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扬忠先生号“四万斋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饮万斤酒，吟万首诗。有人较真儿，三万尚可，四万存疑。真饮万斤酒乎？扬忠先生洒笑，言之何止万斤？余自二十岁便饮酒为乐，酒龄已然五十载矣，以每年只饮三百天，每天只饮一斤白酒，至此已满饮一万五千斤矣，足已灌满一标准游泳池矣。方知商纣王酒池肉林亦非虚构。
我的另一位朋友堂上挂一副对联：大胆文章拼命酒，洒脱人生放达诗。朋友饮酒，从不避讳，从不作假，从不推诿，盛情之下，绝不扭捏作态。自喻年轻时，饮一斤高度的白酒正到兴处。他还年轻，问其已饮下多少高度白酒？答曰：以瓶装酒论，一指整个餐厅，此厅满装有余矣。
一千多年前的欧阳修有句醉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有资格自喻醉翁，他喝酒谈酒讲究酒场、气场、酒韵、酒友、酒席。以前说到文学都讲气脉、气势、气韵、气场。贾平凹曾经说过：“孙犁的荷花淀派之所以后继无人，就是后学者气小了。”平凹先生不讲究喝酒，其实酒亦然。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下里巴人其人昭昭。生死与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酒则是伴随着这一主题的进行曲。
李国文先生曾经讲他挨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时，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他所在的一个极偏僻的供销社中有一瓶几乎被人遗忘的“商标残损的名酒”。他“倾囊倒箧，连硬币都凑上”，终于把那瓶酒揣在怀中，就那一瓶酒，竟然让隆冬仍住在帐篷中的工友们温暖起来，酒未开瓶，却如朝阳普照，人们仿佛见到光明，见到温暖，见到生命的复苏。用李国文先生的话讲：“尽管酒未沾唇，我们那些工友们先就醉成一片了。”那是心醉，精神醉酒，酒醉人心，酒的魅力。
喜怒可以不形于色，但不可以不形于酒。醉翁可以不在乎酒，但人之喜怒哀乐在乎酒。枯鱼思水，困兽思山，人到极处思酒，古今中外，岂有他哉？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始于祭祀，兴于国家，根植于民，传之数千年，不但不衰、不败、不没，反而兴旺、昌盛、繁荣，且有创新、发展，焕发着勃勃生机。
在中国不懂得酒文化，就可能不会懂得中国文明、中国文化、中国民俗，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中国历史，甚至中国家庭，中国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定位，中国人的喜怒哀乐。
掷杯为号，刀斧手尽出，立时将其剁成肉泥。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较量，政治搏斗，鸿门宴、杯酒释兵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句：临行喝妈一碗酒。李玉和一段高腔，喝得真好：“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对付！”这就是典型的中国酒文化中的政治斗争，政治较量，因为那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在中国有民俗民习，似乎也是规矩，人在“上路”之前要喝一壶“上路酒”，也称断魂酒。不知道、不了解这壶“上路酒”的人可能不太会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俗、中国的特色。
我在农村插队时，曾经听一位县里退休的老刑警讲过一个让人唏嘘良久的故事。
他说，那年县里准备对一名死刑犯执行死刑。临刑前问他还有什么话要留下。这是个杀人犯，凶恶残暴，他咬牙切齿，并不惧怕，只是讲，让我上路，需喝白酒，要喝纯粮食酒，喝完酒上路，绝不闹不叫，一路走好。老刑警讲那时候哪儿去找纯粮食白酒呢？但那是他一生一命的临终之愿。他就是罪该千刀万剐，人生这最后一程也得让他走好。中国监狱数千年留下一条潜规则，送人上路，非酒不可。这也是酒的魅力，语言乃至一切都是多余的。一壶酒送你上路，酒伴人走完最后一寸路。老刑警说好不容易搞来一瓶“高粱白”送到临上路的杀人犯手中，见他一口咬开瓶盖，仰天灌进一大口，冲得眼泪四溢，呛着嗓子大叫一声好酒，值了！三口就要出监，没想到他不再喝第二口了，酒瓶子都插到嘴里了，又拔出来满地找瓶盖，找到后把酒瓶盖好，交到老刑警手里对他说，一辈子为凶作恶，愧对老父老母，老人家一辈子无所嗜好，就是好喝口酒，没见过他老人家喝过纯粮食的好酒，请把这瓶酒转交给他，他可以不收不埋我这个臭皮囊，但一定要收下这纯粮食的好酒……
在这个世界上，能和酒匹对的唯一饮料当推咖啡，但酒比咖啡更具有魔力、魅力、摧毁力和忽悠力。
我喜欢杨慎的诗词歌赋，尤爱其那首传之亿万之口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那一句亘古不变的哲理，“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一生喜酒善饮，喜则饮，悲亦饮，歌则饮，吟亦饮，饮酒赋诗，寻古问柳，放达任性，纵酒为词。直到他七十二岁弥留之际，仍不忘老家的美酒、荔枝。“梦里江阳荔子丹，觉来枕上月光寒。含情懒对痴人说，强向杯中觅旧欢。”终生追逐，痴情不改。循着当年杨慎先生的足迹来到浔阳江头，来到长江之上，望着那滚滚长江水，也想起京剧《单刀会》关羽关云长的一句高腔：“这不是长江水，这是二十年流不尽英雄血。”借着酒劲对着滚滚长江东逝水，喝道一声，那不是长江水，那是千百年来流不尽的中国酒。
观写饮酒之书，须把酒临风，吟之，歌之。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