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以后，国民党地方势力丧失殆尽，对袁世凯的统治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北洋集团一家独大，袁世凯个人权力野心日益膨胀，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袁世凯的第一步计划，就是使自己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第二步计划就是解散国会，第三步计划就是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将原来的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独揽一切大权。1914年5月，随着《中国民国约法》的正式公布，袁世凯的三步计划全部完成，个人独裁统治也已经建立起来了。如果袁世凯就此收手，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国家建设上来，仍可以为中华民族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然而，历史没有假如，袁世凯不但没有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国家建设上来，反而利令智昏，想过一把皇帝瘾！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改大总统选举法》将自己升格为终身的大总统，1915年12月13日，公然宣布复辟帝制，皇帝的幽灵又在中华大地上徘徊起来了。
1. 姗姗迟来的称帝良机
据实而论，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做皇帝的，为此他还曾放弃了三次称帝的机会：袁世凯首次称帝的机会是在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时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对袁世凯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清政府的实际权力就转移到了北洋集团手里。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的亲信纷纷劝说袁世凯自立为帝。但是袁却拒绝了这个建议。有人曾这样分析过，袁氏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袁世凯的忠君思想比较严重，袁氏家族世受清室恩遇，从袁甲三到袁世凯三代均为高官，袁世凯复出即被委以组织内阁的重任，并发誓永远效忠大清王朝，如果此时悍然称帝，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天下，必然为后人所耻笑；二是此时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等均具相当势力，如果袁世凯悍然称帝，必然激起这些人的愤怒，一旦战端开启，结果很难预料；三是北洋集团中思想守旧的将领大有人在，如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人手握重兵，忠君思想更为浓厚，很难保证他们不反对袁世凯称帝；四是北洋集团的势力虽大，但仅限于北方数省，并且刚刚经历载沣长达两年的打击，元气尚未恢复，如果悍然称帝，至多能控制北方半壁江山，很难在短时间内一统天下；五是南方人心大变，心向共和，清廷瓦解即源于此，如果袁世凯再贸然称帝，无异授人以柄，引火烧身，而袁世凯的北洋军主力已经被牢牢地牵制在从武昌到北京的京汉铁路一线，很难抽出兵力镇压其他地方的独立运动。由于上述因素的制约，袁世凯审时度势，决定与革命党人站在一起，乘机谋取全国的最高统治权。于是，袁世凯便倾向共和，策划了南北议和，为建立中华民国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第二次称帝的机会是在南北统一以后，当时南北议和成功，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按照约定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人想让袁世凯去南京就职，并派代表团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而北方各种势力不愿让袁世凯南下，革命阵营也意见分歧严重。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乘机发动了兵变，企图赶走清废帝，然后拥袁世凯做皇帝，但由于没有与袁世凯以及北洋系核心人物通气，兵变没有成功，袁世凯也没有机会称帝，但这次兵变却受到了议和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以蔡元培为团长的专使团改变了初衷，并说服了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第三次也是最佳的称帝时机发生在“二次革命”后。那时，国民党的军事势力消灭殆尽，北洋军进入东南各省，势力如日中天，而且这时北洋集团内部团结，完全听命于袁世凯，“全国各种势力（孙中山革命党除外）皆倾向北洋”（张华腾：《洪宪帝制：袁氏帝梦破灭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0页。），袁世凯的威望达到了最高峰。在这种形势下，北洋集团的部分亲袁势力又一次劝袁世凯登基做皇帝。但袁世凯却不为所动，只是坚持让国会选举自己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并没有借此机会而自立为帝。
1914年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颁布以后，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已经建立起来了，此时的袁世凯踌躇满志。1914年5月3日，袁世凯公布《大总统府政事堂组织令》，撤销国务院和总统府秘书处，成立政事堂，任命自己的故友徐世昌为国务卿，国务卿下设立左右两丞和参议八人，主要办事机构有印铸、法制、铨叙、机要、主计五局。颇似清代的军机处，徐世昌也颇似首席军机大臣，被人称之为“徐相国”。不久袁又指使约法会议制定了《修改大总统选举法》，并于12月29日公布。通过这个法律，袁世凯可以终身连任大总统，甚至可以自己指定继承人，这和封建王朝的皇帝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这时袁世凯还没戴上皇冠而已，他的权力已经达到了顶峰。帝制的阴影已经若隐若现了。
2. 忽忽悠悠的“祥瑞”
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奇动物，中华民族的保护神。龙主宰天下，漂泊不定，时而天上，时而地下，时而海中，人们爱之敬之唯恐不力，以至于哪里发现了龙的行迹，肯定那里的老百姓烧香祷告不止。千百年来，龙的故乡流传了许许多多的美丽的龙的故事，龙文化也就成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龙成为封建皇帝的象征，封建皇帝的专利。皇帝地位是否合法，关键看其是否真龙天子。真龙天子必然有真龙天子的故事，如司马迁史学名著《史记汉高祖本纪》中，记述刘邦母亲梦与神交，一蛟龙伏其身上，后生刘邦。刘邦不事生产，好吃懒做，其喝酒醉后熟睡，有人经常看见有龙在其上空盘旋。他后来响应陈胜、吴广起义，虽然经历曲折，艰难万险，但最终开创了汉代基业。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他是真龙天子。在一部二十四史以及民间传说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袁世凯称帝，也流传了很多关于龙的故事。
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说：“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长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为了自己的野心，袁世凯总是想方设法让别人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曾有人传说：“袁世凯自迁居三海，即密谋帝制。每庖人烹鱼，袁命姬妾收鳞片之较大者，云以制药，后创浴池于居仁堂侧，入浴后，从者刷池，辄见鳞片数片，杂垢腻皮屑中，相传以为真龙。”
袁世凯成为终身大总统以后，一些别有用心的守旧派分子以及曾被辛亥革命扫荡了的封建势力，便蠢蠢欲动起来。他们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系列各种所谓的“祥瑞”事件。
当时在北京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件事：袁世凯平时比较喜欢午后喝茶，常用一个九龙碧玉杯，这只杯子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的时候，朝鲜国王赐予的，袁世凯珍爱无比。这天午后，茶童将泡好的茶送到卧室，却不想将茶杯摔得粉碎。袁氏看到心爱的茶杯被打碎，勃然大怒。这个茶童还算聪明，灵机一动，马上跪在袁的面前说，他看到床上躺的不是大总统，而是一条五爪大金龙，因而惊慌失措，打碎了总统心爱的杯子。袁世凯闻听此言，顿时转怒为喜，还顺手从抽屉中拿出一些银元赏给茶童，并吩咐他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
1914年冬天，又发生了袁氏祖坟出现“祥瑞”的事件。一天，在袁世凯老家项城为袁家守墓的人进京向袁世凯报告，说是在太公墓夜间不断出现红光，方圆一里左右都可以看见。最近，发现墓旁长出了一棵紫藤，“长有丈余，蜿蜒盘旋，状似龙形”。袁世凯又惊又喜，便派长子袁克定回乡验证真伪，过几天袁克定回信说：“果如坟丁所说，是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此瑞研耶！”袁世凯大喜过望，让儿子多招募一些护墓之人，在坟周围筑墙，防止牛羊践踏。事后表明，这件事完全是袁克定一手策划的，其目的就是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
袁克定制造的“祥瑞”远不止这些。1914年底，袁克定又指使原籍项城祖坟看守人韩诚，在旧石块刻上“天命攸归”等字样，加以人为的古代，深埋地下，待其腐化多日，取出后送到北京展示，作为征兆。1915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袁世凯正要休息，忽然侍从来报，说是在居仁堂大梁上发现了一条赤蛇，盘了好几圈，样子很可怕，并且张开口好像要吃什么东西。听到这，袁世凯半信半疑，赶紧去居仁堂查看。那条蛇看见袁世凯后，不仅不害怕，还一直向袁点头，然后顺梁爬走了。当时此事流传很广，有好几个版本，后来有人曾这样描述过这件事：“又帝制议决，项城于新华宫内营造宗庙，于民国四年冬至，举常祭之礼。时各省文武大吏，均侈陈祥瑞，袁乃宽乃怂恿克定以重金购一长蛇，身大如杯，涂以金黄色彩如龙装。先期潜令人梯而置于梁上。蛇畏寒，俯首不动。及祭祀时，项城刚入庙，瞥见灵物蜿蜒，心窃喜，以为果应龙飞之兆也。”
另外，当时还有一个被旧派人士巧妙利用的真实事情。1915年10月，英国驻宜昌领事许勒德夫妇一行数人乘船顺江而下，无意中发现了八具恐龙化石，其中最长的约有60-70米。许勒德等将这些化石照片发表于《东方杂志》上，湖北地方官如获至宝，认为“实为大皇帝之国瑞”，立即上奏北京，恳请将宜昌恐龙化石册封为瑞龙大王，拨款敕修庙宇，并令全县张灯结彩，唱戏庆贺。这些“祥瑞”和传言，我们今天听起来自然是极其荒唐滑稽，但在鬼神信仰盛行的民国初年，其影响力无疑是很大的。
3.吹阴风的洋顾问
提起洪宪帝制，人们都不免会想起古德诺。古德诺是何许人，人们在谈到洪宪帝制时为什么都不会忘记他呢？原来古德诺不仅是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和教育家，而且也是世界著名行政法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于1913年受聘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1914年他回国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同时继续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我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就是古德诺的学生。1915年7月古德诺应邀来到北京，“当帝制派中坚之一周自齐征求他对共和、君主制孰优孰劣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用笔写下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在文章中，古氏一直反复强调“盖无论其为君主，或共和，往往非人力，其于本国之历史习惯与夫经济之情状，必有其相宜者，而国体乃定”。在谈到中国的情况时，古氏认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最后，古德诺说：“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不可疑者也。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第2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951页。）古德诺的这篇文章刊登在北京政府的喉舌北京《亚细亚报》上，因为这篇文章主张中国采用君主制比较合适，再加上文章作者的身份乃“美利坚共和先进国之博士，且为中华共和国总统府之顾问，而发抒此种之论说，颇惹世人之耳目”。
文章发表后，日本东京的报纸和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纷纷予以转载。《亚细亚报》、《国华报》等袁世凯的御用报刊纷纷利用此文，大谈共和制弊病，鼓吹“加冕之帝实胜于无冕之总统”。全国帝制运动越来越公开化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德诺的这篇文章为帝制吹来了阵阵东风”。国内很多人都认为古德诺是赞成袁世凯称帝的主要人物之一。顾维钧曾说过：“古德诺教授极端赞成中国复辟帝制，建立君主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0页。）当时中国驻德国公使颜惠庆在9月10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古德诺强烈赞成中国实行帝制。”（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页。）看到这种情况，无奈的古氏颇为郁闷，极力为自己辩解，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国华报》等所载余所发表之意见，与余原意有支离之处。”袁世凯的机要幕僚张一麐曾说过：“筹安会借古德诺立言，古德诺向予大叫其冤枉。”为此古德诺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美国人以为他支持中国帝制，因此他声名狼藉，甚至失去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古德诺也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
除了古德诺以外，袁世凯的另一个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为袁世凯称帝出力不少。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大阪人。他历任日本陆军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并担任《外交评论》杂志主笔，是国际知名的国际法及宪法学家，历来与日本元老颇有交往。“清末到日本学习法学的留学生大部分是他的学生或听过他的课，如金邦平、黎渊、杨度、陆宗舆、曹汝霖、汪荣祖等。”1913年受聘担任袁世凯政府的法律顾问。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有贺长雄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曾受袁的派遣前往东京征求日本要人对改行帝制的态度，并带回日本首相大隈的口头意见：“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只要恢复帝制，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回到中国后，有贺长雄一再向袁世凯进言，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这对于袁世凯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后不久，有贺长雄也耐不住寂寞，随之发表了《新式国家三要件论》，认为要想组织新式的国家，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有循轨道进行之国会；二是以审判独立主义确立司法制度；三是大力发展之小学教育。有贺长雄认为中国不具备这三个条件，那么中国还是实行“旧式”的帝制为好。不久，有贺长雄又写了《日本立宪而强》一文，鼓吹日本正是因为实行君主立宪才变得强大起来。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也实行君主立宪，也会像日本一样强大起来。由于有贺长雄鼓吹帝制的方式比较含蓄，没有古德诺那样直接，所以他这篇文章并没有像古德诺的文章引起轰动。曹汝霖曾说过：“写了日本由立宪而强之文，有贺到底知道中国人作风，故此文不着边际。”（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版，第134页。）帝制进入实施阶段后，有贺氏不甘居于古德诺之后，又向袁世凯进呈了《皇室规范》，主要内容有：“（一）中华帝国大皇帝传统子孙，万世延绵。（二）大皇帝位传嫡长子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则传统嫡皇太孙。嫡皇太孙有故，则立皇二子为太子，立太子以嫡不以长。（三）中华帝国大皇帝，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大皇帝，公主、郡主得下嫁于五族臣民。（四）皇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五）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不得组织政党，及为重要政治官吏。（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七）宫中设立女官。永远废除采选宫女制度。（八）永远废除各方进呈贡品制度（除满蒙藏回各王公世爵年班朝觐贡品，仍准照常办理外）。（九）皇室典礼事务，设宫内大臣掌握之。（十）凡皇室亲属，不得经商营业，与庶民争利。”有贺长雄这样出力帮助袁世凯恢复帝制，袁世凯非常高兴，就赏赐价值连城的唐人墨迹和宋代金石拓本。有贺长雄为感谢袁世凯的赏赐，就立即上折谢恩，并自称是“外臣”。当时曾有人作诗讽刺道：“屐齿笠衫出禁林，皇规一册外臣心。生徒宴罢迎宾馆，宣告东瀛有好音。”有贺氏的行为激怒了日本在华侨民，天津日侨23日集会，认为有贺氏“玷污了日本人的体面，议决予以除名处分”。
可以说古德诺和有贺长雄两位外国法律顾问，是洪宪帝制的最主要的理论支持者。在他们理论的推动下，洪宪帝制日益活跃和开展起来，而筹安会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上发起成立的。
4. 痴心太子的皇帝梦
袁世凯在去世前夕，曾吃力地说过：“是他害了我。”大家估计“他”应该指的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袁世凯去世后，袁大公子也在父亲的灵前触棺痛哭：“爸爸！爸爸！我对不起您啊！”袁大公子为什么会说自己对不起父亲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是他一直鼓动父亲称帝，在袁世凯犹豫不决的时候，是他想方设法让父亲坚定决心，最后走上了不归的称帝之路。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嫡出长子，从小就得到父亲的喜爱与信任，经常替父亲外出办事，甚至还经常替父亲会见一些外国人。慢慢地袁大公子的政治野心是愈来愈强了。后来，袁世凯幼时老师的儿子张宗长，曾向袁大公子进谗言说：“推公之命，应以来岁始，为二十年太平天子。大总统若为终身总统，则误公之正位矣。以某之计，立时鼓吹帝制，先推总统即位，以固国本，后讽总统逊政颐养，则公之帝位成矣。若有阻难者，公有模范团，可以力服也。”（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张宗长的这番话，让袁克定激动不已，自此推动帝制坚定不移。他还曾经早早地私铸了“大皇子印”，那些拍马屁的人称其为“大皇子殿下”，他也不推辞，由此可见他的野心有多大。
1913年袁克定赴德国治疗腿伤。德皇威廉二世设宴招待，一直对袁大公子说中国应实行帝制，并亲自提笔给袁世凯写信一封，表示德国一定会尽全力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袁世凯看完信后，非常高兴，拍着大公子的肩膀直说“干得好！”平时袁大公子经常对父亲说：“大丈夫做事，要乾纲独断，不能仰人鼻息”，力劝父亲要实行帝制。
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袁大公子极力拉拢各种各样的人才。他第一个拉拢来的人就是杨度。杨度历来主张君主立宪，曾写《君宪救国论》，称“盖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刘晴波主编《杨度集》（二），长沙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3页。）。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杨度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一度很消极。随着帝制风潮的涌动，杨度也兴奋起来：如果袁世凯能够复辟帝制，不但可以使自己所学的帝王之术有用武之地，而且还可以一举成名，成为当代的房玄龄。杨度很早就注意到了袁大公子，极力与其接近，并不时找大公子鼓吹帝制。杨度的来访让袁大公子非常高兴，于是双方就开始商讨应该怎么办才能更改国体恢复帝制。杨度知道进步党是袁大总统主要考虑的依靠对象，所以就建议大公子多找当时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商讨。于是乎大公子邀请梁启超赴小汤山一叙，劝梁启超拥护帝制，不想被梁拒绝了。梁启超就此事曾说过：“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即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拉拢梁启超不成，大公子又转而去寻找新的力量，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进入了袁大公子的视野。梁士诒以交通银行为基地，结成了一个颇有政治、经济势力的交通系政治集团，袁世凯对梁士诒等人的派系活动高度警觉，便指示心腹对交通系的核心人物进行弹劾，这便有了“三次长案”和“五路参案”，交通系因此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这时袁大公子来联系梁士诒，推动袁世凯称帝，梁士诒等人又喜又怕，喜的是不但可以借此摆脱危局，而且还能够成为洪宪王朝的开国功臣，怕的是袁世凯称帝是逆潮流而动，如果赞成袁世凯称帝，肯定会遭人唾骂。但形势危急，梁士诒等人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要头不要脸”，决定加入袁克定的太子帮。有了交通系的加入，太子党的实力大大加强，这就使得恢复帝制的进程明显加快了。
看到袁克定前景大好，很多人趋炎附势，纷纷跟随在大公子身后，他们把政治的赌注压在了大公子的身上，这其中不乏有很多人本身就是袁世凯的亲信。一时间太子党成为恢复帝制运动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文有杨度、梁士诒、朱启钤、夏寿田等，武有段芝贵、雷震春、陈光远等。太子党网络了各式各样的人才，也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正是太子党积极开展恢复帝制的活动，一步步地引导袁世凯走向帝制的深渊。
为了自己的太子梦，袁大公子不仅拉拢各种人才，竟然多次蒙蔽袁世凯。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为袁世凯编写假的《顺天时报》。《顺天时报》是当时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刊。袁世凯很关注日本对恢复帝制的态度，所以每天都看《顺天时报》。袁大公子为了让自己的父亲相信日本支持恢复帝制，竟然联络了一批人每天伪造一份假报纸。假报纸上全是赞成和鼓吹帝制的文章，袁世凯看了当然是异常高兴，认为日本人支持自己恢复帝制，于是乎恢复帝制的步伐更加快了。只是阴差阳错，这件事竟然让袁三小姐（袁叔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袁三小姐向父亲告发了这件事。袁世凯一气之下拿起马鞭就狠狠地开始抽打大公子，边打边骂：“孽子，欺父误国。”袁大公子的愚蠢之举不仅如此，还想方设法制造出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祥瑞，这在上文已经详细说明，此不再赘言。袁克定广招各式人才，与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勾结在一起，想方设法地把袁世凯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也使袁氏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可以说，袁世凯恢复帝制，袁大公子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感慨地说：“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真是窝囊之极。”
5. 推波助澜的筹安会与全国请愿联合会
在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运动中，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功不可没。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筹安会。23日，杨度起草筹安会宣言并公开发表，筹安会正式宣告成立，杨度任理事长，孙毓筠任副理事长，理事有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筹安会极力引用古德诺《君主与共和论》中的精神，鼓动袁世凯复辟帝制，“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君主实较民主为优，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筹安会启事1915年8月23日》，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第2卷，武汉：武汉出版社出版，第970页。）。筹安会虽然竭力标榜“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孰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但第二天，筹安会却发表通电，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京讨论实行君主立宪事宜。
筹安会的成立，在全国激起了一片声讨之声，对此，袁世凯却采取默许和支持的态度。地方官员见风使舵，纷纷发表通电，赞成筹安会的主张，并派代表赴京，和杨度等人筹商恢复帝制事宜。为了整合各地的力量，劝说袁世凯称帝，杨度等还联络各省代表，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公民请愿团，并于9月2日向参政院上交请愿书，这就造成了全国各省都要求变更国体的舆论和形势。自筹安会成立到组织请愿团，时间竟然不到十天，各地赞成恢复帝制的请愿书便像雪片一样飞到了参政院，而这些请愿书无一例外都是由筹安会起草的。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另一批党羽梁士诒等也不甘落后。为了争功抢赏，梁士诒等人便筹集大量资金，在北京组织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成为恢复帝制的急先锋。一时间北京参政院门口聚集了社会各阶层的请愿代表团，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9月19日，梁士诒又联合各种请愿团体，共同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该团以参政院参政沈云沛为团长，梁士诒幕后操纵。联合会成立以后，极力收买各阶层人士进行联合请愿，声势大大超过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发表宣言，宣称：“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也。自顷以来，二十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及特别行政区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北京市：中华书局，1984：第11页。）在全国请愿联合会和筹安会的共同推动下，全国掀起了更大的请愿风潮，大量的请愿书和电报让参政院是应接不暇。
面对这种情况，参政院建议政府提前召开国民会议。10月7日，参政院将梁士诒等人起草的《国会代表大会组织法》呈送袁世凯，次日袁世凯将组织法公布施行。25日全国各地开始选举国民代表，28日起开始所谓的国体投票，地点选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选票上事先印好“君主立宪”四个大字，由代表签上自己的姓名，再写上赞成或反对。在投票之前，每个国民代表赠大洋500元，作为川资和公费。这样一来，代表们自然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1993名国民代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投票过后，紧接着就是推戴袁世凯当皇帝。各省纷纷向参政院上推戴书，无一例外是推举袁大总统做皇帝，还一致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向大总统上推戴书。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召集各参政开会，杨度和孙毓筠等提议拥戴袁世凯登基做皇帝，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赞成。于是由秘书厅起草推戴书，并连同各省推戴书一起呈交给袁世凯。袁氏虽说心花怒放，但是为了对其违背誓词进行辩解和开脱，假意推辞，称：“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言，此于信誓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袁世凯之所以如此，是希望参政院能为自己想出辩解之词罢了。参政院心领神会，当天下午再次呈递推戴书，称“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极力为袁世凯辩解和开脱。次日，袁世凯即发布命令，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于事实上接受拥戴。
6. 粉墨登场的洪宪王朝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但这次朝贺给人的感觉不是那么隆重和气派。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参加盛典需要正式的大礼服，可是这次却因为匆忙，大家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地方官员接到命令，要以职责为重，一概不需要朝贺。这样一来，参加朝贺的人数大大减少。朝贺时，御座摆在龙案的前边，袁世凯身穿大元帅服，头上竟然没有戴帽子。而且朝拜之前就宣布行三鞠躬礼。谁知道在朝贺时，有人三鞠躬，有人还是三拜九叩，再加上没有司仪，所以场面有些混乱。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此次朝贺，黎元洪与段祺瑞等并未参加，但不管怎样，朝贺进展很顺利。洪宪王朝就这样开场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袁世凯便大封群臣，仿照旧制，他将很多的亲信属下封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一共128人。龙济光、张勋、冯国璋等就被封为公爵。但是有四个人却受到了额外的优待，那就是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和张謇。四人可以不称臣，并各赠给嵩山照片一张，史称“嵩山四友”。此外，还特封孔子第78代孙孔令贻袭衍圣公，加封郡王的称号。为了笼络清朝贵族，他还下令表示“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要载入宪法之中”。19日，袁世凯下令设登极大典筹备处，内务总长朱啟钤被任命为处长，筹备处将大典举行之地紫禁城三大殿油漆一新，准备御座、龙袍、玉玺等御用物品。此外，筹备处还议定了国旗、年号以及开国郊天大典，诋告阙里至圣先师孔子之礼，诋告关莊穆侯、岳忠武王之礼以及其他诋告大典，并通令登极前一天起北京城内外要张灯结彩三天以示祝贺。31日袁世凯下令，将居仁堂改为新华宫，公府收文处改称为“奏事处”，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基。洪宪王朝与以往旧王朝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例如一般采用鞠躬礼，废除了跪拜之礼，这在袁世凯接受朝贺时就已经实行。此外还废除了传袭了数千年的太监和宫女制度，具有一定的人性化，应该说比以前王朝大有进步，但仍沿用了很多封建王朝的旧规矩和制度，例如大封官员，搞郊天大典等。洪宪王朝可以称得上新旧兼资了。
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倒退和反动，逆时代潮流而行，必将被潮流所淹没，这是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任凭你能力再大也不能违背这一准则。1915年12月，以蔡锷为主要领导的云南护国军揭竿而起，讨伐帝制，讨伐袁世凯，全国各地奋起响应，资产阶级各派系捐弃前嫌，空前团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讨伐帝制、拥护共和民国的潮流，貌似强大的袁世凯不堪一击，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撤销帝制，恢复共和民国。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的痛骂中羞愤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