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困境和灾难中探寻现实的“文路”
人只有走出困境和灾难才能成就非凡的人生。因此，一定程度上，困境和灾难并不完全是坏事。马尔克斯经历了大学时期的孤独，但他却懂得用阅读和背诵诗歌来排遣心中的不快，用这种极具智慧的方式帮助自己走出了困境。然而，接下来他又要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当“波哥大大暴动”发生的时候，他只能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完成的手稿燃烧殆尽。对他来说，一切的不甘都无济于事，唯一能做的只有勇敢面对。
马尔克斯和同龄人一样，拥有远大的理想，但很快便被残酷的现实击溃了。不过，他并没有一蹶不振。相反，他准备踩着现实的“文路”前行。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先弄清现实，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之后再轻装上阵，去抓住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
大学生活——孤独和诗情画意的缠绵
1947年，马尔克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2月25日，他于该校法学系注册，正式成为一名法学系大学生。
加博并不喜欢法学，选择这一专业并不是他真正的意愿。他这样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父亲埃利希奥希望儿子能在医生、神父和律师之中任选一个职业；在当时的政治理念中，医生、神父和律师都是务实、体面、地位高的职业；律师的收入非常可观。
尽管加博很想学习文学，但出于以上原因，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法学专业。在他看来，学习法学至少不会偏离文学方向太多。
波哥大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所在地，素有“南美洲的雅典”之称。但是，加博对波哥大的印象并不好，他认为它是一个灰暗阴冷的城市，那里的人们西装革履、严肃死板、自高自大，整天为利益而奔波。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博对法学专业越来越排斥。他后来在描述这段学习经历时说：“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毕业。因为我对法学的一切都感到厌倦，无论民法还是刑法都是那么烦琐，而且无聊透顶。实际上，我对任何法律都没有兴趣，我本不想读法学专业，因为那不是我的意愿。”
在读法学时，加博有一位年轻的宪法学老师，名字叫作阿方索·洛佩斯·米歇尔森，后来这位法学老师参加了选举，并成了哥伦比亚的总统。米歇尔森回忆加博在学校的表现时说：“他当时并不是一个好学生。”马尔克斯成名之后在回忆他的这位总统老师时说：“他那时只有34岁，年轻有为，是我见到过的最优秀的法学老师。而我那时19岁，非常厌倦宪法课，所以就成了他的最糟糕的学生。”
第一学期结束后，加博勉强通过了宪法课考试，但是关于统计学的几门考试都没有过关。不管是在圣约瑟中学还是在锡帕基腊中学，加博都是学校里首屈一指的优等生。不过，自从进入大学，至少在法学专业，他并不是一个好学生。
他上课时经常迟到、早退，而且喜欢翘课。他时常会偷跑到酒吧、咖啡馆鬼混，有时他会在那些地方与别人谈文学，有时他会寻找漂亮的女招待搭讪。他常常借酒消愁，而且很容易喝醉。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一喝醉倒头就睡，第二天不洗漱就去上课。他还常向老师请病假，理由是自己得了要紧的病，肺炎、结核病甚至梅毒都“得”了个遍。有老师怀疑他是装病，但看到他蓬头垢面、无精打采的样子便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们看来，这样糟糕的生活方式必然会惹病上身。
他常胡子邋遢、头发凌乱，穿着夸张的衣服，打着极不相称的领带走在大街上，而这副模样常吸引街上行人的眼睛，毕竟波哥大人都是穿着讲究的。
加博深陷在“法学”的泥潭中无法自拔，他变得灰心丧气、放任自流，完全没有了生气。任何人都不会对他的未来抱有幻想，也不会认为他将来能有什么出息或有多大成就。
在加博的求学岁月中，缺钱是常有的事。他总是过着“差5分钱”的窘迫日子。他想去看电影，结果电影票要35分，他只有30分；他想去看斗牛，结果同样差5分才能买到票。缺钱的感觉一直缠绕着他。在锡帕基腊中学读书时，他总是穿着那件由父亲旧衣服改做的不合身西服，这使得他的自尊心常常受伤。后来，一个朋友送给他一件深色西装，他才摆脱了长久以来的羞耻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因为贫困，自尊心再次受到伤害。为了不让别人看出他的窘迫，他总是穿着“奇装异服”来掩人耳目。
“差5分钱”的感觉一直陪伴他很久，后来，他终于凭借自己的才华名利双收，但他依然懂得节俭，曾经的窘迫情景不时地浮现在他的心头，时刻提醒着他生活的不易。
加勒比地区与安第斯山地区隔着千山万水，马尔克斯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阴冷、昏暗的波哥大，却要在哥伦比亚一流的大学中学习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总感觉空虚、落寞、无人能够理解。他在那个陌生的地方极度缺乏归属感，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一个多余的人。
从离开阿拉卡塔卡以后，加博便是孤独的，因为他的身边没有了疼爱他的外公外婆。他的孤独感一直都在，尽管身边有父母，有弟弟妹妹，他还是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他视母亲为朋友，与父亲的关系一言难尽。在他的心中，外公才是那个真正的父亲。他只有在假期才能回家，所以弟弟妹妹只把他当作回家度假的人。
对他来说，周末最煎熬，每到这个时候，孤独就会如潮水般涌来。为了排遣孤独，加博想到了两个法子：一是利用喧闹的人群冲淡自己的孤独，二是躲在寂静的书海中暂时忘记孤独。
每到星期六，他就会邀来女伴、诗友把酒聊天，或者开办酒会，邀来朋友一起跳舞。这是他排遣孤独的第一种方式。
他还会坐上电车到处游荡，这是他最惬意的时光，也是他最倾心的消遣时光。那个时候，坐一次波哥大的有轨电车并不贵，只需5分钱。那些有轨电车装着蓝色的玻璃窗，而且车速不快，像极了旅游观光车。星期天，加博会向电车的收费箱里塞上5分钱，然后坐着电车从一个站点到另一个站点，就这样在兜风中度过整个下午。途中，他最喜欢一边欣赏车外的美景，一边惬意地读诗。
每当电车经过一个站点，他就能读完一首长诗。也可以说，车走过多长的路，他就能读多长的诗。就这样读着读着，直到天空飘起了夜雨，直到华灯初上，人流散去。
加博也常去咖啡馆消遣一番，他几乎跑遍了整个城市的咖啡馆。有时候，他会在咖啡馆里遇到一些与他志趣相投的人，他会先向他们问好，然后再与他们坐下来谈诗。
或许是因为太过孤单，他出现了幻觉。他在回忆那段时光时说：“有一天，我在电车上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穿着应时的服饰，像个西装革履的绅士。有趣的是，他的头上长着犄角，留着一撮山羊胡子，裤腿下面还藏着一双黑蹄子。”多年以后，马尔克斯认为当年他看到的那个奇怪的人其实是罗马神话中掌管农牧业的神，一个真正的“法翁”。
当天晚上，他依照自己的“所见”，写下了小说《电车上的法翁的故事》，后来他又将这篇小说寄给了《时代报》，希望能刊登在它的文学副刊上。但是，他杜撰的这个故事并没有被报社的主编看好，文章一寄出便从此石沉大海了。
一年后，波哥大发生了暴乱，加博不仅丢了钱财，还把这篇小说的手稿遗失在了暴乱的火光之中。
再“遇”卡夫卡后的疯狂“爆发”
马尔克斯曾经一直把诗歌当作文学的全部。他热爱阅读，读过很多书，既包括诗歌，也包括小说。事实上，他读的小说并不比他读的诗歌少。尽管如此，对那时的他来说，诗歌才是真正的文学体裁，远超其他文学形式，就连他后来热爱的小说也不及它的万分之一。而他这种思想的改观是在“遇到”卡夫卡之后。
有一天，朋友送给了马尔克斯一本书。从外形上来看，它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而且用粉红色的封面包裹，乍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
下午学校没有课，马尔克斯带着粉红小册子回到了宿舍。他脱掉外衣和鞋子，坐在床沿上开始翻阅这本书。他看到封面上标着书名、作者和译者。
“弗兰茨·卡夫卡？好像在哪儿听过……”他念着作者的名字，自言自语。
他又看了看译者，耸了耸肩，表示不知道。
接着，他翻开了这本书，认真读了起来：“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睁开惺忪的睡眼，正准备起床。突然，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他向肩膀看去，只见自己的后背变得漆黑如墨，犹如一块坚硬的黑色铁甲。他又稍稍抬头向自己的肚子望去，结果看到肚子变成了棕色的弧形硬片，那些硬片有好几块，而且光滑异常，被子摇摇欲坠，根本盖不住肚尖。他奋力抬起头去看自己的腿，竟看到他硕大的身躯上长着六根细得可怜的腿，那些丑陋的腿此刻正张牙舞爪地挥动着。他震惊无比，心想原来自己竟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真是服了！”加博一边合上书本，一边惊呼起来，“竟然还可以这样写！”
加博其实早就见过这样的粉红小册子，那是他在锡帕基腊中学读书时，老师为了与他写的小说《无法摆脱的精神变态》做比较，读了书中的几个片段。这本书便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写的《变形记》。
加博之前对《变形记》的印象并不深刻，直到1947年8月的那个下午，这本神奇的著作才在他面前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读完《变形记》的第一段，他便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了。他越看就越感到熟悉，直到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他才突然想到——外婆曾经就是这样给他讲“鬼故事”的。
卡夫卡与加博的外婆本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他们一个是号称“现代主义文学鼻祖”的奥地利著名作家，一个是住在阿拉卡塔卡镇上爱讲“鬼故事”的老太婆。但是，就是这样两个毫无关系的人，他们讲故事的方式竟然惊人地相似，甚至可以说一模一样。而这两个人以不同的方式与加博扯上了关系，并对他的文学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阿拉卡塔卡镇是加博人生的起点，外婆是他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他离开故乡多年，走过千山万水，也阅读过许许多多的书籍，而在他读到《变形记》时，他的所有经历又重新走回人生的起点。
后来，门多萨采访马尔克斯时问他：“你觉得你会成为一名作家是因为你的外婆吗？”
“不，真正促使我接触文学的人是卡夫卡和他的《变形记》，他讲故事的方式与我外祖母的一模一样。”马尔克斯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接触《变形记》之前，加博对小说存在着偏见，他一直认为小说是刻板、严肃、必须说真话的，就像他父亲爱读的那些书籍一样。但是，这种偏见在他遇到卡夫卡之后便彻底消失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给了他极大的启示，拨开了他眼前一直挥之不去的迷雾。他从《变形记》中惊喜地发现，“原来文学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的，如果真的可以用外婆讲‘鬼故事’的方式或《变形记》的写法来表达文学，那么我想我真心爱上了文学，我迫不及待地想像他们那样做。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文学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我彻底曲解了文学。直到后来，我看到了《一千零一夜》里的妖怪、魔毯，见到了卡夫卡《变形记》里的神奇描述，我才彻底明白：原来真的可以这样写！这也就意味着还存在另外一条文学创作的路径，而这条路径是真正适合我的。”
加博用一个下午看完了《变形记》，第二天，他开始动笔写自己的《第三次无奈》。
一个星期五，加博的短篇小说写到一半时，在《观察家报》上看到了主编的征稿启事。这位主编名叫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绰号尤利西斯，他在给读者的回信中说：“那些酷爱文学创作的作者，如果你想要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所知，却一直苦于找不到一种恰当的传播方法，那么请你联系我。你们就是下一个新诗人、新小说家，我热切地期待着你们的投稿！”
这封信让加博看到了曙光，他怀着激动的心情，一气呵成地写完了《第三次无奈》，然后在下周一将自己的小说手稿封装进信封，寄给了尤利西斯。
接下来的15天内，他都在焦急地等待中度过。
1947年9月13日，一个明媚的星期六，加博在咖啡馆遇到了一个正在读报的人。他经过那个人的身后，见到报纸上刊登着一篇十分惹眼的文章，而文章的标题正是《第三次无奈》。在《观察家报》的周末专栏中，《第三次无奈》占据了整个版面。见到自己的文章以如此华丽的方式被刊登了出来，他激动得几乎跳起来。
他又跑又跳地出了咖啡馆，一路小跑地来到报亭边，想买一份报纸。但是，很快他发现缺5分钱，他急忙跑到宿舍，兴奋地把一切告诉了朋友，然后携着朋友一起去买报纸。
马尔克斯在国家级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小说，这也是他首次发表自己的小说，这标志着他正式迈入了文坛。在受到《变形记》的启发之后，马尔克斯充分发挥他对文学的才能写下了这篇小说，因此，卡夫卡对他文学道路的影响是深刻的。
《第三次无奈》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个7岁的孩子不幸死了，他被人装在棺木中，经历了18年“不死不活”的状态。在这18年中，他可以生长，拥有自己的意识，却不能动，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他在漫长的棺木生活中又死了一次，但他的意识仍很清醒，他记得生前的一切场景，甚至记得丑陋的老鼠企图啃食他的声音。18年过去了，由于他的身体停止了生长，他的母亲认为这个儿子已经彻底死亡，于是，就决定将他下葬。最后，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死亡。在神父的布道声中，他被人活埋，一切都无可奈何，他只能选择接受死亡的事实。
《第三次无奈》发表以后，马尔克斯受到了极大鼓舞，从此他立志要做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不久，他便投入到阅读和写作中。他一边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创作小说，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经典的小说作品。
1947年10月25日，马尔克斯的小说《夏娃钻进猫肚里》在《观察家报》再次发表，这一次，他小说的主题依然围绕死亡、孤独、古宅，同时仍然延续了《变形记》的写作风格。
紧接着，马尔克斯的惊喜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无形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1947年10月28日，马尔克斯的伯乐博尔达在《观察家报》针对他写的两篇小说发表了评论。这篇评论是哥伦比亚文学评论的里程碑，它预言了一位文学巨匠未来的文学走向。
博尔达评论道：“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一定惊奇地在‘文学副刊’上注意到了一位新作家的出现。这位奇特的新作家已经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过两篇小说作品，我想大家一定熟悉这个名字——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之前，我对这位作家一无所知，后来有同事告诉我：马尔克斯，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专业的一名学生，竟然就是《夏娃钻进猫肚里》的作者。我感到万分震惊，因为他的作品如此成熟，文笔如此清新，没有矫揉造作，却能引人入胜，带人进入潜意识未曾到达的神奇天地。他的世界里似乎可以出现一切，自然、朴实、不装腔作势的表达令人拍案叫绝。这不是一个新晋小说家能够做到的，更不是随便一个20岁的青年能够做到的。我必须在这里承认，在新晋作家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是非常优秀和值得尊重的一位。他风格独特、才华过人，拥有强烈的写作愿望，对此我深信不疑。然而，我也希望他并不是哥伦比亚青年中的唯一。请你们相信，这绝不是贬低他！”
当时，博尔达在文学界的地位很高，他的评论极具影响力。因此，当马尔克斯看到这篇评论时，高兴得几乎要晕过去。然而，美妙的赞誉在给他带来幸福感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心中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暗暗发誓，一定不会让自己的伯乐失望。要实现这一点，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继续写下去。
灾难突发，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遇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发表《第三次无奈》和《夏娃钻进猫肚里》，获得伯乐博尔达肯定的评价，这一切让加博重新认识了文学，同时也点燃了他的文学梦想。不过，他越是亲近文学，就越是远离法学课堂。
加博将他的全部热情和精力都用在了阅读和写作上，他几乎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所以他经常翘课，除了考试外很少去学校，他与大学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
在读完卡夫卡的《变形记》后，加博又开始细心解读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位爱尔兰作家与卡夫卡一样，同是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他的著作《尤利西斯》有着“文学的圣经”之称。对加博来说，阅读这位大师的作品使他在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上受益匪浅。
不久后，加博写下了名为《土八该隐锻造一颗星》的中篇小说，并于1948年1月17日正式对外发表。这是他在《观察家报》发表的第三篇小说，其主题依然延续了前两篇的主题，即围绕“死亡”来展开。
几个月内，加博的作品频繁见报，这在哥伦比亚文坛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与此同时，文学界人士纷纷开始关注这颗璀璨的新星，并对他寄予了极高的希望。
马尔克斯从未想过要当律师，而在点燃文学梦想之后，他亦明白自己很难再继续好好学习他不感兴趣的法学专业。但无论如何，他必须给父亲一个交代。在当时的苏克雷，如果有哪个家庭能培养出一名大学生，那一定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它可以光耀门楣，提高家庭的地位。父亲埃利希奥自然也有这种观念。加博能够在哥伦比亚一流的大学学习法律专业，这对父亲来说是一件极为光彩的事。加博父亲的社会地位不高，家庭条件也不好，而加博能在大学读法律则弥补了这些缺憾。所以，在父亲的眼里，加博的未来已经有了保障，一切都很稳妥。
就在加博像往常一样辗转于文学和法学之间时，波哥大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波哥大大暴动”。
1948年4月9日，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遇刺，“波哥大大暴动”一触即发。事发时，波哥大变得混乱不堪，抗议者到处放火、打砸，加博的宿舍楼也被波及。
加博本想与朋友去宿舍躲避灾祸，到了目的地，却发现宿舍楼已经燃起了熊熊烈火。结果他的所有财物、书籍和三篇小说手稿全部在大火中被焚烧殆尽。即使他有心抢救，但由于火势太大，一切都变得无能为力了。
所有家当被毁让加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他双眼呆滞，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朋友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顿时诧异地问道：“加博，没想到你竟然也是盖坦的坚定支持者，你不是只关心文学，不关心政治吗？”
加博欲哭无泪地回答：“别乱说，我……我的小说手稿全都没有了。”
“波哥大大暴动”发生后，大半个城市被毁，大学关闭。数天之后，形势暂缓，加博辛苦地挤上了一班飞机，狼狈地离开波哥大，又重新回到了巴兰基亚。
波哥大事件一定程度上给了加博离开这座城市的理由，他终于可以远离那持续的阴冷与黑暗，重新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迈进。这次事件让加博意识到现实的残酷，他准备让自己的小说体现现实的主题，并一直将现实主义文学延续下去。
后来，马尔克斯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天傍晚，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何种现实之中，但是我之前的中短篇小说却与现实没有一点关系。”
加博于1948年4月29日乘坐飞机回到了他熟悉的巴兰基亚。他热爱这座城市，打算在这里继续求学。但是，遗憾的是，巴兰基亚大学也受到这场灾难的波及而被迫关闭了。
不过，加博后来联系上了他的朋友何塞·帕伦希亚。他与这位富有的朋友商量了一番，两人决定前往卡塔赫纳求学。
全国的混乱局面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各地的交通陷入瘫痪。加博到处求人，终于坐上一辆邮车出发了。经过一路的颠簸，加博还算顺利地到达了卡塔赫纳。之后，他几经摸索来到了与朋友约定的地点。在侍女街，有一家瑞士旅馆。加博在旅馆里等了许久都没见到朋友，于是他又在旅馆附近寻找朋友的踪迹，几经奔波，他身上的钱都花光了。旅馆的老板见他身无分文、形迹可疑，就把他赶了出去。
加博拖着行李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转，他又饿又渴，索性在广场的长椅上躺了下来，不久后渐渐睡着了。后来，有两个当地的警察发现了他。这两个警察吵醒了睡梦中的加博，然后粗暴地将他提了起来，扔进了警局的牢房。在经历了焦灼不安的睡梦、粗鲁的逮捕之后，加博躺在了牢房干燥的地板上，他终于可以安静地睡上一觉了。就这样，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过了第一夜。对他来说，第一天就进监狱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朋友帕伦希亚比他晚一天到卡塔赫纳。第二天一早，帕伦希亚把他带出了警局，两人暂时寄宿在侍女街的瑞士旅馆。
加博和朋友很快找到了能够接纳他们的大学，他向学校上交了学业成绩，但由于他的学业成绩不是很好，学校不太愿意收留他。他用各种说辞为自己辩解，然后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一场考试。最终，他顺利通过了考试，得以进入这所大学。
一切准备妥当，加博于1948年6月17日在卡塔赫纳大学完成了注册，接下来，他将在这里开启新的学习生涯。在大学二年级，他仍讨厌去上那些不感兴趣的法学课程。老师和同学都不认为他是一个好学生。
早在波哥大上学时，加博便立志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小说家。对他来说，律师这一职业虽然体面，但绝不是他想要的。他之所以会继续读法学专业，完全是为了敷衍父亲。
为了自己的文学梦想，也为了赚取生活费，加博找到了一份与文学相关的工作，即在《宇宙报》做实习记者。在这家报社里，他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同样热爱文学，经常可以与加博讨论文学。由于工作原因，他很少回学校，更不用说再去上课了。
马尔克斯功成名就后，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回忆说：“他在报社工作很卖力，经常熬夜到凌晨3点，因为来不及回宿舍睡觉，他经常铺几张报纸睡在报社的地板上。我们早晨7点已经上课，那时他才刚睡醒。每当见到他时，他都说自己要去洗澡，因为在上课之前，他都在路上奔波，根本没有时间洗澡。”
在考试临近前，他一直处于焦虑和绝望的状态中。他读法学不认真，上课也不积极，自然知道自己的学习有多么糟糕。经过突击学习之后，他的罗马法不及格，除了这一门挂科外，总成绩勉强过了平均线。
大学三年级，加博上课出勤就更少了。他还生了一场病，这让他的成绩更加落后。他在偶尔去学校时，总是会向别人表达他对法学的厌恶和痛恨。有一次，他还和几个同样厌恶法学的学生在学校的走廊里组织了一场即兴足球赛，这让他在学校的名声更加恶劣。期末考试后，他有六门课程勉强过关，医法和民法都不及格，其中医法只考了两分，民法未提交毕业论文。不过，他能以如此可怜的出勤率考到这样的分数，已经算是创造了奇迹。
后来，加博从卡塔赫纳回到了巴兰基亚，并在他热爱的这座城市待了一整年。一年后，他回到卡塔赫纳准备注册上法学专业四年级，但他的要求被学校拒绝了，校方给出的理由是：他在三年级时有三门课程未通过，因此需要重修这一年级。校方拒绝了他，他也拒绝了校方。加博最终放弃了在卡塔赫纳求学，他认为继续学法学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加博的辍学令他的父亲大为气愤，他成了父亲口中的“不肖子”。苦盼多年的父亲最终也没有见到他的毕业证书。埃利希奥对加博失望透顶，因为大儿子没能按照他的设想出人头地。像是故意在模仿哥哥，加博的弟弟妹妹们也相继辍学，还有的人根本就没有上过学。而这一切令埃利希奥更加失望。不过，他的失望只是暂时的。16年后，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一举成名；31年后，他又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马尔克斯功成名就后，埃利希奥父凭子贵，也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而他对大儿子的失望心态早已随风消散。
天才作家背后的那些人
加博在卡塔赫纳上学时，找了一份实习记者的工作。由于他之前曾不止一次在国家的重要报刊上发表文章，所以他对做好这份工作非常有信心。
刚到《宇宙报》工作时，他用很短的时间便写下了一篇文章，然后非常自信地交给了主编。主编用红笔狠狠批阅一通他的稿件，结果满篇都是修改的印记。
主编对他说：“首先，你的稿件文学色彩太浓，主观性过强，不能作为新闻稿；其次，你不应该违反审查制度来写稿，因为我们不可能发表这样的稿件。”
加博第一次写新闻稿，对其倾注了极大的文学创作热情，所以稿子文学色彩太浓，主观性过强。与此同时，加博的言辞过于激进，十分不合时宜，严重违反了当时的新闻审查制度，所以他的这篇初稿对报社来说毫无价值。
加博虽然受到了打击，但他热爱这份工作，愿意从头学起。通过慢慢学习和摸索，他最终寻得了写新闻稿的门道。不久之后，他的才华获得了主编的肯定，稿件也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尽管加博的文章可读性很强，他的工作也受到了人们的肯定，但是这并没有为他带来经济上的改观。加博在《宇宙报》的薪酬很低，他的一篇新闻稿只能为他带来32分的收入，要想靠这些钱吃饱饭并不容易。
由于支付不起租金，他被廉价旅馆赶了出来，有很多晚上，他都是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的。只有在运气好时遇到同学，他才能在同学的房里借宿一晚。后来，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即住在《宇宙报》的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床铺，他就将一捆捆新闻纸放在一块，做成一张简陋的“床”。
在报社工作期间，加博胡子邋遢，眼窝深陷，眼睛像灯泡一样向外凸出，整个人看起来骨瘦如柴，像是得了某种恶疾。另外，由于没钱买衣服，他只能将旧衣涂上染料作新衣。他的裤子和鞋被他染成了黑色，因为这样可以遮蔽污渍；他几乎没有一双完好的袜子，颜色竟全部是“柠檬黄”，令人大跌眼镜。
由于他的打扮过于“惹眼”，一位朋友的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公民勇气”，寓意是穿成这样实在需要勇气。对这身“时髦”装扮，他还经常自嘲一番，给那些调侃他的人带去快乐。事实上，他并不喜欢这样穿，这只是出于贫穷逼迫的无奈之举。
加博的同事豪尔斯·弗朗哥·姆内拉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有一天，豪尔斯实在看不下去，就让他到自己家去借宿几晚。豪尔斯一家热情地接待了加博。豪尔斯的母亲非常喜欢这个可怜的孩子，总是把美味的菜肴留给他，就像是加博的母亲一样。加博的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总能吸引别的母亲对他释放母爱。这或许是他从小缺乏母爱，整个人看起来孤苦无依的缘故。很多女性看到他，就会变得母性大发，想方设法来保护他。而加博自己也感到当他与女性相处时，总是会莫名产生安全感。
此后，每当马尔克斯身无分文时，就会到豪尔斯家借宿和吃饭。只不过，他在别人家吃饭时会尽量控制饭量，这样可以减少他内心的不安。为了不弄脏豪尔斯家的床铺，他在那里借宿时总是穿着衣服睡在地板上。
加博在《宇宙报》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在此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包括署名的和未署名的，其中署名文章有43篇。除了真正动笔写作外，他更多的是做整理和过滤电报内容的工作。他需要从收到的电报中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新闻话题，然后再确定和延伸创作主题。在这一过程中，加博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他的语言变得更加简练，情绪更加内敛，还培养了发现好故事的洞察力。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多与现实相连接，这使他更加明确了自己今后的文学创作方向。
总体上来说，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的生活是安定、平和的。尽管他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但他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又有着一群同样热爱文学的朋友。他可以一边沉浸于文学创作的美好感觉之中，一边和朋友们探究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在加博的朋友中，最了解他的是报社的那些同事。
首先是报社的主编萨瓦拉。萨瓦拉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他对像加博这样的年轻人非常关心，愿意在工作上给予指导和帮助。他曾多次给加博批阅稿件，帮助他认识新闻学和学习相关的知识。在他的指导下，加博进步神速，工作也变得越来越游刃有余。
萨瓦拉主编知识渊博，对多种文学都有研究，包括近现代文学、古希腊文学、古罗马文学等。同时，他的爱好广泛，特别喜爱瓦耶那多音乐。他对文学和古典音乐的喜爱给加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其文学和音乐的鉴赏能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后来，马尔克斯还将瓦耶那多音乐的节奏和内在气质呈现在了他的文学作品之中。
另一位是埃克托·罗哈斯·埃拉索。他虽然只比加博大6岁，却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了。与此同时，他还是出色的诗人和画家。他的兴趣与加博的兴趣几乎一样。所以两人平时特别谈得来。加博还送给埃克托一个别致的绰号——“文学通”。埃克托善于交流，妙语连珠，常常打动人心。他知识丰富、乐于助人，像是一本“活字典”。
还有一位是古斯塔沃·依巴拉·梅拉诺。加博的这位朋友特别喜欢西班牙“黄金时代”的文学作品，此外他还熟读希腊、美国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他喜欢制作一些写有精彩诗句的小卡片，每当他有了兴致，就喜欢拿出卡片认真研读上面的诗句。受他的影响，加博对诗歌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他回忆起曾经听过的那些经典诗歌，又再次将它们仔细阅读和品鉴了一遍。此后，诗歌成了他形影不离的朋友，无论到哪里，他都将一本诗集大全带在身边。在古斯塔沃的影响下，加博认识了鼎鼎大名的索福克勒斯，这也是他后来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卡塔赫纳与波哥大所处的地区差别较大，前者处于热带地区，后者处于寒带地区。这两个城市虽然气候大不一样，但两地的居民却有着相似的性格。卡塔赫纳人与波哥大人一样，都非常严肃、古板。卡塔赫纳的大街上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喧闹的人声，更加不会有热辣的音乐，整个城市看起来死气沉沉。
在加博的眼中，他的那几个朋友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对于卡塔赫纳人来说，包括加博在内的这几个人都是无聊的怪人、文人，他们整天无所事事、疯疯癫癫，甚至把文学当作生命的全部，对文学之外的生活不管不问。
这群文人经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等到忙完工作，他们就会走出办公室，四处寻找酒馆。在那里，他们相对而坐，一边喝酒，一边谈论文学。因受到他们的感染，有时候酒馆守夜的大叔也会给他们说一些当地的传说或自编一个离奇的故事。他们偶尔会喝到天明，然后跑到码头去看货轮。海风拂面，轻浪拍案，加博与友人们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即兴吟唱诗歌，内心欢喜快活。
除了这些同事外，加博还结交了其他不少文学好友，这些朋友和他一样，都嗜书如命。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文学探讨小组，名为卡塔赫纳小组。小组成员们经常进行阅读活动，他们相互换书读，还一起相互讨论书中的内容。在这些活动中，加博增加了阅读范围，开阔了眼界和思想，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大的帮助。他们阅读的书籍很广，既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作品，也包括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作品。此外，还有众多的诗歌作品，其中“石头与天空”诗派的诗歌尤为受追捧。
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马尔克斯的文学知识和鉴赏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弃稿与新作——走出文学道路上的“死胡同”
在打下坚实基础后，加博开始思考今后在文学道路上如何走得更远。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文学创作范围太狭隘，如果再用之前的那种与现实脱节的文学主题继续创作，他一定会走进“死胡同”。
鉴于这种认识，加博决定今后一定要从现实中汲取灵感进行创作。于是，阿拉卡塔卡的童年生活、外公讲的战争故事、“香蕉热”大罢工等都成了他创作灵感的来源。
1948年，加博借助这些灵感开始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家》。为此他借鉴了福克纳的写作方法。加博走到哪里都会带上许多新闻纸，他会一边创作，一边与朋友讨论小说中的角色。有时候，他还会把写好的文稿读给朋友们听，让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他经常在读自己的作品时突然意识到所写的不妥的地方，此时，他会立刻停下来，自言自语道：“这个角色太弱，还需要重新塑造。”
马尔克斯最终也没能完成他的这部小说。后来，人们找到了《家》的部分手稿，了解到这部小说的一些信息。《家》的主人公是一个名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的人，他参加过战争，当过上校。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的大宅院中，是关于布恩迪亚家族的故事。显然，马尔克斯是以他童年在外公外婆家中的经历为原型来创作这部小说的。
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加博总想着要把他脑海中的所有故事都和盘托出，这就导致小说的结构变得尤为松散。小说中会出现一些题外话，而且叙事的节奏很平淡，不够吸引人，也不能引发人的深思，最终只能宣告失败。
这部充满孤寂情调的未完本小说《家》正是《百年孤独》的雏形。要创作这样一本深刻的小说，对年仅21岁的加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他心中积累了足够丰富的故事，素材已经不成问题，但是由于他对文学创作尚缺乏经验，不能以更成熟的方式来述说这些故事。所以，他当时没能完成这部小说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要完成如此重大题材的小说，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今后的道路中，他还需要积累和学习更多的知识，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法。而令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过程要花费整整17年的时间。
《家》的创作并不顺利。对年轻的加博来说，这部作品的内容太过庞大和繁杂，他很难去驾驭。《家》就像是一棵巨大的树，它有无数的枝干和根须，加博必须找到方法理清这些枝干和根须，并找到合适的叙事方法，才能将它呈现给世人。后来，他从“这棵大树”上摘下了一些枝叶，创作出了长篇小说《枯枝败叶》。这是他对这种题材文学的第一次成功尝试。
不久，马尔克斯开始动笔写《枯枝败叶》。在此之前，他读了两本意识流小说，分别是《我弥留之际》和《达洛维夫人》。《我弥留之际》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而《达洛维夫人》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这两位作家都是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正是借鉴了他们的写作风格和手法，加博才写出了极具意识流特点的《枯枝败叶》。
加博的创作条件很差，他既要去学校假装上课，又要拼命在《宇宙报》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很贫穷，工作挣到的钱很难维持生计。尽管如此，加博在朋友面前总是面带微笑，他从不会向别人博取同情，更不会向朋友们哭穷和借钱。
加博在生活上非常超脱，他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很少依靠别人。他像许多品德高尚的文人一样，心中只有他的诗歌和小说。他毫不在乎自己的经济状况，尽管在报社的工作挣不到多少钱，但他依然决定坚持下去，因为在那里他能与他最喜爱的文学相遇。
有一次，加博的一个朋友在得知他在报社的收入后，立刻惊呼道：“这该死的报社，他们竟这样剥削你，我看你还是另找一份工作吧。”
听到这话，身体单薄、面容苍白而憔悴的加博只是微微一笑。
任何人在看到那时的加博后，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他是一个憔悴的病人。果不其然，加博在1949年3月的一天终于病倒了。他得了肺炎，于是不得不回到苏克雷的家中养病。
这次返家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回到家后，母亲悉心照顾他，父亲看到他憔悴的样子，也开始想方设法寻找治病的偏方。在一家人的努力下，加博的身体慢慢恢复。
加博在卡塔赫纳当了很长时间的记者，因此他在回到苏克雷时已经具备了记者的观察力和好奇心。他开始留心观察这座小镇的一切，包括当地的风土人情、特别的人和特别的事。而这些将来都会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来源。
养病期间，加博经常惬意地躺在芒果树下的吊床上看书。每当他打开一本书，就会一心沉浸在书中的世界，怡然自得。不远处，莫哈纳河畔的自然风光美丽无限，但加博却对此视而不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博很快读完了苏克雷镇上的藏书。无书可读的时候，他灵机一动，立刻给巴兰基亚的朋友们写信，希望能给他寄来一些书。结果，他的朋友们在收到来信后，每人都为他寄来了一箱书。
在收到书的那一刻，加博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就像是孩子收到了圣诞礼物一般。收到的书越来越多，不同名家的作品铺满一地，有《针锋相对》《珍妮的画像》《曼哈顿变迁》《人鼠之间》《喧哗与骚动》等。
加博不仅会认真阅读这些书籍，还会仔细分析它们的结构。例如，他会一边读书，一边拆解小说的结构，之后再把这些结构对号入座重新组成完整的小说，就像是拆解钟表零件和组装钟表零件一样。从这种分析式阅读中，加博获得了无穷的乐趣，这是一般读者无法理解的。
借助在苏克雷养病，加博可以躲开他不喜欢的法学课程，也可以不用再熬夜工作。他每天都能与书籍为伴，还能安心地进行《枯枝败叶》的创作。因此，这一阶段的加博感到人生幸福无比。
哲人的底蕴和大师的资格
一个半月后，在返回卡塔赫纳时，加博已经完成了《枯枝败叶》的第一稿。朋友古斯塔沃·依巴拉·梅拉诺是《枯枝败叶》的第一个读者。古斯塔沃在读完《枯枝败叶》后异常激动，他发现加博这部作品的主题竟然与古希腊名著《安提戈涅》的主题极为相似。一个初出茅庐、经验寥寥的年轻人竟然能写出如此重大、沉重的主题着实令人吃惊。不久，加博从朋友那里获悉了这一发现，又惊又喜，同时又非常困惑。
加博向朋友借阅了《安提戈涅》并快速浏览完。《安提戈涅》是古希腊著名的悲剧小说，其作者是极负盛名的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
传说，忒拜王俄狄浦斯“弑父娶母”后感到罪孽深重，于是便戳瞎了自己的双眼，将自己流放在千里之外。不久，他的两个儿子开始争夺王位。结果，厄忒俄克勒斯战胜了波吕涅刻斯，成为忒拜的新王。波吕涅刻斯战败后流亡国外，却在机缘下迎娶了别国的公主。后来他带领阿耳戈斯国的军队卷土重来，兄弟二人再次展开了王位争夺战。最后，两人同归于尽，王位旁落别家。
厄忒俄克勒斯的舅父克瑞翁后来继承了王位，他宣称波吕涅刻斯是叛徒，并下令禁止人们埋葬其尸首，否则便处死违令者。当时，古希腊人认为死后不下葬之人的阴魂是不能进冥界的，同时曝尸荒野会触怒神明，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事实上，波吕涅刻斯还有一个妹妹，名叫安提戈涅。安提戈涅公主没有遵守舅父克瑞翁的命令，她将哥哥波吕涅刻斯的尸首收了起来，并进行了安葬。结果安提戈涅因触犯法令而被舅父关进了地牢。因不甘受辱，安提戈涅公主最终在地牢中自杀身亡，她的未婚夫、克瑞翁的儿子海蒙也跟着殉情。海蒙死后，他的母亲，即克瑞翁的妻子因无法接受事实，选择了自尽。最后，失去儿子和妻子的克瑞翁成了孤家寡人，只能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王宫里悲伤叹息。
无独有偶，马尔克斯的《枯枝败叶》也记录了一个极为相似的故事：马孔多是一个盛产香蕉的热带小镇，有一天，镇上死了一名医生。这名医生原是一名外来者，是随着“香蕉热”来镇上淘金的。由于盛产香蕉，马孔多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镇变得富庶而热闹。许多外乡人远离故乡，聚集到这里来寻找赚钱的机会。他们中既有冒险家，也有江湖骗子，还包括酒贩、音乐家、人贩子、杂技演员、妓女等。镇上的人称这些外乡人为“枯枝败叶”。一年过后，马孔多的“香蕉热”逐渐冷却，外乡人纷纷离开。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被称为“枯枝败叶”的外来者住在镇上，而死去的医生也包括在内。
这名医生是一个品行低劣的人。他拿着一份介绍信来到小镇后，走进了镇上的一个大户人家，请求住在那里的上校收留他。结果上校在看完介绍信后真的收留了他。在之后的8年时间里，这名医生一直住在上校家中。他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却不会因此而感到羞愧和不安。后来，他拐走了上校家的女佣梅梅。梅梅失踪，人们都认为是医生杀死了她，于是冲进了他住的地方寻找梅梅的尸体，结果却一无所获。
人们多年前便对医生恨之入骨了。镇上曾经有居民因遭到抢劫而受伤，人们将伤者抬到医生门前，请求他医治，但医生却紧闭大门，对伤者不闻不问。在场的人都恨透了这个假医生，他们跃跃欲试想要冲进屋里将其撕成碎片。最后，神父阻止了他们，并劝说他们离开。然而，人们对医生的厌恶和仇恨却一直没有消除。
几十年后，医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吊自杀。得知这个消息后，镇民们都很高兴，认为医生是咎由自取。作为被称为“枯枝败叶”的外乡人，医生在镇上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镇民们讨厌和仇恨他，他的死换不来人们的一丁点儿同情。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所以都不愿为他下葬，人们等着他的尸体被野兽吃光。
但是，善良的上校是这名医生的收留者，他曾答应医生帮他下葬。最后，上校带着家人顶着镇民们仇恨不满的目光将医生运到公墓下葬了。
虽然这部小说与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那时的马尔克斯并不了解索福克勒斯，他的名气更比不上素有“戏剧艺术的荷马”之称的索福克勒斯。这位小有名气的“哥伦比亚文学的希望”与古希腊声名卓越的“悲剧诗人”完全是处于不同世界、不同时空的两个人。
但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却在相隔2500多年之后于文学的世界相遇了。他们的故事都围绕一个共同的悲情主题展开，索福克勒斯的故事中安提戈涅公主冒着生命危险安葬了被视为叛徒的哥哥的尸体，而在马尔克斯的故事中德高望重的上校同样甘愿冒着危险为医生下葬。朋友古斯塔沃·依巴拉·梅拉诺认为，加博已经具备了成为大师的资格，他对加博说：“你们故事的相似足以证明，你已经具备了伟大哲人的底蕴和成为文学大师的资格。”
此后，马尔克斯从朋友那里获得了一些读书笔记，他认真研究了这些珍贵的资料，并在朋友的指导下，全面阅读和分析了索福克勒斯的作品。而学习和积累也让马尔克斯的写作能力突飞猛进。1955年，马尔克斯的《枯枝败叶》正式出版。这部书的首页题词引用了《安提戈涅》中的一句话。马尔克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向索福克勒斯致敬。
生死与共的朋友——阿尔瓦罗·穆蒂斯
1949年10月的一天，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结识了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阿尔瓦罗·穆蒂斯。阿尔瓦罗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小说家，他与马尔克斯一见如故。事实上，在多年之前，他们确实见过面。只不过那时他们还相互不认识对方。所以，这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很多年后，马尔克斯在与阿尔瓦罗聊天时，偶然听到这位朋友谈起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事情，这同时也勾起了他的一段回忆。
加博在波哥大读书时，经常去国家图书馆打发时间。图书馆有一个小音乐厅可供人休憩。那时候的加博是一个穷学生，他和一帮穷孩子没有钱在咖啡馆消遣时光，就常常躲在音乐厅里看书。很多个下午，马尔克斯和朋友们都会如约来到音乐厅。而每次他都能见到一个令他讨厌的人出现。当下午4点的钟声响起，门外就会走进来那个讨厌的人。他一进门就走向音乐台，要求小提琴手为他演奏一曲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协奏曲。
那个讨厌的人长着高鼻梁和土耳其人一样的眉毛，他身材高大，声如洪钟，像极了美国探险家布法罗·比尔。可笑的是，在这样的长相和身材下，他竟长着一双极不相称的小脚。
马尔克斯有一次去墨西哥城，在阿尔瓦罗的家中再一次听到了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大名，他听到朋友那洪亮如钟的声音，看到那双熟悉的可怜小脚，立刻认出了他。这个时候，加博一脸沮丧地对阿尔瓦罗说：“真是见鬼，原来波哥大图书馆里那个总爱点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的人就是你啊！”
阿尔瓦罗·穆蒂斯是马尔克斯的终生好友。他和马尔克斯一样痴迷文学、热爱美食和音乐。阿尔瓦罗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喜欢到处游历，还喜欢随处结交朋友。他天性洒脱、爱自由，绝不拘泥于世俗的条条框框。他在年轻时从事过许多职业，尽管这些职业大多与文学没有半点关系，但热爱文学的他却总能干得非常开心快乐。
阿尔瓦罗在18岁时应聘当上了国家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常常会在播报时口无遮拦。有一次，他在播报时无意间透露了一位女同事的隐私，结果那位女同事的丈夫醋意大发，拿着一把武器躲在角落里等他。还有一次，他在总统府参加活动，在轮到他演讲时，他竟把两位相同名字的大人物弄错了身份，令当事者脸色铁青，尴尬无比。后来，他在参加慈善活动时弄错了碟片，把一部不雅影片当成了孤儿纪录片放了出来，引得上流社会的太太绅士们惊叫连连。
除此之外，他还做过入殓师。那对他来说是一项十分愉快的工作。在巴兰基亚时，有一次，他要在一家饭店里为一位富翁收尸。他准备了一个像棺材一样的华丽匣子，然后将富翁的尸体装了进去，再将匣子放在推车上推进了电梯。一位服务员看到他搬运的东西后，便在电梯里问他：“匣子里装的是谁？”他故作忧伤地回答道：“是亲爱的主教大人。”
阿尔瓦罗频繁变换职业，每一个职业他似乎都无法做久。另外，他还喜欢到处游历，出国旅行对他来说无异于家常便饭。
有一次，阿尔瓦罗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巴黎旅行。几位女性朋友要到商场里购物，阿尔瓦罗便坐在一家商场外的台阶上开始了他的表演。他故意歪着头，斜着嘴，翻着白眼，哆嗦着双手向路人乞讨。
一位从商场里走出的法国绅士看了看他，忍不住出口讥讽道：“穿着这样昂贵的衣服行乞，太不知羞耻了！”但是，阿尔瓦罗竟装聋作哑，继续着他的表演。那位绅士感到尴尬无比，只好掏出1法郎丢给了他。短短十几分钟，他就用这种表演赚到了40法郎。
在罗马旅行时，阿尔瓦罗虽不会讲意大利话，却能用他自创的意大利话与当地文学家和电影界精英相互交流。他一边比画，一边讲述自己的种种惊险遭遇，就连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著名女星莫尼卡·维蒂、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都被他富有感染力的表达深深吸引，一连几个小时也不愿离去。
后来，阿尔瓦罗又去了巴塞罗那。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他模仿起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他学着诗人的声调和表情朗诵着诗人的诗歌。由于他的表演惟妙惟肖，有人真的把他当成聂鲁达，甚至还激动地向他索要签名。
阿尔瓦罗身材高大，气质优雅，性格豪放，相反，马尔克斯的身材瘦小，样子邋遢，性格腼腆。但是，就是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人却能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在几十年中相互欣赏、相互尊重，这真是一个奇迹。
作为最好的朋友，阿尔瓦罗给马尔克斯带来了不少好处。其中最大的好处在于他将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借给了马尔克斯，让他从中学到了新的写作方法，同时还让他学会了要在创作时准备好另外的故事来应付别人的询问。因为这样一来就能让他在保持写作新鲜感的同时，保持创作热情。
后来，马尔克斯将这种做法用在了阿尔瓦罗身上，结果阿尔瓦罗自食其果，成了给别人带来好处的最大受害者。
马尔克斯在创作《百年孤独》时，有一年半的时间与阿尔瓦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到夜晚，马尔克斯都会找阿尔瓦罗谈心，他向朋友分享创作心得，并讲述已写完的章节内容。一个怀着极大的热情讲，另一个怀着极大的兴趣听。每当阿尔瓦罗愉快地听完马尔克斯所写的故事，都会热心地给出自己的建议。此外，他还会给其他人讲马尔克斯故事中的精彩内容。
马尔克斯在完成《百年孤独》的初稿后，第一时间将稿子送到阿尔瓦罗家中，供这位好友阅读。阿尔瓦罗非常激动地接过稿件，只花了一天便看完了。结果，马尔克斯第二天接到阿尔瓦罗打来的电话，只听他气呼呼地在电话里说：“马尔克斯，你把我害惨了！稿件的内容跟你和我讲的那些东西根本毫不相干，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那些朋友？”
在马尔克斯经历危险，认为自己即将死去的那一刻，陪伴他的人依然是他的好朋友阿尔瓦罗。有一次，马尔克斯与梅赛德斯、阿尔瓦罗及其妻子一起在普罗旺斯旅行。这次旅行中，马尔克斯开车载着朋友三人行驶在马路上。就在他们谈笑风生的时候，一辆汽车突然迎面向他们冲来。紧急时刻，马尔克斯立刻向左猛打方向盘，却无法考虑车子会栽在哪里。那一瞬间，马尔克斯感到车子腾空而起，方向盘像是脱离了他的控制。
当时，马尔克斯的妻子梅赛德斯和阿尔瓦罗的妻子坐在汽车的后排，而阿尔瓦罗坐在副驾驶座上。车子失控时，两位坐在后排的女士立刻吓得呆若木鸡。就在马尔克斯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他看到坐在自己旁边的阿尔瓦罗正一脸同情地望着他，那个男人好像在说：“笨蛋，你究竟在做什么？”好在汽车栽在路边的排水沟里，四人才躲过一劫。
马尔克斯与阿尔瓦罗曾定下这样的口头协议，即绝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对方。但是，马尔克斯在阿尔瓦罗70岁生日那天却打破了他们的约定。他在阿尔瓦罗的生日聚会上，一改以往的严肃，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做了一番别开生面的演讲。马尔克斯在演讲中感谢了阿尔瓦罗对自己的帮助，并对其为人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他说：“今天，我们抛开所有的矫揉造作和虚伪的廉耻，只想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喜爱和敬佩。”
藏龙卧虎的“巴兰基亚小组”
1948年9月，马尔克斯又新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称这些人为“山洞里的舔斗鸡主义者”。与这群人的相识令马尔克斯既兴奋又高兴，而事实上这也是他的一个新机遇。
9月16日，马尔克斯和朋友一起去巴兰基亚市出差。两人在这座城市完成工作后，决定逗留一段时间去拜访一群仰慕已久的人，之后再返回卡塔赫纳的《宇宙报》交差。
一天，他们来到《先锋报》的办公室，那里的一群年轻有为的编辑正是他们要拜访的人。两人见到了赫尔曼·巴尔加斯、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蒂奥等人，这些人痴迷文学的人很快便成为朋友。这群“山洞里的舔斗鸡主义者”热情地接待了马尔克斯和他的朋友。一见面，他们便投入到文学话题的讨论之中，场面非常热烈，而且一谈论起来就没完没了。
他们从下午一直聊到深夜。通过交谈，阿尔丰索对加博充满了好感，加博也对这位优秀的编辑印象深刻，两人相见恨晚，彼此视为知己。
聚会结束后，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一直对加博念念不忘。第二天一早，他一回到报社便极力向主编推荐加博，并声称这样的人才不可多得，正是《先锋报》急迫需要的。但是，主编却向他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先锋报》的经营状况不允许编辑部再多聘任任何一个职员。
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阿尔丰索见推荐无望，便在情急之下对主编说：“既然如此，那么我愿意将自己的薪水分他一半，这样总可以让马尔克斯和我们一起工作了吧？”
听到这样的话，社长和主编目瞪口呆，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马尔克斯究竟有什么魔力，竟能让阿尔丰索做到如此地步。
见到他们这副模样，阿尔丰索说：“好吧，我承认我是个傻瓜，但请你们答应我吧。”
不过，马尔克斯当时并没有留在《先锋报》。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49年的12月左右，他从卡塔赫纳来到巴兰基亚，开始在《先锋报》做记者。
巴兰基亚市距离卡塔赫纳只有80英里（1英里≈1.6千米），它是一座靠近海港的新兴工业城市。它的历史很短，在加勒比地区毫不起眼，既没有卡塔赫纳的美丽，也没有波哥大的古雅。但是，这座城市靠近海港，拥有包容和开放的胸怀。20世纪以来，这座城市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们，包括法国人、德国人、犹太人、中国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等。巴兰基亚的开放和包容使它成为哥伦比亚境内的“世界村”。它的繁华就像是“香蕉热”时的阿拉卡塔卡，同样的高温天气，同样的热闹街市以及同样的年度狂欢节。
加博在卡塔赫纳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随着一些人的离开，他与朋友建立的“卡塔赫纳小组”也解散了。在《先锋报》编辑们的邀请下，他来到了巴兰基亚，开始了新的文学生涯。他将《先锋报》编辑们称为“山洞里的舔斗鸡主义者”，同时建立了“巴兰基亚小组”。加博与“巴兰基亚小组”每一位成员都是好朋友，而且是“终生好友”。
加博的好朋友之一是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蒂奥。第一次与这位放荡不羁的朋友见面时，他便给加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头发蓬乱，穿着一双土里土气的凉鞋，像是一个流浪汉。他说话声音很大，笑声能惊动整个楼层。而另一方面，他的性格极好，很少对人发脾气，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实则是一个重情重义的老好人。
初次见面后，他把加博带到家中，声称要将满屋的书全部借给他。他喜欢文艺复兴时的经典作品，也喜欢20世纪英美两国的作品。他在阅读上给予加博很大帮助，正是受他的影响，加博才接触到乔伊斯、海明威、考德维尔、多斯·帕索斯等人的文学作品。另外，他对电影的痴迷和独到评论也深深感染了加博。
后来，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蒂奥因患淋巴癌不幸于1972年10月12日早逝。加博的这位朋友在生前有两大成就，一是创作了长篇小说《深宅大院》，二是拍摄了电影《蓝色龙虾》。后来，马尔克斯也将他写进了自己的小说《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最后这样描述道：“阿尔瓦罗是第一个听从忠告的人。他变卖一切家产，买了一张车票，登上一列火车，永远离开了马孔多。”
赫尔曼·巴尔加斯是“巴兰基亚小组”的重要成员，也是其他小组成员的对外联络员，喜欢热心地帮助他们宣传作品。他又高又瘦，长着一双奇怪的绿眼睛。他热爱读书，是许多著名作家的狂热书迷。每当他翻开书时可以坚持五六个小时一动不动，目光牢牢锁定在书本上，任凭天崩地裂也不会转移注意力。赫尔曼·巴尔加斯创造过不少阅读的奇迹，比如他读完普鲁斯特全集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而且绝不是一目十行地浏览，而是逐字逐句地品读。他读起书来一丝不苟，总能对作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马尔克斯常将自己的手稿送给他阅读。
马尔克斯是“巴兰基亚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天真无邪，经验极少，却又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其他成员都很喜欢他，并像他的家人那样称他为“小加博”。赫尔曼·巴尔加斯曾评价说：“加博和阿尔丰索的性格很像，文静且容易害羞。当然，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因为他行为规矩，做事一丝不苟，是最具小镇性格的一个。”
作为小组的学术指导员，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的年龄最大，性格最稳重，也是最安静、最持重的一个。其他三个成员都尊称他为“老大哥”。他喜欢戴着粗框眼镜，穿着白色衬衫，系着黑色领带。他表面严肃，骨子里却是个非常幽默的人。与其他人不同，他的幽默中透着机智和高雅，锋利得像一把小丑背着的长剑。他博学多才，通晓多门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他热爱古典文学，尤为喜欢向字典求证一切。
后来，马尔克斯将自己和这三个小组成员都写进了《百年孤独》中。他们正是小说主人公奥雷里亚诺的四个终生好友。奥雷里亚诺曾与他们一起在书店里讨论某一戏剧的多种可能，还和他们一起去风月场所鬼混。赫尔曼幻想过火烧妓院，阿尔丰索曾把死鹦鹉丢进炖鸡的锅里，阿尔瓦罗是第一个离开马孔多的人，而马尔克斯是和奥雷里亚诺走得最近的人，他们共同见证了香蕉工人罢工和大屠杀。
实际上，“巴兰基亚小组”还有第五个重要成员，他的名字叫作阿莱汉德罗·奥夫雷贡。阿莱汉德罗热爱绘画，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画家。他的性格豪放不羁，敢作敢当，是一个给加博带来深刻印象的人。
有一天晚上，阿莱汉德罗拿着步枪向一个人疯狂地射了五发子弹，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但实际上，他是在练习射击，而那个人是他照着镜子里的自己画出来的肖像。阿莱汉德罗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有一双像熊掌一样粗大的手。加博对朋友的这双手印象尤为深刻，因为他曾亲眼看到阿莱汉德罗用这双大手打倒了五六个瑞典海员。加博的这位朋友在巴兰基亚闻名已久，被当地人称为“疯子”。因为他干过许多传奇的事情，比如他曾在酒吧吞下别人驯养的蟋蟀；骑着租来的大象撞烂了黑酒吧的大门；一枪打在撕咬孩子的恶犬腿上，让它以后不能再为非作歹。
“巴兰基亚小组”还有一个被称为“加泰罗尼亚智者”的灵魂成员，他就是堂拉蒙·宾耶斯，他32岁时在巴兰基亚开了一家书店。他热爱诗歌和喜剧，还创办了一个名为《呼唤》的文学杂志。“巴兰基亚小组”的成员们经常在他的书店里聚会，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在书店里免费看书，而且堂拉蒙还会给予这些年轻人阅读上的指导。堂拉蒙·宾耶斯在他的《呼唤》杂志上刊登了许多欧洲优秀作家的作品，这极大地开阔了巴兰基亚青年的眼界，让他们明白，即使在穷乡僻壤也能阅读到具有现代思想的优秀作品。
堂拉蒙一直在巴塞罗那与巴兰基亚之间徘徊，这两座城市对他来说都非常重要，他每到一座城市就会思念另一座城市，像是夹在对立的双镜之前不知所措，因此，他的心境也不再超脱。他感到大限将至时，决定落叶归根，但两年后他又回到了巴兰基亚。在他怀着强烈的思念回到这座朝思暮想的城市后，没过几天，他便去世了。最终，他的骨灰撒在了巴兰基亚的墓地里。
十几年以后，加博将“加泰罗尼亚智者”写进了《百年孤独》里，书中的那位智者与现实中的“智者”一样，他徘徊于他热爱的两片土地之间，直到生命的尽头，他才看清自己的真正所爱。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借“加泰罗尼亚智者”讲了一句凝练而深刻的话：“过往已成云烟，美好的春光一旦逝去便不能再挽回，坚贞的爱情一旦错过终究会成为虚幻，我们无法再走回头路，所以珍惜当下才是最要紧的。”
“巴兰基亚小组”的成员们虽然有着不同的信仰和政治立场，但他们都非常看重友情，在他们看来，友情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放在后面。他们经常举办聚会，而且总是在聚会时谈论最近阅读的书籍。马尔克斯有许多未曾读过的书籍都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更重要的是，聚会后的第二天，朋友们就会主动把这些书籍借给他看。
“巴兰基亚小组”的聚会办得有声有色，这些聚会使马尔克斯开阔了眼界，帮助他掌握了更多的文学技巧，积累了更多的文学经验。对他来说，没有“巴兰基亚小组”，便不可能有后来的作家马尔克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