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不是吹出来的
《腾讯·大家》曾刊登野岛刚先生的《日本人的美德不是吹出来的》的文章，又引出了日本人论中的一个有趣的话题：美德不是吹出来的，那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令人想起村上春树小说《奇鸟形状录》里的一段描写。加纳克里特，这位妓女从来不羞于自己的职业，男人们也把她当作一般的概念来接受——一位妓女而已。不过，当她感到某个嫖客正关注着她，并企图试探她的灵魂时，害羞的感觉便油然而生，让她再也没有勇气面对这名嫖客。这也就是说，当有外在的不熟悉的目光转向自己的时候，日本人就会有种不自觉的约束力，将原本属于耻的行为收敛于恰到好处之间。而一旦将耻收敛于恰到好处之间，表露于外界的行为，或在外人看上去就是所谓的美德了。
如果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与其说是美德之举，还不如说是一种来自外在的无可奈何之举。何为来自外在的无可奈何之举？也就是说，日本人所喜欢的“世间”这个词生出的世间之眼，时刻紧盯着你，电车里打电话，排队插队，都会有周围人的眼光投向你。而感冒戴口罩，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也不得不这样做。至于爱清洁和爱洗澡，则是日本文化中去除污秽的问题，根本与美德无关。世间的眼光使得你感到不好意思，使你感到羞耻，日本人常用来责问人的一句话类似于“你还要脸吗？”
日本剧作家岸田国士早在战后不久就写下《畸形的日本人》一书。在书中他写道：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有在电车里踩到别人或被别人踩到的经历。当踩到别人时，我们会觉得那是无法避免的。可当被别人踩到时，却会心生厌恶。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经常被踩的人往往也是经常踩到别人的人。也就是说，它们是相同精神状态产生的偶然的不同结果。说得极端一点，就是因为日本人过于小心害怕被别人踩到，所以最终才会踩到别人。“好痛。你注意点。”被踩的人在大声喊叫着，可有些日本人根本意识不到对方是在说自己，因为他们一心只想着自己不要被别人踩到。如果这种精神状态如同慢性疾病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不时发作的话，我们就只能称其为“精神畸形”了。那么这种精神畸形是不是也是一种美德呢？这是问题的所在。
公耻与私耻，他律与自律
日本社会学家正村俊之在1995年出版的《秘密和耻辱》（劲草书房）中说，在西欧文明中，耻辱是和裸体相连的，这是一般的看法。在德语的Scham或Schamgefuhl的词义里也有赤身裸体的意思。而且Scham这个词也是专指生殖器的复合词的一个部分。问题在于在日本耻辱并不与裸体或性器相连。这也就是说，对日本人而言，能构成耻辱的是自己的面目和名誉。在世间，或在日本人所独有的“场”，如果被人歧视，被人轻看，这才是最致命的。就像日本著名作家森鸥外的小说《阿部一族》中的阿部，外部的眼光给予他的信息是：你之所以没有领到主君的殉死之令，是因为你是个怕死鬼，是个对主君不忠之臣。这才是奇耻大辱，这才是要命的。所以最后阿部切腹是必然的。一个是一死了之，一个是以死表示自己的受冤。这也就是说，日本人的羞耻产生于不同集团意识中的目光交错，受制于强烈的场所支配。
而日本另一位学问大家丸山真男则将名誉感分为“外面”和“内面”的两个侧面。对外的场合是对名声、评判在意的立身出世（对世间的）的“个人主义”（可理解为以家为代表的个人，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对内的场合是被自尊心所支撑的独立和自由的“个人主义”（参见《丸山真男讲义录五》，岩波书店，1998年）。丸山说这就是日本人的“原型”，或叫“古层”，也叫“执拗低音”。日本人喜欢读的历史读本《太平记》里说，出生武门之辈是惜名而非惜命。在日本，父母教育小孩不要偷东西不是因为犯罪行为的本身，而是偷东西会被人看不起。偷东西之耻，就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内在的克制和约束机制。
但日本人也一直不服气的是只讲他们的公耻——他律，而不讲他们的私耻——自律。只讲在大庭广众之下，日本人知耻羞耻，但在无人之境，日本人就原形毕露。日本人说捡到皮夹上交，就是无人之境的自律的最好检证。但捡到皮夹上交，与其说是道德自觉，还不如说是法律的张力，因为日本法律明文规定捡到东西不上交与偷盗无疑。伦理学里有“慎独”这个概念，说的是人在无人之境能自觉地做有人在时的事情。这当然是道德的最高。日本人在无人之境的犯罪，日本人在无人之境的使恶，日本人在无人之境的放纵，足以表明他们还缺乏私耻——自律的自觉，与“慎独”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在日本公德心成了死语
这何以见得？
企业作家、道德私塾·心学校校长三浦兴一在2009年出版了《失去道德和良心的日本人》（荣光出版社）一书。在书中他说“公德心”一词在日本已经成了“死语”。他在厚达412页的整本书中，用大量可信的材料和数据描述了日本人公德心的缺失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这里限于篇幅只举少数几例。
在公园和郊外的国道、县道、高速道沿线，将大型资源垃圾、家电垃圾、家具等不法投弃的日本人在激增。2007年东日本、西日本和中部日本的三家高速道路公司的调查表明，在高速道的服务区域（SA）和停车区域（PA）的垃圾处理费用，在2005年是15.6亿日元。三社的调查还表明，2006年度的740所SA和PA堆积的垃圾总量是2.59万吨。回收、搬运和处理的费用高达26.1亿日元。日本在2000年实施家电废旧品回收有料化。一些不想出回收费用的日本人就在高速道上的SA和PA乱扔家电垃圾。
图书馆的图书被盗和图书破损也激增。据调查，2007年日本全国主要城市的公立图书馆中的570家，去向不明的图书达到了284421册。损失金额在4.1亿日元以上。仅东京都内四个区就有1万册以上的图书被盗。此外将杂志和图书中需要的部分撕下或开天窗的事例就更多了。
中小学校学生的伙食费滞纳总额在2006年达到了约23亿日元。在调查的31921所学校中有13907所学校发生了滞纳现象。而幼儿园的滞纳费在2006年达到了83.7亿日元，涉及8.5万人。家长抱着能赖则赖、能拖则拖的心态，表露出日本人在付款问题上的信用度极差。
另据日本都道府县所在地的290家公立医院统计，看病不付钱的费用在2002至2005年之间的三年内达到了85亿日元，平均一家医院摊上2940万日元。而能统计到的5570家私立医院，三年的未收金是853亿日元以上。2006年医院暴力在被调查的1106家医院中的577家医院中有发生，身体暴力达到了2315件，医患间的性骚扰也有935件。
日本学者作田启一在《耻的文化再考》（筑摩书房，1967年）中断言，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耻是“公耻”，这只是表面的耻意识。日本人的耻还有内化的“私耻”：即对于即使从所属集团的标准来看并不值得特别轻蔑的有关行为，也一味苦于羞耻。在比善恶更重视用优劣作为社会规范的社会中，容易产生羞耻，而私耻把人引导进孤独的内心生活。但是看看上述的这些例子，我们确实很难看到日本人的这种私耻，更难看到因这种私耻而导致的道德内化。
耻文化的道德装置
日本北海道有一名17岁的高二女生，用刀杀害了自己47岁的母亲和71岁的奶奶。这名少女被逮捕后，札幌地方检察院对她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了鉴定，同时将这位少女递交刑事裁判所进行裁判。但是，这名少女的同学和家长们认为，这名少女之所以产生杀人动机，是因为家庭教育过于严厉，近乎虐待。因此他们组成了“希望给予拥有未来的少女适当裁判的住民之会”，呼吁社会各界签名拯救这名少女。从10月10日开始到11月3日，签名人数已经达到10534人。这个会将1万余人的签名递交到札幌地方检察院，希望将少女送交家庭裁判所，而不是刑事裁判所，以给少女一个希望。札幌地方检察院接受了这一份厚厚的签名书，并表示理解大家的心愿。
这里的问题点是：一个17岁的少女杀了两人。而且两人都是亲人。杀死亲人是所有杀人罪中最为大逆不道的罪行。而1万多名市民为这样的杀人犯求情免于刑事裁判，不管出于怎样的动机怎样的缘由怎样的同情心，都是日本人集体道德失范的一个典型。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就联想到罪文化和耻文化的问题。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美国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就在《菊与刀》中给予了迥然有别的二分论的说明。这当然是老话题了。但老话题新论的是：罪文化和耻文化本质的不同在哪里？细加分析的话不难看出，如果是罪的场合，通过自己的忏悔、赎罪等可减轻罪过，还可依据神的旨意有被宽容的可能。但是耻的场合，即便是自己再怎样告白，再怎样忏悔也不会减轻或消失。这也就是说罪是自己内部被深深自觉着的，而耻则是被他人所觉察着的。前者可以主观作为，后者主观作为无效。那怎么处理这个耻呢？在日本也有雪耻的说法。如何雪耻呢？日本人的通常做法是一死了之——自杀。但能不能因雪耻而生出复仇呢？一般不会。
因为耻文化的内在要求是基于一种外在的强制力的善行。就像真正的罪的文化是一种基于内在的罪的自觉的善行一样。因为是善行，所以因受耻而杀人会耻上加耻。你只有了断自己才能洗耻，才能将耻返回于给予你的人，让他也负有耻辱感而不得安宁。这就如日本哲学家中村雄二郎所说，这种“厌脏知耻”的高度美学意识与“避恶省罪”的伦理观念非常接近（参见《日本文化的罪与罚》，新潮社，1993年）。所以耻文化有时也是日本人的一个道德装置，一个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行为不出大格的道德装置。
但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北海道的17岁少女，在家人那里蒙受了耻辱，她并没有按照耻文化的范型模式了断自己——自杀，而是走向了杀他。但用杀他的手段来雪耻，就引出了复仇的概念。而问题在于复仇并不是耻文化的内在要求。所以这位少女只能使自己蒙受更大的耻辱——弑母耻辱。这是做人的最大耻辱，因为它使得维系人伦纲常的纵向关系走向崩溃，同时也暴露出日本人凶残的本性，在现代文明的荡涤下并无太大的改观。而面对这个最大耻辱，1万多日本人又袒露出一大片罪耻不知的文化和道德真空。在这个真空如何寻觅美德？在这个真空如何谈论美德？
一个计较于耻辱的心情
日本权威词典《广辞苑》对耻的解释是：因为过失或失败失去本来面目，使自己的名誉遭损。这里，名誉的含义等同于清洁与善良，其反义词是污秽与罪恶。也就是说耻与其说是自己内部加以自觉的对象，还不如说是被他人的眼光审视和评判的对象。在他人面前有失面子，名誉受损就是耻。这里要注意的是他人的眼光，他人的面前。如果说即便有过失或失败，如果这个过失或失败还没有被他人所知晓的话，也就不加耻辱地结束了。也就是说在世人面前不显露的话，就没有担忧的必要。这种被不想蒙耻的心情所支撑，并期待高度的评价，就成了日本人的一个重荷。为此努力如何使应该蒙耻的不蒙耻，如何使即便蒙耻了也不使其表面化而动足脑筋。这样一来的话，蒙耻即便是被你我他所知道，也就消解成不知道或不想听的样子。
用这个态度作为生活的智慧，是日本人的一大特点。所以我们在观察日本人的时候，总感觉他们有躲躲闪闪不够阳光的一面，邻里之间也是老死不相往来，原因或许就在于为了尽可能地不在世人面前蒙耻，或你的蒙耻经历我也不想知道而表现出的一种行为模式。怕说错话，怕做错事，尽可能地消解自我的心性根源就在于耻这个字。在印欧语系第一人称只有一个叫法，如英语里的“I”，法语里的“Je”，荷兰语里的“IK”，德语里的“Ich”等，表明对绝对自我的坚信。而日本语中的第一人称则很多。如“私”“付”、“俺”等。问题是尽管有多个第一人称，但在日本语表述中则往往省略第一人称。如川端康成的名著《雪国》的开首句，日本人都会吟诵：“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这里，谁穿越了长长的隧道去雪国？不知道。第一人称被省略了。
广岛的日本人是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牺牲者。活着的广岛人对美国人的愤怒是无法排遣的。但是在原子弹爆炸地建立的纪念碑文上，写有这样的两行字：
请安息吧
不再重犯错误
叫谁安息呢？不清楚。叫谁不要再犯错误呢？不确定。没有主语的日语构造，就是日本人的一个心情，一个计较于耻辱的心情。正是这个构造和心情，生出了在外界看似所谓的美德的行为。
歇斯底里症反应多的日本人
这正如野岛刚先生文中所说，日本人确实有某种让你感动的瞬间，某种让人发出不愧是日本人的感叹。日本人的彬彬有礼，日本人的优雅有度，日本人的笑颜常开，确实令外国人印象深刻。但如果从根源性来分析的话，这绝不是康德所言的内面的道德律在起作用，而是耻文化植被了日本人很强的进取心，总想把事情做得最好而不被世人嘲笑或想得到世人的评价，这里又滋生出虚荣心。这种进取心和虚荣心在耻的观照下又生出义理与人情：你要在这个家族式社会里不做耻事，不被人羞丑，那就必须按照义理人情——集团内形成的规范来行事来约束自己。这样虚荣、义理、人情又成了日本人国民感情的一部分。我们在谈论日本人美德，谈论日本人日常行为的时候，这个框架是绝对不可缺失的。
从精神病理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妄想偏执狂少，歇斯底里症反应多，也与这种耻辱导致的义理有关。这种歇斯底里有时表现为一种莫名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如日本人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将人推下站台，会连续不断地放火烧房等。这种歇斯底里有时也表现为文化的外向型强迫。这就如同金文学在《丑陋的日本人》中所举的一个例子：有一位韩国朋友K在日七年好不容易有了位日本朋友。那是一位年近60岁、温和开朗的老太。第一次受邀到她家做客的K，在玄关处将鞋脱掉后就像平常一样很随意地摆放。然而问题就出来了。那位日本老太以相当冷淡的口气说：在我们日本，是要将鞋子头朝外面摆放的。说完她不但亲自将K的鞋朝外重新摆放好，而且故意地弄出很大的声响，并最后狠狠地看了K一眼。K说那种眼神是她从未见过的近乎敌意的注视。就在这瞬间，K眼中那和蔼可亲的朋友突然变成了阴森可怖的老妖婆，让人感受到内心的不安。
确实在日本有在玄关背对主人将鞋脱掉的习惯。但在中国和韩国，却没有一边将屁股对着主人一边脱鞋的习惯。入乡随俗，需要精细到这种程度吗？入乡随俗，需要丢弃对方并不产生恶的习俗吗？这样的入乡随俗，不就是文化沙文主义吗？实际上这也是日本人歇斯底里虚荣心的表现：总把自己看得比他人高，总把自国的习俗看得比他国的高。
听无声之音的声
日本有桃太郎童话故事。说的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妇在河里捞上来一个桃子，没想到桃子里跳出一个男孩子，于是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桃太郎。在一群动物的帮助下桃太郎成长为征服恶魔的英雄。这个没有亲生父母从桃子里跳出来的精灵太郎的故事，受到日本人的狂喜。
日本人为什么狂喜呢？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心态使然。其实日本人的美德也正是这样。因为日本人的美德绝不是伦理要求的自觉展开，而是被耻文化的重荷长期压榨的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面对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无可奈何，日本人自己有时也感到茫然与莫名。于是有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出面解围，就将这种茫然与莫名形容为“观无形之物的形，听无声之音的声”。
2014.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