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今案《仪礼》与安上治民有关，《周礼》则经国家、定社稷之书也。《周礼》初出曰《周官经》，刘歆始改称《周礼》，然《七略》犹曰《周官》，《汉书·艺文志》仍之。马融训释之作，亦称《周官传》。至郑康成以《周礼》名之，合《仪礼》《小戴记》为三《礼》。三“礼”之名，自郑氏始。今若以《大戴礼》合之，当称“四礼”。称“三礼”者，沿郑氏注也。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称刘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俱在《周官》。然当时今文家不肯置信，林硕以为黩乱不验之书，何休以为战国阴谋之书。今观《周礼》，知刘歆之言不谬。惟其书非一时一人之作，盖如历代会典，屡有增损。创始之功，首推周公。增损之笔，终于穆王耳。
今《逸周书》有《职方篇》，为穆王时作。而其文见于《周礼·夏官》，知周公以后、穆王以前，《周礼》一书，时有修改。穆王以后，则未见修改之迹也。何以言之？曰，《周礼》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合二千五百条。而穆王作《吕刑》，称五刑之属三千，较《周礼》多五百条。《吕刑》别行，以此知穆王晚年，已不改《周礼》也。《左传》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今《穆天子传》真伪未可知，然穆王好大喜功，观《职方氏》一篇可知也。《职方氏》言中国疆域，东西南北，相距万里。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依此推算，自王城至藩服之边，东西南北均五千里，为方万里，积一万万方里。蛮服以内为九州，以外为蕃国。九州以内，方七千里，积四千九百万方里。非穆王之好大，何以至此。《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是周公作洛时，无所谓要服。《康王之诰》称庶、邦、侯、甸、男、卫，亦无要服。不特此也，汉人迷信《王制》。《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郑注云：“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为县内，余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余谓夏制不可知，殷制则不止方三千里。《酒诰》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罔敢湎于酒。”是周初之制与商制无甚差异，皆侯、甸、男、采、卫五等，无所谓要服也。要服本为蛮服，不在九州之内。穆王好大喜功，故《职方》之言如此。《大行人》朝贡一节，与《职方氏》相应，当亦穆王所改。若巾车掌公车之政令，革路以封四卫，木路以封蕃国，可见周初疆域，至卫服而止，无所谓要服，此穆王所未改者也。夷、镇、藩三服，地域渺茫，叛服不常，安知其必为五百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东西七千里，九州之大，恐无此数。
今中国本部，最北为独石口，当北纬四十一度半。极南至于琼州，当北纬十八度。其中南北相去二十三度半，为里四千七百，周尺今不可知，若以汉尺作准，汉尺存者有虑篪尺，虑篪尺一尺，合清营造尺七寸四分。尺度虽古今不同，里法则古今不异。古之五服六千里，以七四比之，当四千四百四十里，与今四千七百里不甚相远。穆王加要服为七千里，以今尺计之，则为五千一百八十里，较今长三四百里。此由今中国本部，北至独石口。而古者陕西北部之河套亦隶境内。河套之地，于汉为朔方、九原、定襄。如并朔方计之，当有五千一百八十里，恐穆王时疆域亦未大于今日也。《汉书地理志》：“郡县北至朔方，南至交趾。”而云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以今尺七四比之，有九千六百余里。自朔方以至日南，亦无此数。
自此以后，言地域者，皆称南北万里，东西九千里。其实中国本部无此数，此后世粗疏，更甚于《周礼》也。测量之不精，自周至明，相差不远，惟周人不甚夸大，汉以后夸大耳。
测量之法，古人未精。西晋裴秀作官图，盖尝测量矣。所以不准者，以不知北极出地之法也。唐贾耽作《华夷图》，及关中、陇石、山南、九州等图；至宋，略改郡县之名，刘豫阜昌七年刻之西安，一曰《禹迹图》，一曰《华夷图》，今尚完好。贾耽之作，亦由测量而来，然亦未准者，不知北极出地之法，一也；未免夸大，二也。北极出地之法，周人自未之知。因其不夸大，故所言里数与今相差不远耳。
管仲治齐，略变《周礼》之法。《小匡篇》及《齐语》并载桓公问为政之道，《管子》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绩，以成其名。”《周礼》至穆王乃定，此亦一证。又，《周礼》萍氏掌国之水禁，几酒、谨酒。其法不甚严厉，其职殆如今卫生警察。如言《周礼》之作在周公时，则萍氏显违《酒诰》之文。《酒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不仅几酒、谨酒而已。此亦可见《周礼》之屡有修改，盖百余年中，不知修改若干次矣。
六官之制，古无异论。清金鹗作《求古录礼说》，言六官之制，实始于周。《曲礼》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此与《周官》不同，当为殷制。又云：王者设官，所以代天工，故其制必法乎天。三公以法三光，五官以法五行。引《左传》云：“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明自少皓、颛顼以来皆五官。余谓少皓、颛顼之制，确为五官。前乎此则未可知。至商，恐已六官矣。《曲礼》之言，不知何据。郑注《礼记》凡与《周礼》不合者，皆曰夏殷之制。其实五官是否确为殷制，不可知也。余谓，与其据《曲礼》，不如据《论语》。《论语》云：“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何必高宗，古人之皆然。”此所谓冢宰，当如《周官》之冢宰，为六官之首，否则，百官何以听之。冢宰于《周礼》曰太宰。太宰之名，不见虞、夏之书，殆起于商。《说文》云：“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从宀，从辛。辛，罪也。”具食之官，见于《左传》者曰宰夫，或曰膳宰。《汉书》有雍太宰，为五时具食上官。宰，本罪人之称，庖人具食，事近奴隶，故以“宰”为名。然太宰、小宰，位秩俱隆，而□被宰名，当自伊尹始。《吕览·本味篇》称伊尹说汤以至味，极论水火调剂之事，周举天下鱼肉菜果之美，而结之曰：天子成则至味具。《史记·殷本纪》亦谓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二家之说，与《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汤”符合。据《文选》李善注引鲁连子曰：“伊尹负鼎佩刀以干汤，得意故尊宰舍。”盖伊尹参与帷幄之谋，权势虽尊，本职则卑。后以其功高而尊宰舍，故有太宰、冢宰之名耳。又《商颂》称伊尹为“阿衡”，《周书》曰“保衡”。保阿，女师也。阿，《说文》作“妿”，在女子曰保阿，在男子亦曰阿衡、保衡，其为媵同也。伊尹为媵臣，故尊保阿。伊尹为庖人，故尊宰舍。此说虽为孟子所不信，然其为实事至明。周因殷礼，故设太宰之官。今观太宰所属之官，与清之内务府不远。惟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以逆邦国都鄙官府之治。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人，为与国计有关。自余宫殿之官如宫正之属，禁掖之官如内宰之属，饮食之官如膳夫之属，衣服之官如司裘掌皮之属，皆清内务府所掌也。
周官三百六十，太宰所掌六十，位秩最崇。然治官之属，仅司会、大府为有关于国计者，以太宰本之殷制而来，其本职不过《周礼》膳夫、内宰二官。由饮食而兼司衣服，由禁掖而兼司宫殿。是故周官太宰无所不掌，而属员仍冗官耳。后儒不明此理，谓周公防宦官用事，故立此制。不知宦官用事，必不在贵族执政之世。周公时贵族执政，断无防及刑余擅权之理也。由此论之，天官冢宰，周袭殷制，后世未必可法。至春官宗伯主祭祀，非今之要职。地官司徒掌地方行政，兼司教育，如今内务、教育两部。夏官司马掌行军用兵，如今军政部。秋官司寇掌狱讼刑法，如今之司法部。皆立国要典，可资取法者也。
何以汉儒谓《周礼》为黩乱不验之书也？以汉初经师之说，与《周礼》不同，故排弃之耳。《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案马谓秦烧《周礼》独悉，其言太过。秦所最恶者为《诗》《书》，而不及《礼》。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可见《周礼》自七国时已不甚传，虽以孟子之贤，犹未之见。故其言封建与《周礼》全异。汉初儒者未见《周礼》，而孟之说流传已久，故深信不疑。又以贾谊有众建诸侯之论，故虽见《周礼》，亦不敢明说。
周之五百里，为今三百七十里。其封域不过江浙之一道，川云之一府。汉初王国之广，犹不止此。夏、商二代，封国狭小，故汤之始征，四方风靡。文王伐崇戡黎，为时亦暂。以四邻本非强大，故得指顾而定之也。《逸周书·世俘解》称武王翦商，灭国六百余。若非小国寡民，安得数月之间灭国六百余乎？周公有鉴于此，故大封宗室，取其均势，以为藩屏。其弊至于诸侯争霸，互相争伐，而天子不能禁。以视武丁朝诸侯有天下如运诸掌，本末之势，迥乎不同。由此可知商代封国尚无五百里之制也。贾谊患诸侯王尾大不掉，故不肯明征《周礼》。惟太史公《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云：“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汉书·韩安国传》，王恢与安国论辨，称秦谬公都雍，地方三百里。并与《周礼》相应。盖史公但论史事，王恢不知忌讳，故直举之耳。然《孟子》之言，亦未为无据。周之封建，有功者，视其功之高下以为等级，无功则封地狭小。滕、薛皆侯国。滕，周所封。薛，夏所封。考其地不出今滕县一县，犹不及《孟子》所言之“百里”。齐、鲁、卫、燕，亦皆侯国，而封域不止四百里。盖于鲁、卫为褒有德，于齐、燕为尊勤劳，其地皆去周远，亦所以固吾圉也。以此知五百里、四百里之制，不过折衷言之，非不可斟酌损益也。明乎此义，则可知《周礼》非黩乱不验之书矣。至谓《周礼》为六国阴谋之书者，汉人信《孟子》，何休专讲《公羊》，故有此言耳。
后之论者，以王莽、王安石皆依《周礼》施政而败，故反对《周礼》。余谓二王致败之由，在不知《周礼》本非事事可法。即欲采取，只可师其意，而不可袭其迹。西汉之末，家给人足，天下艾安。莽之变法，可谓庸人扰之。宋神宗时，国势虽衰，民犹安乐，安石乃以变风俗、立法度为急，而其法又主于聚敛，宜其败矣。宇文周时，关陇残破，苏绰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曰先治心，曰敦教化，曰尽地利，曰擢贤良，曰恤狱讼，曰均赋役，盖亦以《周礼》为本。终能斫刁为朴，变奢从俭。隋及唐初，胥蒙其福。贞观之治，基础于此。夫变法之道，乱世用之则治，治世用之则乱，况《周礼》不尽可为后世法乎？陈止斋、叶水心尊信《周礼》，当南宋残破之时而行《周礼》，或有可致治之理，然不可行之今日。何者？今外患虽烈，犹未成南宋之局，若再变法，正恐治丝而益棼耳。
《中庸》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仪、经礼谓《周礼》也。威仪、曲礼，谓《仪礼》也。《仪礼》篇目不至有三千，故郑康成云，其中事仪三千。然《汉志》言礼自孔子时而不具。《杂记》言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然则在孔子时，《仪礼》早有亡失，“三百”“三千”云者，约举其大数云尔。
秦燔书后，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又于孔壁得《礼古经》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以古《礼》仅存五十六篇，故学者无不重视《礼记》。今五十六篇又散佚矣。汉儒说经，为《仪礼》作注者绝少。马融但注《丧服》一篇，至康成乃注全经。自汉末以逮西晋，注《丧服》者，无虑二三十家。而注全经者，仅王肃一人而已。
今人见《仪礼》仅存十七篇，以为《礼古经》五十六篇，除十七篇外，悉已散佚，此不然也。案《小戴记·投壶》《奔丧》二篇，郑目录云：“实逸《曲礼》之正篇也。”又，《大戴记》之《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公冠》三篇，皆当为逸礼之正篇。又郑注《内宰》，引《天子巡守礼》，注《司巫》《月令》引《中霤礼》，其文虽少，亦《礼古经》之正篇，当在五十六卷之数。依是数之，则十七篇外今可知者又有七篇，合之得二十四篇。《礼经》之文平易可读，汉儒所以不注者，或以其繁琐太甚，或以通习者不多。盖汉人治经谨慎，非有师授，不敢妄说。康成但注十七篇者，亦以三十九篇先师未有讲说故耳。
礼书序次，大、小戴及《别录》彼此不同。其以《士冠》《士昏》《士相见》为次，则三家未有违异。郑氏次第，悉依《别录》。其经文有今、古文之异者，郑于字从今者下注“古文作某”，从古者，下注“今文作某”。所谓今、古文，非立说有异，不过文字之异耳。
自汉以来，传《丧服》者独盛。《小戴记》论《丧服》者十余篇。《大戴记》亦有论丧服变除之言，见《通典》所引。古人三年之丧，未葬，服斩衰，居倚庐，寝苫枕块。既葬，齐衰，居垩室。小祥以后，衰裳练冠，居外寝；大祥则禫服素冠，出垩室，始居内寝。禫服三月之后，则以墨经白纬为冠，得佩纷帨之属，寝有床，犹别内。始饮醴酒。逾月复吉，三年之礼乃成。此即所谓丧服变除。盖古人居丧，兼居处饮食言之，非专系于冠服也。汉人居丧尚合古法，故能精讲《丧服》。
韩昌黎自比孟子，而言《仪礼》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夫《仪礼》在后代可用者诚少，然昏礼，至今尚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之名。丧礼，亦尚有古人遗意，冠礼，至唐已废。乡饮酒礼，六朝至唐仍沿用之。昌黎疏于《礼》，故为此言耳。
《丧服》一篇，自汉末以至六朝，讲究精密。《通典》录其论议，多至二三十卷。其中疑难，约有数端。出妻之子为母期，而嫁母之有服、无服，《仪礼》未有明文。或以为应视出母，或以为嫁由自绝，与被出有异。又为人后者，议论纷繁。《传》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大宗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汉代王侯往往以无子国除，此不行古代“后大宗”之礼也。否则，王侯传国四五代，必有近支可承，何至无子国除。迨元始时，始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无子而有孙、若子、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师古曰：“子同产子者，谓养昆弟子之为子者。”如诸葛亮以兄子为子，皇甫谧出后其叔，此皆非后大宗，与《仪礼》之“为人后”者不相应。《唐律》于此亦称“养子”，《开元礼》有为人后者，实即养子也。后人误以养子为即俗称之“螟蛉子”，因疑《唐律》既许养子，何以又有不许养异姓男一条。不知《唐律》所称养子，是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也。《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为齐衰不杖期。盖持重大于宗者，降其小宗也。然魏晋六朝人于三年之内不得嫁娶，即子女嫁娶亦所不许。曹公为子整与袁谭结婚，裴松之曰：“绍死至此不过周五月耳，谭虽出后其伯，不为绍服三年。而于再期之内，以行吉礼，悖矣。”于此可见古人守礼之严。至今所谓养子者，魏时或为《四孤论》曰：“遇兵饥馑，有卖子者；有弃沟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复无缌麻亲，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不举者。有家无儿，收养教训成人，则对于公妪育养者，应有服否？”三国、两晋论议甚多，或以为宜服齐衰周，方之继父同居者。此议斟酌尽善，可补《仪礼》之阙。《仪礼》制于宗法时代，秦汉而后，宗法渐衰，自有可斟酌损益之处。《开元礼》亦有与《仪礼》不同者，《仪礼》父在为母齐衰期，武后时，改为父在为母齐衰三年。《仪礼》为祖父齐衰不杖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高祖之服则无有，《开元礼》改为曾祖父母齐衰五月正服，为高祖父母齐衰三月加服。嫂叔本无服，盖推而远之也。唐太宗以同爨尚有缌麻之恩，增嫂叔小功五月义服。古人外亲之服皆缌，为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也。为舅缌，从服也。母之姊妹曰从母，而舅不可称从父，故为从母小功，以名加也。此亦古人之执著。《开元礼》改为舅及从母小功正服。综此四条，悉当情理。
六朝人天性独厚，守礼最笃。其视君臣之义，不若父子之恩。讲论《丧服》，多有精义。唐人议礼定服，亦尚有法，不似后世之枉戾失中也。服有绛服、正服、义服。斩衰无降服，衰以缕之粗细为等，斩者不缉也。为父正服，为君义服，故为父斩衰三升，为君三升半。父子之恩固重于君臣之义也。魏太子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人，当救君耶？父耶？”众人纷纭，或父或君。邴原在座，不与此论。太子谘之于原，原勃然对曰：“父也！”南朝二百七十余年，国势虽不盛强，而维持人纪，为功特多。
《丧服》一篇，师儒无不悉心探讨，以是团体固结，虽陵夷而不至澌灭，此所谓鲁秉周礼，未可取也。宋代理学家亦知讲求古礼，至明人而渐不能矣。今讲《仪礼》，自以《丧服》为最要。
《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篇献之。至刘向校书，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马融传小戴之学，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今大戴记存三十九篇，小戴记四十九篇。《投壶》《哀公问》两篇，二戴所同，合得八十六篇。《大戴》亡佚篇目，今不可考。钱晓征以为小戴实只四十六篇。今《曲礼》《檀弓》《杂记》俱分上下，故为四十九篇。以《小戴》四十六合《大戴》八十五，即古记之百三十一篇也。其说殊未谛。《乐记》二十三篇本不在古记之数，今《乐记》断取十一篇为一篇，以人《礼记》。《月令》与《明堂位》，同属《明堂阴阳记》。《大戴·盛德篇》亦应属《明堂阴阳记》。古记百三十一篇之数。决不如钱氏所举也。
又二戴所录，有非《礼》家之言。如大戴之《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辩》《用兵》《少闲》七篇，采自《孔子三朝记》。《汉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大戴录《曾子》《立事》以下十篇，而小戴之《中庸》《坊记》《表记》《缁衣》四篇，当为子思之书。又大戴《武王践阼》录自《太公阴谋》，《汉志》以太公入“道家”。此皆二戴所采诸子之文，凡二十二篇。又小戴《王制》，乃孝文帝令博士所作。大戴《公冠》后附孝昭冠辞，并非古记旧有。更去其属于《明堂阴阳记》及《乐记》者，删其复重《投壶》《哀公问》二篇，则二戴记中可说为古记之旧者，不及百三十一篇之半。又如通论之篇，若《儒行》《大学》等，是否在百三十一篇中，尚难言也。
《礼记》一书，杂糅今古文之说。《王制》一篇为今文家言，其言封建采用《孟子》，言养老不知所据。惟《丧礼》《丧服》无今古文之异，《礼记》言此綦详。自明以来，读经所以应科举，以《丧礼》《丧服》不在程试范围，则删节不读。其实读《礼记》以《丧礼》《丧服》为最要。余如《儒行》《大学》《表记》《坊记》《缁衣》等篇，皆言寻常修己治人之道，亦无今古文之异。凡此，皆《礼记》之可信者。若言典章制度，则宜从古文不从今文，古文无谬误，今文多纰漏也。
《三礼》郑注之后，孔、贾之疏，已为尽善。清人以贾疏尚有未尽，胡培翚作《仪礼正义》，孙诒让作《周礼正义》。由今观之，新疏自比贾疏更精。《礼记》孔疏，理晰而词富，清儒无以复加，朱彬作《训纂》，不过比于补注而已。《大戴礼》自北魏卢辩作注，历千余年，舛不可卒读。戴震校之，孔广森作补注，但阙佚已多耳。说《礼》者皆称“三礼”，而屏弃《大戴》不道。其实，《大戴礼》亦多精义，应与《小戴》并举，而称“四礼”。理学家最重《小戴》，以《大学》《中庸》并在其中故。独杨慈湖以为《大戴》多孔子遗言，所作《先圣大训》，录《大戴记》特多。二戴《记》中《哀公问》《儒行》《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王言》诸篇，皆孔子一人之言，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志》不入“论语”家，独《三朝记》入“论语”家，殆以《三朝》七篇文理古奥，与余篇不同，或是孔子手作，或是孔子口说、弟子笔录者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