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的开辟者。但其最初却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当时并不主张推翻清廷，而是希望清廷能在改革中自强，希望中国摆脱殖民枷锁，取得民族独立，使人民安居乐业。应该说他思想、行动的轨迹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潮流是改革。当然，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演变紧密相关。改良与革命间有一段历程，这段历程，可以说既是孙中山思想上超越的过程，又是其确立革命道路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与时俱进爱国思想的重要体现。
1. 改良思想之碰壁
中法战争的失败，在孙中山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对于自己目前的地位，已感到十分不满。时他在香港雅丽医学院学医。主办医院的人叫何启，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对清朝统治非常不满，曾经写了一本小册子，猛烈抨击清朝政治。孙中山读了这个小册子，非常赞同何启的主张，有一个时期，和何启往返非常密切。（周哲：《孙中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38年版，第7页。）此外，孙中山还深受其乡贤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1892年孙中山从雅丽医学院毕业，正式挂牌做医生，在澳门行医，那年他27岁。心系国家安危的孙中山认为，做一个为少数人服务的医生是不够的，应该做医疗整个中国的医生。因此在第二年，他离开澳门，到各处去考察，他希望通过正常的改革途径寻求救国富民之法。美国学者史扶林指出，“孙中山所具备的条件使他将更多地求助于支持清王朝的改良主义者，而并非更多地求助于三合会（指当时下层社会的秘密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当时的领袖是郑士良——编者注）他在香港的经历使他认识到这两种可能的选择。这使他对中国问题有了一个全面的看法，同时也给了他这样的希望：即他可以致力于改革而不必一定要做一个造反者。”的确如此，这种思想确实支配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理想和现实总会有差距的，孙中山一心爱国救国的强烈愿望，却在实际行动中碰了壁。事情是这样的，甲午战争前夕（1894年6月），他感到民族危机严重，准备上书当政者，将他的改良思想付诸现实，于是做了精心准备。为使他的建议被接受，他闭门静心思考，写了一封长信，又请王韬为之润色，还请郑观应为之介绍，他上书炙手可热的权臣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朝廷能够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认为李鸿章“号称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鸿章对他的行动和建议竟然“借辞军务繁忙，拒绝延见”（冯自由：《中国组织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4页。）。然而就实情而言，李鸿章这时确实公务繁忙，我们不是为他开脱，因为此时甲午战争马上要打起来了，有很多紧要的事需要处理和准备，军事的、外交的等，其他的事情恐怕是顾不上的，何况求见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孙中山一番好意上书李鸿章，可李鸿章一点不重视这个毛头小伙子，这使孙中山感到很失望。
孙中山要求改良行动的失败，使他渐渐认识到，靠着上书请愿的方式，希图把腐败的晚清政治扭转，是很不容易办到的。改良行动的失败，促使他对如何改造国家的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和检讨，开始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他在1897年再回首往事时，仍不无感慨地说：“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绝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由于孙中山感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根本行不通，思想上逐渐萌发了革命的救国意识，认识到：“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于救亡。”“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恶劣政府不可。”
2. 革命思想之萌发——创建兴中会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一向为中国人所轻视的东洋日本，清政府腐朽反动的本质进一步暴露，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深刻地显现出来。孙中山意识到，要靠腐烂得无法挽救的晚清政府，把中国从垂危中救出来是根本没有希望了，他的思想渐渐转到革命的方向来。早在中日开战之后，在清军连连败北的战况中，孙中山就到了檀香山，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他希望在海外华侨中，能够找到一个基地，帮助他实现他的理想。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即是“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
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发布了《兴中会章程》，体现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章程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反映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实堪屡于目前。”有鉴于此“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华外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而入会者必须填写入会盟书，由孙中山领导，并举行秘密宣誓仪式。誓书为：“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监察。”这里的合众政府，应该是特指美国的民主共和政府。
兴中会章程尤其是兴中会会员的秘密誓词，揭示了兴中会革命目标——振兴中华，推翻清朝，创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共和民主政治。其革命目标之明确，旗帜之鲜明，是这一时期包括十年后国内兴起创办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所无法比拟的。中国要走美国的共和民主之路，正是从这里开始迈步的。孙中山革命道路的开辟为什么选择了国外，为什么要以华侨为骨干力量？这是值得思考的，他之所以选择檀香山作为革命基地，不外乎这么几个因素：（一）海外活动能减轻清政府所造成的压力。（二）主要因为是国内封建势力强大，开辟革命道路之困难。（三）檀香山的地域，风土人情，为孙中山熟悉，有利于开展工作。同时这也是孙中山个人智慧的运用和体现。
孙中山开辟革命道路，的确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首先，兴中会创建之困难。有著述说：“先生至檀岛创兴中会，纠合华侨共图革命，顾此时人心锢塞，无异内地。故虽鼓吹数月之久，无如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此行也，仅得邓荫南及其胞兄德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艰辛困苦有如此者。”（钱西樵：《孙中山传》，古今图书店1926年版，第6页。）其次，观念上的困难。人们视革命如猛虎，清廷镇压农民革命的残酷性深深印在普通百姓心里。就当时而言，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是维新变法运动。人们一听见革命，都避而远之。有的甚至嘲讽他，笑他在痴人说梦，还送他一个绰号：孙大炮。孙中山寻找同盟、战友的困难可想而知。最后，经费无着。闹革命不能不吃饭，假使不拿饷薪，糊口总是要的，孙中山尽管活动能力极强，宣传也极富煽动性，积极筹措经费，可除了少数华侨慷慨相助外，应者实在极少。
虽然檀香山兴中会带有狭隘的地域性，缺乏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他不仅是孙中山思想开始转变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朝着革命救国的方向前进，意义非常重大。
甲午战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又一次暴露无遗，这进一步促使孙中山朝着革命的方向迈进。1895年孙中山回到香港，决定与该地的另一个进步团体辅仁文社合作，成立香港兴中会，并增订章程。辅仁文社的首领杨衢云与多数成员思想远比檀香山的华侨资产阶级激进，他们在孙中山到来之前已在酝酿秘密武装反清之举。孙中山在这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志，他的反清革命思想得以迅速发展。3月16日，兴中会的重要干部孙中山、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会议，决定武装起义，夺取广州，将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并通过了陆皓东所提议的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军旗的提案。他们准备挑选会党3000人，由香港乘船至广州担负起义的主力，定于10月26日起义。可是起义前夕，由于内部计划不周，事机泄露，70多人被捕，陆皓东牺牲，孙中山被迫逃往国外，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在敌人的刑庭上表现极为英勇，他痛斥清朝腐败，并对从事革命排满，直认不讳。高呼：“要知今日非废灭清朝，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杀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清朝。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装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尝试，也是革命党人后来一系列武装起义的起点。因此，清廷急忙悬赏查拿孙中山等人，并发布告：“现有党匪，名曰孙文，结有匪党，曰杨衢云，起义谋报，扰乱省城……严拿重办，决不从轻。”尽管孙中山自此成为朝廷通缉命犯，但其革命名声无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革命第一人。
孙中山创建兴中会，谋划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派不断地探索救国真理，坚持不懈地进行反清武装斗争，揭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的一页，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
3. 游离于革命与改良之间
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但是他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其革命事业。通过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通过与其他革命志士合作共同研究中国革命道路的走向，使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日渐成熟。
孙中山逃亡海外，先是逃到香港，之后和郑士良、陈少白几个人到日本。然后又转经檀香山、美国，最后到达伦敦。清廷由于孙中山发动了广州起义，对其恨之入骨，于是派人一路监视他的行踪。后来，就发生了孙中山在伦敦被捕入狱的事件，俗称“伦敦蒙难记”，孙中山虽然受苦，但却进一步扩大了他是革命者的国际影响。最后经过其老师康德黎的帮助，他才得以被释放出来。在继续居留英国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依然到处进行组织和宣传，虽然收获并不大，但是他却接触到了欧洲的社会运动，这对于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转变，发生很大的影响。民主的概念在他的心里逐渐形成。在这期间，他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先进方面，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个社会的阴暗面与危机，他立志要建立一个比西方更优越的民主共和国。随着不断地观察、思考与斗争实践，这个共和国的轮廓就越来越清晰了。后来孙中山又由英国到达日本，结识了日本朝野人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等，他们亦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尽管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发动过几次武装起义，但其思想上仍然没有与改良主义决裂。这表现在：1900年惠州起义之前，孙中山曾几次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合作。关于此事冯自由曾经记述道：“时梁及同门梁子刚、韩文举、欧渠甲、罗伯雅、张智若等与总理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或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因有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划，拟推总理为会长，梁副之。”但不久因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一切计划尽成泡影。但在临行前，梁启超仍“约总理共商国是，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总理为介绍同志，总理坦然不疑，乃作书为介绍于其兄德彰及诸友”。梁启超抵檀香山十日后，还写信对孙中山表示：“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第13页。）1897年他介绍维新派的徐勤做日本横滨的华侨学校校长。1899年，他又介绍梁启超到檀香山去，鼓吹改良主义思想。1900年维新派组织发动自立军起事，孙中山给予支持和配合，当唐才常等十余人拟回国发动起义、离开日本时，孙中山出席了梁启超等人举行的送别会，大家各举杯庆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孙中山还为林圭介绍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会员容星桥，后来林圭抵汉后亦大得容助。再就是继续幻想与李鸿章的合作，当时英国想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怂恿孙中山与李鸿章接洽，设法使两广独立。
孙中山的良好愿望为实际所打破。维新派的徐勤当了校长以后，把所有赞成革命的同志，全部排挤出去；梁启超到了檀香山，把兴中会会员拉进了保皇党，甚至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被拉了进去，兴中会的策源地，居然成了保皇派的活动中心，可谓鸠占鹊巢。孙中山费劲心力所经营的根据地，完全被保皇派所抢占。这一系列事件使孙中山认识到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而再次争取与李鸿章合作的失败，使孙中山不得不打破依靠统治者的幻想，加上八国联军侵华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以及惠州起义的惨败，终促使孙中山与改良主义分道扬镳。
4. 惠州起义
1900年7月中旬，孙中山决定利用义和团起义的有利时机，在惠州再次组织武装起义。计划由郑士良等赴惠州组织起义，邓荫南、史坚如等赴广州准备组织策应，起义后逐渐向福建推进，孙中山则在台湾携带枪械弹药，在福建与起义军会师。起义计划可谓周密，可惜的是缺少武器弹药，起义发展至二万多人，坚持数月之久，最终失败，史坚如牺牲。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所策划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也是他发动的历次起义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对民主革命的宣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中山后来回忆此事说：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惠州起义失败后，却“鲜闻一般人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由此可见，其民主革命事业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且越来越多的爱国知识分子日益倾向革命。
1903年9月，孙中山在由日本经檀香山到美国的途中，不停地发表演说和撰写文章，揭破保皇党的阴谋，把梁启超所播下的保皇党的种子，一一肃清。他发表《致告同乡》的公开信：“保皇革命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在揭穿了保皇党的虚伪面目后，孙中山又进一步指出，保皇党人是继吴三桂、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而后的汉奸，保皇党的目的在于假公济私，骗财肥己。这些汉奸分子是“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凡吾汉族同胞，非食其肉，寝其皮，何以伸此公愤；而挫兹败类也”。孙中山逐渐坚定了革命信念。
有必要指出，孙中山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言行自然要受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制约。因此，孙中山思想中革命和改良的矛盾，正是当时客观历史进程合乎规律的反映。
5. 共和革命道路的确立
同盟会的创立和三民主义的形成，是孙中山共和革命道路确立的重要标志。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孙中山对革命的组织、宣传、奔走，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日趋成熟，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纷纷组织各种团体。1901年，横滨有王宠惠、冯自由等组织的广东独立协会；1902年东京有章太炎、秦力山等组织的支那亡国纪念会；东京秦毓鎏等组织的青年会；1903年东京有叶澜等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上海章太炎、蔡元培等组织的爱国学社；云南临安周云祥组织的保滇会；1904年有武昌胡兰亭、刘静庵等组织的日知会；黄兴、马福益等组织的华兴会和同仇会；以及上海蔡元培、陶成章等组织的光复会，等等。到1905年，保持相当力量者，有华兴会、日知会和光复会。（林翠：《孙中山传》，帕米雨书店1968年版，第90页。）标志之二，就是宣传革命的刊物如雨后春笋纷纷创立。海外的革命刊物要数日本创办的数量多、时间早、影响大，如《民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直流》、《二十世纪之支那》等等。在国内，继《苏报》遭到停办之后，在上海、浙江一批革命刊物得到创办，如《国民日报》、《国民》、《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俄事警闻》等等。在大量的革命宣传中，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影响最大。标志之三，是革命事件层出不尽。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从1902年到1903年，浙江吴兴南浔镇浔溪公学、江宁江南陆师学堂、杭州浙江大学堂、上海广方言馆、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院，都先后发生退学事件。一时间，东南各种退学、罢课、集会等反对专制、奴化，要求自由、平等的斗争风起云涌，被社会上誉为“学界风潮”。以上可见革命事业发展的迅猛，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有统一的组织来加强领导。全国范围内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应运而生。
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看到集聚这里的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及革命组织之分散，首倡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组织以领导蓬勃发展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领导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逃到东京的黄兴、宋教仁等，对孙中山的提议极表赞成。7月30日，孙中山邀请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七十余人，在内田良平宅中举行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会议的议程是商定会名、纲领、誓词、入会仪式和推定会章起草员等。由于孙中山的革命影响力、远见卓识，在国内外的革命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所以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会上，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经过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孙中山又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获得通过。其实，同盟会之纲领看似简单，却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升华的重要体现。以前孙中山强调的是“反清”，而没有把推翻清廷之后的蓝图进行规划。这次提出了“创立民国”的口号，为革命指明了方向。孙中山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咒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功也。……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有必要指出，同盟会并非是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三个革命团体联合而成，也不是由几个革命团体组成的联盟，它是在孙中山的旗帜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也是当时唯一能领袖群伦的革命政党。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告成立。11月26日，同盟会将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确定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作为宣传革命的据点。在民报创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民族主义。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清廷的统治。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反动，但并不是要消灭满洲民族，而是要推翻满族统治者的政府。其实，孙中山这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号召，竟是后来推翻清廷的先导。
“建立民国”，即民权主义。其内容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民国是民权主义的核心问题。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对建立民国的内容作了简明的概括，凡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出，议会由国民选出的议员组成，宪法由议会制定，人人遵守。五权宪法是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权主义的具体化，是孙中山设想的对三权分立学说的进一步完善。1906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的讲演中，首次提出了五权宪法的理论。他认为，孟德斯鸠的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的学说还不大完备。他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官吏，主要通过选举和委任两途，二途都有弊端，选举容易作弊，委任导致任人唯亲。为克服这两个弊端，特于三权之外再设考试权和纠察权，以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这是孙中山在学习欧美时的创造。孙中山建立的民国，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民主为榜样或模式的，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最民主的，由此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奋斗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和高标准的。
“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实际上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土地方案。内容是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改善民生，具体办法是革命政权建立后，由国家核定地价，其现有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在赋税问题上，实行照价纳税，利归国家，用之于民，以消除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这就是社会革命。这个土地纲领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空想的土地方案，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它反映了孙中山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没有为他的同志所接受，不少同志持保留意见，因此在革命队伍中有被称之为“二民主义者”。
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国家强盛的强烈愿望，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希望，因此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和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它是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结晶，也是孙中山对未来蓝图的一个生动描绘。从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孙中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领袖地位的确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探索，孙中山逐渐明确了改造中国的道路，创建了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制定了革命纲领，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同盟会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短短的几年中，同盟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活动：第一，同保皇派开展了空前规模的论战，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批驳了反动的保皇谬论，为辛亥革命扫除了思想障碍。第二，坚持武装反清斗争，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沉重打击了清政府，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