚决反对的意见的。他在理论上相当成熟，决无撼动的可能。他是寄希望比我母亲小一岁的我舅舅能读中学、读大学，进而学而优则仕，最终实现光耀门楣、安慰列祖列宗的现实理想，但舅舅贪玩，并未把这一家族使命切实放在心上，因此没能考上。
现实给我的地主姥爷出了一道难题。这个难题有两个答案。我的地主老爷毫不犹豫选择了儿子作为正确答案，但事实冷酷严峻地告诉我的姥爷，他选的答案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个题到这个地步已经变得非常难了，但可别低估了我的地主姥爷。这题即使到了这步，也难不住他。首先他就不承认会有两个答案——儿子或女儿。他坚定地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儿子。如果儿子这一答案被证明是错的，那么这道题就没有答案！女儿不能成为重大问题的答案，女儿不是答案！相反，在我的母亲功课的突出成绩面前，他倒看出其不足来，比如都十五岁了还不会绣花，更不会做鞋，这可怎么行，补上女工这一课已经刻不容缓。全是读书给耽误的，当务之急是快速提高做女人的修养，以备将来出嫁别丢娘家的人。
姥爷阻止母亲去省城读中学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但在母亲生活的年代，却并非不可理喻。性别横亘在母亲离开家庭的路上，让她动弹不得。“我”解决问题的逻辑推演反向证明着姥爷的思维方式。女性永远不会是答案。
而此时，我的母亲已在文字的道路上走了很远。文字的光亮已经在母亲的眼前闪亮。文字本身是黑色的，若能将其正确地组合，就会闪现光芒。母亲已经进入了这个游戏，并已谙熟将其正确排列组合的若干方法，实际上，我的母亲已经回不来了。
文字的光亮、黑色的形体，象征着文字照亮人心的力量。“文字的反面”意味着她必须用文字中得来的眼光，重新回到过去传统规范为女性规定的老路上去。这必然是痛苦的、无法容忍的。
正当她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时候，她的主宰，她的父亲，我的地主姥爷，大声地喊住了她。她必须止步。这个从身后传来的巨大声音，足以使我的十五岁的母亲再也无力迈动脚步。
停止前进的指令是姥爷发出的，而折返的路途则要由母亲独自走过。母亲转身回来的脚步是何其艰难和痛苦。她转过了身，看到了文字的反面，那些比黑暗更黑的物质。她一回身，立刻就陷入了漫天的黑暗。
母亲走得很慢，同时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哭泣。夏天，她坐在凉席上哭泣，院子里突然的阵雨，给母亲沉闷的哭泣带进一丝清凉；秋天，她坐在大柳树下哭泣，南飞的大雁在母亲的头顶咣咣地叫上两声，它们飞得平稳、秩序、看上去不累……
二、白布上的细粉莲
一段稍有松脱的丝线突然挂住了我的无名指上残破的指甲，那个以黄色木尺为依据的红色粉笔记号，也在同一瞬间出现在我试图前进的左手的前面。我看见那条由红色粉末垒成的土堆突然高耸了起来，而那挂住我的指甲的丝线向后的拉力也在暗暗加大。
在这里需要停顿。木尺的刻度，还有那段有了思维的丝线都在提示我的手要在这里停下来。我意识到，我的手恰停在母亲婚姻的前夜。红色标记是母亲三十年婚姻的起点。这是母亲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在这里，我将出现。我怎么能匆忙掠过母亲的重要生活？怎么能忽略我来到人间的时刻？我的手怎么能在这里不停留？
在这里，母亲刺绣到白布上的花朵母亲叫它细粉莲。它的果实和浆汁有止痛止泻作用。母亲在房屋后的一小片花园里，种植着北方常见的草本花卉：姜石蜡（八月菊）、包指甲花（凤仙花）、蝴蝶梅（虞美人）、夜来香（野苏子）、细粉莲（罂粟？）——在这一片赤橙黄绿的花朵里，有两种花具有实用价值。它们除了能看，还能用，能以切实的功用从母亲的花园中脱颖而出，走进母亲日常生活的腹地，第一种是包指甲花。它的花瓣挤碎后的汁液可以用来染指甲，相当于指甲油彩，一种植物染料。我在幼年不止一次地染过。母亲少年也用这种花朵染指甲，并由她把方法传授给我。我认为效果不好，主要是色浅，加上我的做法不得要领，往往是不仅染了该染的指甲，最后连手指甚至是手掌都给染上了。我等于用这种花朵的汁液洗了手；另一种有用的花朵就是细粉莲。它在我幼时的眼里不是花朵，而是一种长着枝叶并且开花的药丸，是一种散落在大地上的未经包装的药片。
细粉莲是否真的出现在白布上，我们不得而知。很有可能它们与芍药呈现在白布上的区别只是颜色的细微差异。毕竟，幔帐是母亲婚前的刺绣，母亲怎能预料到未来的生活？金圣叹比较《水浒传》与《史记》时，曾有“以文运事”“因文生事”之说，白布上的细粉莲，扑朔迷离，无从考证，但聪明的读者，想必能够把握它们在叙事中的功用。
细粉莲大朵大朵地出现在母亲的幔帐上，出现在对应着母亲婚姻生活的那片白布上。它是母亲经营一个大家庭的强有力的助手。母亲的孩子多。她以两年一胎的平常速度，在生产生命。母亲是造人神仙派往人间大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是一个生产人类的工作站。依我看母亲的使命完成得很好，她从二十岁一直生育到了四十岁。若不是1966年我的弟弟出生后不久，政府的避孕药发放到了母亲的手里，从而使卵子的温暖窝巢突然就变成了光滑的陡坡，我母亲的生育工作将继续下去，不会在四十岁时就戛然而止。
说我母亲的生育工作做得出色，不仅是因为她生得多且成活率高达百分之百，另外还有一个主要因素，那就是她把工作做得细致且具才华，她生的是花胎，在生态平衡上还有所贡献。她若先生一个男孩，那么下一个一定是个女孩；若再生一个男孩，那下一个一定又是一个女孩。母亲编就的这一生育程序，其优势在二十年后会进一步呈现。邻居常家一连生了五个女孩，后街闫家则是相连的七兄弟。常家的女儿会一个一个地嫁掉，曾经热闹的房子最后将成为空巢，而闫家则要不停地娶进七个儿媳妇，房子会突然变得窄小，征用了仓房后问题仍得不到缓解，境况堪忧。只有母亲可以平静地坐在那里，先娶进一个儿媳妇，然后不慌不忙地嫁出去一个女儿。母亲不输不赢、不急不恼、不多不少，她同世界的交易合理而公平。
母亲的生育过程被作者演绎得妙趣横生。或许只有女作家敢于这样下笔。“我”与母亲的联系，不仅是母女之间的血缘之亲，同时也由于“我”是女性，将延续母亲所走的道路，会与外部的血脉结合，诞下新的生命。无论时代怎样变化，这都是命中注定的，这恐怕也是“我”最终得以理解母亲的关键所在。
我是母亲生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是母亲为了获得而需舍出去的那一个。我将被从兄弟的链条上解下来，然后抛出去，我的漂泊轨迹将是一个弧线，最后的落点在哪里，我和母亲都不知道。我将被扭结到一个陌生的生命链条上，上、下、左、右，血型、染色体、家族遗传疾病，我要接纳这一切，在接纳的过程中做一些毫无用处的挣扎动作。
我们这些间隔两到三岁的孩子们，每天喝生水，吃瓜果基本上不洗。刚刚在小水沟里抓到了几条小鲫鱼，回家吃午饭前洗不洗手，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我们不生病。二十五岁前，我没住过医院，没打过吊针，药片加一块没吃过十粒。但是我们吃过大烟，吃过妖艳的花朵细粉莲。我们的肚子会偶尔地疼一疼，这时，我母亲就会从后院的花园里连根拔下一株细粉莲，洗掉根上的泥后，连叶带茎加上花，一齐下锅煮。喝下一碗这样的水，肚子疼的症状就会消失。这种水有些苦，作为补偿，会再给一碗糖水。为了喝那碗糖水，会出现几个孩子一齐喊肚子疼的局面。你说肚子疼，那我也疼了。母亲没有工夫分析判断哪个真疼，哪个假疼，反正细粉莲的水有一锅，糖水也不缺，就依次每人一碗。这样，母亲的后花园，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的一座小型医院，一个飘着花香的药房。我们也不得什么复杂怪异的病，一般也就是肚子疼啦，感冒发热啦。在这方面从未难为过那个简单朴素的药房。它在承担我们七兄妹的身体保健方面基本上还能胜任。没出什么重大的医疗事故。我们都成活了，在细粉莲略为苦涩的汁液的浇灌下，像农作物一样长高了。
与浓墨重彩、极尽铺陈之能事的芍药描写相比，细粉莲出场时并未以外表取胜，作者甚至没有详细描述过它的花型、花期；但她却通过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极力渲染了细粉莲治病的功效。这当然并非由于细粉莲不美，这是由写作中取舍的原则决定的。细粉莲在本文中存在的意义，在于它的实用价值，这是它与芍药、莲花相比，最为特殊的不同之处。
在母亲的婚姻生活里，孩子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的父亲。他看似被众多的孩子遮挡了。他可是我们生活的主宰。我们这些孩子，是一个一个升起又落下、落下又升起的彩色气泡。我们杂乱无章地飘动在母亲的周围，而使我们能飘然升起的力量来自我们的父亲。没有父亲，我们无力聚成一个彩色圆球，更不能在空中做哪怕短暂的飘动。
母亲从父亲的手臂下钻过来，把手里捧着的一碗菜汤放到饭桌上。那碗菜的上面，漂浮着几朵红辣椒的横断面。那辣椒被火烤了一下，竟闪出了金属的光彩。里面的香味因烘烤而逃逸了出来。香味原是藏在辣椒里面的，它们像一窝幼小的吃奶动物，火一烤，它们就受不了了，就你推我挤地往外跑。因为幼小，就慌不择路，就跑得四处都是，跑得整个屋子都飘满了惊慌失措的香味。母亲将烫手的碗放到我面前的方桌上，就对父亲说，快吃吧，一会儿就凉了。母亲在说这句充满关怀的话时，脸上全是不耐烦，这不耐烦又殃及到了语气。其实母亲的不耐烦不是针对着父亲其人（他们很恩爱），而是针对着父亲正做的事。我的父亲正在干什么？这个我知道。我已经两岁了，就坐在火炕的苇席上。那碗冒着懒散是由热气的白菜的条和土豆的块组成的菜汤，就放在我眼前的饭桌上。这碗漂着“红花”的菜是父亲的，虽然它放在我的眼前，但它不是我的。那红色辣椒的味道是我不敢靠近的。它像一个脾气奇特的人，我一时很难同它建立起来友谊，然而它却是父亲的老朋友，他们每天在饭桌上相聚。
母亲特意为父亲在菜碗里放上辣椒，看似平常的举动，流露出夫妻之间的恩爱之情。
父亲的菜不断地冒着热气，那热气像是在呼喊父亲，但现在，热气寥寥，声音微弱了下去。这说明它已等待父亲多时。我的父亲此刻眼力似乎没有它，而是专注地望着门楣上毛主席的画像。父亲不是孤单的一个，他组织了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包括了我们家的所有青壮年：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排成一列。他们所做的事类似于后来我知道的餐前祈祷：感谢主赐予我们食物！感谢毛主席赐予我们早饭！感谢毛主席赐给我们土豆、白菜、粉条、大米！
三段插入性叙述，隐含着一些关于母亲的关键信息，比如母亲递汤时语气中轻微的不耐烦，比如母亲和孩子们从来不会参与父亲的“仪式”。显然，母亲对此并不认同，但同时并不横加阻拦。母亲的举动，体现出女性在面对政治运动时与生俱来的敏感与智慧。另一方面，父亲坚定真挚的政治信念亦跃然纸上。看似散漫无边、信马由缰的插叙，为下文母亲眼疾的恢复埋下伏笔，为“我”在母亲晚年时的束手无策埋下伏笔，是本文重要的情感线索之一。
在这个队列里没有我，没有我母亲，看来父亲领导不了我的母亲。母亲以端饭端菜为由，拒绝参加父亲组织的政治或宗教活动。我们家是分餐制，有几个人吃饭，就有几个菜盘或碗。这众多的碗和碟，需要母亲一碗一碗地端上来。这是她不参加父亲的活动的理由。
在生育、早饭、父亲的革命思想、植物药房、泡泡一样多的孩子，看似纷乱，实则都在规范地运转的生活里，我的母亲突然就出了故障。我的母亲是仅次于父亲的一个家庭主要部件。她出了问题，整个家庭就陷入了恐慌。
我的母亲在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下，又一次双目失明了。她突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她看不见了地上自己的鞋子，看不见了手里正在缝制的衣服，看不见了窗外的柳树，看不见了菜地里的蔬菜和花朵，看不见了我父亲，看不见了自己的孩子。她像被一块黑布突然兜头罩住，于是世界只剩下了声音。依着听觉，她知道世界并未远去，更未消失，它还在它原来的地方，只是自己同它的联系中断了一大部分。几缕联系的丝断开了。母亲想凭靠着听觉继续生活在原来的位置上，但实践证明这存在着难度。比如她要穿鞋，却把脚伸到了孩子很小的鞋里去了；比如她要到院子里去，却找不到房门，在一面没有门的墙上摸索了半天；比如她想摘下几根黄瓜，却把茄子摘了下来；她把醋误以为是酱油；把苏打误以为是淀粉；将面粉当成奶粉给最小的那个孩子吃了。总之，一切都在母亲的手里错了位。这使我们家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混乱。靠听觉是无法准确地料理那个生活的。视觉不可缺少。如果我们家想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转，就必须要让母亲的眼睛重新看见。
前文的叙述提供了母亲婚后日常生活的场景。它们为母亲的第二次失明做好了重重铺垫。倘若第一次失明仅仅意味着无法出嫁的隐忧与可能性，那么第二次失明的后果则是灾难性的。这意味着由母亲掌管的家庭无法继续正常运转。
同第一次失明不同，这一次失明的原因母亲生前没有披露，她只是详细说了这次失明后的治疗过程，至于原因，母亲不说，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母亲在讲述这两次失明的事件时，第一次讲述的重点是原因，对第二次失明则把讲述的重点放到了如何治疗上。
第二次失明的原因没有得到披露，尽管作者或许并非故意，但叙事空白造成了悬疑的文本效果，让人无法不掩卷沉思，猜测母亲可能遭遇的困境。
我们家房后的那个植物药房，对母亲的双眼无能为力，那些叶子、花朵、根，只能对肉体局部的疼痛施展手段，它们溶在水里后，迅速来到那块疼痛的地方，手拉着手，跳着滑稽的舞步，那块疼痛的组织，就一边看一边笑，然后就忘记了它正在做的工作。细粉莲花的这些小手段，无力驱散母亲眼前的黑幕，它们的法力有边。
就在这时，我的父亲在这个关键时刻负起了责任。他虽然不懂任何医学哪怕常识，但他有能力推动细粉莲花陷入僵局的局面。父亲带着陷入黑暗的母亲踏上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
现代科学曾经让人们质疑神明的存在，而如今我们或许又会以信仰的缺失为由，怀疑以现代科学为重要标志的现代文明也有其弊端与局限。作者的写法诙谐、幽默，看似轻松，实际上暗流涌动，包藏着从姥姥到“我”三代人所经历的近百年中国的历史与思想变迁。
半个月后，母亲重见光明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父亲的正确，也证明了父亲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正确。事实证明，父亲能够改变、主宰母亲的命运，能够在母亲陷入一片黑暗之时，把她引领到阳光灿烂的早晨。
父亲拉着母亲的手，母亲手里抱着还在哺乳期的二女儿。先是走了四公里不通任何车辆的道路，然后就来到了火车站。火车要走四个小时。当火车终于抵达终点，母亲的双脚踏上那个陌生的城市时，母亲不知道，这就是她十五岁时，为此哭瞎双眼的可以读中学甚至大学的省城。十三年后，她来到这里，手里抱着第四个孩子。她将走进一所医院。
父亲来过省城，他不止一次地在这里开过会。在省城众多的医院里，父亲选择了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父亲知道白求恩，父亲有阅读能力，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他读过老三篇。因此他信赖白求恩。他深信，白求恩的医院，一定能给他和他的生活带来光明，那光明会照亮他的一切。
白求恩医科大的医生没有让父亲失望。他们果断地用细长的针，对着母亲徒然睁着却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球扎了进去。那根针不是实心的，而是暗藏了一条通道。一种白色透明的液体通过这条细窄的通道，缓慢地流进了母亲眼球的内部。它们是一支从天而降的士兵，一支有思想的士兵。母亲的眼睛里正在混战，两股势力拼杀得烟尘蔽日。从针管的通道进入的士兵都带着最先进的武器。它们迅速平定了母亲眼睛里的内乱，镇压了那些刁民，把几个领头的砍了头，剩下的乌合之众随之四散。为了进一步稳定局面，这样的针连续扎了七天。充足的兵力和正确的方针，使母亲眼睛中的秩序得到了彻底的恢复。一切都归了位。硝烟散去，战场上的尸骨和血迹已被长出的青草和野花所遮盖。太阳又升起来了，而且万里无云。光明如闪亮的金币从头顶倾倒了下来。
世界在母亲的眼前真像一个梦境，它忽远忽近，甚至忽有忽无。它可以瞬间消失，也可以通过神力，甚至人力奇迹般地重现。
母亲视力的恢复有如神迹，“我”并未用医学的术语描述医生所采取的治疗措施，而相比第一次失明，叙述的重点由失明被发现并确认的过程转移至视力得到恢复的瞬间。随着菜盘边缘的蓝色花图案的出现，世界重新在母亲面前显现。
最先在母亲的眼前显形的是菜盘的边缘上的勾结成一圈的蓝色花——景德镇民用瓷器上的通俗符号。那些千年不变的花朵被藤蔓勾连着，围成一个直径三十厘米的圆圈，从容地把一盘炒豆腐围在了中央。那豆腐由不规则碎块垒成，颤巍巍的情况让人担心豆腐们的团结局面极有可能在转瞬之间瓦解，但那圈手牵着手的蓝花，像是阻拦它们四散而去的栅栏。视觉上的安全屏障使那个早餐平静、没有危险。
我母亲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些蓝花的图案。我不知道景德镇餐具上的蓝色花是以什么花朵为摹本，但它们那种被时光彻底压平的姿态，已经不是任何一种花，已经抽象成一种符号。那里有所有花朵的灵魂。有光世界最先呈现给母亲的实像就是这种花的符号，它是大地的象征物。然后，母亲的目光不是看见了盘子里的豆腐，而是看见了一碗米饭。这说明母亲的目光走得不是直线，而是转了弯，也许那花朵符号同样阻挡了母亲目光的进一步踏入。这时，母亲的目光没有在饭碗边缘花纹上停留，而是直射到了米饭上。母亲看见，那米饭的晶莹颗粒如昆虫的卵一样在阳光里闪亮。米饭呈一个山峰的形状，而且是一个白雪的山峰，出现在母亲渐渐打开的视野里。那是一个直径只有二十厘米的小碗，却在母亲的眼前形成了高耸的山峰。在那个餐桌上，母亲看到了大地上的主要的事物：植物和花朵、山峰。接下来，母亲就看见了人，看见了我父亲。父亲坐在她的对面，一桌之隔，正在吃饭。父亲的蓝色中山装，首先从浓雾中析出。她看见了父亲的上半身。别在父亲右胸的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属毛泽东头像，则在晨光中耀眼地闪了一下。这时，父亲的头和脚还隐在雾霭里，但这时，母亲眼前的雾已经越来越淡了。阳光从雾的缝隙照了进来。母亲眼前的浓雾已被光线撕开了裂口。母亲的目光像一把锈迹斑驳、卷了刃的旧铧犁。她前进的速度很慢，但终于，父亲的头部出现了，她看见了我的父亲。然后，她把目光折回，又看见了手里抱着的孩子。母亲的目光把身前、身后、身左、身右，两米内的空间打开了之后，开始向更远处开垦。她越过父亲的右肩，将目光推向父亲遮挡了一半的玻璃窗。窗外是满州国国务院的遗留建筑，十分巍峨。她又试着打开了天空，而天空在那里，流云舒卷。鸟或者是家鸽从那里飞过。至此，世界的一切视觉上的景象，都呈现在了母亲的眼前，世界的果壳在母亲的眼前又一次重新出现了。世界像是一只眼睛，它也许突然就在母亲的眼前闭上了，现在，它又懒洋洋地睁开了。母亲看到的世界，实际上就是这一只眼睛里的山水。
原本数秒之间发生的变化，作者却花费了将近两页纸的篇幅。她提示我们放慢脚步，将注意力集中到母亲再次重见光明这一奇迹之上。这既是对读者阅读节奏的调整，也是作者强调表达意图的重要举措。
母亲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花”，尽管它们呈现的方式变成了抽象的图案，已经被时光彻底简化为符号，但它们的本质仍然是“花”，之后才是米饭、父亲、孩子们。
“山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少有以下几重含义：风景、山水画、禅语。宋代禅师青原行思曾提出禅修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文中此处“山水”并无确指，但亦是人世间的“山水”，似是而非的化用，不着痕迹，却暗合着母亲心中因为失明、复明的变故可能浮泛的波澜，是高妙的笔触。
母亲在生前曾详细描述过她第三次重新看见世界的次序：花朵，器皿上的花朵；山峰，米粒垒成的山峰；人，我的父亲；孩子，自己的孩子；房子，一个设想中的国家的建筑；天空，玻璃窗切割的一块天空，以及这块天空里的过客，鸟和云。第三次看见世界的形态也有些异样：首先它是变形的，比如我母亲说那盘子上的兰花，像是漂浮在水上，又像被风吹得在颤动；说那碗米饭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出现在眼前；说我父亲的出现就更奇怪，他的上半身看上去很大，尤其那张别在胸前的主席像章，不仅大而且会闪光，而我父亲的头出现时，则只有原来的二分之一大。
母亲的讲述十分传神，这样的经验极为特殊。主席像章与父亲身材比例的变化，亦别有深意，引人遐想，或许，在重见光明之后，母亲终于也为父亲信仰之坚定所折服？
母亲在省城只住了七天医院。当医生听了母亲关于那个早餐的讲述后，就决定让母亲出院了。他们回来了。回到了她熟悉的生活里。
从二十一天到七天，尽管事情发生在“我”记事之前，失明的时间却十分具体、明确，这当然是受赐于母亲的记忆、母亲的讲述。
母亲远远地就看见了自己的一棵大柳树下的房子，看见了那个自己家的枯黄的干草堆。阳光下的干草处境危险。那是一堆陈年的稻草，每根草都是空心的，里面储满助燃的空气。母亲在与干草存在一定距离的时候突然感到，那直射下来的阳光，打算先把干草烤干，然后在一个时刻，唰地一下把它点燃，而忽然的阵雨，使太阳的烘干工作受到打扰，以至那个恶作剧的点燃动作，总是处在时机不成熟的阶段。太阳每天按时到来，同地上的湿气以及斜插进来的雨水，比着耐心。
母亲准确地找到了房门，她的恢复了的视力，在拉开房门这一动作上没有出现一丁点的误差，门上涂着蓝色油漆，而铁制的门拉手闪着白光。
母亲准确地抬起了脚，她没有在门槛这里拌上一跤。她跨过去了。
火炕的苇席上有一层灰，这是她离家七天里落下的，孩子还不知打扫。母亲将怀里早已熟睡的孩子（不是我，那时我还没出生，据说是我的二姐）放下，发觉火炕十分凉，就在她直起身，准备在灶下生起火，她看见敞开的北窗里，高大美丽的细粉莲，在夕阳下开得轰轰烈烈。那灿烂的粉色，连成一片的粉色，差点又让她再次失明。
灿烂的细粉莲再度出现，它们呼应着本节的标题与开头。至此，细粉莲在母亲刺绣中的特殊意义终于完整地呈现出来。它们是母亲组建家庭，作为妻子、母亲，承担相应社会身份所必须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它是母亲走上了周遭人们所认可的、具有明确功用性的道路的象征。
三、白布上的莲花
母亲幔帐的末端，也就是最后一米的平面上，是大片的莲花。它们是粉色的、白色的，展开的、闭拢的。在花朵的下面，母亲绣了几条水波纹；在花朵的上面，一朵花蕾的尖上，又绣了一只酣睡着的蓝蜻蜓。这只休息状态的蓝蜻蜓让我迷惑，以我的经验，蓝蜻蜓是不降落的。它们是在水塘上飞翔。在幼年，我抓到过无数的黄蜻蜓、红蜻蜓，我能以八十厘米的身高，和没有发育成灵敏的小胖手抓到它们这些有翅膀的东西，是因为它们就停落在我家的栅栏上、小葱的尖上、晒衣绳上，甚至是我竖起在空中的一根手指上。它们相信一切有尖的物体都可成为座椅。水田里的草尖是何其多，它们却要飞到农舍区来，飞到木栅栏上来，飞到幼童胖而险恶的手指上来。它们是不是生就喜欢烟火的气味？在这里，却从来看不见蓝蜻蜓的影子。它们止步于远离于尘烟的水泽之上，它们不到人间来。我也到水塘或大片的沼泽的边上玩，在那里，我能看见蓝蜻蜓接近于黑色的幽蓝翅膀平铺着飞过来。面对这巨大的有震慑力量的美丽生物，我从未想到要对它竖起一根引诱的手指。我是明智的，从它们飞行的姿态上，我看出它们根本就不是在寻找座椅，它们专注于飞翔本身，没有在哪个草尖上落下来的打算。整个童年，我没有抓到一只这样的蓝蜻蜓，因为它们从未在我的眼前落下来。它们总是在飞翔。紧贴着水面，或掠过一片蒲草的尖顶。我深信，这是一种不相信一切的动物，对所有可以停靠的尖顶，持谨慎警惕的态度。它们看到了危险，甚至看到了结果。它们是一个受到几世追捕的家族，所有的子孙一生下来，就踏上了逃亡之路。它们不敢停歇。
水波纹、蓝蜻蜓，莲花的特征与众不同。而酣睡的蓝蜻蜓让“我”感到困惑。在年幼的孩子眼里，蓝蜻蜓是从不降落的，它们拥有幽蓝色的巨大翅膀，飞翔的区域也是人迹罕至。母亲的蓝蜻蜓因此形态可疑。
而在母亲的幔帐上，在母亲的荷花池里，母亲却让它们停歇了下来。它们怎么就相信了母亲？相信了母亲的荷花绝对安全？母亲与蓝蜻蜓是怎么交谈的？
在母亲的幔帐上，荷花的出现很突兀。北方不产莲花，它不可能开在人家的房前屋后，它不在母亲的日常生活里。那么莲花是怎么进入母亲的内心，并占有重要位置？我找到的答案是母亲少年时代信仰佛教。母亲心里的莲花来自菩萨的莲花座，那是母亲刺绣的蓝图。莲花开在母亲的精神之野。莲花出现在世俗的细粉莲的后面，中间没有任何过渡的花，这样的衔接生硬，突然，但母亲不予理会。什么样的技术手段，能使精神与物质的对接不出现缝隙？
除此以外，莲花的出现是“我”的另一个疑问。世俗的细粉莲、不沾尘的莲花，“我”将它们的并置解释为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对接。如此看来，“我”的推断尽管看似武断，但却是合理的。蓝蜻蜓的停落也由此得到解释：它们不会停留在草尖上，却可能停留在象征精神追求的纯洁的莲花上，它们存在于母亲的灵魂之中。
莲花不在母亲的日常生活里，母亲的晚年，在我们都没注意的情况下，独自走进了一个开着莲花的精神世界。莲花是母亲的精神世界里的花朵，她要靠近它，却困于世俗的肉身而无法迈动脚步。母亲于是派出了神灵般的蓝蜻蜓，它从母亲的灵魂里起飞，去寻找那世外的荷花池。那在我幼年看到的不肯降落的蓝蜻蜓，从我的身边飞过的蓝蜻蜓，就是母亲的蓝蜻蜓。它正飞翔在寻找莲花的途中，它没有完成母亲的使命，又怎么能落到一枚草尖上？
在母亲的幔帐上，在细粉莲与莲花的连接点上，我画上去的蓝色粉笔印记若隐若现。同母亲的绣线相比，它很表层，一阵风就可以将它们吹得无影无踪，但它又是信心十足的，像隐在蒿草中的低矮但坚硬的由石头构成的国界的界碑。界碑是阻挡脚步、车轮，还有马蹄的。母亲幔帐上的由我画上去的界碑，竟然有力量阻挡了我的强大的父亲的脚步。细粉莲花到这里戛然而止，它完成了使命，我们都长大了，被交到医院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的手上。我父亲的生命走到这里也突然停了下来，他被这一道蓝色线段坚决地阻挡了。他竟然失去了跨越一条粉笔线段的力气，我的父亲死了。
只有母亲走了过去，走进了莲花开放的世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也都在这条蓝色线段前止步了，它还找不到进入我们的灵魂的途径。我们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四散而去。我们突然发现了许多条岔路，有了从母亲身后逃走的打算。接着，我的哥哥姐姐率先这样做了。他们各自选了一条看似鸟语花香的方向，绝尘而去，许久不见回来。我们剩下的几个，从哥哥姐姐的成功实践里悟出：世上的道路有千万条。我离开母亲的日子在一天天地逼近了！
精神世界的复杂转变在作者笔下外化成为现实的动态举动。“走过去”“进入”“止步”，它们将难以用语言描绘的人心形象化，我们于是“看见”这些变化活灵活现地发生了：母亲沉浸入对佛的信仰，在父亲过世、兄弟姐妹们四散之后，母亲与世俗生活的关系渐渐淡漠了。
我偶尔会从我所选择的背离母亲的道路上折返回来，看望孤独的母亲。依她的要求，我给她带回来了一串佛珠。至于她托我打听庙宇的下落，我则没有找到。我住的那个城市，满眼都是酒店，歌舞厅，洗脚和洗澡的招牌，庙宇的飞檐，我可是没看见有。我告诉母亲，庙宇已经离开了人间，至于那庙里的神仙亦不知去向。神仙们可能是集体搬家了。
“庙宇”的消失，既暗示着城市里人们信仰的缺失，又含蓄地指明了事情发生的大致时间段。
木质房门已经摇摇欲坠，拉开它我不敢太用力。已转动了几十年的铁合页，会不会在这一次的转动中突然折断，从而死在我的手上？窗子在我的眼里突然低矮了。当初我怎么也爬不上去的窗台，我估计现在不用抬脚就可以坐在上面了。穿过堂屋，进西面母亲的房间。见她端坐炕上，腿盘得像莲花座上的菩萨。膝前是一盘红艳艳的大李子。果子来自房后父亲亲手栽种的果树。母亲的手里拿着一个吃了一半的李子。我突然看见那个被母亲吃了一半的李子的果肉上，有一只白胖的肉虫正在挣扎。从它肉体的扭动，我看出它极为愤怒，但更多的是恐惧。它惊异于自己浑圆的家，房盖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光线一下子把它照得通体透明。我猜它躲阳光就像人躲雨一样是本能。人怕被雨水淋湿，而深居一个水果中的小虫怕被光线照耀。我看见那小虫子的房盖在母亲的嘴里，正在被认真地咀嚼。就在母亲低头准备再咬一口，准备连同愤怒的虫子一块吃掉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母亲的面前。我抢过来那半个李子，一扬手，把它从北窗扔了出去。扔到了我家那绿莹莹的菜地里。那条被我搭救的虫子，将无可奈何地爬上一片绿色的白菜叶，开始刺目的光线下的新生活。它的身体一定会改变颜色，食物结构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果肉的甘甜存放在记忆里，接受吃苦菜汁液的现实。我不知道它能否适应这命运的突变，总之我给了它一条生路。我不知道这种善举会给它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痛苦。
再次回家，家中的陈设都变得小而且脆弱，可谓入木三分。这足以说明，“我”离开家的时间长度，以及“我”的成长和变化（毋庸赘言，童年的家从未变过，只是可能更加破败了）。
回过头来，我凝视母亲的双眼。她大睁着一双眼睛说，学校放假了吗？母亲眼睛的表层没有白色的云翳，但我仍得出了结论：我的母亲又失明了！第三次失明了！
母亲第三次失明。与前两次失明又有所不同，叙事的重点放在了“失明被发现”的过程上。事情的发生是戏剧性的，因为“我”的直接参与，它们彻底摆脱了“故事”的形态，看起来更加真实、可信。
我一惊一乍地说出了我的发现和经过初步证实的结论，却不料，我的母亲用十分平静的语气否认了在我看来的事实。于是我又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母亲不知道自己失明了！
我坚持我的判断，母亲则不与我争论，而是打算用实际行动来有力地证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而她是正确的。
请注意我母亲的一系列动作。
母亲伸开盘了不知多久的腿，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黑布鞋，用那种半拍都不少的连贯动作，将双脚插入地上的布鞋里，踏上了向我证明的漫长征途。
接下来是母亲试图证明自己并未失明而做的一系列动作，与此相应，分段是急促的，几乎每个动作都自成一段。母亲对庭院的熟悉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她居然能够在失明的状况下摘菜、生火、做饭，描述窗外花朵的颜色与品种，以至于“我”在某个时刻忽然怀疑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她准确地找到了房门并推开了它，接着轻盈地迈过了门槛，至此，她在证明的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
从起居室穿过堂屋抵达户门的道路上，母亲也没有出现任何差错。趴在堂屋地中央的一只老花猫，并未被母亲一脚踏上或踢翻。她从它那没有任何现实理想的懒散的身体的边上，成功地绕了过去，连伸出的长尾巴都没有被踩上，因此那被我期待的猫的大叫就没有发出来。
母亲打开了房门，随着吱呀的一声响，她已经站到了院子里，她甚至还抬起手为双眼遮挡了一下刺目的阳光。她是不是还残存着一丝光感？
我站在母亲房间的红砖地上，透过玻璃窗向院子里的母亲看：她拉开菜园的木门，走进去时没有踩到菜苗上。她开始抽蒜薹，抽了能有二十几根，她的手抓不住了。出来时又顺手拔下了几棵菠菜。这样她的两个手就都满了。在回来的路上，她突然转了弯，也就是往房门东侧走了过去，她腾出一只手，伸进了一个草编的鸡笼，当她把手抽出来的时候，两个红皮鸡蛋就握在母亲的手里了。
母亲进了厨房，接着我听到了擦火柴的声音。我过去帮忙。我的工作就是往灶膛里续加柴草。母亲则开始做菜。我注意看她的动作，在油、酱油、醋的使用上没有出错；在盐、糖、味素的使用上没有颠倒。她甚至还给菜用淀粉勾了一下芡。至此，对于母亲是否失明，我也有了一丝不确定。
端上桌来，母亲竟然给我做了四样菜：鸡蛋炒蒜薹、切开的咸鸭蛋、辣白菜，然后就是菠菜豆腐汤了。我疑心母亲真的还有视觉。当我拿起筷子准备吃饭时，我看见那碗白色的米饭的颗粒间镶嵌着几颗未脱皮的稻粒，它们的数量不少，至少有五六个。我看见母亲的碗里也有，她第一口就吃进去了至少两个带皮的米粒。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煮饭之前对带皮米粒的检查是非常严格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她看不见。当我拿起汤勺准备要喝那汤时，我看见，在那个漂着碧绿菜叶和白玉般的豆腐的汤的上面，在一朵一朵的油花的空隙里，直挺挺地漂浮着至少三条菜青虫。它们已经死了，不然我怎么就那么容易地看见了它们腹部的类似于脚的突起？我阻止母亲喝汤，劝她吃鸡蛋和蒜薹。我说这碗汤很好。母亲说那你就全喝了吧。
北窗开着，窗外是一片花园。那里种着北方的草本花卉：凤仙花、虞美人、八月菊……它们都在开放。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向我描述那些花朵的颜色。她说，八月菊有三种颜色：粉色、白色、紫色，而凤仙花也有三种颜色：红色、紫色、粉色。我向窗外看了一眼，八月菊都是粉色的，凤仙花则全是红色。
至此，母亲向我做的所有证明自己能看见的努力都在我这里失败了，应该说明的是，在某一个环节她做得很成功，但在关键时刻，她功亏一篑。我从母亲的证明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母亲又一次失明了，而且自己不知道。
母亲的坚强与倔强令人啧啧称奇。
在母亲坚信自己能看见的情况下，带她去医院，她是肯定会拒绝的。我于是对母亲说，学校正放暑假，我们去省城哥哥家住两天吧。
母亲同意了。
我把母亲领进了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大门。我试图扮演我父亲，并期望能取得父亲当年的辉煌成绩。
这次白求恩医大的医生没有给母亲往眼睛里扎针，没有立刻往里派驻维和部队，而是通过一个构造复杂的镜子往母亲的眼睛里看。我猜测这就跟军事望远镜的作用一样。他们是先观察，然后再说。他们把观察的结果告诉了我。用的是医学术语。我听懂了，现翻译如下：你母亲眼睛里已经全乱了套了，而且无法清理整顿。负责呈现图像的那一层组织，已经分崩离析。一大部分已经被判了初衷，同别的组织混到了一块，从而再无组织起来的可能。总之，局面已经无法控制，更无法收拾。只能任它混乱下去。要说办法还有一个，那就是换一个新的眼球。我一听，上哪找那现成的颗粒状的眼球呢？医生也说没地方找。其实眼球是最多的，可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谁也没有多余的。移动过来一个，世界就会出现一个空洞。
医生诊断的诸多医学术语，被作者翻译成了一场“组织”的混战。这样做无疑更为清晰、简明，而且规避开无情的、冷冰冰的科学表述，将“我”的遗憾与绝望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最后，医生给母亲开了几瓶安慰性质的药水，我们就离开了曾在三十年前给予过母亲光明的白求恩医院。
我开始总结母亲这两次去医院的不同。医院是同一所医院，母亲的病症也没什么变化，所不同的，是两次陪母亲去医治的人不同。第一次是父亲，第二次是我。父亲是强有力的，从肉体到精神；我是虚弱的，也从肉体到精神。父亲成功了，我失败了。我缺乏父亲的那种渗入肌肉，甚至血液，骨头里的精神力量。我的无力的手不可能实现把母亲从黑暗拉入光明的理想。我意识到，父亲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母亲能在三十年前重见光明的关键。医院只起到了一个辅助作用。
“我”的总结看似荒谬，但却又无比真实。“我”本以为能够复制数十年前父亲在白求恩医院成功医治母亲眼疾的经验，母亲的第三次失明，无非是之前两次失明的延续，然而医生的解释给了“我”致命的一击。“我”与父亲那一代人相比，是虚弱的，从肉体到精神。而“我”的失败，使父亲的离去再次变得无比清晰，于无声处听惊雷，“我”的心痛与绝望。
父亲去世了，父亲不存在了，剩下了我和又一次失明的母亲。我感到全身突然就虚弱无力了，脚步越来越沉重。
离开医院的路上，母亲走在我的身边。她说路边的树是小叶杨树。我扭头一看，那真是一行树龄至少四十年的小叶杨树。母亲又开始向我描述那树的叶子的形状。
我的眼睛开始模糊，我看不见了被母亲描述得十分准确的杨树，我只看见父亲带着年轻的母亲，母亲手里抱着熟睡的我的二姐，走在我正走得离开医院的同一条道路上。母亲用刚刚恢复了光明的眼睛，侧目看路旁也许是刚刚栽种的小叶山杨树。她记住了那些绿色的、生机勃勃的树叶的形状。
逢母亲去世十年，以此文纪念
总评
《花朵的布局》与作者其他的小说一样，再次证明了个人经验对于作家写作的重要性。
历史上有许多作家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他们的故土，他们不愿意离开熟悉的人与环境，比如致力于神秘的故事书写的霍桑，比如晚年的托尔斯泰，比如福克纳。但现代以来，作家的远游似乎正在成为无法逃脱、难以回避的现实，这既是源自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日益成为人们必须离开的“故土”，从世界范围来看，亦是全球化过程中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与日常化的后果。马尔克斯自青年时代选择远游，此后几乎没有长期回到故乡的经验。作者本人非常偏爱的同样出身东北的女作家“萧红”，则一生颠沛流离，年纪轻轻就客死他乡。按照作者的话说，女人是没有故乡的，而故乡也不会为女人留一席之地。
但尽管如此，尽管作者反复强调，她的脚是野的，她不喜欢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不喜欢平静，喜欢变动，甚至从不想家；然而从《算术题》《庭院》等一系列散文又确实都在讲述她童年故乡发生的故事。
如果我们把作者念念不忘的“母亲的庭院”视为一个隐秘的中心，那么，离开或远游或许可以看成是不断的回归。正如她在本文中所说，母亲的讲述在数十年前年幼的孩子看来，远远不及手边正在进行的游戏重要。直到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意识到母亲的言语包含着的意义，却永远地失去了聆听的机会。离开母亲，离开故乡，使“我”获得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而过去的现实经验，也突然间呈现出另一种面目，或许曾经身处其中的“我”并不了解它们可能具有的价值，但它们好似宝藏一般，可能会在某一天被发掘，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让拥有它的人大吃一惊。
母亲的故事，亦是这些宝藏中闪闪发光的重要部分。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母亲少年时期刺绣的一幅帐幔，并通过划分帐幔上花朵的布局，将母亲的一生娓娓道来。事情往往如此，我们常常忽略身边最亲近的人，因此作者对于母亲的叙述是充满残缺的。我们无法知晓被迫中断学业的母亲是否为此抱憾终身，也不会了解母亲在漫长的独居生活中，如何度过每一个漫漫长夜。白布上的芍药花、白布上的细粉莲、白布上的莲花，作为文章的小标题，也是母亲刺绣的不同主题，它们将母亲的人生划分为三个部分，婚前、婚后与独居的晚年。芍药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它们终将在夏天谢幕，而且未能留下任何果实，但却生动、美丽、动人心魄。细粉莲无与伦比的功能性，与徐徐绽放的从容、淡定，象征着母亲作为“母亲”，不断生育，并养育我们的二十余年尽职尽责的世俗生活。而莲花，是潜藏在母亲生命中的终极信仰。像是命运循环往复的形式表征，母亲在每个阶段都曾经失明。庙宇、白求恩医院（或者说外婆、父亲）分别拯救了她的眼睛，但临至暮年，当“我”发现母亲再一次失明，并试图按照父亲当年的方式，将母亲带往医院，却已全无解救的可能。这既是生命的自然衰老，恐怕亦反映着“我”所生活的时代，不再有任何坚定的信仰。
穆旦曾在一首诗中写下这样力透纸背的句子：“一个平凡的人，充满了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同时也像每一个平凡的人一样，有着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包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叙述能够提供一幅图景，但却永远无法将现实穷尽。本文尤为感人的，正是作者表面看来客观、冷静的陈述，其实饱含着难以言表的深情；像是小心翼翼地掬着满捧的记忆之水，终于满溢出来。怀念的最高境界，或许就是这样悄无声息，不露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