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桥基》（载《黄河》1985年第4期），是李克仁的新作，比起他的另一个中篇《柿叶红于二月花》，我以为在选材角度和立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柿叶红于二月花》以写农村改革为主，在一个三角恋爱的大框架中，两个姑娘各从自己的价值观念出发，对专业户吉艮的人生道路做出评判。这样的构思并不新鲜，作者的笔也多在一些表层生活现象上兜圈子。《桥基》里虽然也有吉艮式的三角形的投影，但它的总体构思不同了，作者没有局限在表层生活现象上，而是把笔深入到人们的精神领域里，对新、老两代人的文化素质、文化积淀进行剖析。读《桥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人们如何生活，如何痛苦、烦恼或欢乐，还看到了在滚滚向前的生活洪流面前，两种不同文化的巨大差距。一种是现代文明，它要在黄河上环境最恶劣的葫芦口修桥；一种是长期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们的愚昧，它不是把修桥当作一件好事，而是当作招祸之源。两种文化、两种处世哲学发生了碰撞，老一辈人的喜怒哀乐，年轻人的婚姻、爱情，都跟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小说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生动地展现了两种文化的碰撞过程和文明必将战胜愚昧的客观规律。
作者所着力刻画的石留根，是人类愚昧的象征。他顽固地相信“天意”的存在，他愚蠢地把自己的生命、把整个家庭交给“天意”去主宰，他极力反对在这一带修新桥。然而，他又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守在铁索桥头，等着背人过桥，是为了人们的安全。他不让儿子、女儿参加修桥，是怕受到报应。一颗好心和那种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形成了反差，越是好心地介入他人生活，越显出他的可笑来。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这个人类愚昧的象征，曾经是文明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小说写了两次修桥过程。第一次，是阎锡山派来桥工队修软桥（铁素桥）。那时，村上人们怕遭报应，概不参加，只有他一个人参加。在修桥过程中碰到蛇群，又是他勇敢地把那一条条蛇“挑入黄河里”。为什么在人类向文明的挺进中，那个原来文明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到八十年代却一下子站到了反面呢？这正是作者所要回答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自然之力所造成的偶然事件。在人类的蒙昧时代，人们对自然之力无法理解，常常归诸“天意”，归诸“神力”。正是在那个时代，神话产生了，迷信也产生了。这几千几万年的历史，现在凝聚在石留根身上。一两次的偶然事件，把他原来的世界观彻底轰毁，而真诚地皈依了“天意”。可见，环境的闭塞，科学知识的贫乏，是造成人类愚昧的肥沃土壤。作者笔下的这个人物，有巨大的历史真实性。
就石留根这个形象来说，作者写了他性格上由外到里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修桥与“干背人过桥的买卖”的矛盾。“干背人过桥的买卖”他已做了许多年，那里有他的辛骏，也是他唯一的挣钱之道。现在要修硬桥了，对他自然是个冲击，他情绪上接受不了。这个矛盾，就他性格而言，也仅仅引起情绪上的不快。由于写到“背人过桥”，则有便于作者对往事的回叙。接着，在对儿子石桥的婚事上发生了冲突。按他的意见，是和义女春草成亲，儿子却选择了红杏。他之所以坚持跟春草成亲，是他觉得“顺乎天意”。这就进入到心理上的层次，并为展开修桥与“天意”的矛盾做了引线。修桥与“天意”的矛盾，是这个人物性格的第三个层次，即哲理上的层次。这个层次，如前所述，有个由不相信到相信，再到坚信的曲折过程，它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哲理，指导着人生，深入到哲理的层次，便写出了人物性格的最高境界，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这里。
所以，这篇小说是写文明和愚昧的冲突的，它的结果，当然是文明战胜愚昧。对这个结果，作者主要写了春草、红杏两人被黄河冲走，又意外活着回来的情节，以此说明“天意”之不可相信。春草和红杏被冲走后，石留根感到“伤心”，又以为“葫芦口修桥，惹下天老爷，该死不得活”。偏偏两个姑娘活着回来了，他先是一惊，“呜呜地哭”，听了春草的叙述后，终于对“天意”发生了怀疑，觉得“有些老话，不一定就说得全在理”。
从创作思想上说，作者似乎想着重写好石留根这个典型。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石留根的形象基本上可以站得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几个青年人的形象却显得单薄，与之不大相称。另外，作者似乎在有意淡化对修桥工程的场面描绘，这样，就既不能很好地衬托几个青年人的活动，又不便于展示修桥工程在石留根心灵上引起的冲击波，更重要的是，使小说最后一个情节——即石桥被灌注进桥基之中的情节——与整个情节缺少紧密的联系。从小说开头的作者题词来看，这个情节是他写这篇小说的原动力，又是小说描写的重点，由于大部分篇幅用于描写石留根，就使这个情节成了游离成分。
1985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