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北京日报》刊登了科学小品一则，题目是《漫话白薯》（按：此文见于1961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第三版）。文中对于史料的介绍，有重要的差错。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也来谈谈这个问题。
那篇科学小品写道：“据说，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福建省因受飓风灾害，致成饥荒。该省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到菲律宾，搜求能救济饥荒的食用作物。看到当地白薯产量高，容易栽培，……该地的殖民政府严禁秧苗出口，乃用巧计，……运回中国。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纪元一五九四年的事情。”作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那个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去做的，又说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二年。这些显然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北京人说的“白薯”，在植物学上正式的名称是甘薯。它传入我国的历史，过去没有确切的记载，以致传闻与事实多有出入。但是，近来从福建发现了《金薯传习录》一书，真相为之大白。原来最初把甘薯种传到我国的是福建的一个华侨，名叫陈振龙，时间是在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五月下旬。
从这一部传习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县人，常到吕宋经商。他发现吕宋出产的甘薯产量最高，而统治吕宋的西班牙当局却严禁甘薯外传。于是他就耐心地向当地农民学习种植的方法，并且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在海上航行七昼夜，终于把甘薯种带回福州。他的儿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递禀，请求帮助推广，金学曾却要他父子自行种植，没有加以推广。陈氏父子就在福州近郊的纱帽池旁边空地上种植甘薯，收获甚大。第二年适值福建大旱歉收，金学曾才下令推广种植甘薯，以便度荒。事后金学曾却大吹大擂，要地方官绅出面为他立功德碑，并将甘薯取名为“金薯”，反而把陈振龙父子丢在一边，根本不提。
后来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种植甘薯，仍然是陈氏子孙努力推广的结果。陈振龙的裔孙陈世元曾联络几个同伴，到达山东的古镇，试种甘薯，成效卓著。后来他又在胶州潍县等地传播种植甘薯的经验，并且派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到河南的朱仙镇等地推广试种，最后到了北京郊外试种，效果都很好。南北各地的农民们逐渐对甘薯的好处有了认识，甘薯的种植才逐渐普遍了。
现在福建省立图书馆收藏着《金薯传习录》的一部完好的本子。这部书刊印于清代乾隆三十三年，即公元1768年，由福州南台小桥“升尺堂书坊”刊行，分为上下两卷。此后又过了18个年头，到了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1786年，清朝政府才明令推广种植甘薯。可惜这部书又长期被农学家所忽视，没有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对于各种农业技术书籍都很重视，对这部书也应该重新予以出版，供给我国各地农业技术工作者们作为参考，以便进一步总结甘薯在我国各地的生产和用途等各方面丰富的经验。
在我们北京郊区，甘薯的产量虽然也很大，但是，人们对于它的食用方法还知道得不多。一般城乡居民只会蒸、煮、烤等吃法，很少像擦萝卜丝一样把甘薯擦成细丝，然后晒干贮藏起来，随时用它做饭吃；同时也很少像做柿子饼一样把甘薯晒成饼子，可以保存很久，吃起来又特别香甜可口。
虽然人们也知道甘薯在工业上用途很广，全身没有废物，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它在药物学上还有许多用处。据《金薯传习录》所载，它有六种药用价值：一可以治痢疾和下血症，二可以治酒积热泻，三可以治湿热和黄疸病，四可以治遗精和白浊淋毒，五可以治血虚和月经失调，六可以治小儿疳积。这里有几种用处是其他薯类所没有的。
我国古代本来也有一些薯类作物，但是都没有甘薯这样高产和这样多的用途。《山海经》的《北山经》就有如下的记载：“景山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薯藇。”晋代郭璞注云：“根似羊蹄可食，今江南单呼为薯。”《本草纲目》上也写着：“薯藇，薯蓣也，一名山芋。”
这些都证明，薯类在我国本来有好多种。我们的祖先对于薯类作物并非全无所知。不过，甘薯从南洋群岛传来以后，我国人民又掌握了一种薯类的优良品种；而甘薯也变成越来越能够适应于我国土壤和气候的好作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