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璋
胡也频，福建福州人，1903年5月4日生于福州城边街卖鸡弄3号，原名胡培基，祖籍江西新建县（今南昌市新建区）。祖父胡寿林原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手下的一名武官，在兵败后逃到福州，组织了一个名为“祥声”的戏班。这是福州第一个演京剧的戏班，胡寿林开头当武生，后改当青衣。
胡也频5岁时入私塾念书。9岁时，祖父眼瞎后去世，家庭困难，失学在家。11岁时，父亲做起租戏院包戏的工作，家境好转，胡也频即到崇德小学就读。他积极投入学校开展的演讲和演话剧活动。独幕话剧《仲尼与项橐》讲的是三尺小童用瓦片筑起小城阻止孔子周游列国传道，演项橐的就是胡也频。
1915年，袁世凯要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约”，引起全国人民强烈的反对，福州学生举行了反对卖国的“五九”爱国运动。“五月九日，五月九日，呜呼我国耻，二十一条约，强迫我承认，要求太无理……”这是学生游行时唱的歌，胡也频和他的同学也加入其中。队伍到了“黄恒盛”洋布行门口，一些学生冲进去烧了日本花洋布。崇德小学是教会学校，母亲因信佛一再反对儿子去做礼拜，所以胡也频后来就离开了崇德小学，又回到石塔寺的私塾里读了三年书。老师杨国宾，据说是一位学问渊博的清末举人，因家贫生活落魄才去教书。
1918年，胡也频15岁，因生活困顿，就到台江祥慎金铺当学徒。他的工作是收拾铺面，打扫地板，替老板、掌柜打水，送茶，侍候客人，铺床，倒夜壶……一天，掌柜说少了一只戒指，硬说是胡也频偷去，如不承认就送去警察局坐牢。后来打金的师傅说金子在他那儿。为此胡也频怀恨在心，心想，当学徒没赚一分钱，没吃一口饭，反而要贴艺两年，他要取回这两年的贴艺钱。有一天，胡也频失踪了，金铺丢了一副金镯子。老板向他父母要钱，父母向老板要人，后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1920年春，胡也频只身乘船漂泊到上海，暂住于表叔的“小有天”闽菜馆，并进了浦东中学读书。
胡也频出走后，在另一间金铺当学徒的二弟也待不住，只好回家去。刚巧，当时在北京段祺瑞政府海军部任职的亲戚回榕探亲，知道了胡家大儿子失踪，二儿子又闲在家里，于是就写了一封信，介绍老二到天津大沽口海军预备学校读书，随便写一个名字叫“胡崇轩”。二儿子正准备登程时，胡也频的父亲突然收到上海“小有天”表弟的来信，说老大在他那儿。于是胡也频的父亲决定调包，拿了信速赶到上海，要胡也频以“胡崇轩”的名字去海军学校报到。不巧的是后来日本人炮轰大沽口，海军学校停办，于是胡也频又流落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胡也频想考公费大学，但没有成功。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因无法交租，白天就给老板记账、打杂，晚上给老板的儿子补习功课。他还有个同学是交通大学的学生，这人因不愿意翻字典、查生字，就叫胡也频替他查，帮他预习功课，除给一顿饭吃外，还常给些旧袜、旧鞋、旧衣。另外，还有一位表兄，他的父亲就是上文提到为胡家写推荐信的孟姓表叔。这位表兄因在北京养病，非常寂寞，经常找胡也频陪他去北海、什刹海等处游玩，分手时给个一元车费，胡也频却一分不敢花，走路回去。
后来，胡也频害了一场痢疾，被老板追债赶人，还好得到同乡同学的帮助，才救了一命。之后，他应约到烟台一位同学的哥哥那里去，但在那里无法长住又无事可做，只好拿了他们帮助的钱再回到北京来。这次胡也频住进价钱最低廉的学生公寓，公寓里住的大学生多是文学爱好者，他们写诗撰文四处投稿。胡也频白天有时去北京大学旁听，有时就站在书摊前看书。受了这些大学生的感染，于是晚上也写诗作文投稿。胡也频从小看戏，跟着演戏的祖父转，了解了许多戏文剧情，另外，他也读了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学根基，再加上他颠沛四方，经历了社会底层的生活，积累了社会生活的经验和创作素材，提起笔来有话可说，也有了组织和编织故事的能力。
1924年，胡也频开始用“胡崇轩”的名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同年，由孙伏园举荐，胡也频和项拙合编《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创刊时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因发表了一篇杂文《雷峰塔倒掉的原因》，引起鲁迅的关注，后来鲁迅也写了一篇关于雷峰塔的文章。
编辑部设在西单子胡同内西牛角胡同四号，这间房既是编辑部又是他们的住所。创办《民众文艺周刊》时，发表了沈从文的文章，从此他们俩成了好朋友。经与同住一个公寓的左恭介绍，胡也频与丁玲相识了。在谈话中得知丁玲是湖南人，于是告诉她，一个老乡叫沈从文。一星期后，胡也频就带着丁玲一起到庆华公寓探望沈从文，从此三人即成为好友。见了两三次面后，胡也频对丁玲已有了爱意。
1925年暑假，丁玲回湖南，胡也频也尾随而至。丁玲在纪念文章《胡也频》里，是这样写的：“1925年暑假，我住在常德我母亲学校的时候，有一天听见大门咣咣的响，我们双双走去开门，我们不得不诧异的注视着站在门外的那个穿着白长衫的少年，我母亲诧异这是从哪里来的访问者？我也诧异这个我在北京刚刚见过两三次面的，萍水相逢，印象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但我们更诧异的是这个少年竟然孑然一身，除一身换洗裤褂外便什么也没有，而且连他坐来的人力车钱也是我们代付的。”就这样，胡也频闯进了丁玲的平静生活，最终这两颗文学新星相爱，他们一起回到北京。
这时的胡也频已经是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了，他用“胡崇轩”的名字在《京报》副刊、《火球旬刊》等报刊上发表许多小说、戏剧、诗歌和杂文。
回到北京后，也就是1925年秋天，两个漂泊者终于结合在一起，他们住在香山碧云寺下的一个村里。就在香山居住时，《民众文艺周刊》停刊了，胡也频主要发稿的园地没有了，稿费收入也大大减少，但还没有到寄出去的稿件都退回来的地步。但沈从文连白开水就冷馒头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他们三人一直努力找一家报纸办一个副刊，但最终不成。
1926年，胡也频创作了大量作品，常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上发表诗歌、小说，每月可得25元稿酬，生活暂且安定下来了。这时丁玲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梦珂》。接着她又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而名声大扬。
1927年9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胡也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圣徒》。1928年7月，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一起为上海《中央日报》编副刊《红与黑》。创办此副刊又激活了三人在北京时萌发的办刊物的幻梦。
就在这时，胡也频的父亲把祖屋卖了大洋2200元，扣还原有典押的800元，再除去搬家等费用200元，还剩余1200元。本想投资上海“小有天”闽菜馆，加入股东每月分点利润养家糊口，但刚好此时胡、丁、沈要办红黑出版社，缺乏资金，于是，胡也频便把家里卖祖屋要投资创业的钱拿去办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和《人间》杂志，并出版“204号丛书”。出版社倒闭后，胡也频身负重债，为了还清1000元钱，于1930年2月到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教书。这时他开始宣传无产阶级文学，参加了一个几百人的“文学研究会”。国学大师季羡林当时是胡也频的学生，他对胡老师非常崇敬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写的一篇《忆念胡也频先生》里，谈到：“只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愿这一颗流星的光芒尽可能长久地闪耀下去。”
可是，不久胡也频便遭到山东省政府的通缉，于是连夜离开济南，回到上海。5月，胡也频、丁玲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胡也频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并担任工农兵通信委员会主席。7、8月间，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胡也频和柔石代表“左联”出席。10月，胡也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末，丁玲为他生一子，名蒋祖林。
1931年1月17日，在东方旅社，胡也频参加党内召开的一个会议，会场被包围而与柔石等人同时被捕。胡也频被捕后，丁玲想方设法予以营救，但最终无效。2月7日，胡也频与23位共产党员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决。在24人中有5位“左联”作家，故称“左联五烈士”。1933年，鲁迅极其沉痛特地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来悼念“左联”五位青年作家。沈从文也写了《记胡也频》一书表示悼念。
从1903年至1931年，在这短短的28个年华里，胡也频给我们留下了200多首诗、两部中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戏剧、散文等大量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