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不祥
眼前一叠《海光文艺》，从一九六六年一月号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号，这十三册就是它的全部。
为什么是十三册而不是更多呢？那就只怪它生不逢辰了。
它诞生于上一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正好是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年。它是一月诞生的，诞生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办《海光文艺》，一个目的是要它能销台湾，因此它的面貌只能以中间偏右出现，尽管事实上它是左派办的刊物。中间偏右，那不是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么？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这就是“文艺黑线”了。北京在反“文艺黑线”，香港的左派却在推行“文艺黑线”，这怎么行？只怪我们不识时务，不善观风向，居然唱反调。但刊物是出了，如何是好？只好硬着头皮又拖了大半年，拖到第二年春天，出了第二个一月号，实在拖不下去，就只好停下来了。这样，全部《海光文艺》就只得十三册。
真是十三不祥！
台湾作家
我们的行销目的地之一是台湾，但我们连一个对台湾起码的认识也没有。我们居然不知道，凡是要到台湾行销的报刊，都得挂上“中华民国”的招牌，而《海光文艺》却只是以公元纪年的。它的创刊号是“一九六六年一月”，而不是“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一月”。
既然目的地之一是台湾，刊物应该有台湾作者的作品。我们有的，如萧铜的小说。萧铜在台湾以小说成名，但这时他已从台湾来到香港六七年了，他是一九六〇年左右到香港来的。我们也还有女作家侯榕生的小说和散文，但她这时己从台湾到了美国，是旅美作家。她的文章是萧铜拉来的。侯榕生后来曾回大陆，探亲访友，早些年已病死在美国。萧铜还用祥子的笔名，在《海光文艺》上介绍过《郭良蕙与侯榕生》。
我们也收到过台湾的来稿，是一位姓周的作者寄来的，好像是周伯乃，似乎是仅有的一位当时在台湾的作者。
关于姚克
被误认为依附于台湾的作家名气最大的有姚克。他因和鲁迅有交往而有大名，后来却有了骂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名气更大，被骂得更厉害，以致他不能安居于香港而避到美国去了。使他被骂得厉害的，是电影《清宫秘史》。
这是香港拍的一部电影，导演是朱石麟，编剧是姚克，被认为是宣传卖国主义。其实不过是毛泽东用这部电影来打刘少奇而已，刘少奇赞过它宣传爱国主义。
《清宫秘史》挨骂以前，《海光文艺》请姚克写过文章，前后发表了《有关电影剧本的三封信》、《关于希治阁及其他》和《法国的新兴戏剧》。
姚克对来自北京的骂声一言不发，但他也不再发表什么文章，他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香港，去了美国，甚至避免和外界来往，就像是隐居在美国一样。文化大革命以后，大陆上对他有新的看法，准备对他有所表示，但却不知他的下落，没有可以和他联系的途径。一九八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有一封信给他，托我转致，我因查不到他的住址，就把这信压下。后来我被羁留北京十年，那信也就一直被压而未发，直到姚克在前些年去世。
这封信是向姚克表示了歉意的，为他们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注文向他道歉。
注文见于一九五八年版的《鲁迅全集》，如下：“姚克，一名莘农，曾与林语堂合编英文刊物《天下》月刊。后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一九四九年全国大陆解放时逃往海外。”
《鲁迅全集》初版于抗战前夕，这以后就兵荒马乱，直到一九五八年北京才第一次为鲁迅隆重出全集，那时正是反右以后，观点当然左得可以，因此对姚克才有这条注文。文化大革命一来，加上《清宫秘史》的“卖国主义”，罪名就更大了。文革后，平反许多冤假错案，姚克和《清宫秘史》这一案也就入了平反之列，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编、重注、重出《鲁迅全集》，这就是一九八一年的版本，对于姚克，有了新注文，如下：
姚克，原名志伊，字莘农，浙江余杭人。翻译家、剧作家。曾任英文《天下》月刊编辑，明星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因协助斯诺翻译鲁迅作品而结识鲁迅。作有剧本《西施》、《楚霸王》、《清宫秘史》等。文字客观，没有恶评，算是替姚克平了反。
那封姚克没有见过的信，如下：
姚克先生：
您好！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出版《鲁迅全集》时，由于关山阻隔，有关您的那条注（见全集第十卷三三八页），仅凭传闻，未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内容失实，使先生蒙不白之冤，感到很抱歉。这次我们重新编注全集时，已发现这一错误，当予改正，今后改稿将寄奉听取您的意见。
先生与鲁迅有较深的交往，并在传播鲁迅的作品方面做过相当有益的工作，我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并且希望看到你的有关这方面的回忆文字。这样的文字国内由我们发表，也可以起到为先生挽回影响、替我们改正错误的作用。
鲁迅给先生的书信，我们见到的共三十三封，已悉数编入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不知先生手头还保存有鲁迅的书信和遗墨否，可否提供给我们？
今后盼多联系，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此上，即请
文安！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八日
曹聚仁感旧
《海光文艺》从第二期到第五期，连载了丁秀的《文坛感旧录》。丁秀是谁？曹聚仁是也。只有他，才对文坛有那么多旧可感可录。
曹聚仁原打算把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交给《海光文艺》在《新晚报》中断后发表，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并没有实现。在这以前，《知堂回想录》已在《新晚报》上连载刊出了一个多月，忽然北京有令，要将它腰斩，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山雨欲来，后来我们筹办比《新晚报》调子更低的《海光文艺》，这样就在《海光文艺》上打主意，打算把已在《新晚报》上抛头露面了的《知堂回想录》转移到《海光文艺》上去。好在没有转移成功，否则它又将受到另一次腰斩了，《海光》自己也只是活了十三个月，《知堂回想录》就算连载了也还是活不长，不免要和《海光》同归于尽的。
曹聚仁的文坛感旧也只写了四期，他首先从（诗人）徐玉诺谈起，然后是“湖畔诗人”汪静之，更后是李石岑的“情书”，是“黎烈文在台北”，再就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曹礼吾”了。最后则是“夏丐尊师”。
曹礼吾被曹聚仁推为鲁迅文章的第一解人。他的唯一著作就是《鲁迅旧体诗臆说》，是他逝世十五年以后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但见到它的人很少。他逝世于一九六五年。他本有意笺注杜诗，但最后却只以笺注鲁迅诗传世。曹聚仁说，他是听了曹礼吾的讲解才真正懂得鲁迅《野草》中《好的故事》的。有一天曹聚仁请鲁迅吃饭，座中有曹礼吾，曹聚仁大赞曹礼吾对《好的故事》有独到之见，据说鲁迅听了连连点头赞许。
曹礼吾写诗学龚定庵，他的《赣居杂诗》，如“离边络绎纺车收，促织瞿兮韵转悠，欲织清欢秋不许，秋来织得是清愁。”“当檐樟树种何年，叶郁枝蟠拂一天，虫鸟作家苔作客，尽教寄寓不论钱。”“庭阶有鸟不知名，孤寂难禁每近人，何必当前通鸟语，此心能会即能亲。”“春来曾种美人蕉，一雨经秋韵转饶，开得红芭仍自谢，应知花发亦无聊。”但他并没有诗集传世，诗篇想已散失了。
散文家黄蒙田
《海光文艺》是没有刊出编者的名字的，黄蒙田是主编，我只是协助他做些改稿的工作。
黄蒙田原名黄茅，字草予，他原是画家，后来成了作家。他毕业于广州市美专，抗战初期，他是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漫画宣传队的成员，他显然是画漫画的，后来不画了，却成了美术评论家。但他不认为自己是美术评论家，而应该是散文家，他写的有关美术的文字都是散文，不过许多谈到画家、画展、画集而已。
黄蒙田一生出了三十六本书。几乎有一半是和美术无关的文字，如《清明小简》、《落乡班子》、《职业与爱情》、《北行记》、《在人生舞台上》、《花间寄语》、《花灯集》、《晨曲》、《春暖花开》、《抒情小品》、《竹林深处人家》、《裕园小品》、《风土小品》、《湖畔集》、《山水人物集》、《湖光山色之间》、《黄蒙田散文集——回忆篇》……只看书名，就知道这些都是小品、散文的集子。
黄蒙田这名字使人记起法国的大散文家蒙田来，他取名蒙田，恐怕和这位法国散文家多少有些关系的吧。
黄蒙田的著作最后一本是《黄蒙田序跋集》，除了一篇为罗隼的《香港文化脚印》集作的序外，其余近五十篇都是为画展、画集作的序跋。《黄蒙田散文——回忆篇》写的也多是画家，二十八人中，除了作家叶灵凤、蒋牧良、侣伦、叶苗秀，诗人韩北屏、夏果、欧外鸥外，其余二十二人完全是画家，而有十篇是写木刻家新波的。
相当长时期，他还是全国美协在香港的常务理事。这是所有全国性文艺团体唯一有常务理事长住香港的。
但是他夫子自道，在《读书文钞》这本书的后记中说：“我不是写美术评论，虽然这些文章也不可避免地有所评论。我从来认为自己所写的是散文或小品，如同别人的散文或小品写人物、生活或风景一样，我不过是以人物中的画家和他们表达内心世界的作品为题材而已。我不会、或极力避免理论式的评论，只是用散文、小品的形式或笔调叙述我的想法而已。”
由于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人们还是把他看成是美术评论家。他的晚年，在《海光文艺》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他主持了《美术家》杂志，这是打正招牌的美术杂志。在《海光文艺》以前，他还主编过《新中华画报》，也可以算是和美术有关的吧。
有人说，黄蒙田的文字有些西化，像翻译过来的文章。但他那些“回忆篇”中怀人的文字却是写得感人的，不是一般的怀人忆旧。如他写的《想起李可染》，提到李可染抗战期间旅行时一定要带两样书，一是《鲁迅全集》，一是珂勒惠支画集。他又记得抗战时期李可染在桂林画宣传大布画，比后来画的丈二疋宣纸大两倍以上。一个人爬上爬下地画。这些都写得生动传神。又如写李可染七十岁时为了上井冈山作画，切除了因病变不良于行的三只脚趾的事，更令人感动。只是举这一例，就可以知道他那些“回忆篇”不是枯燥乏味的文章，实在是内容充实、言之有物的精彩作品。这就无怪他自已所写的回忆文章不是没有什么特色的美术评论了。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