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这是隋唐以来选择官员和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制度和途径。有多少人为之皓首穷经，有多少人为之耗尽了心血，他们都把科举视为直登青云的阶梯，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前景便豁然开朗。
然而优伶却被拒之于科举的大门之外，这条干之青云的队梯对优伶来说是阻隔的、无缘的。元代法令明确规定“倡优之家，乃患废疾，若犯十恶、奸盗之人，不许应试。”优伶与“患废疾”者同列，就如犯下弥天大罪的人，不得参加考试。如果说，患废疾是肉体上的缺陷者，那在人们看来，优伶无异是精神的缺陷者，他们不是健全的、完整的人，是难以作为人才来进行培养的。
科举，对于世人来说是改变自身地位的一次机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更有颜如玉，其诱惑是十分巨大的。望着这一级通向富贵的队梯，优伶内心无疑会有阵阵的隐痛，同为万物之灵，但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却将优伶禁锢在低贱的社会层次上，连这种竞争的权利也被剥夺。我们虽然很难找到侥幸参加科举考试的伶人，但从明清一再申述的法律条令中则可推想，试图侥幸跻身于此的优伶绝非少数。明初太祖朱元璋下诏：“近来奸徒利他处寡少，诈冒籍贯，或原系娼优隶卒之家，及曾经犯罪问革，变易姓名，侥幸出身，访出拿问。”优伶被视为奸徒，一经查出，还得绳之于法。清代顺治九年（1653）也题准：“娼优隶卒之家……侥幸出身，访出严行究问黜革。”从这种一再颁布的法令中可以看出，优伶的这种尝试是较为常见的。
不仅优伶自身被拒之于科举的大门之外，其子子孙孙也再也无缘问津，优伶的低贱通过其血液流播到了子孙身上。请看乾隆三十五年（1771）的一则法令：
“查娼优隶卒之家，专以嫡派为断，本身既经充当贱役，所生子孙，例应永远不准应试。”就是子孙过继他人，但血缘的关系还是无法撇清的，同条法令又说“其子孙虽经出继为人后者，终系下贱嫡系，未便混行收考。”法律刘于优伶的严苛和残忍于此可见一斑。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日益细密繁琐，参加科举必须从入学开始，于是民间的各社各乡有了大量的社学和乡校，并规定：“凡为父兄者，如有子弟，年六七岁至二十岁未冠者，俱要送入社学。”而“若纵容骄惰不肯送学者罚之。”这种社学乡交一方面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同时也是对未成年者进行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所谓“务要教其爱亲敬长长，隆帅亲友，习礼乐，养性情，守教法，禁游逸，远玩好，戒骄纵。”但这种教育却也与优伶无缘，“娼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常人不送子弟入学则罚，而优伶子弟则不许进学，这种荒诞的逻辑令人感喟，但这在中国古代却是天经地义的，而且一直到清末，还施展着它的淫威。
当然，在一千余年的科举史上，优伶子弟应试并授官者也并非完全设有，但其中却包含了无限的辛酸：
清代同治年间，郝同篪高中进士，官至吏部主事，郝的祖父郝金官是一位优人，在道光年间的北平很有一些名气。那郝同篪为何能破例应试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据说郝金官晚年厌弃风尘，他把历年积蓄五万金捆载还乡，并雇镖师护送，途经山东时，正值山东饥荒，人相为食，官吏劝赫金官解囊救急，郝慨然以其所有献给官府，官吏很是感动，想奏请朝廷授以官职。但金官固辞，说：“我本伶人，即使为官也不齿于同列，假如能破例，准我子孙与常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我就心满意足了”。府吏应允了他，后来郝同篪参加了科举考试，并进入了翰林院。
这一则故事告诉我们，优伶子弟本非无德，更非无才，而将优伶拒之于科举门外，纯然是传统文化的摧残。但能有郝同篪这种机遇的，在中国古代却极为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